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舞剧：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缺失

王光辉

由于文化惠民政策，每个城市群众可以以惠民票价观赏到一批集合国内最优秀创作者创作的舞剧。作为一名观众及舞蹈爱好者，欣喜之下带着“朝圣”般的心态走进剧场。几场观赏下来，只觉当下舞剧舞美、服装制作精良，有些甚至颇有中国风韵，舞蹈编排也有新颖之处，演员表演能力强。然而不免有所遗憾，一如三伏天看旁人端着一杯冰水施施然走过，欲解渴而不得。

安静一想，“渴”在何处？

在当前的现代生活中，“剧场”已经非群众们“娱乐”之处，而是严肃艺术的重要呈现空间。事实上，严肃艺术对社会公共性话题的讨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驱动观众走进剧场的动力。作品能否反映观众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愿望，能否勾起观众心底对自己生活的反思，能否在审美层面给观众以启迪式的洗礼，这些都将考验着舞蹈编导及创作者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功力。回首中国舞剧发展历程，《五朵红云》《小刀会》《红色娘子军》等作品都较好地或是直接明显、或是间接隐性地回应了时代的社会公共性话题：民族解放、妇女的解放与成长、反剥削、反压迫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鲜有舞剧涉及重大社会公共性话题，如农民工、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老龄化等等，舞蹈编导们把握社会公共话题的能力日渐萎缩，多是在“古人古事”“民间传说”中一展才华。

或许会有人说，舞剧在欧美也较难涉及社会公共性话题。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古典芭蕾舞剧确实较少涉及社会公共性话题，因为在古典芭蕾时代，剧场是一个社交娱乐场所，芭蕾舞剧负责给观众们营造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梦幻之境。然而现代舞的兴起，开拓了舞剧介入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空间，典型的是库特·尤斯的《绿桌》。而严肃艺术介入社会公共性话题，以实现艺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恰恰是玛丽·魏格曼、玛莎·格莱姆、库特·尤斯、皮娜·鲍什等现代、当代舞蹈大师创作的精神内核。因此，舞剧对社会公共性话题的介入并非体裁之不能。

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缺失，首先会使舞蹈创作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之边缘，这对整个舞蹈行业大为不利。纵观近年来的创作，除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社会性公共题材之外，鲜有涉及其他社会性公共话题，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匮乏。相比舞剧，近年来的话剧、影视剧在社会公共性话题方面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较好地回应、引领公众的心理需求。“许多脍炙人口的热播剧要么积极处理社会高度关注的公共议题（如《蜗居》），要么对当下生活进行真实深入的呈现（如《春草》）要么真诚回应公众那些严肃而深刻的心理需求（如《士兵突击》《人民的名义》），从而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部分创作者将社会公共性话题与艺术家的自我表达截然对立，以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为由，日益沉迷于专业技术的琢磨与玩味中，回避了社会公共性话题。舞蹈创作缺乏对社会公共性话题的关注，直接影响了舞剧生产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价值。近年来观众们对舞剧的观感已经成为较为表层的“好看”“漂亮”，而非严肃艺术所追求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同时，社会群众对“舞蹈创作”的关注也日渐边缘化，这将对舞蹈事业的整体发展大为不利。

其次，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缺失会使体制内舞蹈院团的社会价值逐渐萎缩。近年来体制内舞蹈院团的创作，或是以地方古代名人，或是以地域民族文化为题材，缺乏对社会公共性话题的探讨。而近二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舞蹈家们对当下社会公共性话题缺乏合理的体认，导致他们不敢涉及这些题材，或是担心涉及这些题材会影响艺术的自我表达，或是担心这类题材会受到“体制”的压制。这类担心，既是因为对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相关群体了解过少所致，也是对社会公共性话题缺少独立而深刻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话剧、戏曲的舞台上近年来关于反腐、农村建设、部队改革等题材均是由体制内专业院团创作的，如与大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同名的话剧《人民的名义》、第十一届文华艺术大奖话剧《兵者，国之大事》，淮剧《小镇》、秦腔现代戏《家园》等等。可见，体制内专业院团在社会公共性话题的创作上扮演着“引导”的角色，同时在阐释相关社会公共性话题时也应有其正面、积极的价值，引领着“主流文化”的走向。

