浅探石玉昆“仁”“义”的侠义观

摘要：小说《三侠五义》塑造了“仁义”之侠展昭，以及“义侠”白玉堂的形象，表现了石玉昆“仁义”的侠义观。“仁义”的侠义观形成主要有二个原因：一是源于石玉昆对晚清社会腐儒现象的不满。二是基于石玉昆对正义的彰显以及人民大众对社会正义的诉求。

关键词：三侠五义；展昭；白玉堂；侠义；仁义

《三俠五义》的“五鼠闹东京”为石玉昆改编《包公案》的《玉面猫》而成。《玉面猫》“五鼠”为耗子精幻化的人型 ，而非《三侠五义》的芦花荡南陷空岛五义士；“猫”为雷音寺“玉面猫”，而非《三侠五义》的南侠“御猫”展昭。胡适在《三侠五义·序文》说道：“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编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1]可见石玉昆改编《玉面猫》一则剔除了神话性，凸显了人的侠义性。本文从展昭与白玉堂的形象、行事风格、行事动因以及结局来分析石昆玉的侠义观，并且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石玉昆本身倾向来探索其侠义观形成的原因。

一、“仁义”展昭

《康熙字典》解释“侠”为“【师古曰】侠之言挟，以权力侠辅人也”[2]。展昭首次出现在《三侠五义》第三回，“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侠气”“二十上下，气宇轩昂，令人生爱”，“只见那人浑身是青……此人必是侠客。”[3]19-20展昭一出场，作者就赋予了他“侠”的标志，并且从“令人生爱”可以看出作者对展昭这侠客的重视以及喜爱。

展昭具有一定的智慧与高超的武艺的侠客。正如包公而言：“若论展昭武艺，他有三绝：第一，剑法精奥；第二袖箭百发百中；第三，他的纵跃法，真有飞檐走壁之能。”[3]136小说二十二回就对展昭“三绝”进行了详细描述，可见武功高超。展昭偷换藏春酒救金玉仙；置字帖协助包公擒庞昱；白玉堂大闹开封府、皇宫，多次扬言于展昭一较高下，展昭多次避而不见；为盗白玉堂尸体被捕，与北侠假装臣服襄阳王而脱离虎口，皆可见展昭不仅仅是武艺高超的侠客，还具有智慧。

除此以外，展昭还是集“仁”“义”的品质于一体的侠客。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吕翔《武侠与儒侠——从三侠五义看侠客形象塑造的道德化》[4]认为展昭侠客形象的道德化即为“儒侠”。“仁义”为儒家重要伦理范畴，展昭的处世态度以及行为动机，无不是“仁义”的表现。

首先从展昭“仁”的行为进行分析。孔子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5]儒家道德的核心为“仁”，孔子“仁”思想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等内容。小说第十回写展昭因母归西而百日服丧，是为孝；身受朝廷官职，捉拿白玉堂，镇压长沙王叛乱，是为忠；白玉堂多次为难展昭，展昭却一而再避免与白玉堂生难，是为宽恕；展昭对于包拯虽为救命之恩，但包拯身居宰相后，展昭以下属礼仪敬之，是为礼，是为恭；巧换藏春酒，永擒庞昱等，是为智勇。可见，展昭的行为无不透露着儒家“仁”的思想。

其次是展昭“义”的形象，一是展昭心存侠义之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侠客的共同性，无论是在金龙寺救包拯、生擒安乐侯、斩妖道救包公、湖亭救济周老等，这些事情皆在展昭“耀武楼”封“御猫”之前。可见，展昭为人不为功利，只为行侠仗义；从义士之心来看，展昭虽不愿为官，却恐包公为难，只好献艺耀武楼；白玉堂盗取三宝，卢方欲亲自抓拿白玉堂，展昭却以情义相劝道：“却又来。合他要，他给了便罢，他若不给，难道真个翻脸据补，从此义断情绝了么。”[3]298；白玉堂虽多次为难于展昭，但白玉堂身陨冲霄楼后依旧冒着危险协助四鼠盗尸骨。

二是展昭行为本于“义”，不为“利”。小说在第十一回说道：“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有侠客展昭，自从土龙岗与包公分手，独自遨游名山胜迹，到处玩赏。”[3]77又小说二十九回，双侠丁兆蕙在得知展昭身份后，展昭说道：“兄台再休提那封职，小弟其实不愿意。似乎你我弟兄疏散惯了，寻山觅水，何等潇洒。今一旦为官羁绊，反觉醒中不能畅快实实处于不得已也……小弟从不撒谎。其中若关碍着暴相爷一番情义，弟早已挂冠远隐了。”[3]175可见展昭本倾心于浪荡天下，不为世俗权力所累。而他之所以接受皇恩，本不为名利，只为包公的赏识之恩，不愿包公为自己而陷入困境，是为恩义与情义。他虽不愿为朝廷命官，却在担任四品带刀护卫后，同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蕙、沙龙等众侠士为镇压襄阳王叛变而奔走。从展昭行事动机来看，他本于侠义。虽不为名利，却有功于天下。

