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路研究角度思考“一带一路”

摘要：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深入思考，认为它体现了中国路基本点的要求，是复兴古代中国路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当代中国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路一带”作为一项伟大的战略，具有中国与国际性、经济与文化性、开放与融合性、合作与互惠性、复杂与长期性等性质，具有走出去的新长征、国际合作的新路径、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等实践意义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佳例等理论意义。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应在深入发掘其内涵，充分估计复杂性和艰巨性，加强计划性和有数性，调动积极因素突出合作与互竞性等方面作积极的思考和实践。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路；思考；看法；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3-0001-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3.01

2013年，习近平同志代表我国发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经过3年的实践，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由是，“一带一路”首次写入得到193个会员国一致赞成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在“一带一路”初获巨大成功之际，笔者试从中国路研究的角度对它做一番思考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一带一路”与中国路的关系

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深入思考，笔者发现它体现了中国路基本点的要求，因而成了复兴古代中国路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当代中国路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路基本点的要求

笔者在《中国路论纲》中讲过，中国路的基本点有三：“以生为道”，重视和追求“生”（生存发展）；坚持走重“中”、持“中”的“中道”；把“和”尊为“天下之大道”。[1]“一带一路”就体现了这三个基本点的要求：

（ 1 ） 体现了“以生为道”，重视和追求“生（生存发展）”的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时讲到，提出这个倡议的原因之一是希望同中亚国家一道，“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为各国人民谋福祉”。 在提出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时，他又说到类似的话：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2]288-295显而易见，“实现多元共生”、“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就体现了“以生为道”，重视和追求“生（生存发展）”的要求。

（ 2 ） 体现了重“中”、持“中”的“中道”的要求。我国外交部长王毅认为，包括“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在内的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为我国外交提供着宝贵精神财富。[3]属于“周边外交工作”范畴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道”的要求。举例说，有人指出：“把‘一带一路单单看作中国对外援助，这也是不准确的。‘一带一路本身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援助，更不是所谓‘马歇尔计划翻版。‘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共同利益，是合作，是帮助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然后实现共赢。”[4]这就意味着说，面对我国和沿线国家这个“两”，我国要“用中”，站在中间立场上，要求双方都出大致相当的力量，不能光是我出力，你却不出力。

（ 3 ） 体现了把“和”尊为“天下之大道”的要求。习近平同志讲到如何建设“一带一路”时，强调我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坚持世代友好，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守望相助”，“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为建设和谐地区作出不懈努力”。[2]288-293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話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把“和”（和平、和谐、和睦）尊为“天下之大道”的要求。

2.“一带一路”成为复兴古代中国路的一种表现形式肖君和：从中国路研究角度思考“一带一路”古代中国路有多种表现形式。著名的陆海丝绸之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汉时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张骞取得了通西域的辉煌成果。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以张骞走过的路线为依据，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陆上丝绸之路，因為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述，汉武帝还“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徐闻、合浦赴日南（今越南）出海外多国”，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对接通道，这就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然后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5]的路程。以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为标志，在千多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陆海丝绸之路在联通内外，促进陆海商贸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与开创、践行陆海丝绸之路的人们顽强地追求“生”（生存发展），使用不走极端的“持中贵和”的策略手段、方式方法分不开。以郑和下西洋为例，他奉诏出使，“与之交往的，有不同的国家，众多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都能妥善处之，其宗旨是：国家共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为了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他成功地调解了暹罗与满刺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次化解安南同占城间的对抗，即使面对对中国本身的挑衅，也能冷静、从容处理”[6]。这么一来，郑和践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乃至整条陆海丝绸之路就成为体现以“生”“中”“和”为“道”的古代中国路的一种表现形式。列宁指出，“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7]，此乃重要的“辩证法要素”。据此，“一带一路”就是在当代这个“高级阶段”上重复古代（低级阶段）陆海丝绸之路的“某些特征、特性”，并且仿佛是向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复归”。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当代（高级阶段）复兴“陆海丝绸之路”这一古代中国路的表现形式。

3.“一带一路”成为当代中国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当代中国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论述“一带一路”建设时，特别强调要“坚持开放包容”。[2]294事实上，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地区一起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对外开放行动。因此，“一带一路”就成了当代中国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一带一路”的性质

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带一路”有中国与国际性、经济与文化性、开放与融合性、合作与互惠性、复杂与长期性等性质。

