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一大师 彪炳史册

文/本刊记者 郭潇雅

浙一大师 彪炳史册

文/本刊记者 郭潇雅

一代代先贤前辈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发展史中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世纪传说。

1960年秋和1962年冬，陆琦医师曾两次为周恩来总理治疗痔疾。图为1963年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与陆琦医师合影。

从“弄堂医院”到“南方协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在七十年风雨蜕变中，离不开一代代“浙一人”孜孜以求的努力奋斗。回溯历史，在“严谨求实”的文化传承中，浙大一院英才迭出，名医荟萃，德医双馨，彪炳史册。

星河璀璨，首任院长王季午、著名血液病专家郁知非、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杨松森、“痔科元老”陆琦、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等浙大一院的先贤前辈，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的自强不息，他们的言传身教，鼓励着新一代“浙一人”继续书写当代的壮丽史诗。

王季午：“活郭霍”的严谨求实

出身晚清书香门第之家，却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立志做一名济世良医，以严谨求实之气度开山创源，用大医之精诚普惠百姓。他就是我国著名内科学家、传染病学家和医学教育家王季午先生。

王季午出生于1908年6月9日，曾用名王元绅。据资料记载，王季午读的是洋书，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童年时，王季午母亲死于伤寒，姨母死于肺结核，他自己也多次患疟疾。少年时代，他目睹上海西藏路时疫医院的患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和江南水乡血吸虫患者的惨状，个人的遭遇和患者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要成为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

经过漫长的求学经历，王季午考上北京协和医院攻读医学博士，并顺利取得了学位。他的同学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医院实习期间，有些疾病的病原体，别人找不到，王季午却能找到。比如要在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脑脊液和胸膜炎患者的胸水里找到结核杆菌，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他不怕困难，不厌其烦，一次次地在一张张玻片上反复搜索，直到找到为止。这种认真、严谨、坚毅的科学态度，博得了导师们的称赞。他的医学天赋崭露头角，同学们以一位德国伟大医学家的名字为他起了雅号，称他为“活郭霍”（科赫，Koch）。从此，这个雅号便伴随了他的一生。

王季午的女儿王开明回忆：“父亲于1940年赴美国图兰大学、哈佛大学进修热带病学。回国后，他独自一人在贵阳办学。当时父亲三十出头，英俊潇洒，一口流利的英语，蹁跹的舞姿，再加上众所周知他在医学界的名望，在社交界尤为令人瞩目，不乏追求者。然而，他始终牵挂着母亲和我们三个女儿，洁身自好，埋头于工作中。直到194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来浙大办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我们全家才得以团聚。”其严谨的生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王季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首任院长

郁知非著名血液科专家

王季午严谨求实的精神，更多体现在工作和科研方面。在浙大一院，他坚持每日亲自查房，仔细查阅危重患者病历。鉴于当时医院所用资料多为英文原版，为避免互译中出现差池，他坚持用英文书写处方和病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高等医学院校都采用外国的传染病学教材，王季午决心要编写出一本适合国情的中文传染病学教材。1958年，他编写的《传染病学》讲义初稿受到一些学生挑剔，个别人甚至进行批驳，他虚怀若谷，毫不计较，对合理的意见虚心接受，潜心修改。自1959年《传染病学》第一版问世以来，他至少修订了5次。为了让教材和参考书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王季午几乎献出了后半生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其严谨求实的作风体现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

1957年5月，王季午先生任浙江医学院副院长，后来又担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他以严谨的学风和求实的作风浇灌医学教育园地，培养出一批批过硬的医学人才。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以多年积蓄捐资设立临床教育奖，激励一代又一代教育科技卫生人才勇攀医学科研的高峰，而今这些人已成为中国医学界的著名学者、专家或业务骨干。

后人评价道：王季午先生“严谨求实”的作风成为医院最基本、最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元素，内涵日臻丰富，对医院的发展影响深广。

郁知非：一代严师出高徒

1916年年初，上海爆发了大规模饥民暴动事件，警察和淞沪护军进行镇压，数十饥民伤亡。枪声四起中，上海滩一间普通民房内传出一声婴儿啼哭。数十年后，这名婴儿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内科学、血液病专家，中国血液病学奠基人之一。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郁知非教授。

据史料记载，郁知非从小勤奋好学，1932年高中毕业，因成绩优秀由学校保送入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医科。1936年获理学士学位，同年插班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0年6月毕业后被留聘为协和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郁知非返沪行医，并接受上海同德医学院的聘请，执教诊断学课程。时值战乱年代，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还是时常去邻近的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图书馆中查阅参考文献，写出了4篇科研论文，发表于因缺稿而濒临停刊的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

