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达道

杜道琛

摘 要 “文化”一词，从词源上讲，本身就是社会化的。不同的文化主体都在用自己的价值去和经济合作伙伴磨合。每一个社会主体都需要依据各自的价值观，对事物不停地进行价值判断。沿途各国人民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一带一路”中各项贸易计划的判断，判断决定着支持与否，支持与否将会表现在投资的有效性上。

关键词 文化 价值观 “一带一路”

一、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传播的现实是什么

（一）“文化”一词，从词源上讲，本身就是社会化的

《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两字的首次并用。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的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由此可以看出，在汉语系统中，“文化”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首先，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文化是不同于自然的，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产生的，所以文化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一部分。

其次，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既然是教化，就必定出现主体和客体两个对象。所以，文化乃是一种介于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文化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

（二）文化传播活动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活动

传播是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文化传播行为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

早期的文化传播是纯粹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的目的是借助他者之力。纯粹的事件，被作为信源的主体进行主观加工，之后客体就可以接收到这条信息，并能够将信息重新还原为事件。例如，“敌人来了”就是一条简单信息，其生产、传播和接收都是简单的社会活动。

中期的文化传播是建立信息系统的过程。主体面临的事件量增加，在将事件加工成信息时进行了分类，并依据不同的分类选择不同的客体。同时，客体之于主体，也开始成为事件了。此时的文化传播已变成了对知识的传播。例如，宗教的传播，这种传播是建立在固定的话语体系内的。

后期的文化传播是价值的传播，就是传播那些对系统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此时，主體面临的事件由大量的知识性语言构成，而对大量的知识进行加工，只能是价值的加工。也就是说，主体将价值赋予知识系统，使得知识系统可以且必须被进行价值判断。这个时期，新知识不断出现，但能够作为文化进行传播的往往是已经价值化的知识。同时，客体之于主体不再仅仅以事件的形式出现，应该说，客体本就是主体进行价值加工的目标和帮手。比如自由思想，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其在得到传播后可以被用来考量客体周遭的一切文化事件。

（三）大众文化传播作为价值传播

在发达工业化社会，大众文化传播的实质就是价值的传播。文化传播平台俨然成了不同价值观进行争夺的平台，因此对文化传播渠道的涉入和管理，实际上是对不同价值观的监督，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支持。传播主流价值观，应不计较价值观的载体，以全面开放的姿态促进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二、“一带一路”计划中的经济合作与价值竞争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穿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会经过大量不同的文化区域。笼统地划分，主要包括华夏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伊斯兰世界和欧洲文化区。在“一带一路”所贯穿的区域内，文化相异造成的冲突十分常见，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以及宗教极端主义与世俗社会之间都爆发过或正在爆发激烈的冲突。经济层面的原因对这些冲突自然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但是阻止这些不同势力真正实现经济共荣的恰恰是不同文化的秉承者所抱有的不同的价值判断。

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趋势，传统的“大炮贸易”“金元外交”都成了过去时。当民众消费一种商品时，他们更是在消费一种文化。当民众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消费商品，而是在向往或者追求某种文化时，大家实际上考量的已然是价值了。当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出现过一些国家通过民主的手段叫停了中国的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民意的）；一些中国曾经给予大力援助的政府，被民众推翻；一些中国曾经大量投资的市场，由于战乱而被破坏。

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在海外拥有切身利益的国家都在思考这么几个问题：我们在和什么样的人做生意？我们的市场是靠政府还是靠百姓支撑？我们怎么确定自己援助的政权的合法性？市场到底想要什么？

不同的文化主体都在用自己的价值去和经济合作伙伴磨合，在“一带一路”沿线，散布着西方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观念，散布着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散布着威权国家的权威，散布着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价值竞争的现实。恰恰是过于尖锐的价值竞争，阻碍了经济的合作。

三、视角回归

子思在《中庸》中记述了孔子对于“天下之达道”的认识。“天下之达道”，首先承认的是存在一种道，这种道是天下人共有的。孔子认为，能充分认识这种天下人共有的道，才能治理好天下。站在本文的角度看，这个天下人共有的道，就是天下人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价值观。

每个社会主体都要依据各自的价值观，对事物不停地进行价值判断。推进“一带一路”事业的时候，沿途各国人民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一带一路”中各项贸易计划的判断，判断决定着支持与否，支持与否将会表现在投资的有效性上。所以，价值观问题关系到“一带一路”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我们能否真的走进后复兴时代，登上新的文化高峰。

所以，我们必须回归视角，从产品回归到文化本身，回归到价值中，看看我们能为沿途各国人民提供哪些价值产品。

（作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

[2] 王敬文.习近平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N].中国经济，2014-08-11.

[3] 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J].求是，20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