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与“瞻望”
——关于《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南京往事”

○ 曾一果

——关于《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南京往事”

○ 曾一果

叶兆言是书写南京的高手，在《追月楼》《状元境》《花煞》《花影》等文学作品中，叶兆言一直执着于他的“南京的故事”，而且他的南京故事多集中于“民国时期”——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在他的小说时空里，民国时期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着特殊的地位。作为一个长期在南京生活的作家，叶兆言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用小说的虚构方式叙述这段历史。而本文即试图通过《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这部小说来考察叶兆言是如何在“怀旧”与“瞻望”中书写他的“南京故事”。

一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刊登于1996年《收获》杂志的第4期上，后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的标题言明故事发生时间为1937年，以“南京”作为地理背景，彼时的“南京”是国民党政府首都，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不是现在的“南京”，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作者所设定的那个“历史空间”中发生，我们关心的是作者如何组织建构那个“历史空间”，显然那个“南京”早已不是今天的“南京”，当然，两个“南京”之间仍然通过“时间”发生了联系，正是因为这样联系，叶兆言在1997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单行本的出版“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向读者告白他的“南京情结”：

我的目光凝视着古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经有许多年。古都南京像一艘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事过境迁，斗转星移，作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这座古老城市在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让人感叹让人回味。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活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成为往事的标本。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育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地理名称……

但是在单行本的“后记”中，叶兆言却又有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小说最后写成这样，始料未及，我本想写一部纪实体小说，写一部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的编年史，结果大大出乎意外。”结果为何出乎意料呢？作者声明创作《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本意是要“代史立言”，为“南京”写一部“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编年史”，叶兆言确实也是个有“历史癖”的作家。但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完成后，作者自己都发现：“正史”已经被写成了街头巷议的“野史逸闻”，叶兆言的这个声明有点让人想起鲁迅恰如为《故事新编》所作的序，本意“正史”，一不小心就油滑起来。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并没能写成“1937年南京史”，而变成了一个叫丁问渔的男教授追逐已婚女人的情感游戏，作者的想像力确实丰富。但这是否如叶兆言本人所说，大大出乎“意料”呢？叶兆言的难道真是要为南京写一部“编年史”？其实不然，让我们再来看单行本“后记”之“后”的一段话：

我注视着一九三七年的南京的时候，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油然而起。我没有再现当年繁华的奢望，而且所谓民国盛世的一九三七年，本身就有许多虚幻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只是过眼烟云。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

“我看不太清楚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叶兆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做法。尽管他喜欢历史，但是却像鲁迅一样并不想做一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的历史学家，他毕竟是一个擅长虚构的小说家，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曾经特意用想象的方式在《花煞》的小说创作中虚构一个城市的诞生：“这是我很用心写的一部书，花的时间也比较长，写这部书我是有想法的。首先这是我在小说中虚构一个城市的开始。这以前我的小说中有秦淮河这样的点，但这只是利用，只是到《花煞》时才突然决定虚构一个城市，它有了一种诞生的感觉，给我以领土的归宿感；这以后的小说将多以这个城市——梅城为背景。”在这里，叶兆言非常清楚地区别了有意识地虚构一座纸上的城市和简单将某个城市地点作为背景是有差别的。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其实不过是将《花煞》的想法发挥到极致，在这部著作中，叶兆言要用小说的方式，在在纸上虚构一个战争之前的繁华南京。当然，他并不想让小说变成宏大叙事的注脚，所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不但未逸出“意外”，而且是意料之中的叙事策略。叶兆言的辩解里似乎包含着不小心背离“宏大历史叙事”的某种自愧。但是参照叶兆言的其他“秦淮系列”：《状元镜》《追月楼》等中短篇小说，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所追求的正是那种背离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状元镜》的故事背景和地点也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但是“南京史”中往往只有一两个男女，而这些男女都是典章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小人物”。