1949年2月，郁知非到美国纽约市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血液学科进修，主任是国际著名的血液学专家罗森塔尔（Nathan Rosenthal）教授。在进修期间，他研究以放射性磷准确测定全身红细胞量和血液总量的技术，并改进了原有的操作流程，使测定结果合乎理想，且能重复出现。此方法在美国学术会议上介绍后，郁知非的名声一时大震。

据郁知非的学生、浙大一院终身教授童钟杭回忆，1950年，郁知非毅然放弃了纽约市西奈山医院较好的待遇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婉言谢绝了西奈山血液学科的挽留，于同年10月回国到浙大一院任内科主任，用行动表明了爱国的高尚情操，得到了浙江省委领导的高度肯定。

郁知非从事教学工作近60年，浙大一院中年以上的内科医生，大都聆听过他的讲学。提起郁知非教授，不少医生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严格、严厉。

杨松森著名泌尿科专家

郁知非的学生、浙大一院终身教授孙德本认为，恩师郁知非的“严”首先体现在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为了保证我国血液病研究始终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数十年来，郁知非每晚要工作到深夜十二时以后，他的书桌上放满了中外期刊杂志及国外权威专家的专著。除了著书外，他还对大量的医学杂志寄来的稿件进行一丝不苟的审阅。

对于自己的学生，郁知非要求同样严格。每次教学查房前，先让有关科室写好病史摘要，如果是血液病患者，还必须附上血片及骨髓片。在预先送去的病史摘要中，郁知非用不同的标记，书写好询问的内容，查房时，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主治医师逐级提问，目的在于让各级医生牢记患者病史及治疗经过。有一次某医生的回答没有切中要害，被郁知非教授当面狠批，听着无不肃然，感叹道：“真乃严师也！”

据童钟杭回忆，当时，一名大四的学生因为内科学考了59分而毕不了业，学校党委办公室同志向郁知非教授说情，被郁知非据理驳斥，坚持不多加一分。

正是郁知非教授严于律己、严谨治学的精神，培育出了一大批名医大家，当年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医学界的经营者或大型综合医院的管理者。郁知非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松森：从小顽童到大名医

我国著名泌尿科专家、原浙大一院院长杨松森于2003年1月10日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87岁。按照他生前立下的遗嘱，没有召开追悼会，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位为祖国医卫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在简朴和平静中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据资料记载，杨松森祖籍山东，后迁居到江苏金坛县。刚到金坛时，曾祖父以教书为生，曾祖母替人缝补衣服，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钱陆续购买了200多亩土地。后来，由于杨松森的父亲长期赋闲在家，染上了赌博和吸鸦片的恶习，花销巨大，生活负担日重，家道衰落，全靠母亲勤勉劳作，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

少年时的杨松森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他在读小学时，因贪玩成绩不良，差点未能正常毕业。升入初中后，又因为损坏学校课桌被退学，只好跟随小姑父去了南京，考入私立钟南中学。直到高中二年级因患伤寒休学半年，后又借读于私立上海中学。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吴淞、上海。年少的杨松森于1937年随小姑父一家逃难到汉口，但武汉很快也沦陷了，杨松森又随着大批难民逃往贵阳。所幸的是，在家境的渐趋衰落和辗转颠沛的成长过程中，杨松森始终没有中止学业，每到一地便想方设法进入当地的学校学习，为这个顽皮少年今后走上医学道路预留了发展空间。

抗战初期，日机狂轰滥炸，南京、武汉、长沙相继沦陷，华北、华东及中南一带的难民和机关学校纷纷向西南转移。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梦想瞬间照亮了处于迷茫期的青年杨松森的心理世界。同年5月，杨松森幸运地成为贵阳医学院首届医科的一名本科学生。至此，他的医学生涯正式开启。

毕业后，杨松森曾辗转到桂林、上海等地的医疗机构工作。当听闻昔日的恩师王季午先生要去杭州筹备成立浙大一院时，他便于1946年底应聘到浙江大学医学院，在浙大一院正式成立后，担任外科住院总医师。

此后，杨松森把毕生一半的年华献给了浙大一院。在这里，他一步步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升到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医学成就，达到了事业顶峰。

1953-1982年，在杨松森担任泌尿外科负责人的29年间，浙大一院泌尿外科除开展膀胱、肾、输尿管、前列腺等常规手术外，还开始了膀胱全切、肾上腺手术等泌尿外科高难手术，多项技术开创全国先河。在坚持不断创新、改进临床治疗技术的同时，杨松森潜心开展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主编的《泌尿外科学》《泌尿外科临床手册》《泌尿外科医护常规》等教材成为奠基之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泌尿外科的发展。

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杨松森，犹如一棵长青不老松，为我国医卫事业注入了一股旺盛的生机活力，增添了一抹浓重的苍翠色彩。

