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我将灵魂熔炼
——读樊忠慰《精神病日记》

徐 霞

周文英 和建华

——读樊忠慰《精神病日记》

徐 霞

樊忠慰是我喜欢的诗人，多年来他始终保有的那份纯粹诗心令我尊敬。自2001年诗集《绿太阳》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迄今为止诗人已公开出版包括《精神病日记》《家园》《雏鸟》《渴死的水》等诗集多部。这其中，《精神病日记》是很多人不断提及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了樊忠慰的一个精神标记。不管是批评家还是普通读者，要理解樊忠慰或其创作，都很难完全绕开这一作品。它也是我所念念不忘的，每每在试图进入樊忠慰的精神世界时，我总是把它作为一条细小却行之有效的通道。

一、“缠身的疾病，我只能独自承担”

诗歌源于孤独和疾病

想象始于失落与梦境

——《坦白》

打开《精神病日记》，眼球不由得被诗人的“坦白”吸引。疾病折磨身体，精神因失落备受煎熬，内心的孤独一日胜过一日，唯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梦境中，身心所受创伤才稍微得以缓解。“如果那年我死在异乡/什么也没留下，也没人知道”（《感悟》），世界广阔却容不得一个诗人留下丁点存在过的痕迹。我实在无法想象写下如此诗句的樊忠慰当时的心境如何，会有无奈吧，又或者是悲伤？最让人不忍的，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可恶的疾病。“多年的疾病像一条蛇/撕缠我的忧郁和健康”，作为冷血动物的代表，蛇一贯给人冰冷、狡黠之感，透过此意象能异常清晰地捕获纠缠诗人的病魔它的冰冷无情与面目可憎。我是如此痛恨那如魔鬼般的幻听，因为它在蚕食诗人身体健康的同时还不断地侵袭他的心灵，“精神病还写诗，我没病还写不出来，病莫不是装的吧？装病写诗难道会写得更好吗？”（《诗人自语》）如果说身体上的伤害尚且可以承受，那么被外界无端地误解与攻击从而令精神遭受痛苦折磨，这显然是诗人无法承受的。所以他失落、他孤单、他无助。

可又有谁能真正理解樊忠慰内心的这份苦痛呢？一句“缠身的疾病，我只能独自承担”（《感悟》），一个“独自”已透露了诗人的内心：是的，无论是缠身的疾病又抑或是由此带来的种种伤痛，都只能由他独自一人默默承担。在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人的痛感神经是会被莫名撕扯的，诗人那份孤身承担一切的黯然着实令人心疼，尤其当他万般无奈下吐露“请不要诋毁我/因为我是被诬蔑的人”（《坦白》）的心声时，心底不由得泛起阵阵苦涩。

幸运的是，独自承担孤独和疾病的樊忠慰找到了“治病良药”和“救命稻草”——诗歌。身体虽为疾病所累，灵魂却被诗歌所救，对诗人而言，这是不幸中的万幸。《精神病日记》开头的“诗人自语”让我看到了诗歌在樊忠慰人生中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分量，也许，说诗歌是他的全部也不为过吧。与那些将诗歌视作手段去获取功名与利益的人不同，樊忠慰将诗歌视作生命中圣洁而崇高的存在，对它爱得纯粹而忠诚，几无杂志可言。正因为对诗歌忠诚，所以才可以这么多年宠辱不惊地坚守在诗的国度，执着地创作。樊忠慰的诗，个人化色彩极重，从他的诗中更多地读到了诗人对蝇营狗苟的蔑视、对人生困境的超然、对价值信仰的坚守，无论世俗的声音如何误解甚至攻击他，拥有诗歌的他始终活得坦荡、纯粹，宛如一位儒雅、高贵、风度翩翩的王子。

我不知道有多少诗人可以坦然地写下诸如“诗歌是我的宗教。它与我的生活有关，与我的梦有关，与疾病有关，与道德、理想有关，与信念和意志有关，或许还与人类的未来有关。”（《诗人自语》）的诗行。樊忠慰写下了，而且写得异常坚定，他将自己的梦想、疾病、信念、意志甚至对人类未来的思索都毫无保留地幻化成喷涌的文字。我想，这份勇气与决然，大概不是每一位诗人都能拥有的，由此更能看出他对诗歌的热爱与执着。是的，樊忠慰对诗歌有着无与伦比的虔诚与敬畏，所以阅读《精神病日记》我丝毫不觉得诗人是个受疾病困扰的人，相反的，我觉得他比许多看似健康的人活得更真实也更清醒，那些字里行间传递出的生命激情，让我看到了坚韧、澄明的人生境界。