1.中国与国际性

“中国与国际性”指的是，“一带一路”既具有中国性又具有国际性。首先是具有中国性，这不仅因为“一带一路”作为倡议是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国首先提出并推动的，还因为“一带一路”复兴的古代陆海丝绸之路，是以张骞、黄门译长为代表的中国人首先闯出来的。另外，丝绸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是“古代中国与西方诸国进行经济交流的主要产品，丝绸以及中世纪的瓷器使中国在与西方长达数千年的经济交往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8]。这么一来，以“丝绸”给这条联通中外的道路命名，也说明它具有中国性。总之，虽然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类似提法，如美国曾提出搞“新丝绸之路”。但是，“一带一路”及其内核“丝绸之路”是姓“中”的，具有中国性。然而，“一带一路”又具有国际性。理由很简单，“一带一路”需要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才能成功。而且，“一带一路”提出3年来，已与沿线五六十个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五六十个国家参与的事情，当然具有国际性了！

2. 经济与文化性

“经济与文化性”说的是，“一带一路”既有经济性又有文化性，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名称就决定它是经济的“带”，具有经济性质。“一带一路”中的资金融通，贸易相通，基础设施的连接，道路、铁路、航路的畅通，以及以高科技为内容的对外经济活动，如“核电外交”“北斗外交”等，都表明了“一带一路”的经济性质。但是，如果认为“一带一路”只具有经济性，只是一种经济合作也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发展需要综合合力，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而且包括文化建设。对内的文化建设相对比较容易，但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千万不能等经贸关系发展之后再来进行文化交往和文化发展，而是应该同步进行，甚至让其开道，以文化交往和文化建设为先导，为经贸关系的发展铺好道，打好人文基础，这样经贸关系的发展就会更加顺畅。”[9]“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平等包容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伟大构想，‘文化包容和‘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战略关于文化交流领域的关键词。”[10]文化交流能使民心相通，民心相通能使我国人民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都认同“一带一路”而共同建设。显然，因为上述原因，“一带一路”不但具有文化性质，有时文化性质比经济性质还重要。

3. 开放与融合性

“开放与融合性”是说“一带一路”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融合性。开放性说的是，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地区都要“开放包容”。如果闭关锁国，那就不可能参加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行动。融合性主要是指我国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政府、人民必然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使得我国和有关沿线国家、地区政府、人民的优势能够合成一体。“一带一路”的融资，作为过程（通过借贷、租赁、集资等方式使资金融合起来）是融合性的表现，作为结果（通过借贷、租赁、集资等方式而得以融合并流通的资金）也是“一带一路”具有融合性的典型例子。报载消息，称“‘一带一路令中国东盟经济更紧密”（《参考消息》2017年1月9日）、“‘一带一路让中国东南欧更紧密”（《参考消息》2017年2月3日），这种“更紧密”也是“一带一路”具有融合性的表现。因为具有融合性，中国经济和东盟经济、中国和东南欧才能分别在融合性的作用下趋向紧密，更加紧密。

4. 合作与互惠性

“合作与互惠性”是合作性与互惠性的综合。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既反复强调“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的“创新的合作模式”，又反复强调“一带一路”要达到的目标是“互利共赢”。合作性是“务实合作”的“创新的合作模式”的题中之义。既然要“务实合作”，既然是“合作模式”，它就必然具有合作性。惠者，给予的或受到的好处，互惠就是互相得到好处。因此，互惠性就是互相得到好处的性质，就是“互利共赢”的性质。“一带一路”以“互相得到好处”“互利共赢”为目标，就表明它具有互惠性。“一带一路”的互惠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 1 ） 我国至少能从“一带一路”中得到下列好处：其一，“一带一路”的构建将增强我国经济的“生命线”——陆海通道的安全系数，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对外联系；其二，“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密切新时空背景下中外经济良性互动，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网络；其三，“一带一路”作为一种互通互利的贸易通道，可以对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其四，我国一些经济面临产能过剩和产业链升级问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面临制造业落后、难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相互之间就形成了我国一些过剩产能转移的供需局面和态势其五，我国能源进口需求大，而“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地区蕴藏丰富的能源，这么一来，“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解决能源资源生产地与需求地之间的失衡问题[11]。我国还能从“一带一路”中得到其他的包括文化交流方面的好处，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 2 ） 沿线国家、地区至少能从“一带一路”中得到的下列好处：其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资金有能力有经验，就可以通过合作，使那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发展。例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建成和正式使用，以及公路网络、发电厂等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使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巴基斯坦盛赞这是巴基斯坦的“新黎明”（《参考消息》2016年12月6日）；其二，改善能源供应。“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地区能源蕴藏丰富，可是，他们能源的供应往往会受到交通不便、西方制裁等的制约。“一带一路”建设则能使他们的能源供应得到改善；其三，提高贸易水平。例如，我国“与波兰、捷克等国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这些贸易走廊的加强为欧洲出口——如波兰的苹果、荷兰的牛肉和法国的葡萄酒——打开目的地。”（《环球时报》2016年11月24日）；其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后，可减轻沿线国家就业压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五，帮助一些沿线国家擺脱西方制裁。例如，俄国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博卡列夫撰文列举许多事实后指出：“不管華盛顿围绕对伊制裁作出何种决定，都不会给伊朗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对华贸易和参与‘新丝绸之路项目已使该国对西方的施压不那么敏感。”（《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0日）

