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古村落居民受益状况分析 *
——以晋中后沟古村为例

邵秀英 沈睿哲

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古村落居民受益状况分析*
——以晋中后沟古村为例

邵秀英 沈睿哲

随着古村落旅游发展的不断深入，居民受益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古村落旅游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古村落居民受益状况受到开发主体、政策条件、居民自身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旅游开发主体对古村落居民的影响持续而具体。后沟古村在十年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经历政府、企业、高校三类旅游开发主体，研究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居民旅游受益状况调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不同旅游开发主体进行评价，得出古村落旅游居民受益效度，提出适于古村落保护发展的“政府+”旅游模式。

古村落；旅游开发主体；社区居民受益；后沟

我国古村落旅游源于上世纪80年代，西递、宏村申遗成功进一步促进了古村落旅游的快速发展。国内古村落旅游发展历程中，不乏开发成功良性发展的案例，但也有因为各种矛盾导致的旅游发展停滞，甚至造成古村落遗产破坏的案例。其中，旅游开发主体与居民受益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古村落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

利益主体理论源于现代企业管理，有学者借鉴其原本的分析手法与技术目标，将其应用于旅游业中，期望在旅游发展中进行相关的利益主体分析，以更好地服务于旅游发展。不同的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其利益主体的诉求与实现途径也不尽相同。其中古村落旅游资源属于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范畴，它的旅游开发以保护为前提。首先要对各项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资源进行保护，其次再谋求进一步开发，最后使之变为旅游产品。

古村落旅游开发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主要包括当地居民、游客、旅游开发主体、当地政府部门、研究者、社会公众等[1]。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古村落旅游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古村落旅游开发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外来投资商、村集体、非政府组织等。当地居民希望借助旅游开发的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品质；游客希望在古村落中收获满意的游览体验；旅游开发主体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古村落遗存并在旅游经营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当地政府则要对古村落的旅游开发及运行进行监督管理。各利益相关者在古村落旅游发展过程中既相辅相成，又互相牵制。

1.2 古村落旅游利益主体相互博弈

旅游高昂的成本和带来的利益在各利益主体间产生了复杂的矛盾，利益主体间复杂的交叉影响进一步对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挑战[2]。协调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需要识别众多利益主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利益主体。伍先福（2010）依据权力/利益矩阵得出古村落旅游开发者、当地居民、政府等都属于核心利益主体。一些相关研究认为核心利益主体源于合法利益主体，但在权利方面又高于其他合法利益主体。可以说，核心利益主体是古村落旅游开发的主导力量，核心利益主体间关系的协调与否，决定着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兴衰成败[3]。在旅游发展刚起步时，政府与开发商较为强势，因此往往他们的意愿决定旅游规划与初期发展方向。在旅游业发展初具规模时，一些当地居民、旅游者、其他旅游企业等利益主体力量逐渐壮大，多方利益角逐显现，需要进行利益协调。及至旅游发展逐渐成熟时，各方利益诉求表达强烈，逐步形成较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

1.3 古村落居民受益感知效度

统计学中的效度即有效性，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常和信度一起使用。本文的“效度”取“程度”的意思。此前已有学者就古村落旅游社区参与效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杨效忠、张捷等[4]对皖南古村落进行了以社区家庭为视角的研究,建立基于利益导向的社区旅游参与水平测度指标；侯国林、黄震方[5]以周庄、同里、西递、宏村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进行定量评价。

从山西的古村落景区发展来看，除了以皇城相府为代表的村集体开发旅游个案外，其余古村落景区的居民都存在利益被边缘化的问题。在经济收益没有保障时，古村落居民普遍认为村子的旅游开发与自身关系不大。这种认识导致居民在古村落保护时持支持态度，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旦遇到保护与开发的权责划分、利益分配和价值收益等问题掣肘，居民积极性和主动性随之消减[6]。古村落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维权意识不强，居民在强势开发者面前常常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开发者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很少会为当地居民设置反馈信息的渠道，主动维护居民利益；政府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缺位，法律对古村落及居民的受益保护条款还不甚健全。因此，在古村落旅游开发中，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应当得到重视与保障，故本文从居民感知出发，研究古村落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多层次的受益效度。