二、“命运啊，我会努力争取，但绝不摇尾乞怜”

我极限地抵抗着疾病

剩下脆弱而恍惚的心灵

——《感悟》

萨特说“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我想，樊忠慰对此的体悟应该会比很多人来得深刻。漫漫人生，需要他鼓足勇气去面对的荒诞与痛苦难道还少吗？幻听如魔鬼肆意叫嚣，命运无情地张牙舞爪，不时露出奸诈的哂笑。它们都妄图伺机将诗人推入深不见底的命运深渊。所以每当读到类似“从我降生那一天起/没有金币、权柄和爱情”（《快乐与自尊》）的诗句时心总是揪紧的，它们不仅让诗人不尽如人意的处境纤毫毕见，更传达出樊忠慰委屈、不甘、无助的内心，上面布满伤痕。而当诗人无奈地表示“可怜的家伙，错过了青春与爱恋”（《我的灵魂已走远》），眼看着“影子和我成为别人的笑话”（《诞生或活着》）却无计可施，为了改变无奈现状甚至“想把自己的诗篇奉上/换取功名、佳人与琼浆”（《一口气吹开三千年》）时，更是让人对他充满疼惜。抛开诗人身份，樊忠慰也不过就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命运何以如此步步紧逼，不但残忍地剥夺他的健康，毁坏他的青春与爱恋，还让许多不知所谓的声音对其发起攻击和嘲笑，哪怕他一退再退、一让再让，狰狞的命运却还是要无情地将他逼入死角，看着他无计可施却无动于衷？！

生命洪流，不知卷走过多少人曾经顽强的意志。苦难当头，多得是人甘愿沉沦，从此一蹶不振。读着《精神病日记》中那些刺痛人心的诗句，多少次我想问问樊忠慰，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对不公的命运缴械投降，臣服于它顺从于它？

然而，直到我听到诗人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命运啊，我会努力争取，但绝不摇尾乞怜”（《快乐与自尊》），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可笑。“绝不”二字带有异常浓烈的感情色彩，它更像是一份坚定的誓言，宣告着无论命运如何苦涩都无法迫使他麻木地接受，更加不可能改变诗人砥砺前行的决心与勇气。于被苦难纠缠不休的诗人而言，发出这样坚定的声音需要多强大的内心哪！每每读到这句诗，我的眼前经常出现一个目光坚定有神地凝望着滔滔金沙江水却不发一言的诗人形象，他的头顶有振翅翱翔的雄鹰在发出尖厉呼啸，那一刻仿佛“一切屈辱、伤害和梦幻”都是虚弱无力不堪一击的，因为诗人的“心灵像黑洞”一般强大，足够抵抗命运中的全部苦难。“着魔的我疯狗般狂吠/诅咒神灵、夜空和苦难”，在《我的灵魂已走远》中诗人甚至不惜以疯狗来比喻自己，借以表达他难以遏制的欲与苦难命运抗争的决然；“捉弄我的魔/我要诅咒地狱的淫乱/嘲笑我的人/我要高过天堂的黑暗”，在《时间丢了》中樊忠慰那敢于诅咒、藐视、抗争苦难命运的勇气（这份勇气是由樊忠慰豁达、深邃的思想境界铸就的，也是他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超越很多诗人创作的原因所在）令人震撼。

细读《精神病日记》中的众多诗行，我强烈地感觉到了何谓“人的尊严”。那是一股无论如何都不甘于受命运嘲弄的力量，更是一份纵然苦难重重却依旧奋起抗争的决绝。“我用飞翔的意念折断悬崖”（《梦与真》），“飞翔的意念”它在表明诗人身患思维鸣响症的现实处境的同时，更多地说明诗人思想上的自由，而“折断”一词充分说明了他的意念、精神力量之强大，以至于可以摧毁如悬崖般的困境，从而传递出诗人奋力抗争命运的决绝。在《悬棺如斯说》的末尾，诗人说“当世界成为僵冷的囚笼/天空，给我热血的太阳/雄鹰，给我闪电的翅膀/让我超脱虚无的生死，用灵魂飞翔”，对一个人而言，“当世界成为僵冷的囚笼”无异于宣告自由的失去及命途多舛的开始，生活也很有可能随之增添众多苦难与波折。面对如此艰难境地，诗人却依旧可以从广阔的天空中获取热血的太阳，从翱翔的雄鹰得到如闪电般震撼人心的翅膀，奋力展翅飞翔，超然于苦难，超脱于虚无的生死。试问，这份从容与坚定地对抗苦难命运的强大又岂能不感染阅读《精神病日记》的每个人呢？而放眼整部诗集，能够表明诗人奋而抵抗苦难命运的诗行比比皆是，那是樊忠慰心迹的袒露更是他对何谓人之尊严、诗人之尊严的庄严宣告。