从展昭为人处世的温和态度和本于侠义的行事动机来看，可见展昭是集“仁”“义”为一体的“仁义”侠客。

二、“义侠”白玉堂

文章用“义侠”来定义白玉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白玉堂与展昭相比，其身上“义”比“仁”要明显。二是“义”是白玉堂原始的行事动机。

石玉昆笔下的白展堂可谓是《三侠五义》中最具特色的形象：第一是他具有少年傲气。他寄柬留刀、忠烈祠题诗、杀郭安、盗三宝以及败于北侠后欲寻短见、不顾劝告命陨冲霄楼等事，皆出于少英雄的傲气。第二是他具备英俊的外貌与独特的气质。白玉堂首次出现在小说第十三回，书中如此描述白玉堂外貌“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焕然。”[3]84展昭第一次见到白玉堂时也不禁感慨：“暗暗喝彩，又细细观看，好生的羡慕。”[3]84又三十七回描写道：“头带武生巾，身穿月白花氅，内衬一件桃红陈派，足凳官靴，另又一番英雄气概。”[3]224从此处开始，武巾帽，花氅、官靴成为了白玉堂的标志。纵观《三侠五义》全篇，无一人的外貌被石玉昆描述得那么详细，既有外貌的描写，有又少年英雄独特的气质。

除此以外，石玉昆还描写了白玉堂心狠手辣的行事风格，这也是白玉堂与展昭“仁义”化身的最大区别。小说中被白玉堂所伤或致死的有苗秀之妻、庞吉之妾、郭安、牛驴子、胡烈等人。除却郭安、牛驴子、胡烈死有余辜，苗秀之妻以及庞吉的两个妾室却是白玉堂杀鸡儆猴的牺牲品；三鼠在开封任职之后，白玉堂依旧盗三宝，陷三鼠于不义处境。石昆玉亦称白玉堂行事心狠手辣：小说十三回，白玉堂将苗秀之妻割双儿，小说如此写道：“好狠玉堂，又将那妇人割去双耳”[3]88；小说三十一回，作者对陷空岛五鼠进行评价时，如此道：“惟有五爷，少年华美，气宇不凡，为人阴险狠毒，却好形侠作义，就是行事刻毒。”[3]188；小说五十一回，白玉堂智盗三宝后，卢方道：“五弟做事太阴毒”[3]297。可见，白玉堂虽为侠义之士，但是行事风格与展昭完全不一样。正如小说在描述卢方见到展昭时而言：“他见展爷人品气度和蔼之甚，毫无自满之意，便想起五弟任意胡为，全是自寻苦恼，不觉暗暗感叹。”[3]264。endprint

可见，相对于“儒侠”展昭集“仁义”于一身的品质，白展堂“心狠手辣”的行为是与“仁”相违背的，这一方面弱化了白玉堂的“仁”，凸显了展昭的“仁”，同时也让白玉堂“义”的形象更为明显。他把“义”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动机。

首先，小说三十回白玉堂与展昭同探苗家集，出于英雄少年的嫉恶如仇与侠义之心；其次虽然白玉堂因少年傲气而执意与展昭一较高下，但他的出发点则是为了不让五鼠之名败于“御猫”之下。加之白玉堂为洗颜查散冤情夜闯开封府寄柬留刀，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白玉堂是为“情义”；再次虽然白玉堂行事狠毒，但杀郭安、牛驴子、胡烈却为除暴安良，是为“侠义”；最后小说五十七至五十八回，白玉堂一开始虽不愿上开封府，也不愿见皇帝。但因展昭取回三宝，包公以义待之，终还是向展昭赔礼，向包公请罪，且最后任职于开封府。即白玉堂虽一度创下大祸，但最终身赴开封府与皇宫，是为信义与恩义。因此，足见白玉堂为“义侠”。

孔子《论语·里仁》说道：“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君子与之比也。”[6]认为义是君子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君子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即君子在处事之时要以“义”为根本出发点。虽然白玉堂与展昭相比少了一份温和品质，多了一份心狠手辣的“戾气”，但是他“义”字当头的行为动机，不失为君子之为。