陆琦痔科元老

陆琦：我和总理有个约会

2017年3月底，记者有幸在浙大一院见到了已经96岁高龄、被誉为“痔科元老”的陆琦教授。当问及周恩来总理家的饭菜香不香时，陆琦教授缓缓站起身来，慢慢地伸出大拇指，瞪大眼睛，抖擞精神，中气十足地大声喊出：香，香，香！

陆琦教授为什么会到周恩来总理家中作客？这还得从陆琦当年在医学界的地位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的医院都没有肛肠科，肛肠疾病患者要不就到外科问诊，要不就找中医看病。当时在瓯海医院外科班半工半读的陆琦接触了大量肛肠疾病患者，那时治痔疮，除了打吗啡，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吗啡一天只能打一次，管不了24小时，陆琦就曾经遇到过扛不住病痛想跳楼的患者。为此，他萌生了当肛肠科医生的想法。

后来，陆琦自己开了一家专科诊所，针对不同患者，他会研究不同的痔疮疗法。虽然自己是西医，但陆琦经常打听民间治疗痔疮的各种中药偏方、秘方，有时候也花钱买。他试着将中药粉剂加入甘油调成乳剂使用，经过不断的试验和总结，陆琦发明了一套治疗痔疮的有效方子，当时华东卫生部门专门批文让陆琦进行他的内痔插药试验。

1957年，浙江大学院系调整，陆琦在浙大一院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痔科（肛门外科），并将它从普通外科中独立出来。不久，陆琦又创办了《中国肛肠病杂志》，该刊仍然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肛肠病杂志。同时，陆琦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培养了国内最早一批肛肠外科医生。在卫生部的委托下，陆琦与北京光明医院、南京中医院的两位痔科中医主任共同创办了全国肛肠学会。由此可见，还不到40岁的陆琦当时已经是全国治疗痔疮最好的三位专家之一。

陆琦对记者说，1960年深秋，浙江省公安厅和卫生厅的工作人员上门找到他，请他去北京会诊，而且得马上出发。出于保密，他当时并不清楚患者是谁。待见到中央保健局的同志，这才知道患者竟是周恩来总理，不由得又惊又喜，顿觉责任重大，压力不小。

原来，当时周总理正待要去东欧诸国进行国事访问，突然痔疾发作，急需治疗控制炎症。经查询得知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痔科的医技水平名列前茅，于是即令浙江省委、省公安厅和省卫生厅作出具体安排，商议后决定选派时任痔科主任的陆琦担任这一特别的诊治任务。

凭藉多年的临床经验，陆琦开出了祖传的中药处方，并采用中西医结合之法，就地配药。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诊治，炎症得以控制，周总理甚为满意，便按原计划日程顺利出访。

回想当时的情景，陆琦脸上露出了微笑：“在北京，周总理每天都请我在西花厅吃午饭，回杭州之前，周总理还特意送给我一张亲笔签名的合影呢。”

谈到与周总理的合影，陆琦告诉记者，这是1962年周总理与邓颖超大姐专程到杭州治疗痔疾时所拍。这一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陆琦决定采用内痔插药疗法。经过短短10余天的无痛治疗，总理的痔疾得以基本痊愈。为此，邓颖超大姐专程来到陆琦家中看望他的家人。随后，周总理在春节前把陆琦和他的妻子接到了中南海，足足住了半个多月，度过了陆琦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新春佳节。

郑树森：引领器官移植时代浪潮

“你去中国杭州，找一个叫郑树森的医生，做最后一搏吧。”2014年，印度尼西亚某医院的一名医生对38岁的印尼人阿古斯叮嘱道。随后，阿古斯慕名来到了中国，找到浙大一院的郑树森。郑树森院士借鉴肝胆胰移植技术，为他重塑了一个新胆道。10余天后，阿古斯痊愈出院，为中国拥有这么高水平的医生深感羡慕。

我国著名肝胆胰外科专家、中国器官移植及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开拓者之一、浙大一院前任院长郑树森院士自1993年开展肝移植以来，不断创造奇迹，在器官移植领域独占鳌头。

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了解，郑树森1950年1月出生于浙江龙游。1973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留校任教。1986年，郑树森在浙江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9年博士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肝胆胰外科专业，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赴香港大学外科学系玛丽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香港，郑树森作为第一助手参与香港地区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对他今后的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4年4月，郑树森成功施行国内首例胰肾联合移植，受者存活近18年，创亚洲最长存活记录。1999年2月，郑树森成功进行了肝肾联合移植，受者存活至今。2001年6月，郑树森成功实施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创当时国内年龄最小（9个月）活体肝移植受体纪录。2007年10月，郑树森开创了国内急诊活体肝移植治疗急性肝衰竭的先河。2010年和2011年，郑树森带领团队两次到印度尼西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得到了中国驻印尼大使章启月的高度评价：“它开辟了印尼医学史上活体肝移植成功的先河，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两国外交史上的亮点。”这使得我国的活体肝移植技术走向了世界。2013年，郑树森院士亲自示范活体肝移植向活体肝移植发源地澳大利亚进行远程实时转播，西澳洲总督感谢并邀请郑树森院士赴澳大利亚开展活体肝移植。

