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名记趣

★文/张佳玮

译名记趣

★文/张佳玮

众所周知，香港人翻译起外文名字，一向生猛劲爆。迈克尔·乔丹叫米高佐敦，贝克汉姆叫碧咸，乔布斯叫贾布斯，观其用字，颇为桀牙拗口。但香港人可以振振有词，说港译名读音最准，非大陆译名可比。听来有理，但看旧的港文，有些还会保留旧译，比如把东非国家莫桑比克，译成莫三鼻给，未免让人可怜东非那近2000万人口。我一个朋友说，不知者乍看这四字，还以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个国名，都给译出故事来了。

早年中国定译名，有个奇妙的原则：不管你来自地球哪里，叫啥姓氏，务必要入乡随俗，把名字译得合我中华上邦的意思。比如利玛窦先生，一个意大利人，若按当今新华社译法，该叫里奇·马特奥；又比如被成吉思汗的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若按现在译法，该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为这俩译得太早，没法从坟里爬出来抗议，只得罢了。

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逼着外国人的姓名变成了中国字，当然也要礼敬以加，给点好字眼。比如19世纪中，英国首相全名叫亨利·约翰·坦布尔·帕尔默森。清朝直截了当，叫人家巴麦尊——还特意称个“尊”呢。大国译名，也好听之极。英国叫英吉利，法国叫法兰西，意大利、美利坚、德意志、瑞典、荷兰，这些清朝就定下来的译名，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其实按读音较真的话，法国按英语读音是弗朗斯、法语读音更接近弗航斯，哪有法兰西这么好听？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但意思就不那么吉利了。美利坚这名，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彼，马马虎虎，拿自己姓氏定的名，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美、利，还坚起来了。瑞士、瑞典如果搁到今日，多半会被按音译成斯维策兰、斯维登，祥瑞典雅之意，那就荡然无存。又比如，华盛顿这名字华贵繁盛，可是读音本该是沃辛顿；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隆德，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

是故早年间的译名既不统一，所以读音古怪者有之，比如莫三鼻给——反正那么个东非小国，也不用去跟他们客气，找啥好字眼搭配；优美典雅者有之，比如枫丹白露，法语原意是蓝色泉水，读音更接近“封太纳布勒”，如此译来，实是神来之笔。又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绝妙好词。又比如1903年的《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勃兰地、魏司格两种酒，不问可知，是指白兰地和威士忌了。民国时有些奇怪的译法，比如雨果在鲁迅笔下，被呼做“嚣俄”。有些报刊为显得风流雅驯，热心地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把果戈里译成郭歌里——不知道的，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后者是风流诗人，两个地道书香门第中国人呢。又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还出过考试题：《项羽拿破轮论》。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

后来翻译界有了规矩，首先是名从主人。比如利玛窦既然已经叫了这汉名，而且约定俗成，就不要改叫他里奇·马特奥了。晚清修士伊萨克·罗伯茨自称罗孝全，也就只好任他去。同理，澳大利亚总理凯文·路德既然自称陆克文，咱也就跟着叫吧。然后是便于反推，按照新华社的译音表，大家也就有了对应称呼了。但这样一来，失却不少乐趣，还让人误会。

比如吧，你看约旦国家男篮打球，人人身上写着“乔丹”，乍看触目惊心，想个个都是球神附体？细看才知道，约旦英文写法JORDAN和乔丹本出一脉。只能怪译名没统一，约旦乔丹，本是同根生，却认不到一块儿。又比如，伟大哲学家罗素，按照现在的译法，该叫拉塞尔——真要改了，一下子就从素雅哲人变成豪迈大汉了。幸而名从主人，罗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最欢乐的故事是这样的：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比如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叫这个，旧史译做义律，乍听以为是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名，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英国诗人艾略特其实也姓这个，但名从主人，就不特意改了；钱锺书开他玩笑，在《围城》里扔给他个译名，叫爱利恶德，字眼大不好听；新华社如今译这名做埃利奥特，倒也罢了。妙在香港大学有个ElliotHall，按新华社译法，就该叫埃利奥特礼堂。可是香港读书人聪明劲一犯，就有创意了：仪礼堂。即切音，又有意思，这才是老派翻译雍容高华、书卷满腹的气度了。

当然，也不能一味瞎客气。《鹿鼎记》里，清朝翻译想礼敬俄罗斯苏菲亚公主，于是给她定译名做苏飞霞，好听；韦小宝懂点俄语，给俩俄罗斯兵士起译名：齐格诺夫叫猪猡懦夫，华伯斯基叫王八死鸡。可见金庸先生早谙熟中国人民智慧：给人家起好名字不难；想玩谐音骂别人，更是翻脸间事。中国汉字五彩缤纷，赞骂真只在一念之间。

（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