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民的血性之刃

□陈益朗

中国军民的血性之刃

□陈益朗

无血性，则战之不勇、拼之无力。十四年以劣胜优的抗日御侮，中国军人用赖以制胜的勇气和生命告诉世界，“侵略中国是一个出血的战争”（陈毅语）。

差距知多少

十四年抗战，御侮疆场上的数百万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抗击着猖狂无比的强敌，以武器数量、质量上的绝对劣势，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

颤抖的大地、滴血的天空、血染的江河，记录了他们的英勇悲壮，见证了他们永不弯曲的脊梁，也写下了他们创造的辉煌。

诚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言，“它（注：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国”。面对令任何一个亚洲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倭脚虎”，中国的战争之剑是沉重的，而且尚未打造完毕，放出寒光。

全面抗战爆发时，已受世界列强近百年侵略掠夺的中国，现代工业极为薄弱，仅能生产少量的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多数武器须从外国进口。加上多年军阀割据，武器种类繁多，以致中国军队成为“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杂乱无章的装备体系不啻于后勤保障的噩梦，零件难以互换、子弹不能通用、受制于出售国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军队整体协同战力异常低下。

在二战的陆战场，被称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妨拿日军一个师和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火炮作个比较，看看中国军队的“家底”到底有多“薄”。

日军一个师配属各种炮约108门，其中不乏大口径火炮，而国民党军装备最为精良的中央军“德式师”仅有30门步兵炮和12门野山炮，至于未来得及整编的部队，有的官兵则连大炮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的中条山会战，中国第一战区在战后列举的失败原因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炮兵极度缺乏，平均每个师只有1门火炮，而日军却拥有75mm以上口径火炮500门。

国民党军的部队尚且如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则更令人心酸。除了国民政府调拨、缴获以及从民间四处搜罗来的武器、打猎用的鸟铳，甚至冷兵器时代的大刀、红缨枪，都可以在部队中列装。如果有一挺机枪或一门步兵炮，那简直就是“宝贝疙瘩”。新四军第16旅48团7连曾缴获了一门92式70mm步兵炮，官兵们如获至宝，羡煞兄弟部队。

陆战武器孰强孰弱，一目了然，海空军实力则更没有可比性。

气与剑的对决

面对军事力量高度现代化的侵略者，战场上生命的消逝已经不可避免，但中国还是要战斗下去，其所恃的最大资本就是士兵们强烈的民族精神。

火器不如人，那就把你拖进冷兵器时代！自1933年长城抗战，西北军大刀队成为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光辉典范以来，白刃肉搏逐渐成为中国军人的一种符号，一种毅然决然的精神。汪伪政权曾刊载《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他们）不用枪，只肉搏……不管火力多么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彭德怀在1944年对美军观察组说：“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如果说白刃战尚能算是冷兵器下技术与胆量的公平对决，那对付日军的装甲战车，则完全是血肉对钢铁的非对称作战。

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打响，日军在中国战场开始大量使用坦克。中国军队的轻武器集火攻击如同给坦克“挠痒”，组织神枪手打坦克观察窗内的日军又收效甚微。于是，中国军队一旦打红了眼，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就是那些浑身绑满了炸药、誓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敢死队员。

1939年，日本国内曾出版了一本日军战地记者的画册《兴亚之光》，其中有一幅画名为《突如咆哮的战车》。画中，14名中国士兵用刺刀和手榴弹等简陋武器与一辆日军坦克生死决斗，几名士兵已经牺牲，其他人仍是以死相拼，场面极为壮烈。日本记者本想借此画表现日军战车之神勇，不想却记下了中国士兵无惧生死的不屈英魂。

搏斗天空，非成功即成仁。中国飞行员只能以鲜血和壮志捍卫领空，他们在空战中往往是以一敌众、以弱击强，战机升空几乎意味着捐躯赴难。南京空中保卫战，第9飞行中队的沈崇诲和陈锡纯在轰炸日军舰船时飞机负伤，他们放弃跳伞求生的机会，驾驶飞机冲向海面的日舰。武汉空战，第4飞行大队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灵的情况下，同样选择撞向敌机。中国空军“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不要命打法，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脑力就是战斗力

弱军如何胜强旅？在烽火连天的敌后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和强敌拼性命，更在比谋略、比智慧。

“游”，敌不知我所往，“击”，敌不知我突来。游击战作为敌后抗战的最佳战法，让日军的飞机、大炮毫无用武之地，拳拳都打在了“棉花”上。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幕僚：“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隐藏于深山和密林之中的东北敌后游击战，让日军的飞机、大炮望山兴叹；地势开阔的华北平原，千万道反封锁道沟“让日军汽车、装甲车的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们作战”。

如同麻雀啄食，避实击虚的“麻雀战”，让日军抬着重机枪和步兵炮疲于奔命……这些令日军“伤口”永不愈合、持续失血的游击战法，使其找寻不到一举击败中国的机会而深陷泥潭。

除了和日军打战法、比谋略，抗战早期敌后军民制造的那些充满智慧的“土武器”，一样让装备精良的日军胆战心惊。华北日军中曾蔓延着一则“可怕”的消息：“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了！”八路军的军工制造业当真如此先进吗？

日军口中的“反坦克地雷”，其实是八路军军工厂的技师用日军投掷的航空炸弹臭弹改造而成。八路军第386旅就是用它炸毁了日军一辆中型坦克。其实，像这样的“土武器”不胜枚举。比如，令日军工兵无法探测和进行排除的石雷、瓦雷；两米多长、一次装填铁砂一斤到三斤、50米内可将日军打成筛子的“大抬杆”；使用榆树制作，能轰塌土筑寨墙的榆木土炮；虚张声势，威慑敌军的“假机枪”（在洋桶中燃放鞭炮）等等。敌后军民就是用这些敌人不屑一顾的“土武器”，打出了威风和尊严。

武器平等之后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经说过：“中国的军队如果予以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并领导得好，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军人相媲美。”的确，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国军人从来不缺，如配以精良的武器装备，则更是如虎添翼。

抗战中期，内迁至西南、西北地区的战时工业恢复生产，国民政府的武器生产开始逐渐满足国内部队的装备需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更是让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焕然一新。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次次胜利中缴获了大量武器，加上军事工业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后，也基本做到了“无军火缺乏之虞”。到这时，中国军队终于可以“以其与敌同等之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

1943年秋，八路军和新四军带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开始局部反攻。此时的人民军队再也不是当年“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的“叫花子”部队，自行研制或仿制的掷弹筒、小迫击炮、平射小炮以及山炮等重型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在正面战场，1945年4月的芷江战役是中日双方的最后一战。此役，日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士兵只能以野菜和水充饥，陷入了日军侵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惨状之中。与此同时，远在国门之外的缅甸，装备了美式武器的中国远征军也显示了抗战初期无法比拟的作战能力。他们对日军数个王牌师团的歼灭性打击，让日军第33师团司令长官本多政材中将坦言“活到现在还没有尝到过如此悲痛的滋味”。

1945年8月，在华日军派代表来到芷江向中国军队请降，穷途末路的日军不得不向被他们伤害得百孔千疮的国家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吕丽妮荐自《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