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惠于母校，母校却不能以我为荣

1979年秋，伟大的农民父母高瞻远瞩，将我送到津市（湖南常徳的县级市）叔祖父那里，托关系让我进入津市二中读文科班。在父母亲的眼里，我们安乡县农村中学的老师，“腿上的泥巴都没洗干净”，哪有水平教得出大学生呢？

津市在当年有“小南京”之称，是我长到16岁见到的最大的城市，叔祖父特地叮嘱我，城里的女生很漂亮，叫我别分心，要聚精会神读书，才对得起自己含辛茹苦的父母。我哪敢分心，连瞧都不敢瞧女生一眼。乡下孩子本来就很自卑，我只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让城里同学对我刮目相看。

那时教我的老师，基本上是平反的“右派”，他们只专心上课，很少在讲台上讲与题目无关的事。班主任李元成是语文老师，年近50，头发乱糟糟的，嘴上留一撮小胡子，似乎一年四季穿着蓝色夹衣。我当他的弟子一年，很少见他笑。他对男生与女生的关系监督甚严，似乎男女生关系走近了，就会直接影响高考水平的发挥。有一次，一个男生扭头问后面的女生一个题目，李老师发现了，将黑板刷朝他砸去：“你怎么不问旁边的男同学呀，非得问女同学？！”全班同学吓傻了，下课后才敢取笑那个男生。

期中考试考语文时，我很快将第一张试卷做完了，不料，一阵风将我的第二张试卷吹到另一组的女生座位下，我不敢去拿，就那么傻坐了半小时。那个女生叫洪军，其实她发现了我的试卷吹到了她座位底下，也不敢拿。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她终于鼓足勇气行动了，她一边假装着在做试卷，一边用脚轻轻地扒拉那张试卷，我飞快地瞟了她一眼，她鼻尖上都是汗，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胀得更红！讲台前，李老师背着手走来走去，观察着教室里的动静。洪军终于将试卷从她座位下扒拉到了旁边的过道，我趁李老师转身的刹那，飞快地拾起试卷。回想起那一幕，我至今都对那位从未与我说过话的女同学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一天，李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冷冷地问：“最近怎么样？”

我不知如何回答，绝对一脸懵逼地瞧了瞧他，然后低下头。

他又追回了一句，我才斗胆地问：“李老师，我不知您说的什么意思。”

“不知什么意思？你拿镜子瞧瞧！”他指了指墙上挂的一面镜子。

我就真的面对镜子瞧了瞧，然后又对李老师摇了摇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那时，连拉尿都在背题目呀！

李老师一脸寒霜，突然走到我面前揉着我的头发说：“你还烫发，心思歪了呀！”

我恍然大悟，原来李老师误会我了，我的头发蓄长后，就自然卷曲了，我哪会动那门子心思，也没有钱嘛。从李老师办公室出来后，我越想越气，放学后就到理发室剃了个小平头。

转眼到了1980年5月，湖南那年的高考生估计超过百万，先进行了一次全省预考，淘汰一半人，而且各县市都分配了指标。这便意味着，预考就等于高考，你若没预考上，连走进高考考场的机会都没有。我的户籍是安乡县安昌乡大中大队，不是津市人，但我当时不晓世事，只顾埋头读书，所以，当李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时，我一头雾水。

李老师说，根据政策，你应该回安乡去参加预考。我想，我当时的模样肯定是急得快要哭了，不知如何是好。李老师最后嘴里嗫嗫嚅嚅，也不知要表达什么，看得出，他陷入了十分矛盾的境地。

我还是留了下来，在津市参加了全省预考，结果，我名列全津市文科生第二名。宣布成绩的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李老师的笑容。

高考的日子更加近了，我终于知道，我是必須回安乡参加高考的，而且必须联系一所中学插班参加高考。我第一次去邮电局拍电报，听说很贵，字越少越省钱。我在心里打了几次腹稿，最后连“爸妈”这样的称呼都省略了，只写了八个字：联系学校回来高考。

爸妈是农民，这事儿当然落在姐姐肩上了。那时她在公社粮站当临时工，刚学会骑自行车，她想到自己中学的老师在安乡四中教书，便兴冲冲地骑了几十里路去求援，没想到安乡四中拒绝收留我。姐姐于黄昏时赶回粮站，因事没办妥心急，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到水渠里，受了惊吓，害了一场病。

后来还是别人提醒，我父母才想起大队有一个老师叫姜寅发，正是安乡一中的数学把关老师。于是隔了几天，我姐又上县城，姜寅发老师爽快地把事办妥了，这样，我就可以以安乡一中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了。

那年夏天澧水发洪水，直到7月3日津市城要关闭城门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津市二中。那天，送我上船的正是李老师，从二中到船码头足有3里路，我走在前，李老师走在后，师生一路无言。

要开船了，李老师握住我的手，我看见不苟言笑的李老师眼眶里有泪花，他说：“你虽然不算津市考生了，帮安乡夺走了一个津市指标，但你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考好。”

若干年后我才理解当年预考前李老师找我谈话时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我是津市户口呀，那年若是算上预考人数，全省实录的本科生才百分之一的比例，我们安昌公社最终只考取了我一个本科生。而李老师他认定我一定会考上，他的教学成绩里，本来可以多一个大学生的！

就在我踏上船的那一刻，李老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信，像个小孩，害羞地对我说：“嘻嘻，这是你的信，一个女孩写的，我帮你代管了一年。”

我木然地接过信件，上了船，回头见李老师有些佝偻的背影正在远去。这时我才端详那些信件，全部都被撕开了，我也没看是谁写的，只觉得受到了一种侮辱，将那一沓信扔到澧水河里了。于是猛然醒悟，难怪李老师见我头发卷曲是“心思歪”了。

来到安乡一中，姜寅发老师把我带到一个班熟悉考场，那个班的班主任笑眯眯地看着我，显然，姜老师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似乎有了意外收获。正埋头复习的同学们悄悄瞧了瞧我，他们也不知道为何班上突然来了个插班生。7月7日，我在那间教室里走上了1980年的高考战场，3天时间，我没与任何人交谈过，至今也不知那个班的班号，当然也不认识一个人。

20多年后，我身为记者到安乡县采访，偶然看到一本厚厚的《安乡县一中校史》，翻到最后一页是“补遗”，上面写着：下列同学无法确定班级……几十个名字中就有“周碧华”，心里一时如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那个特殊的年代，便留下了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我受惠于津市二中，该校却不能“以我为荣”；安乡一中的高考史上，有我一份小贡献，但我又没有安乡一中的学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