从这个角度而言，《精神病日记》是能令人产生“心灵的伟大”之感的，诗集呈现出了悲剧美的特质。散逸在樊忠慰的诗歌当中的崇高美与悲壮美有着足够感染人的力量，那不仅仅是风格概念，更属于“悲剧”的美学范畴。诗人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更接近西方式的悲剧，是一种超越了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形态。命运悲剧的特征在《精神病日记》中体现的异常明显。

三、“死到不可再死，便接近了大道和永恒”

天才是残疾的，他的残疾是人类的残疾

——诗人自语

《精神病日记》是一部可以牢牢牵引住人的思绪的诗集，阅读它，时而会为诗人的命运痛苦皱眉，恨不得立时就将那些纠缠不休的苦难消灭于无形；时而

又会因为诗人身上闪现的人性光辉击掌赞叹，全身的血脉也跟着贲张。我想，这就是我喜欢樊忠慰诗歌的重要原因吧，他笔端的文字强烈地刺激了我的神经，让我的内心跟随他的节奏忽而震撼、忽而释然。越是懂得樊忠慰的文字越能清楚他是在用灵魂写诗的人，他的诗歌是用他自己的灵魂熔炼成的。

樊忠慰的文字是极具力量的。《精神病日记》中有很多对生死做出哲思的文字，它们是诗人在历经了暴风骤雨般思想斗争后提炼而成的，颇具深度与力度。身陷幻听泥潭的最初，诗人自觉无论怎样努力都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甚至臭名昭著的人，这令他恐惧、无助，以至于想到用死来摆脱；许是对死亡坦然了，便也渐渐明白了“生命是神秘的，也许死亡更加神秘”（《诗人自语》）；活着还是死亡，剧烈地拷问着诗人的灵魂；最终诗人蜕变了，他敢于跟病魔与命运打赌，自信能够抗争虚妄的不朽，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由失落、绝望到涅槃重生的全新的诗人樊忠慰，他的思想更为深邃，生命力更为强韧，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已然完成了质的升华，由他发出“即使诗人像河流般倒下/灵魂也要踩灭死亡,在天堂安息”（《幽灵穿过幻听的耳朵》）的呐喊，简直振聋发聩！

我始终坚信，一个真正理解了死亡的人才会更懂得“重要的是我还活着”，也才更明白如何让自己活得高贵而有价值。所以当完整读完《精神病日记》再回头去看樊忠慰写在诗集开头的：“现在我感谢疾病，它让我懂得什么是健康。感谢诗，让我触摸了众多诗人的灵魂和感情，它使我渴望找到一种美好、独特的话语方式，才不虚度此生。”原先替他担忧、替他揪心的感觉会慢慢被欣慰代替，这份欣慰来自于我看到了一个虽为疾病纠缠、为命运所苦却依旧能够拥有一份超然心境的樊忠慰。这份超然、超脱，让诗人很大程度上得以摆脱由疾病造成的种种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坦然地看待命运无常甚至人的死亡问题。

当然，樊忠慰的《精神病日记》令我肃然起敬，不仅仅因为诗人在彻悟了死亡后在精神上对其超然，更在于他在行动上奋起对抗死亡。那就是多年来，诗人始终以一颗纯粹、淡泊之心潜行在诗歌园地，不断将他的种种际遇与感悟化作生命激情涌动的诗篇疗愈伤痛、安抚灵魂。《精神病日记》以及他多年来的诗歌创作，都在充分说明诗人完成了因缠身疾病而对生命产生怀疑和否定，然后“在面对苦难、罪疚和死亡时依然对生命持肯定态度”，最终在精神上超越死亡、在行动上对抗死亡的转变，从而令他伤痕累累的内心得到慰藉，生命意义得到升华。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樊忠慰也向我们展示了诗歌、文学最本质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我喜欢诗人的原因所在。