因而，对叶兆言而言，是否为“南京”书写一部编年史并不要紧，他只是想借助“历史叙述”表达某种“怀旧”的情绪，以及借此历史展开对时代巨轮下个体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思考，至于历史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二

当然，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叶兆言还是把“南京”放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叙述。在单行本《写在前面》的话中，叶兆言声称：“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他试图要让“怀旧”成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主基调，但颇有意味的是，在单行本的“后记”中，叶兆言却又矢口否认了“怀旧”的价值。

一会儿称南京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一会儿又认为对南京来说，“怀旧”毫无价值，如何理解叶兆言这前后矛盾的说法呢。看来，本文不得不重新面对早被学术界用滥的“怀旧”一词，才能达到J·E·D赫什在《有效的阐释》里所说的“客观的阐释”，从而理解叶兆言在“历史叙述”中的“怀旧”的真正含义，在文学领域中，通常我们看到两种互为对照的“怀旧”模式：一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怀旧”，一种是对现代摩登都市的“怀旧”。

前一种怀旧模式是主流，在乡土怀旧模式中，“故乡”总是作为怀旧对象被不断地回忆和追溯。尽管在鲁迅小说中，“故乡”令人失望，但是“故乡”作为现代人缅怀的永恒对象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而愈发浓烈，种种怀旧情愫便由此产生。这类“怀旧”倾向于将传统和乡土世界看作是一种纯粹、恬静和审美的人类“憩园”。在这样的“怀旧”中，曾经城市都被视为“乡村的延续”，例如在林希的“天津扁担”、冯骥才的“市井人物”、汪曾祺“闹市闲民”，其目的都是要在城市中建立一种怀旧的乡土场景，他们笔下的城市社会总是披着“乡村色彩”，就连以先锋小说闻名的苏童，也在其小说中表现出“乡土怀旧”的情愫，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城北地带》中的苏州看作是具有炊烟的一个人类乡村：

《城北地带》是我的长篇新作，在我寥寥几部长篇中，它是尤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真实生活中童年记忆闪闪烁烁的那一群，我小说中香椿街在这里是最长最嘈杂的一段，而借小说语言温习童年生活对于我是美好的经验，我之所以执著于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有人类，香椿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

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种现代的“怀旧”却在都市化的潮流中兴起，王安忆和叶兆言小说便是这一思潮的产物。他们的怀旧和林斤澜、冯骥才等人的“怀旧”其实完全不同，他们所怀念的不是“故乡”，不是“土地”，而是曾经的摩登都会生活，再现20世纪30年代大都市的“流风余韵”是王安忆、叶兆言“怀旧”的目的。詹姆逊曾将“怀旧”看作是消费社会的一种产物，他认为“怀旧”模式以一种重新拼贴的方式试图捕捉过去特定年代的氛围，拼贴的目的是“尝试唤醒一种和这些对象相联系的昨日之感”，因为“基于某些理由，我们今天似乎不能聚焦于我们生活的现在，似乎已经变得不可能获得我们自己当下经验的审美表现。”由于无法聚焦于当代生活，于是通过“怀旧”表达某种曾经辉煌的过去的向往之情，这正是王安忆、叶兆言怀旧的出发点。他们假借历史典籍进行叙事和想像，表达的却是一种对现代化都市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王安忆的弄堂怀旧，不是它的陈旧，而是因为它是1930年代远东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象征。叶兆言的“怀旧”也是要在追寻历史之城的过程中拼贴出一个符合现实需要的繁华都市图景，这样的拼贴既是对现实的否定又是对现实的肯定，所以，叶兆言才会一方面觉得南京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另一方面又觉得现实环境破坏了怀旧的氛围，因为现实中的“现代”还不及1937年的“现代”那么有都市色彩。与其要写现实中的摩登都市，还不如沉浸于“历史想象”之中，在“历史想象”中感受那份现代化氛围，殊不知那种现代化氛围本身就是营造出来的。