2 古村落居民在古村落旅游利益主体中的角色

居民在旅游开发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复杂。古村落旅游与一般景区旅游不同，古村落本身既是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是旅游活动的主要载体。除了村民的古宅，居民的生活状态、生活场景、民风民俗等都是旅游吸引物。随着旅游的开发，古村落居民的生活空间、个人隐私的保护等都将发生改变，即古村落旅游开发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

2.1 居住者的角色

居住者是村民在旅游开发中最基本的角色。无论旅游开发与否，当地居民都是古村落中绝对的主体，不断的建造并延续着村落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古村落旅游的兴起，代表着古村落自身以及它所承载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等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旅游吸引物。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村落采取了居民整体外迁，仅保留村落古建筑独立成为景区的做法，例如皇城相府、乔家大院等，但更多的古村落旅游是建立在居民在村落中生活繁衍的基础上。若将村民迁出古村落不仅不利于保护古宅建筑，古村落景观的完整性同样遭到了破坏。游客希望看到的是有生活气息的古村落，而非民居建筑空壳。

2.2 参与者的角色

村民作为房屋古建筑的居住者与拥有者，由于游客的到来和参观，不可避免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如果村民主动参与到旅游开发与经营中，将会有助于发挥地方优势，调动村民积极性，同时提高收入，为古村落的保护与延续建立物质基础。居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的主要形式包括为游客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服务，资本获益，参与到景区的管理与日常维护中获益和通过原住权益而获利等[7]。居民被动地参与旅游活动则更容易受到旅游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例如被当作“参观”的对象、生活空间受到侵占、正常的生活受到打扰等。

2.3 古村落旅游的灵魂

古村落旅游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古村落的风貌、建筑，更在于由生活在其中的原住民所创造、传承的农耕方式、生活方式、民风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原住民生活其中，古村落才是有生命的古村落。作为古村落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原住民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淳朴的民风，聆听到古村落的前世今生，品尝到原滋原味的农家饭，领略到特有的文化积淀，甚至参与到传统的劳作中。因此，发展古村落旅游应该留住居民，保护居民，让居民受益。

3 不同开发主体下古村落居民受益感知实证

本文将古村落旅游目的地中的两个核心利益主体——旅游开发主体与当地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这两者在古村落旅游发展中关系密切，同时流动性相对较差。

3.1 古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受益效度评价指标的确立

在古村落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居民受益状况的因素十分复杂，不同的影响因素发挥的效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遵循全面、系统、科学、可操作性等原则，在文献阅读与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表1）。

表1 古村落旅游发展中居民受益效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古村落居民旅游开发受益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层，系统层包括经济、环境、文化三个系统。经济指标包含收入与福利两项二级指标，收入里包含个体经营收入与景区劳务收入，福利包含景区分红与生活福利。环境包含居住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要素，居住环境包含村容村貌的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的改善、居住房屋得到维修与保护四个指标；社会环境包含文物古建的保护与邻里关系。文化系统包含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两个要素，文化传承下是本土文化习俗的传承指标，文化发展里包含旅游相关培训、其他知识技能培训与文化设施三项。

3.2 研究方法

3.2.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在文献法的基础上设立指标评价体系，利用专家打分法与熵权法确立指标体系权重，通过问卷调查，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结果评价（表2）。

“熵”的概念源于物理学，后被生物学和信息论等多学科引用。熵权理论较之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增加了信息的过滤与处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观性，减小了计算中产生的偏差，其本质在于表示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其计算首先要由原始数据矩阵获得标准化矩阵：

其次通过熵值计算公式计算熵值，第i个评价指标的熵值为

最后计算得出第i个评价指标的熵权，

本文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发放十份专家意见征询表，发放对象包括乡贤、研究古村落旅游的专家学者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得到原始矩阵X：

对原始矩阵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X’，并依据公式计算熵值Hi，由此再计算出第i个评价指标的熵权 wi，其中。