另外，《精神病日记》当中有许多书写“爱”的诗行，诗人为这份“爱”注入的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值得思考。有时候，他像是在抒写自我对美妙爱情的憧憬与向往——“我在岸上幻想/谁会爱我，我又爱谁”（《快乐与自尊》）。哪怕诗人明知爱情有时苦涩如黄连，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伤心落泪，但他依旧愿意为它奋不顾身。我想，本身就是美好象征的爱情，它为人类带来了无数与美有关的东西，于向来对美有着执着追求的樊忠慰而言发出如此渴望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对此，曾有论者指出那是诗人渴望在生活中遇到真挚爱情。这样的解读有其合理性，但我以为樊忠慰之所以对爱孜孜不倦地书写，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从本质上理解了爱与死之间的关联，从根本上领悟了命运的无常和死亡的不可回避，所以才会更加珍视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美好的爱，从这个角度出发樊忠慰书写爱绝不只是为了表达对爱情的渴望那样浅显，他提及的爱更应该是一种对生命、对自然万物的大爱。

结 语

漫长的精神熔炼，让樊忠慰的诗歌越来越具气象与境界，喜爱他作品的人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令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可是，无论外界如何喧哗，世事如何变迁，他却始终保持着一份淡泊与宁静的气质，默默用心与滔滔金沙江水对话，静静聆听头顶振翅翱翔的苍鹰与无垠天地的对话，然后继续自己的灵魂熔炼之旅，将自我毫无保留地融进文字中，融进诗歌中。于是，每次读到樊忠慰的诗歌，我们都能惊喜地发现，他的精神气度没变，他对美好、明媚的感恩之心没变，他对诗歌的敬畏和赤诚没变，他的诗歌始终保持着追求善良拒绝罪恶和悲剧的初衷。这样的樊忠慰，可爱、可敬！

愿时光温柔相待“我真的多年没变/像金子般善良而简单”（《我的灵魂已走远》）的诗人樊忠慰！

【注释】

[1]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杜小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2] 刘翔平：《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 文中所引诗句，均出自樊忠慰：《精神病日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系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杨 林

学人观点

“错位”的文学理念与当代云南精神——当代云南作家文化身份及写作策略浅析

周文英 和建华

·主持人语·

谈论诗歌写作是极不讨巧的事。因为诗歌写作的经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没有相关的创作体验，要来研究诗歌写作，十之八九会成为隔靴搔痒之论。王人天的论文选择了一个较好的角度，从语言入手来讨论诗歌写作，这就使得对诗歌的研究成为可能。论文有关诗歌语言的论述值得一看。

周文英、和建华的论文从“错位”这一文学理念入手，探讨了云南作家文化身份的差异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对云南作家的写作策略亦作了一定的分析。(胡彦)

云南对于外界而言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这一地方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独特的民族文化无不让世人以一种惊异的，猎奇的，然而又以某些莫名其妙但可以肯定是非我族类的眼光相看待。这是一种对待云南以及云南文化的复杂心态，也是对我们云南人的一种“他者”的眼光的观照。然而，我们自己又是如何或者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呢？下面，笔者将通过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和文学创作的策略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由《春城赋》引出的论题

1987年冬日，旅居昆明的纳西族学者周善甫写成后来一时传为奇文的《春城赋》。《春城赋》征材聚事、写物图貌，命义闳博、措辞富丽，全面地赞颂了昆明的历史文化和风光物貌，被公认为继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之后，多角度多层次吟咏昆明的最佳文学作品。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相反，我们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赋”这种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难把握的文学体裁在西汉兴盛，唐宋式微之后，到明清即成绝响，遑论民国。周老先生的这一举动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云南作家的“错位”的文学理念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云南作家文化身份与写作策略的变化，周善甫写《春城赋》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特殊表征。

文学，今日无法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文学是什么？”这一关于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被现代的学者们悬隔。事实上，在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以致我们以“多元文化共生”这样的概念来阐释所处的知识大爆炸时代之时，我们已无力解决这一古老的文学本体论问题了。我们以文学理念、文化身份以及写作策略这一更具体但也更明了的阐述来论述问题。

在本文中，所谓文学理念即作者的文学观，它关涉作者对于“文学是什？”这一关于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基本观点；文化身份指的是作者在创作或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作品书写者主体身份的文化属性，它关涉作者的文化背景、文化立场和文化观念；而写作策略指的是作者围绕着“写什么？”“怎么写？”“ 为何写？”以及“为谁写？”四个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及其在具体创作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