再次，一些创作者在题材上避重就轻，在手法上一味追求“象征”与“抽象”，对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舞剧创作所积淀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屑一顾，使得观众陷入了一种“看不懂”又“不敢说看不懂”的尴尬与无奈，甚至一度蔚然成风。我国舞蹈剧创作对社会公共性话题在题材与手法上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好”也“不会说”的情况，同时也漠视了观众的观赏体验。而“象征”与“抽象”的创作手法，又仿佛较能发挥舞蹈长于抒情的特质。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中生成的情感，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联系，就被抽象成模式化的动作与调度，而真实细腻的情感层次，也被简化为单一的情感表现模式。这使得“象征”缺乏了文化与现实之底蕴，而“抽象”也被扭曲成简单化、单一化，这也极容易导致编导手法的同质化。

而这类空洞的创作手法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舞系统传入中国，以及文艺“人性论”思潮的兴起有直接关系。欧美现代舞所采用的抽象、象征、夸张、变形等各种手法，本身有其自身的艺术传统与社会根源。而我们虽借他山之石，却往往忽略了自身文艺所产生的土壤，以及作品所需要面对的观众，使得对现代舞创作手法的借鉴成了“断章取义”，取其形而未取其神。而“人性论”思想的兴起直至泛滥的一大问题是，将“人性”与社会公共性话题对立，用亲情、爱情等私人情感，以及抽象的“人类终极意义”“人性的终极关怀”等概念式的理论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屏蔽。其消极意义之一是，较大程度地影响了舞台创作的理念，使舞剧创作越来越缩回到自我封闭、自我玩味，在追求技术理性中而回避了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对现象的社会意义的探讨。

然而，这类创作恰恰忽视了，社会公共性话题与“人性”本身并不冲突，甚至是反思、探讨人与社会真实关系的天然切入点。莫泊桑、契诃夫等作家对人性的探讨，都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与现象的描写与批判之上。同样，吴晓邦的《丑表功》《思凡》等作品，对抗战时期卖国贼的行径的揭露、对普通人内心活动的描写，深刻而富有哲理性，获得了进步青年的热烈回应。

最后，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缺失之实质是对我国自50年代以来所积淀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经验的不自信，而我国的舞蹈创作却恰恰是在现实主义创作上建立起来的。按照吕艺生教授的梳理：“中国当代舞风发展到今天，有三股力量在起作用：一、现实主义创作力量；二、践行表现主义的创作力量；三、强烈个性风格的潜在力量。……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中国舞蹈舞台的创作主流或本质在我看来依然还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与社会公共性话题的阐释有着天然的联系，但现实主义的创作并不等同于对社会公共性话题进行了探讨，前者是后者的基石，后者则是前者对当下观照的提升。问题是，这类不自信既有对多年以前“样板戏”式的创作的反弹，也有出于对以现代舞为代表的多类、多元的创作理念与手法的崇拜。广采博收、百花齐放本是创作中应有之义，但不意味着就此放弃创作的传统。更为可悲的是，当前我们看到了在许多号称“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上，仍然有将“现实”抽象成一种概念式的存在，缺乏对现实场景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问题的反思与探讨，内里仍旧是私情小爱的纠缠，或是技术技法的玩味，成为了披着“现实主义”外壳的“伪现实主义”。这就使得“现实主义创作”的力量正在内在、隐性地消减，从而较严重地影响了我国舞蹈创作的主流。

这或许就是观众观看舞剧时，对舞台呈现的奇观、奇情，演员精湛的表演赞叹不已之际，内心深处仍然有“不解渴”的感觉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解渴”并不是终极目的，但社会公共性话题的缺失始终会成为舞剧创作的桎梏之一。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再度兴起，但舞剧创作涉及到社会公共性话题的创作依然较少。同时，一些小作品及群文类舞蹈作品已经涉及了部分社会公共性话题，如空巢老人（如《父亲》），留守儿童（《空巢的孩子》），农民工（《进城》）等等。尤其是群文舞蹈创作群体，对相关题材的把握更为“接地气”，阐述角度也更加鲜活。虽然这类作品在现象的刻画与同时有效地呈现艺术家的自我表达的手法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正在更为广阔的舞蹈群体内生成。作为舞蹈创作的最高形式——舞剧，其创作者们应该看到并重视这些力量。重归社会性公共话题是当前舞剧创作摆脱当前题材空洞化、创作手法同质化的方式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关注社会公共性话题，关注当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真实而典型地描述时代风貌，探讨、反思社会现象背后之本质，是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一环，更是当前舞剧创作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期待，这一课题在未来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时代强音。

注释：

[1]赵志勇.当下戏剧：社会公共性的危机与重建[J].读书，2015(11）：89.

[2]吕艺生.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22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