3.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本文运用模糊评价法，通过对古村落居民旅游受益感知程度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居民受益效度。模糊综合评价法是模糊数学的具体应用方法之一，可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第一步要确定评价指标集及其权重；其次要确定评价等级与评语集V；第三要构造模糊评价矩阵Ri，最后的模糊评价结果为，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中数值最大项所对应的评价等级即为所评价实物的最后评价结果。

表2 古村落旅游居民受益效度评价指标熵权表

3.3 晋中后沟古村落居民旅游受益状况实证分析

后沟古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村落依山而建，村内大小庙宇、祠堂、戏台等遗址保存完好，被誉为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经典。2003年被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家协会列入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5年，后沟古村落景区开放。2005年至今，后沟古村落旅游先后经历了政府主导开发、企业租赁、高校接管经营再到企业管理等不同开发主体，在此期间，居民的旅游受益感知有异，这是本文选择后沟作为案例地的主要原因。

3.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问卷设计实地调研的方式获取。后沟古村现有村民75户，常住户约35户，针对政府、高校和企业旅游经营的居民受益状况，主要对35户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30份，有效回收率85.7%。

3.3.2 居民受益状况分析

根据上述熵权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问卷调研数据的处理，分别从经济、环境、文化三个方面，得出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的居民受益模糊评价矩阵。其中，政府主导时期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R政府为：

企业租赁时期的模糊综合评价矩阵R企业为：

高校开发时期模糊评价矩阵R高校为：

通过公式，计算出三类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居民受益评价结果分别为：

根据上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中建立的评价等级｛非常低，较低，一般，较高，非常高｝和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出政府主导开发时期非常低＞一般＞较高＞较低＞非常高，企业主导开发时期非常低＞一般＞较低＞较高＞非常高，高校主导开发时期非常低＞一般＞较低＞较高＞非常高。

3.3.3 结果分析

首先，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高校实施的旅游开发，居民受益效度均在“非常低”一项表现明显，表明后沟在近二十年来的旅游开发中，古村落原住民对自身的受益状况并不认可。

其次，在“非常低”、“较低”两项负向的评价子集的集中度上，政府＜高校＜企业，表明古村落原住民在对自身受益状况不满的基础上，相较而言对政府的不满程度低于高校与企业。

第三，在“较高”、“非常高”两项正向评价子集的集中度上，政府＞高校＞企业，表明古村落原住民在不同旅游开发主体支持下的受益效度政府最优。这其中高校的“非常满意”得分为0，是由于高校主持开发时期，旅游的效益不如企业时期，从旅游中获得较大收益的原住民减少，总体收益趋于稳定。

第四，在“一般”子集的评价上从政府至高校逐渐递增，反映了旅游的发展周期对于古村落原住民受益效度的影响。政府主导开发时期，旅游刚刚起步，主要体现为村落原貌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地居民对旅游认知不足，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企业开发时期，经过了2年发展，知名度提升，后沟作为一个新生旅游地游客增多，一些村民在自家开设农家乐，收入情况乐观，同时村民之间开始出现收入差距。到高校开发时期，后沟村的游客与旅游收入呈现稳定状态，但居民对于收入提高的渴望较开发初期更为强烈，使得村民的“经济”满意度不如企业开发时期，并呈现两极化趋势。

4 结语

4.1 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古村落居民受益状况分析的启示

4.1.1 古村落居民对不同旅游开发主体的感知存在差异

对后沟古村的调研结果显示，古村落居民对于不同的旅游开发主体的感知存在差异，着说明不同的旅游开发主体在古村落旅游开发中侧重点与优势各不相同。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入、对当地村民的考量上更优，企业在资金投入与旅游经营上更为专业，而高校较重视村落的保护与非遗文化的传承。

4.1.2 古村落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的期望高

在旅游发展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不论任何开发主体古村落居民的受益感知均呈现不满意的负向评价，即古村落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的期望很高，对于古村落旅游开发持支持的态度，并希望能从旅游发展中获得收益。