从作家的文化身份来看，至少包涵二层面：一为云南籍的作家，如李乔、晓雪、于坚、夏天敏等等；二为旅居或客籍云南作家，如彭荆风、汤士杰等。前者以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写作，在地域、民族等的问题上以“自我”的眼光进行观照，作品具有“自我叙述”性质。如李乔在边疆民族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就有着较强烈的自传色彩，其代表作《欢笑的金沙江》除具有“十七年文学”的总体特征外，这种作家的文化身份以及“自我叙述”性质是不容忽视的。后者的作品具有较明显的“他者”眼光以及比较文化的意识。如彭荆风的《驿路梨花》，其诗意的叙述，是在隔了一定的主客体的审美距离，在文化比较的潜意识中才可以完美表达出来的。而汤士杰的作品则是以审美距离，文化比较的意识更为浓烈的情况下对云南的人、事、物从一个当代作家的身份姿态所做的极具个性化的书写。

从写作的策略来看，云南当代作家中既有极具先锋性质的于坚的“诗人写作”。于坚自己曾说“在这个诗歌日益被降级到知识的水平的时代，我坚持的是诗人的写作。”并认为“诗人写作乃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把你教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云南当下作家群里，也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海男的小说创作。而丽江作家木祥的小说《杀猪巷的女人》里的男性和女性世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和地位，还处于男性世界和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觉和风格中。因此，木祥在创作中，强调女性意识并不仅仅是回到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而是完全放在现实背景上展开了女性主义叙事。促使当代流行的那种软弱的、碎片式的和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发式的更有力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的社会场景中来揭示纳西族的历史面目。但更多的是沿着传统现实主义并吸收了部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并且有所发挥的写作策略在当代云南文学创作实践中占了上风。如以夏天敏、雷平阳等人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包括年轻作家赵清俊的短篇小说集《透明的夜晚》，从自己切身的生活经历，丰富深厚的现实经验、真切的心灵的感受和敏锐的艺术感悟，勾勒出中国当下高寒山区的真实画卷。在这一个个缩影中，流溢出作者对文学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生命在梦想中展开。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来存在着一个云南作家的“错位”的文学理念问题。在当今喧嚣浮躁的文坛里，标新立异、各抒己见已为常态和惯性之时，云南作家并不故作姿态或盲目跟风，而是有所秉持，在沿着现代云南作家的足迹继续前进。这就显得云南作家的文学理念不够“与时俱进”，因而出现了某种“错位”。事实与价值对立在认识论上就是一种“错位”，是理性与感性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错位”虽然不一定正确，但“错位”不是错误。马斯洛在谈到人的“自我实现”时有这么一种观点，基本心理是，人的认识越客观，越是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则它就越是远离价值。知识分子几乎总是把事实与价值看成是反义词。认为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当下云南作家群的创作精神和意义就显现在“错位”的文学理念里。

二、云南诗人于坚的创作轨迹及其文化姿态

于坚及其所属“新生代诗人”曾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于坚如彗星般划过当代中国文学的天空，留下一道属于当代云南人的于坚自己的文学创作精神轨迹。关于于坚，几本权威的著作曾做如下评述：

“于坚的诗歌写作可以分成几个阶段：80年代初期是以云南高原的人文地理环境为背景的高原诗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河流》《高山》等；80年代中期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化写作时期，代表作有《尚义街六号》《罗家生》等；90年代以来是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等。其中长诗《0档案》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其独特的诗歌内容、诗体形式和语言组织方式，得到一部分读者的赞赏，也受到另一些人的非议。但不管怎么说，该诗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于坚的诗歌已结集出版的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诗六十首》等。在诗歌创作之余，于坚还写作诗学随想与诗论，结集为《棕皮手记》与《人间笔记》等。”此外，于坚近来也写了不少反思性较强的文化随笔和散文。

“于坚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美学实验，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手法表现现代生存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和心灵的破碎状态。”“这《0档案》这首诗是对当代个人成长史的反观，它的意义远不止深入触及社会与个人的龃龉，而且也意味着‘第三代’诗歌对于语言与存在有了新的反思与展望——通过书写档案之外无数游离的、平庸琐碎的个人日常生活细节的狂欢，我们既看到了现实与语言的分裂，也看到了渺小、平庸、琐碎的个人生活细节的文化意义和用它构建诗歌空间的可能性。”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云南诗人于坚的文学创作的精神轨迹。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于坚作为一个云南人，一位诗人，一种属于云南又不仅仅属于云南地域的文化姿态——生于大山但并不像祖祖辈辈“守望大山”，而是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面对现实，活在当代，感受当代，并且不忘记回身“凝视大山”的当代云南人的开拓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云南人的气魄！