郑树森院士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致力于创新外科理念和技术，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引领我国器官移植学科发展。例如，率先将人工肝支持系统和肝移植联合应用于救治晚期重型肝炎，率先建立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技术新规范，在世界上首创肝移植后乙肝复发防治新策略并获国际学术界认可，创新性地在国际上创建了“小肝综合征”防治体系、建立了活体肝移植技术创新体系、肝移植胆道重建技术革新等，201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2008年，郑树森创建了适合中国肝癌肝移植受体选择的“杭州标准”，该标准创新性地引入肿瘤的生物学特性作为肝移植的依据，弥补了Milan标准的不足，有效拓展肝移植指证，使肝癌患者增加了51.5%的移植机会，移植后5年存活率达到72.5%。该标准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成为我国提出的、首个被国际移植学界认可的“国际标准”。2016年获得“中央电视台科技创新人物”称号。

全球最大肝移植中心UCLA外科主任Busuttil教授评价道：“杭州标准优于其他标准，为肝癌肝移植患者选择作出了重要贡献。”

春秋相易，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沧海桑田，从医四十多年，郑树森在他钟爱的医学领域中，勇于担负社会责任，刻苦钻研业务，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无私奉献，追求卓越，成绩突出，医德医风堪称楷模，他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开创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新纪元，受到社会和患者广泛好评。郑院士感言，他要用最好的年华，最好的技术，去挽救更多的患者，这就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

李兰娟：国家有难 敢为先

“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用《中华谚海》中的这句话，来形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恰到好处。

作为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她研发的李氏人工肝系统、制定的Li-ALS技术规范、提出的感染微生态学理论等，令医学后辈高山仰止，肃然起敬。然而，更加令人敬佩的是，在我国数次重大传染病事件和自然灾害引发的传染危机事件中，李兰娟院士巾帼不让须眉，每每挺身而出，冲在防疫救灾工作的最前面，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她“坚韧不拔、奉献社会”的人生信条。

2003年，在SARS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关键时刻，李兰娟院士第一时间率攻关小组，在48小时内检获浙江SARS首例患者病毒特异性核酸，率先进行每两天一次，长达3个月的病毒载量、抗体滴度和临床表现全程动态观察，发现了SARS患者潜伏期、前驱期、极期、恢复期的临床表现规律和病毒载量、抗体滴度变化与各期的相互关系之规律。成功培育和分离出SARS病毒，完成全基因测序。同时，李兰娟研制出特异性监测SARS病毒基因的实时荧光核酸扩增诊断试剂，获发明专利，并主编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专著。由于贡献突出，李兰娟被浙江省委、省政府授予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8年，全国多个省区市发生较大规模的手足口病疫情，李兰娟院士迅速召集临床诊治和疾病控制等领域专家，在广泛收集手足口病最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和临床诊治经验，主编《手足口病》专著并捐献版权，由卫生部向全国免费发放，为从事该病防治的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提供了较全面和实用的专业参考，得到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肯定。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震区许多伤员相继发生梭菌性肌坏死情况。随着伤员向全国转移，极易使该病向各地传播。李兰娟院士及时主持制定了《梭菌性肌坏死（气性坏疽）诊治专家推荐意见》，由卫生部向全国发布，在指导和规范全国梭菌性肌坏死的预防诊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她的倡导下，浙江省开通了国内首个支援地震灾区网络医疗服务平台，并由她亲自带领专家团队，24小时通过平台实施会诊，为灾区患者提供了更快捷、更高效的远程诊疗服务，受到时任总理温家宝的高度评价。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肆虐，国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李兰娟院士临危受命，担任国家防治甲型H1N1流感专家委员会临床诊治组组长。她针对疫情形势，就传染管理、发热门诊设置、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测、医疗救治、基层防控、检验检疫和舆论引导等多方位策略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并参与了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的编写和制定工作。得到了卫生部领导的肯定，对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科学规范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3年春，新发突发传染病H7N9对国人的健康产生了重大威胁。李兰娟院士创新性地将感染微生态学理论应用于H7N9危重患者救治，独创了由抗病毒、抗休克、抗低氧血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抗继发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和维持微生态平衡六大技术组成的“四抗二平衡”的综合性救治策略，显著降低了H7N9危重患者病死率，降低了人群对该疾病的恐惧感。该治疗方案得到了美国NIH及美国国家疾控中心的高度赞誉，并获得了国家副总理刘延东的高度评价。在埃博拉肆虐之时，派出医疗队伍支援西非，为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我国感染病工作者赢得了国际声誉。

李兰娟院士有众多的社会职务和荣誉光环，但她却感言道：“我永远是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患者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