5.复杂与长期性

“复杂与长期性”指的是“一带一路”的开展既是复杂的事情，也是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分头来看：

（ 1 ） 复杂性。著名学者丁学良以缅甸为例指出投资者要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九大要素，因为这九大要素折射出“一带一路”的復杂性：“第一，牵涉到环境和生态的保护。第二，牵涉到原住民的拆迁、搬迁。第三，牵涉到宗教文化传统。比如说克钦族人想到会有很多寺庙、祖坟被淹掉，就动感情、发怒。第四，牵涉到投资方给赔偿能不能到位，够不够量。第五，牵涉到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纠纷乃至武装冲突。第六，双向贪污腐败的一些诱因。中方给对方的补偿钱被中间环节贪污掉不少。第七，被投资国的NGO和国际NGO大网络联手，能把事情做得非常有影响，使投资者穷于应付。第八，牵涉到被投资国的政治生态演变、政局的突然异动。第九，恐怖主义的威胁。”[1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复杂性可能更大一点：首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能引发现有海上强权的担忧与疑虑，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阻挠；其次，南海争端个别有关方的升级行为可能会妨碍我国与东盟在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务实合作；再次，“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众多地区和广阔海域，面临各种区域性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最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难题。

（ 2 ） 长期性。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着复杂性，每完成一个项目都要费很多时间，所以它又具有长期性。有人甚至说“‘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认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推进的过程中，其内涵、外延以及形式也都将不断发展变化”。[13]笔者认同这种说法。

三、“一带一路”的意义分析

“一带一路”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1. 实践意义

（ 1 ） “一带一路”是我国的新长征。这种说法是曾任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的陆克文（Kevin Rudd）提出来的。他说：“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有所作为的主要外交战略之一，是中国深度对外开放的新做法，是中国走出去的新的长征。”[16]陆克文的说法无疑是对的，但理由上应该加多两点：其一，转移了一些沿线国家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过剩产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轻装前进；其二，资本和建设技能的输出，在与沿线国家实现双赢的前提下，可以反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2 ） “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的新路径。“这些年地缘政治冲突和干扰增多，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紧张，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所必需的‘同舟共济精神遭到削弱。国际社会希望能够找到各国合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以缓解和消弭地缘政治的纠葛与冲击。”[17]“一带一路”就是这么一种“各国合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事实证明，通过“一带一路”的推动，我国和许多国家的合作加强了。

（ 3 ） “一带一路”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笔者曾经说过，“靠军事来发财，靠军事来攫取巨额利润，使军事这个政治手段，日益成为掠取最大限度资本主义利润的经济手段”的“军事经济化”[18]是存在于美国等国的重要经济事实。因为有军事经济化，所以现今世界出现了两种产业。一种是军工产业，一种是和平产业。无论是军工产业还是和平产业，哪一方面能使资本利益最大化，资本就必然倾向于哪一方面。若资本倾向于军工产业，那这个世界就充满着战争隐患、军事颠覆、军备竞赛、军火交易、新武器研发，世界就永无宁日；若和平产业能带给资本利益最大化，那资本就可能滑向和平产业，世界的未来就会朝着和平发展方向迈进。“‘一带一路倡议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产能合作、城镇化建设、工农业发展等而展开建设，没有任何军事内容，完全属于‘和平产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引领全球资本全方位走向和平经济发展的道路，它将成为全球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举。”[19]就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2. 理论意义

