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挖掘的力量和魅力
——郑小驴小说的爱欲书写

王学谦 李张建

在“80后”这个庞大的作家群体中，郑小驴是值得重视的。在文学世界中，个人性的魅力永远大于共同性的时尚。从文学气质上看，郑小驴与其说是“80后”作家，毋宁说是乡土作家。翻开他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80后”作家普遍具有的诸多元素，诸如摇滚、迪吧、网吧、校园暴力、青春冲动与叛逆等等几乎很少见到。他所热衷的是现实感、问题性和历史的凸凹起伏，以及其中的人的存在状态。在郑小驴的笔下，抗日、土改、反右、“文革”、计划生育、改革等等重要历史、现实因素都被置于叙事背景之中，但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切入历史、现实的时候，有严肃而尖锐的批判，却并没有让这种现实体验破坏他的艺术追求，历史传奇、判断似乎也并非是他叙事的重心，他更贴近人的生活，更关心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内在的复杂性。

一、青春懵懂与人的成长

如果说国家大历史作为纵线撑起了郑小驴小说的骨架，那么地域小历史的爱恨情仇则是推动小说发展的内在动力，使他的小说有血有肉，一种丰腴的姿态跃然纸上。在郑小驴小说场域里，他所要表述的是在现实冲击与爱恨统摄下，爱的欲望赤裸裸地被展现，同时发出“爱过之后”的悲伤以及难以救赎的焦虑、绝望的呼告。

爱欲是人类诸多欲望中的一叶扁舟，这扁舟既能让心水微微荡漾，又能瞬时激起千层巨浪。因而，爱欲是人类内心的强劲动力，并不断付诸于语言、行动之上，每个人都会产生爱的欲望。弗洛伊德把人类的一切都归于性欲固然有些极端，但认为性欲具有重要的支配力量却是对肉身的正视。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提出了爱欲的观点，认为性欲是人的生殖器官的欲求，而爱欲则是性欲在量和质上的提高，是性欲本身意义上的扩大、升华。 马尔库塞的观点无疑肯定了爱欲的创造性力量。在郑小驴小说中，爱欲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而言，爱欲是朦胧而强烈的，这成为他透视人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偷”成了欲望主体的满足方式，而另一方面，欲望则变成一种生命动力。郑小驴小说中，性爱叙事是在内心原始冲动与外在压抑的矛盾中进行的。在讲述少年青春期的性欲望时，小说人物停留在语义表层与“偷窥”的视觉表达之上，以达到“灵与肉”的满足。

在小说《少年与蛇》中，少年与南誊在乡村石门捉蛇、卖蛇。小说将蛇赋予了“淫性”的特征，而少年与南誊通过蛇的“淫性”暗示，流露出对性的懵懂冲动。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对性的渴望与宣泄则是通过偷窥买蛇女人的身体来达到的。“少年有些恍惚，他真的看到了奶子。大大的奶子从妇人汗衫低低的领口滚入了少年的视野。少年像是被蛇咬了一下，小腿不停地打着战……少年脸刷地红了”。少年的“偷窥”难以掩饰内心青春的躁动，少年的一颤，却是与传说中蛇见美女的“软”相呼应，“妇人弯下腰去，少年马上立了起来。他的心跳得厉害。他看到南誊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他直扑扑地盯着妇人的圆领汗衫口子”。南誊与少年的性启蒙便是通过这样一次次“偷窥”完成的。小说中蛇具有淫性的寓意，少年与南誊便在对蛇的捕捉、售卖中进一步获得对"淫蛇"的感知，重要的是，人物通过对妇女的偷窥，进而不断地将性欲勾起并达到性欲的高潮。结尾是耐人寻味的，少年与南誊消失了，并非失踪，而是走向了他们所渴望的“南方”。性成为成长的象征，他们闯入了新的世界。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主人公经历了一场暴力以后，仿佛真正变成了成人，暴力是成人礼。而在郑小驴这里，性欲的躁动也是成人礼。《在望下去是地球》也是偷窥，却加入了性幻想。13岁的赵小蒙在偷窥与想象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小说叙事地点又是石门，那“河滩的灌木丛”“裸体画册”以及亲手在电线杆上画的乳房，成了赵小蒙自我安慰的秘密王国。赵小蒙的性欲对象是朱小菊，而赵小蒙却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将那本法国的裸体相册与电线杆的画像幻想成朱小菊，以至“面红耳赤地在微风拂起的夏天午后，躲在灌木丛的电线杆下情不自禁地干了这件坏事”，并在电线杆上写下了污浊的文字。赵小蒙解决性欲的方式也是一种“偷”，在一种幻化的自闭世界里，任由内心欲望摆布，并获得“偷”的快感。

