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方式

刘畅?

摘 要：唐朝辉煌灿烂的文明不仅发于长安兴于长安，更是对疆域内其他地区有深刻影响。唐代中原文化的传播虽然依托有限的传播途径，但文化传播遍布了整个疆域，岭南地区虽地处唐偏远地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受唐中原文化影响颇深。本文以《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为例，从碑文内容入手，结合中国古代新闻史分析唐朝中原文化在偏远的岭南地区的传播方式，进而探究唐代中原文化的传播对岭南地区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唐朝；传播方式；唐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0-0168-02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唐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以长安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不仅在帝国核心地区得到充分发展，当时的少数民族偏远边陲地区也深受影响，足见当时唐中原文化传播之广。

在广西上林县发现的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是壮族文人留下的最早文字，这两块碑对研究唐朝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这两块唐碑的背景，碑文内容出发，结合唐朝文化和新闻传播的途径以及方式方法，分析《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所体现出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程度。

一、《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碑》的背景

《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宅颂》（本文简称《大宅颂》）和《廖州大首领左玉铃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本文简称《智城碑》）位于广西上林县澄泰、白圩二乡镇，是壮人撰写的最早碑文，也是岭南最早的碑文之一[1]。

《大宅颂》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由韦敬辨所制，碑高95厘米，宽64厘米，碑文为楷书，竖刻，其中从第四行到第十六行为正文，由“序”“颂一首”“诗一篇”三部分组成，全篇17行文字，共386字，叙述了韦氏家族修建大宅园的缘由，并称颂大宅的坚固，也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智城碑》刻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碑高164厘米，宽79厘米，碑文也是楷书，竖刻，由“序”和“碑一首”两部分组成，全篇24行文字，共1108字，碑文中刻入了武则天创造的6个异体汉字，描写了智城山一带的风光，颂扬韦敬辨文治武功的事迹。

《大宅颂》和《智城碑》的修建年份相隔15年，《大宅颂》落款时间是“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十五日聊掇”，时为唐高宗年号。《智城碑》落款时间是“维大周万岁通天贰年岁次丁酉肆辛卯朔柒癸酉检校无虞县令韦敬一制”正是武则天当政的年号。这两块唐碑出现的时间正是唐王朝走向兴盛时期，唐王朝经历太宗、高宗朝的励精图治，到武则天时期，国力进一步发展，唐帝国的国势在偏远的岭南地区的碑记也有印记[2]。《大宅颂》和《智城碑》反映了走向兴盛时期的唐王朝边疆的社会状况，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唐朝岭南地区的上林壮族人民并非野蛮愚昧，相反，该地物产丰盈，百姓安居乐业，在唐王朝的管辖和文化控制下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碑文中所反映的字体文风和描述的地方治理以及人民生活都体现了唐王朝中原文化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因此，以这两块唐碑为例进行研究很有意义。

二、唐代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方式和途径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报纸是出自唐归义军进奏院的敦煌进奏院状，这份带有官报性质的传播工具用于传报来自朝廷的信息，再有各藩镇派驻在首都的进奏官向地方传发。据考证，最早的敦煌进奏院状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与本文研究的唐碑所刻年代相隔近两百年，因此，关于上林唐碑所体现的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地区的途径与此关系不大。

在《大宅颂》和《智城碑》所处的唐朝初期，官方和民间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很多，这一时期唐朝中原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有驿传系统、露布檄文、榜文和告示。

1.驿传系统

中国古代的驿传系统在传递信息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疆域辽阔，气魄恢弘，文化昌盛，声威远播，它的水陆交通线覆盖全国，通达四邻，为大唐帝国空前规模的人员来往、物资交流和信息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据史料记载，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驿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驿传的作用不仅限于传递公文，还用于人员的流动（入京、赴任、出使、贬谪）和信息流通。发达的驿传系统在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信息的流通使中央政府的政令及时传递到王朝内任何地方，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和稳固，也将中原文化的文字、文风、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广为传播，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2.露布和檄文

露布也是唐代官方的新闻传播方式，露布是指报捷的文书，在印刷技术尚未普及应用的年代，露布是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露布最初是前方军帅发给朝廷的捷报，旨在传递途中让军民知晓某地的军事捷报，露布内容言短意赅，详细内容还需另文细报。发展到唐朝时已不仅仅是由前方将帅发回捷报，发回朝廷后还需经最高权力机构审核，甚至改写润饰，再正式颁布天下。而上林区在唐朝处于边疆地带，通过露布接受朝廷信息，必然会潜移默化的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字和文化，也不难理解两块唐碑所使用的文书文体和汉字均来自中原文化。