（ 1 ）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文的第一部分讲道，“一带一路”成为当代中国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提高到理论层面上的“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总结，以及关于“一带一路”的深层探究、理论总结，就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也因为如此，就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2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佳例。中共中央强调要结合中國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12月30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20]，“一带一路”就是这个方面的佳例。我们且具体地察看察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学说指导下，“一带一路”倡议做到了：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中国古代的陆海丝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改革开放实践，借鉴了李希霍芬等国外专家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一带一路”倡议挖掘了从西汉（甚至比此更早）以来的陆海丝绸之路的历史，把握了欧亚大陆和有关海洋（东海、南海、太平洋、印度洋等）的当代情势和状况。

——“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关怀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其他有关国家）人民大众的生活命运，面向着“一带一路”陆续建设好的未来。

四、建言“一带一路”

对“一带一路”与中国路的关系、“一带一路”的性质”一路一带“的意义做了一番思考后，笔者对如何搞好“一带一路”有了一些想法，现以“建言”形式写出来，谨供决策者、建设者们参考。

1. 深入发掘、全面理解“一带一路”的蕴涵

有学者指出，虽然“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了，但是“不少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官员对‘一带一路是倡议还是战略，仍不太清楚”[13]。岂止在“倡议还是战略”这个问题上还不太清楚！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还存在着种种误解，如误解“中国要在这么大的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误解“‘一带一路只是一种经济合作”，误解“一带一路”只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误认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只“是将过剩产能转移出去”[17]，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探索，深入发掘“一带一路”的丰富蕴涵，并且积极宣传，让人们对它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从而积极地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充分估计“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面提过的著名学者丁学良谈到“一带一路”和中国海外投资应避免的陷阱时，还说了许多话，如：“走出去的最重要的力量却是国有企业，我对这一点非常疑虑。国企在国内做项目办事的很多方式，在海外的大环境里和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下，以往积累的操作方法和技巧不少变成负资产，导致他们多付代价、多走弯路。”“讲到巴基斯坦，不要忘记那儿的政治暴力，以前曾暗杀了贝布托女总理，这种政治事态虽然未必一定带来像缅甸那样的戏剧性变化，但大中型调整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又如：“海外的基本设施项目不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即便发生两方之间的冲突，也难以一走了事。现在，中国就无法放弃在缅甸已经建成的输油管道和附属设施，做过的投资太大了。……我们去考察时，在缅甸的海岸边几个地方，沿途的公路桥梁都是中国投资的。”[12]丁学良的这类话还讲了不少。这些话提醒人们要充分估计“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笔者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有若干个都存在着恐怖主义、民族纠纷、贪污腐败、政局不稳等问题，在这些国家搞“一带一路”建设，即使这些国家的现领导支持也要充分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

3. 要“稳”字当头，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地办好“一带一路”的事情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着明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办理“一带一路”的事情时要“稳”字当头，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使我国的利益在当前或未来受到损害。“稳”字当头并不是不要开展“一带一路”，相反，还要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开展。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分析时，还要算比较性质的经济账，铁路、公路的单位成本分别是多少？陆地上运输的成本和安全系數是多少？海上运输的成本和安全系数又是多少？如此等等，都要算清楚，以便做到“胸中有数”。然后根据分析和“胸中有数”得出的结论予以对待和处理。这也就是说，承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差异、风险等的存在，然后“‘知难而进，在推进时可让‘志同道合者先行，将困难少、风险小的项目先做起来”。[13]

4. 加强计划性和有序性

有学者实事求是地指出：“‘一带一路已全部写入各省和绝大多数地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但各地的项目无序、恶性竞争开始出现苗头，一些重大项目缺乏可持续盈利性，个别地方政府‘寅吃卯粮，为政绩拼命争取财政补贴。比如，目前有10多条‘中欧班列、渝新欧、郑新欧、义新欧、连新欧等，各地都在抢货源。外国商会看到这个机会，在几个地方城市穿梭，竞相压低条件，使中国吃亏，最后是地方财政埋单。”[14]这种一轰而起的无序情况，使人想起最终使我国经济受到重大损失的五八年“大跃进”。针对这种无序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计划性和有序性。在“一带”和“一路”中，以哪个为重点？哪些省市、哪些企业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承担哪些项目？怎么分工协作？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通过计划和程序来解决。

5. 突出合作与互惠性，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我国有过“勒紧自已肚皮”，无偿援助“一盏”“明灯”及一些国家，可收到相反的“忘恩负义”效果的历史经验教训。有鉴于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突出合作与互惠性，不再搞那种“无偿援助”，而“坚持与各相关国家合作共建、共同发展、持久发展原则”。这种坚持“应该体现为，既要与沿线国家寻求政治、经济共识，尽可能与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也要争取与现有地区乃至全球主导性大国的理解与认同，有效与现有地区安排或机制相互衔接，继续妥善处理好与个别国家的争端，战略延伸有度，避免盲目推进”[11]。除此之外，在突出合作与互惠性的基础上，还应调动各种积极性来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这些积极因素主要有：