郑小驴将青春期的性欲表现为一种隐蔽的自我认知与安慰，是一种文学性的向内挖掘的力量。人是一个整体，一个有机体，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丝毫不亚于外部世界。“向内转”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潮流，更是文学性的重要来源。文学性究竟是什么？就是挖掘人性深度的能力，是否具有向内挖掘的能力，是衡量一个作家高低的重要尺度。郑小驴的特点在于深切、细微，于细小处见深刻。平静的语言总是包含着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和暗示，在半明半暗的叙事中，让你仿佛亲临人性的内在深渊。这种向内挖掘显示出郑小驴小说的严肃性和独立姿态。

小说总是倒映现实的影子，郑小驴将处于青春期孩子的真切生活现场写入小说之中。在郑小驴的小说中，“青春”是处于一种觉醒与压抑的矛盾状态，社会的有形和无形的戒律总是要限制性欲，但同时，性欲却总是以各种隐秘乃至反常的方式达成满足。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对性充满幻想，并通过各自的方式完成对性的认知、实践，然而，他们总是偷偷地、暗地里的想象与实践。他们也只有几本画册或是模仿成人来完成所谓的自我性启蒙，稍不留神就会导致李青梨对青春期的忧虑与不安，以至幻想出一个哥哥对自己的爱(《我略知她一二》)；寄宿制中学的少年对小菊内心充满爱意，却在小菊的书桌上刻着“你去死”的诅咒(《八月三日》)；小樱与罗老师搞师生恋，面对青春期的感情纠葛，小樱只好偷偷地与未知人(鲁登)进行书信交流，但最终还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悲哀。

无论是“偷窥”，还是沉浸于自我的性幻想空间，小说着重的都是异性间的描写。在郑小驴小说中还有一类，就是同性间的爱欲冲动。同性之间的爱欲表现为一种隐性的性欲。在《青灯行》中，李玄与鲁登是同性间的感情异化。故事发生在一所寄宿制学校，同学李玄与鲁登两人同住一张床，文弱的李玄对已有女友的鲁登具有好感。小说毫无避讳地将李玄的性欲望展露无余，每晚他偷偷抱着鲁登，甚至将手放在鲁登的裆下，看似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在李玄的心中已盘算许久。“扒裤子”被视为少年们互相调皮的游戏，然而这一挑逗行为正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对“性”的偷窥心理的映射。当李玄被扒下裤子，孩子们发现其生殖器上绑着皮套，这种偷偷的“虐”将小说对性的宣泄推向高潮，同时使小说人物处于尴尬境地，并通过戏谑将人物矛盾进一步升级。

无论是“偷”还是“虐恋”，作者都将情窦初开的青年对性的理解与探求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郑小驴的小说中展现出一种青春期时理性与情感碰撞的执拗情绪，而这种执拗又不可遏制地暴露出爱欲渴望宣泄而放弃那种自然的理性选择的姿态。

二、爱恋“错位”及其文化张力

“爱情是生成在心中的一种冲动，它一旦生成就要运动和生长，最后臻于成熟。一旦成熟它就带来欲望的折磨，在恋人心灵深处，激动在增加，他矢志不移。专心不懈，满怀希望。这把他带向性爱，加强了要求，于是陷入了愁苦和哀伤，无数的不眠之夜，无望的热情和沮丧，终于把心灵摧毁”。面对成人世界，郑小驴小说的爱欲表达是复杂的，人性的揭示更是深刻的。在郑小驴的小说中，成人的爱欲是错位的，社会、文化在性欲资源的分配上是不合理，爱欲施动主体则不顾性欲自律，将道德置于身外。爱与性透视着人性的贪婪，也牵连着一种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条若隐若暗的力量，那就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郑小驴并不满足于一般的消费欲望式的简单叙述，而是要将人的爱欲置于一种更开阔的文化、社会领域中加以叙述，从而使作品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内蕴。

一般情况下，人们面对成人世界的爱欲行为，往往容易简单化或理想化处理，“被‘气韵’和‘禀性’，即被对方的人格和性格等因素所吸引的，属于‘高级’的恋爱；无视内在精神，只追求肉体快乐者，被视为动物般的最低等的恋爱；‘中品之恋’处于两者之间，由于以外表的因素为中心，因而不能给予全面的肯定。”爱欲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又牵连着深厚的文化根基，现实中爱情伦理总是千疮百孔的，超出了人类伦理道德“应该”的尺度，一幕幕悲情剧总是连绵不绝地上演着。郑小驴往往在这悲剧叙事中审视爱欲。