三、昭通作家群崛起的文学意义

或许有人会认为诗人于坚只是个特殊例子，是个单数，仅仅一个于坚还不足以代表云南当代文学，那么“于坚之后”呢？昭通作家群的崛起对于云南当代文坛就不是一个特殊的或偶然的文学现象了。1996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六届四次全委会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加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让云南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省”。以此为起点，云南开始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研究和筹备工作。昭通作家群的崛起与这个大背景有着内在的关联。如果说于坚用自己的喉咙发出了先知先行者的声音，那么昭通作家群则是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道路上群体的多声部大合唱。他们表征了“勤奋踏实的云南人”的厚实品格。

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主要还是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为主，在取材上则以能体现云南文化的个性特征的内容为主，表现手法以写实为主掺以少数现代派技法。前面说过，以夏天敏等人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更多的是沿着传统现实主义并吸收了部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并且有所发挥的写作策略在当下云南文学创作实践中占了上风。事实上，这与云南文化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云南文化的个性特征：一、乡土性，二边缘性，三、和容性。（当然最明显的特征还是民族性，但此处为了行文的方便以及与论题的相关性，故而掠过民族性。 笔者按）这种云南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不可能是哪家哪派散兵作战之力就可以成事的，云南作家不能不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学理念、文化身份以及写作策略这一更具体但也更明了的概念。

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各大奖项。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直射人心灵深处的让人无处逃躲的贫穷落后愚昧虚弱的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农民群体相对应的驾驭于农民之上的干部形象，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文学的胜利。与全国甚至全世界相比，云南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夏天敏老师写出的是常态是复数，根据典型化的文学创作规律，《好大一对羊》揭示的云南高寒山区启蒙精神的失败和缺失，是云南特困山区里的农民特定而又无法改变的命运际遇。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昭通作家们，对于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特色食品，风味小吃；故乡的文化传统，著名人物，民风民俗，乡亲逸闻；故乡的生活经历，家族渊源，村庄记忆，现实新貌，无不牵制着作者那敏感的心，即便离开了故乡，来到了省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缘，故乡便不知不觉浮现在心头，心有所动，情有所牵，很自然地就拿起手中的笔，把自己对故乡“剪不断，理还乱”情思用文字表达了出来，似乎文字也不尽能够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目光投向远方，在蓝天白云下，红土地是我的故乡。

斯达尔夫人论南北文学，认为气候和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最为显著。“气候影响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内在的情感倾向，地理环境则关系到一个民族对于生活的态度，是依赖别人还是独立自主，是好逸恶劳，还是勤勉坚忍、勇敢善战。而这些民族的气质和特性又不无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昭通作家以故乡作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语言特色各有千秋，结构安排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凝重厚实的情感基调，坚毅卓绝的生命韧性，血浓于水的故里亲情，或许这真的跟斯达尔夫人所论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有关。从昭通作家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中透射出，当下昭通作家作品，阳刚之气颇浓，阴柔之美稍逊；深沉凝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掩卷闭目，一座座大山就在脑海里出现，这里的人们有着大山的坚韧与厚实……与小桥流水的江南文人那富于书卷气的轻灵雅致的作品相比，明显的感觉就是：这是来自云贵高原红土地上的“昭通制造”。一个前所未闻的地方民族品牌。

四、结 论

学者陶东风指出：“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更有甚者直接宣判“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文学已死”这样危言耸听的言语也不是什么新闻了。笔者认为这些言论不无道理，但充其量也只是发现并表达了部分道理。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事情表面的背后，于坚还在执着地写诗，不断壮大的昭通作家群也正在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文学的生机及现实主义的力量。云南精神，有人曾认为就是“大山精神”即“务实、高远、开放”。但在本文所涉及的论题来说，或者于当代云南文学创作实绩所体现出来而言，一方面是对延续传统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不懈努力。这种精神更准确地概括就是——“凝重厚实，开拓创新”。

【注释】

[1] 陈友康 编著《云南读本》（修订本）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第二版 第73页。

[2] 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星星诗刊》1998年第11期。

[3] 吴秀明 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下册第88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4] 严家炎 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第304,30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5] 马曜 主编 《云南简史》（新增订本）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三版 第389页。

[6] 施惟达 段炳昌 等编著《云南民族文化概说》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第一版 第7至17页。

[7] 转引自张秉真 章安祺 杨慧林 著《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 第387页。

[8] 陶东风 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第468页。

（作者周文英系丽江师专中文系教授，和建华系丽江师专中文系助教）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