（1） 国内的积极因素。国内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因素很多，有被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点到名字的省份，也有沒有被点到名字的省份（如贵州），有政府的也有民间的，有国有企业的也有民营企业的，有大企业的也有中小企业的，都应该尽可能的调动起来。除了调动企业界的积极因素，还应该调动文化界的积极因素。例如，可以“紧抓重大项目，请一批知名作家、智库学者参与调研，以小说、畅销书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内对外传播工作”[14]。

（2） 国外沿线国家的积极因素。沿线国家积极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它也有政府的、民间的之分。我国应该将沿线国家两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譬如，工程项目中的折迁问题，就必须调动沿线有关国家的积极因素才能解决。有个突出的例子可作说明：开发莱比塘的铜矿是中国的万宝矿业公司与缅甸铜业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2014年12月31日，当地村民为拆迁问题包围了施工的堆土机，坐在那里不走。“中方觉得是群体事件，向缅方求援。缅方出动了穿着制服的警察，打起来了，死了一个农民，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件事情被报道后，造成了很大反响。”后来，昂山素季应邀带了一个考察团来考察，考察完又做了一个“比较公正、中立”的报告，才使问题得以解决。[12]昂山素季带的考察团在当时来说就属当事国的民间积极因素，如果没有把此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显而易见，此事说明调动沿线国家积极因素，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3） 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沿线国家的积极因素。与“一带一路”联系得不太紧的非沿线国家还有不少，如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秘鲁、智利等美洲国家。它们中间也有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愿意参加建设的积极因素，我们也可以调动。这里重点讲讲美国。美国的一些高官告诉我国的调研人员：“从2016年起，美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一带一路。比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兰普顿教授的东南亚‘一带一路铁路调研课题已进展大半；美国顶级智库CSIS全球治理项目主管、前白宫经济事务副主管马修·古德曼领衔的‘重新联结亚洲（reconnecting Asia）项目已对外公布美国眼里所有‘一带一路项目的标志；美国进步中心领衔的‘一带一路项目数据库据说已内部结项；高盛集团也在做‘一带一路项目，等等。”[14]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R.James Woolsey）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建设者（Builder），他对于未来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上的合作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势下，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呼吁“美国应加入‘一带一路共同发展”。[15]笔者认为这一呼吁是可行的。我们应该做工作，调动美国里的积极因素参加“一带一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显然，“一带一路”的提出，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出色的例子。

综上所述，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它体现了中国路基本点的要求，是复兴古代中国路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当代中国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通过深入思考，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具有五种性质，并就如何搞好“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五点看法。最后，笔者探讨了“一带一路”的意义，认为它至少有三点重大的实践意义和两点重要的理论意义，因而，我国应该坚韧不拔地和沿线国家，及其他有关国家一道，努力把“一帶一路”建設好。

参考文献：

[1]肖君和.中国路论纲[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3]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J].世界知识，2013（15）：28-31.

[4]张幼文.澄清“一带一路”的几个误解[N].解放日报，2016-12-20.

[5]王元林.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2-2.

[6]南京郑和研究会.走向海洋的中国人[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13.

[7]列宁.列宁全集：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91.

[8]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9.

[9]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其实战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115-116.

[10]金巍.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30.

[11]傅梦孜、楼春豪.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J].新华文摘，2015（11）：1-8.

[12]丁学良.中国海外投资应避免的陷阱——以缅甸为例[N].南方周末，2015-07-09.

[13]张蕴岭.“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N].环球时报，2016-02-07.

[14]王文.“一带一路”要防范三大陷阱[N].环球时报，2016-12-09.

[15]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美国应加入“一带一路”共同发展[N].参考消息，2017-01-09.

[16]〔澳〕陆克文.“一带一路”，中国的新长征[N].环球时报，2016-11-21.

[17]何亚非.“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必然性[N].环球时报，2016-11-29.

[18]肖君和.探索创新与沉思[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428，429.

[19]潘峙钢.“一带一路”串起的是“和平产业”[N].环球时报，2016-11-26.

[20]新华社电.习近平强调压实责任提实要求抓实考核[N].佛山日报，2016-12-31.

（责任编辑：杨军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