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文化解读的可能性

于 晨/著

我有缘责编了两位老师的作品，一部是今年黄佩华老师最新的长篇小说《河之上》。这部小说是以生养他的壮族为土壤，以桂西北大地为依托，呈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桂西北壮族世界。小说以百色起义为切入口，描写了“一个付出沉重代价的见证者，两个红黑颠倒的诡异家庭，三代人纠缠不清的世纪故事”，其家国叙事围绕“河流”和“家园”两大主题，潜存着壮乡“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揭示了现代性遮蔽下的丰富人性和多彩民间生活，试图剖析并拯救现代人被扭曲的心灵世界，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一部是2014年李约热老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是恶人》。这部小说堪称怪诞现实主义的乡土寓言，呈现了一个立体复杂的1982年的中国南方野马镇。在那里，历史的仇怨和现实的暴行交错纠葛，事实的走向与虚构的位面扑朔迷离，那些融入国民血液中的猜忌、围观、恐惧渐渐发酵，于沉默中展现了“乌合之众”暗涌的暴戾，展现了激情与理想之外的20世纪80年代叙事逻辑。

得益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两部小说格局剽悍，氤氲着南方巫文化的神秘气息。我特别注意到小说里面有乡村社会和乡土文明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伦理和平衡机制，使得小说在与现实时间基本同步的传统线性结构之外，拥有了体量远为巨大的潜在文本，提供了进行多重文化解读的可能性。

我也看了其他几部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的长篇小说，注意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有好几部作品的结尾都是以死亡来收束的。黄佩华老师的《河之上》里面，最后龙尚文吊死在大码头江滨启动仪式会场的钢架上，以生命来抗议资本主义消费文明对自然主义河流的侵占，而他身上那张廖青松烈士无碑墓地的草图，就此成为永远的秘密，亦如历史深处一声悠长叹息。李约热老师的《我是恶人》里，马万良被打后精神出现问题，最终跳进白露岩，灵魂获得了俯瞰野马镇的全知视角，统合了小说之前的复调叙事。凡一平老师的《天等山》结局，龙茗跳下了山崖，求得真正的净化和救赎。朱山坡老师的《风暴预警期》，最后也是以一场浩大的葬礼作为结束。

从左至右为黄佩华、于晨、李约热

曾经有些专家提到，是不是有一些作品特别好读，就应当作为通俗作品来理解。我个人觉得这些悲剧性的结局恰恰与当下的通俗作品背道而驰，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通俗作品越来越倾向于大团圆，至少也是开放性的结尾，无意去戳破麻痹、束缚读者的迷幻肥皂泡。而这些小说结局的“集体无意识”让我产生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感，体现了人在面对无法超越的、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律令时，依然尝试去克服内心的战栗，充分体现了广西作家群体非常严肃的写作态度，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学性。

由此想到前不久我在腾讯文化上看到东西老师写的一篇随笔《故乡的伤害成就作家》，他写道：“故乡因作家而自豪，作家因故乡而生动……她温暖过作家，也伤害过作家，似乎她伤害得越深，作家们的成绩就越突出。”我个人特别喜欢广西作家们表现在作品中的矛盾纠结之处，有一种迥异于平滑顺畅的当代作品的深沉力量。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创文学出版中心的广西创作基地顺利挂牌，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正如东西老师到的，“凡是出产作家的故乡，再也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故乡，它会成为一个民族乃至人类背景的缩影。故乡因此从真实的变成虚构的，从简单的变成复杂的，从封闭的变成开放的，读者们甚至更愿意接受那个虚构的故乡。”让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和广西的作家群体并肩奋斗，让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为更多的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