但是那样的“历史想像”对“现实”却产生了巨大威慑力，它以历史叙述的形态对现实和未来的“南京”提出了瞻望性的要求，其隐含之意便是历史上已经有如此繁华都市，而我们现在却落后了，难道还不引以为诫。香港学者洛枫在解释“怀旧”时也说，“怀旧”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美化过去的功能”，他还指出，“怀旧”是建立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的一个重要途径：“‘怀旧’不独关于过去的事情，而且是联系现在、延续将来的；人们透过对过去的回想寻找自我，然后对比或反省今日的我，再推算将来的面貌，这完全是一个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

因此，《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虽然表达了对历史的不感兴趣，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反而有“以史为诫”的意图。在《写在前面》和小说正文中，叶兆言都不断记述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努力”，才使得当时的南京有了国际大都市的威势，并引举了白崇禧南京之行的事例证明南京变化之大，小说中不断“复现”南京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场景，而这些记述其实也引用了《首都计划》《首都志》等文献材料，在为《老南京》的“老照片”文字书写中，叶兆言也曾记载南京当时的繁华：“民国期间的南京，是大兴土木的岁月。旧官僚、新权贵，纷纷云集南京。南京开始变了，但是这种变，从来也没有失去分寸……在成片官僚住宅中，不仅找不到式样重复，而且可以见到各种风格的小楼。就算是在同一种风格中，肯定还会有变化，譬如都是西洋风格，就有北欧和南欧的不同，同样是北欧的，又有细微的年代差别，分别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北欧风格。”这样的文字竟然和《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某些段落里的文字惊人一致：

大家都在纸上谈兵，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战争遥远得很，远在已经丧失的东北四省，远在华北和绥远。这一年仍然是民国的盛世，是大家心目中购置房产的最佳年头。

大兴土木使得南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都市气概。南京开始真正地变得繁华起来。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小洋楼拔地而起，这些美丽的小洋楼中西合璧，基本上都是那些留洋的归国工程师设计的，风格多样，有欧美式，也有东洋式的，在欧美风格中，又有北欧和西欧之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十年内，一个破旧的古南京城完全改变了模样。新的林荫大道，无情地切开了破烂不堪的旧城区，结果空旷的道路和浓密的树荫，成为防空的最好的庇护。

而正是借助于这样具体的文字重建，1937年代的南京才令人神往。当然，用文字重建的南京城市图景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上的南京本来模样其实不得而知。而且即便是南京正处于一派欣欣向荣的城市发展最好时期，中日之间的战争却即将到来，但是“商女不知亡国恨”，这个具有初步现代化的首都城市却依然笙歌筵舞，就连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都变成了现代都市的娱乐方式，迫在眉捷的战争也挡不住游玩者去夫子庙和玄武湖游玩。

三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抗战前南京现代化都市生活方式的极力渲染，这一渲染是通过丁问渔这个“丑角”闹剧般的社会和爱情活动而得到了全面展现，丁问渔最终变成了南京繁华盛世昙花一现的历史注脚。丁问渔有点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他们都是归国留学生，只不过丁问渔比方鸿渐更具有喜剧色彩和都市情调，他精通各国语言，连写日记都是英文。其生活方式也是西化到极点，小说叙述了有一天丁问渔的衣着打扮，他朝自己的学校走去，在他眼皮底下，两个年轻的大学生恋人正和拉车的和尚吵架，而对丁问渔到来没太注意，这时小说叙述者向读者了介绍丁问渔的模样：

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西装笔挺，大红色的领带，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右手拎着一根手杖，一副未睡醒的样子。