三、侠义观的成因

（一）“仁义”侠义观。

从以上对展昭以及白玉堂的形象以及行事动机来看，石玉昆所要张扬的是一种“仁义”的侠义观。

石玉昆“仁义”的侠义观，除了表现在对展昭以及白玉堂的形象塑造上，还表现在两人的结局：展昭与众英雄破襄阳，而白玉堂则身陨冲霄楼。白玉堂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白玉堂的确外表俊美，具有侠义之心，但是也的的确确事心狠手辣，意气用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心狠手辣，意气用事的人，却赢得众英雄对他死的哭泣与惋惜。这说明了，白玉堂身上具有石玉昆肯定的一面，也具有其反对的一面。从上文对白玉堂形象的分析来看，白玉堂为人足够“义”，而不足够“仁”。白玉堂虽为“义”而闯冲霄龙，但诱因在于他心高气傲，无法释怀颜查散的官印从自己眼下消失，闯冲霄楼破、铜网阵足够“义”，却缺少智慧。相对与白玉堂，展昭可以说是“仁义”的结合体，而值得注意的是，展昭的婚姻桥段，石玉昆用了两回来写，一是三十一回比剑定良姻，二是六十八回与丁月华完姻。《礼记·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展昭虽为侠客，但可谓是儒家人生追求的践行者。

（二）侠义观原因浅探。

王德威认为“晚清的说书人和小说家则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糅合起来……只不过晚清侠义公安小说的核心处，仍然保留着对官权的称颂，并以之为人间正义的最终裁判。”[7]139虽然《三侠五义》并非晚清的侠义公安小说，但是亦体现了让侠客服从于皇权的倾向。然而他又说道这些侠义公安小说在鲁迅看来背叛了侠义性，但是“从反面折射出读者世道和平与秩序的深切渴望，虽然正式的和平的秩序藐不可得。”[7]140因此，与其说《三侠五义》是对皇权的颂扬，不如说它代表了人民对于有社会正义的幻想与追求。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则代表了作者对于正义的宣扬。陈平原认为“强调侠客形象诠释中当代视界与历史意识的融合，实际上也是指明这种诠释的‘历史性——它是受其自身的历史情境和某种利害关系所制约的，因而也将随历史情境的变迁而变得不合时宜。”[8]因此，我们要将视角落于文本具体的历史时代进行探索。

石昆玉为嘉庆时期说书人，嘉庆时期已非康熙、乾隆时期国家强盛时期。国家颓势日益显现。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多腐儒而少做大事的人才。石玉昆作《三侠五义》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为两点：一是以侠义之士抨击腐儒；二是以侠义之士彰显社会正义。

一是以侠义之士抨击腐儒之士。清朝封建集权制度空前加强，清朝作为一个满清少数民族王朝，对汉民族的明王朝十分敏感。尽管清朝的皇帝采取比较开放的文化政策，允许和吸收汉族优秀的人才入朝为官，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文化政策又极为严苛，清朝统治者在政策上时刻提防着明王朝遗老遗少以及汉人在文化上的不轨之心，其中最大的表现就是文字狱。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最为严重的时期是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共140余年。虽然有很多文字狱案件都只是捕风捉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朝野上的一些官吏以犯清“文字”为目的，为了加官进爵而陷害无辜。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清朝的文人为避免祸害逐渐埋首故纸堆而专注于远离现实的考据之学。因此到嘉庆时期，沦为腐儒的文人愈来愈多。石玉昆在《三侠五义》三十九回就借包公之口而表达自己对腐儒的不屑。包公呵斥颜查散道：“你读书要明大意，为何失大义而全小节，便非志士，乃系腐儒。自今以后，必须改过。”[3]233加之从小说来看，包公、颜查散、倪继祖这些官皆获展昭、白玉堂、欧阳春等人的协助，可见包公、颜查散。倪继祖等人非一般儒士，才能让众英雄协助左右。

二是以侠义之士彰显社会正义。“侠义公安小说所调和的，一方面是法律的压制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组织当权者为所欲为的对抗力量。因此，他暗示出法内的正义与法外的正义并无甚区别，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似性”。[7]（141）展昭与白玉堂虽屈服于法内的皇权，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服务。然而所行之事却为行侠仗义，除奸邪，彰显社会的正义。因此在维护正义这一点上，庙堂与江湖的动机一致。说书艺术及小说直根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的愿望莫过于求得生活安稳，免于战火，这就是百姓心中的社会正义。对于封建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本人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核心为“仁”，“仁义”为儒家重要思想，因此“仁义”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们追求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可以说在封建知识分子眼里“仁义”即为社会的正义。因此，石玉昆塑造之下的“仁侠”展昭和“义侠”白玉堂，为作者仁义观的显现。庙堂与江湖的结合是为彰显作者的正义观和人民大众的诉求。

参考文献：

[1]石玉昆.三侠五义·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

[2]汉语大辞典编纂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30.

[3]石玉昆.三侠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呂翔. 武侠与儒侠——从三侠五义看侠客形象塑造的道德化[J].当代小说，2010（2）：66.

[5]孔子，梁鸿.礼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2.

[6]孔子，陈昌明. 论语[M].太原：陕西古籍出版社，1999：39.

[7]王德威，宋伟杰.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陈平原.千古英雄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

作者简介：陈奕奕（1991— ），女，广西钦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