对于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情有性的痛苦。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一种缺少人道的畸型爱欲。郑小驴通过历史家族叙事，对无情有性的爱欲冲动进行了书写。不受儿媳谭桂英待见的公公罗能国，风流往事传遍青花滩和石门。原始的性欲望使得罗能国与老女人交媾。罗能国的爱欲是一种暂时的占有，一种纯粹的欲望发泄和满足。当面对孙子被迫亲近爷爷的时候，罗能国则以“小奴隶”相称，足以体现出罗能国的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占有欲(《蛮荒》)。同样，无情有性的欲望发生在郑公能(《1921年的童谣》)的身上。素有“俗家和尚”七师傅称号的郑公能，面对时局的变换，他认为人的一生除了“吃”便是“爱”。“祖父光着身子将寡妇压在了床上，他们在剧烈的喘息”，“俗家和尚”郑公能的性欲是强烈的，在他看来性的满足无异于吃饭一样。以至于在郑公能死后，“我”发出这样的疑问：“祖父是否真的爱过祖母吗？”

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对于爱的实践与探讨就一刻不能停止。郑小驴在他的小说中也在不断地寻找答案，作者让小说人物发出不同声音，挖掘人性的另一面。有发出对于“女人会生娃干活就够了”的声音，有对于女人身体的贪恋，有因对英雄崇拜产生了以身相许的态度，有贪图钱财地位的利益情感…… 无论是在充斥着经济利益的时代还是在散发着旧时浓浓的乡土乡情的田园，人们都在追求一种“合目的性”的结果，面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则越来越多地渗入不确定的因素，每个人心中都各有如意算盘，爱恨情仇皆围绕利益拼杀。人性的生存苦难正是人类自身的自私所带来的痛苦，爱情更是如此，一旦掺杂不纯洁的东西，便会跌入迷颠的深谷。

从精神价值追求方面来讲，有情无性也是一种透彻心扉的苦痛。在《秋天的杀戮》中，青是美貌多情的女子，黑影游击队的队员博与郑岸都爱上了她,青却手足无措，犹犹豫豫。这是小说切入人的内心深处的关键一笔，在过于丰富的爱情面前，选择的困难或有意延时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女性心理，然而这种犹豫却是造成她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郑岸的“爱”被汹涌的欲望所支配，充满着攻击性，他先是强奸了青，然后又将博枪杀，枪杀的确是一场意外走火，但也是他有意为之，他完全被一种自己控住不住的力量所支配。博对青的爱欲却是反肉体的纯粹精神之爱，他没有亲吻过、没有抚摸过青，一直认为青是不可触碰的纯洁“女神”。面对婚姻，博在为日记中页面留下的手淫痕迹所忏悔。但是，当他发现这种精神之爱遭到亵渎、破坏之后，博对青的变态方式不禁令人哑然。小说明显带有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味，虽然披着历史的外套，却完全无关历史，它要在历史中写人，历史只是人的活动场域，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外表下，是汹涌的人欲，或者说，历史也仅仅是各种人欲的混乱汇聚、冲突和交错。小说在近似于“叙述圈套”的迷宫中展示人欲内部的丰富、复杂和无比强大的力量，仿佛将人的每一声心跳都要加以解剖一样，仿佛要将人心中的每一条毛细血管都置于显微镜下。

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爱欲表达进行了不同的设置。情与爱的统一，灵与肉的和谐，在《望天宫》中得到了圆满的体现。寡妇香花与六六舅的爱恋是一种有情有义的爱。寡妇香花流露出的是一种对英雄的爱。六六舅身体健壮，是打猎好手，与其他族争夺打拼从不退缩。六六舅赶山归来后，香花的惦念与喜悦则直接转化为通过“我”闻到半夜归来六六舅身上的味道来表达了。然而“地下”的甜蜜过后紧随其来的便是苦痛，有情有义的两厢情愿的爱情却被家族的规矩所束缚，而恰恰六六舅要逃离这种规约，寻找与寡妇香花的真爱。面对压抑、暴力的世界，香花却选择了敞开自己而不是放纵自我。在郑小驴的小说中，还揭示了阶级权力压迫下的爱欲的苦痛。在权势的压迫下，女人沦为具有权势男性的爱欲客体。雷村主任利用权势与李玉兰在河边野合，将李玉兰多次玷污导致怀孕，并成功将此事嫁祸于光棍刘永达(《我们头顶上的卫星们》)。《鬼节》中的八伯利用党委书记抓计划生育的权力，欲为残疾儿子四坊迎娶秋蕾妹妹，最后秋蕾的母亲嫁给了八伯，这位党委书记当起了秋蕾一家人的大靠山。凭借权势，爱欲得到非常规化的宣泄，攀附势力投怀送抱，奴隶根性的一面展露无余。