这种卓别林式的打扮在“传统”中国中应该是很少见的，就是在“现实”的南京中也会让人感到怪异。但是叙事者就是要让“丁问渔”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城中，而这个南京却坦然地接受了他，显然其深层叙事包涵着对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际化、西方化的赞许，而在此城市史的叙述中，不但丁问渔完全西化，南京城的一切都显现出一种现代都市的气象，到处在施工、各种新开张的商店，最要紧的是国粹日渐被抛弃，即使保留的国粹其内在结构也实际上西方化了。丁问渔到励志社参加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时，小说的叙述者顺便描绘了一下著名的“励志社”：“励志社”是个外部中式，内部西化的建筑结构。这种叙述和传统的历史叙事正好构成了对照，在《文明小史》以来的历史叙述中，包括鲁迅以及钱钟书《围城》的叙述中，到处可见的是那种外表西化，但其内在世界却是宗法传统的知识分子，高老夫子、高新年均是这样。但是叶兆言在处理丁问渔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全盘西化”的历史角色，丁问渔的历史角色似乎暗含了某种身份隐喻和期盼，1937年的“南京”便在这种隐喻中逃逸了传统规范，整个都市似乎都是这样——“外中内西”。

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宫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诸如“于右任病足”“冯副委员长小恙”“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的花边新闻，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还顽强地保持着。

小说叙述者煞有其事地把历史人物吴稚晖、于右任这些历史人物，也都纳入了这样的城市历史叙述框架中。更不论丁问渔、任雨媛，连余克润这个军人也逃逸了“传统”规范，生活完全西化，他可以和雨媛在旅馆里过起家庭生活，叙事者显然认同这种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并在“历史叙述”领域里对此做了证明，在《写在后面》中，叶兆言承认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其实说看了很多旧报纸、杂志和史书（包括小说开头所提及叶楚伧的《首都志》）。因而他的“历史叙述”显然意在增加了小说故事的可信性，但是作者的“历史叙述”显然更具有“野史逸闻”的意味，因为许多都市来源于当时报纸上的“小道”新闻，引用这些来叙述南京，其目的只不过想说明南京在那个时期已经颇具世界摩登都市的风范。所以，作者在“前言”中以极其称道的口吻评价叶楚伧其设想的“南京风貌”，因为叶楚伧设想的“南京风貌”不是要保持六朝古韵，而是有现代都市风范：

叶楚伧的想法很简单，作为国民政府文官处的文官长和立法院的副院长，他和别的开国功臣一样，极想把南京建设成为一座繁荣昌盛的现代化都市，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温故然后知新，让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南京，有助于如何重新设计新形象的南京。出版《首都志》前后是民国的盛世，南京本世纪中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而一九三七年恰巧是这个时代的颠峰和尾声。在这段话里，叶兆言显然有意使用了“温故知新”这个儒学创始人孔子所说的词语，以言明对这个都城的“怀旧”包涵瞻望与企图。尽管这种“怀旧”充满了叙事者的“自我想像”，翻开建国后大陆的任何官方史书或者纪事年鉴，1937年的南京历史都被叙述为人民正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但这里的叙事者显然对“民族国家”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大时代中的感伤的没出息的小故事”，而这种小故事正代表了一种特别、自由的都市生活方式，他们和宏大政治叙事毫无关联。在爱情、自由和现代化的都市生活面前，民族、种族和阶级话语显得毫无力量。1932年，国民党“新生活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开展，但在南京，妓院照常营业，司令部的舞厅也依然通宵达旦。小说叙述者不停地告诉读者“三十年代南京繁华似锦，到了一九三七年，国破家亡已到最后关头，到处都在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但是悠闲的南京人依然不紧不慢，继续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名士派头，仿佛已经渗透在南京的民风中。”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战争也变得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一种“现代情调”，在这种刻意制造的“现代情调”中，抗日救亡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到处在演唱，而且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最最流行的一种现代娱乐形式，所以在小说中，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上奏响的也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叙述者将各种不和谐的因素糅合起来，铸造出一个卡林内斯库式的充满颓废色彩的现代性都市来。“南京大都市”在文化和地理学上的叙事定位，随着丁问渔的活动被徐徐展现开来，它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现代颓废都市，其生活方式显然和老舍笔下的北京是迥然有别，它是现代、自由和颓废的城市。不过，我们从张爱玲的《十八春》中很容易看到那个时期另一个“南京图景”，无论是从许世均的家，还是从世均和曼桢逛玄武湖的场景都可以看出，相比于上海，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南京其实是个毫无生机的陈旧古城，至于中共历史和左翼小说中，那“南京”更是一个罪恶之都。