4.1.3 不论旅游发展的阶段性与开发主体，政府的作用都是重要的

后沟古村是景区与社区叠置发展的，不同于一般景区没有居民居住生活的情况，因此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居民的问题。虽然由于旅游发展阶段的影响，政府主导开发时期居民的收益不如之后企业与高校开发时期，但政府在前期对于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地村民的考量较其他开发主体更全面，在“环境”指标的满意度上明显高于企业与高校。因此，对于古村落旅游开发，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

4.2 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古村落居民受益状况分析的建议

鉴于此，古村落的旅游开发适宜实行“政府+”模式。

政府既是古村落旅游地利益主体之一，又是古村落旅游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同时也是古村落旅游地游客和原住民利益的保护者，因而必然是古村落公共资源维护和旅游管理的主体[8]，兼具管理、开拓与保障职能[9]，这样的模式更有利于古村落的保护与旅游的有序开发。

对于古村落这类具有保护与发展双重属性的旅游地开发，需要比一般的旅游地开发制定更详细的规划和有更多部门的参与，以及投入更多的资源，而单一的开发主体往往有自己的获益考量，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同时资源投入也存在相应的缺陷。例如政府部门在古村落的保护及维护居民利益方面表现突出，但在资金投入与景区管理方面表现欠佳；企业因获取利润的需求使其在保护居民利益方面稍差，但在资金与管理方面优势明显；高校更加注重对古村落文化内涵的挖掘，在旅游的专业度上优于其他主体，但实践经验不足。因此“政府+”代表的是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古村落开发模式，鼓励包括企业、高校、村委、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参与古村落旅游开发。具体政府与哪个或哪几个开发主体相结合，需要依据古村落资源及经济背景的差异等因素，因地制宜进行选择，最终达到在保护的基础上，发挥各旅游开发主体优势，共同完成古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实现开发主体、居民、游客多方共赢。

“政府+”模式下，政府应首先做好政策与制度保障，完善相关条例，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保证古村落各项遗产在得到完善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有序利用，为古村落的保护设立“红线”。其次政府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各参与主体共谋村落保护与发展，共享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成果，避免因损害古村落原住民受益状况而导致古村落旅游发展畸形的现象。最后，“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绝对的掌控，而是指政府在古村落旅游开发中肩负起监督、协调、引导的职责，其他参与主体也可以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在招商引资、宣传推广、保护研究、经营管理等各自擅长的领域出谋划策，形成各利益主体共同努力、谋求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使各利益主体实现最大满意度的受益。

[1]李凡.古村落旅游开发中的利益主体研究——以大旗头古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7,22(1):42-48.

[2]吴泓.基于利益主体理论的旅游利益主体融合探讨[J].学海,2006,5(29):150-154.

[3]伍先福.古村落旅游开发相关利益主体研究[J].市场论坛,2016(6):71-72.

[4]杨效忠,张捷,唐文跃,等.古村落社区旅游参与度及影响因素——西递、宏村、南屏比较研究[J].地理科学,2008,(3):445-451.

[5]侯国林,黄震方.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J].地理研究,2010(10):1802-1813.

[6]陈庚.以居民为核心主体的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基于婺源李坑村的实证调查分析[J].汉江大学学报,2009,28(5):86-90.

[7]唐小双.浅谈村镇民俗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受益:途径与模式[J].经营管理者,2010(13):274.

[8]邵秀英,田彬.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J].人文地理,2010(3):120-123.

[9]邵秀英,任秀芬.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主体职能探析[J].经济师,2010(6):227-228.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village tourism,community benef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which influe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The tourism entity,policy and the resident itself,many factors have effect on community benefit of ancient village.For the rest,the tourism entity’s influence is more obvious and durable.Hougou village has almost ten years of tourism development,which has many tourism entit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tourism company and university.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calculation,the paper find out the character of different tourism entities and propose that ancient village should use the pattern of“government+” to develop tourism.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 tourism entity ;community benefit ; Hougou village

TU-B

A

1674-4144（2017）-10-79（6）

邵秀英，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教授。

沈睿哲，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研究生。

山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山西省传统村落遗产资源管理数据库建设”（编号:2015091002-0104）。

责任编辑：于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