郑小驴努力发掘爱欲之下人的本性，让小说人物努力打破来自社会、内心的约束，打破爱的不对等关系，让爱欲得到最大的释放，让爱欲回归自然，冲出压抑的囚牢。但小说的性欲表达公共空间是狭小的，然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却表达出了作者对人性的关怀以及对现实的剖析与批评。

三、直面现实与救赎的无奈

郑小驴让小说人物陷入了爱欲的痛苦与救赎无望的陷阱之中。原本爱能够抚慰人的心灵，爱之光足以照亮人们内心所遇的黑暗之途。但放纵的爱欲却让人们在救赎中越加痛苦、迷茫，爱始终无法摆脱肉欲的沉迷，以致发出“我要的，全没了，我不想要的，全来了”(《少儿不宜》)的叹息。郑小驴小说中的爱欲表达是痛苦的，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年的爱，所设定的结局都不是传统文学上的“大团圆”，而是在沉迷的痛苦中进行一次次灵魂的洗礼。

爱是美好的，然而郑小驴却偏要将这一美好嵌入现实的痛苦之中。他用一种悲剧的眼光看人生和世界，近似于叔本华的学说，人世是痛苦的，因为人的欲望是痛苦之源，人是欲望的动物，人不能没有欲望，因而也就永远伴随着痛苦，痛苦渗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追求美好与幸福的同时，痛苦恰恰相伴而来。越是美好的越有着刻骨铭心的痛。

无论是公开的爱恋或是黑暗下的“错位之爱”，在博得人们同情的那种原始的爱欲后，情感层次上却呈现出一种苦痛，这苦痛表现为爱的执著被现实击落得粉碎，这也许是一种宿命，一种精神上的现实苦难。

在郑小驴的小说中，现实是一种被传统思想羁绊的现实，是无钱、无地位的现实，是离情别恋贪图金钱的现实，是伤离别的现实。《少儿不宜》中，游离喜欢做小姐的阿倾，当游离鼓足勇气来到度假村找到阿倾时，阿倾却玩手机并推倒游离离开，一切让游离不知所措。面对自己朝思暮想的哑巴女孩，未等表达爱慕之意却遭之嘲讽，由此小说的节奏达到了矛盾冲突的高潮。而让游离想不到的是阿倾惨死在南岳庙，这一现实使得游离遭受沉重的打击，比被嘲笑讥讽还要痛苦。

小说通过主人公游离的心理变化，折射出对选择做小姐的阿倾的无奈，然而令游离更加无奈与痛苦的是，这残酷的现实仅仅凭借个人之力无法改变。于是小说中不断出现“菩萨”的形象，作者似乎想借助宗教来进行救赎，拯救青年人的面对现实之痛与暗恋之苦。游离希望“菩萨”能知道他内心想法，但却不断冒犯自己心中的救世主，将半截香烟插到“菩萨”手中，埋怨“菩萨”不辨是非。作为隐含的叙述主体，作者是在对宗教进行怀疑、质问与解构，面对现实抛出的困境，祈求保佑是徒劳的，一切该发生的终会发生的，悲沉阴郁中流露出对世事变化的难以掌控与求救无门的哀叹。

可以看出，生存的苦难以及精神遭遇的苦痛是郑小驴小说中对现实构建的两大元素，小说在直面残酷的现实后采取的是一种爆发式的非温和的反抗。郑小驴的小说中，人是脆弱的、易逝的，因此小说对“死亡”似乎情有独钟，这也是小说绕不开的主题。蚩尤面对寨子里的一切肮脏的、腐朽的，作为别人眼中的怪人他选择了火烧寨子，壶峰寨一片火海，人们狼狈不堪(《望天宫》)；胡少与小骚当初各自的理想被现实“抓得血肉模糊”“非得让自己痒起来”的苦痛(《痒》)；唐爱荷守不住自己导致郑时通的死、老郑的自杀(《枪声》)……郑小驴在小说中设置被叙述主体或者是被叙述的叙事主体以死亡而终结，有力地拨动着小说叙述的节奏，现实的苦难变本加厉地附着于人物身上，本以为个体的死亡是对现实苦难的结束，然而却愈增添现实苦难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