除了露布，唐代“上情下达”还有一个重要的传播方式就是檄文，檄文是君主或统帅于战前发布的一种下行文告，因而檄文更近与宣传而不是新闻，处于边疆的上林虽处于边陲偏远地区，战争时有发生，朝廷发布檄文也成为上林区人民接受朝廷信息和中原文化的重要途径，《智城碑》中有6个武则天创造的异体汉字就说明了上林虽然地理位置远离长安，但政治和文化上依然受控于唐王朝。

3.榜文和告示

榜文，古代径直称榜，其实就是现在仍很常见的告示，在唐代诸多的新闻传播形式中，榜文应该说是真正具有大众传播特质的[3]。榜文面向公众，又时常发布，内容广泛，不仅在历朝历代用于张贴进士榜，也常向民众传达各种信息，包罗万象。发榜的人通过一纸榜文将想要民众知晓的信息登于榜文上，民众通过自发阅读榜文了解统治者和发榜者的信息，“榜文无异于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建立起一条沟通渠道，使二者得以发生联系。”以此晓喻民众。《智城碑》中：韦使君通晓武略，……他于是在此險要的深奥处创建州所，按功绩排上位次布告与众，砥厉平直，以衡量公正。就描述了韦敬辨文治武功，将功绩排位次，布告与众，可见上林地区的民众也使用这种传播信息的方式，不仅快速简洁的向民众传达信息，也体现出韦氏治理的公正。endprint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民众更好的理解内容便于活动的实施，榜文所刊载的告示内容一般都会以通俗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最大限度的被民众接受理解。位于岭南地区的上林自古就是壮族聚居地，除了受到中原文化的文字影响外，该地区的壮族文字也广为使用。这也不难解释《六合坚固大宅颂》中得以出现汉字与古壮俗字夹杂使用的现象。

三、唐代文化的传播方式对岭南地区的影响

通过驿传系统、露布檄文和榜文告示等传播方式，地处唐王朝偏远的岭南地区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上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从碑文内容来看，唐朝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

1.政治

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修筑运河，连接了桂林至广西西部到今越南北部的水运，便于中央政府传递政令，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传播中原文化。而上林处于交通要道，上林碑文中出现的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所造“天”“地”二字说明该地区已经开始传播并使用，可见武则天王朝的强大统治，再依托于交通的便利，使得岭南地区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几乎趋于一致。

此外，碑文中通过寻祖汉源来表明作者身份，也是对中原名门望族和皇族的攀附与认同，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中原的政权在岭南地区的强大震慑力，也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央集权政权的认同。

2.文化

《智城碑》和《大宅颂》所出现的上林地区是壮族聚居地，这两块使用汉字的唐碑出现在壮族地区本就体现了唐朝中原文化强大的渗透力。从两块碑文的内容来看，处于经济文化边缘的上林一带，碑文中的骈文与中原文化一致，且以用典来丰富文章内涵，表达深意也是中原文化中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体现。

此外，两块唐碑中所使用的关于自然、人文的意象体现出中原文化的渗透。《大宅颂》中出现的“京兆”“宗庙”和“礼仪”，《智城碑》中出现的“王孙”“金兰”等言语，完全是中原话语体系中的表达，说明作者熟悉中原文化，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熏陶。

3.宗教

唐朝初期，道教在唐代中原地区已经较为成熟，但在处于帝国偏远的岭南民族地区还是新生事物，但从两块唐碑的用典，像“赤城”、“丹丘”这类道教的意象看到道教在上林地区有所渗入。

四、结 语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朝初期中原文化之广，影响之深。偏远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深受唐文化影响，说明唐朝的岭南地区并没有想象的闭塞落后。在唐王朝的统治下，中原与岭南地区交通便利，文化有往来交流，岭南地区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与中原地区几乎保持同步，除了官方和民间的一些传播渠道，不同地区间文人的游历、相互交流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融。

根据《大宅颂》和《智城碑》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古代新闻史相关研究文献和史料，立足于碑文内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朝前期的信息传播方式主要是驿传系统，露布和榜文，这些传播方式不仅将中原文化有意无意的渗透到岭南地区，也改变了岭南地区民众的信息传播方式，因而在偏远的上林县的两块唐碑，无论从字体文书还是刻画的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方面都与中原地区差异不大。从《大宅颂》和《智城碑》中分析唐朝文化的传播方式实属冰山一隅，但这两块唐碑对于研究唐朝文化在少数民族的传播很有典型意义，从中不仅看出唐朝治国方式严谨，上下通达，国力昌盛，更是对研究中国古代新闻史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白耀天.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通译[J].广西民族研究，2005（4）.

[2] 莫道才.从上林唐碑《大宅颂》和《智城碑》看当代中原文风对岭南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J].民族文学研究，2005（4）.

[3]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艾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