显然，《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小说叙事者像海登·怀特所说的那样，极力按照“自我想像”重新编排了历史，构建了新的南京形象。通过编排选择，“南京”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自由、繁华却又充满危机的国家首都形象，这个首都的现代化程度和自由化空气足以让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向往和怀旧，这种怀旧摈弃了老舍、汪曾祺等人那种乡村式的传统留恋，渗透着“瞻望”未来的历史情愫，透露出期盼南京重新成为具有那种西方化、现代化的浪漫大都市。但是叙述者并没忘记这种瞻望只是一种奢望，归根结底，它只是“虚构”和“想像”出来的小说文本，一切繁华最终都被湮没，但是历史想像的叙事策略无疑刺激了读者对南京的怀旧，也激起了他们对南京未来的“历史性瞻望”。

叶兆言的“历史想像”和王安忆的也不同，同样都是繁华都市的重新想像，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选择的是弄堂、室内这类普遍的日常生活场景，王琦瑶虽然是上海小姐，但是围绕在她周围的人物却都不显赫时髦，李主任算是显耀人物，但这个显耀人物却始终不正面出场，总是躲在历史暗处。王安忆的想像似乎更迎合现实语境和民众心理。而叶兆言的选择虽企图包罗万象，但尤其注重展现上流社会各种人物和故事。大学、商界、军界、舞厅和妓院场所都与普通市民之间有一段心理距离，所以他的叙述更加浪漫化，丁问渔在作者的历史叙述中也从不是现实化的人物。叶兆言的叙述更带有晚清小说那种上流社会社交、宴会和嫖妓的风俗图画，只不过这幅图画更具有想像性，是上流社会的浮世绘，是一幅现代版的《韩熙载夜宴图》，丁问渔只是个留学欧洲各国十二年，在上流社会中穿梭的知识分子。通过丁问渔的视角读者走进了1937年的上流社会阶层，看到了一幅繁华的现代化都市图景，但这个繁华场景中的每个人物都富有喜剧色彩，却又都有悲剧结果。丁问渔精通各国语言，却只是个贾宝玉式的情种，老先生任白晋虽然精通军事，可也是纸上谈兵。

小说叙述者却很清醒，他在开头就这样告诉“读者”：“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仿佛一艘在风雨中飘荡的已经漏水的战舰，它尝试着驶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然而充其量只能是在历史的大海中颠簸起伏，最后可悲地葬身海底。”这个繁华场景最终是悲剧的，丁问渔的悲剧结局不仅意味着个体命运的结束，而且意味一种“浪漫主义”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湮没。

总之，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致力于重建纸上的南京城，并非仅处于“怀旧”，其根本目的是对中国现实城市或者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想象，而这种想象其实暗含着创作主体对中国“未来”城市形态的某种期盼。像这样开展城市历史叙述的还有陈丹燕、王安忆等人，例如《上海文学》就曾经对陈丹燕的《上海小姐》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陈丹燕近年致力于上海众生相的描摹，那种淡淡的怀旧情调同样充溢本期发表的《上海小姐》中。也许，城市的变动不居，使未来显得愈来愈暧昧不清的时候，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反而真实可触，而发掘历史，无意中成为一种想象的资源。”都市的历史经验正成为作家想象城市的资源，有意识地挖掘城市过去的故事，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编排城市的历史景观，不仅是为了“怀旧”，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为了这个城市的“未来”。

注释：

①②③⑭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写在前面》，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④林舟：《生命的摆渡——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⑤苏童：《苏童文集·米·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⑥[美]詹姆逊著，胡亚敏等译：《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⑦洛枫：《世纪末城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⑧叶兆言：《老南京秦淮旧影》，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⑨⑩⑪⑫⑬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第99页、第292页、第10页、第12页。

⑮《城市与女性视角——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