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产业动态，提升创作内涵，共谋“一带一路”电影产业新发展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综述

杨 超

聚焦产业动态，提升创作内涵，共谋“一带一路”电影产业新发展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综述

杨 超

历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为观众奉上精彩电影作品的同时，也为电影从业人员提供了高端的交流平台。2017年6月18日至22日为期五天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为我们呈现了主题多元、视角独特的13场论坛，来自海内外的业界知名人士围绕“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工匠精神”“供给侧改革”“合作交流”“类型电影”等关键词在各论坛上畅所欲言，发表观点，在对话和交流中相互沟通，进行思想的激烈碰撞，为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出谋划策。本届金爵电影论坛肩负着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合作和交流的重要使命，聚焦全产业链前中后端，以“跨界”“融合”和“延伸”的理念，体现电影节的创新性、敏锐性和前瞻性。

上海国际电影节 金爵论坛 一带一路

历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为观众奉上精彩电影作品的同时，也为电影从业人员提供了高端的交流平台。2017年6月18日至22日为期五天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为我们呈现了主题多元、视角独特的13场论坛，来自海内外的业界知名人士围绕“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工匠精神”“供给侧改革”“合作交流”“类型电影”等关键词在各论坛上畅所欲言，发表观点，在对话和交流中相互沟通，进行思想的激烈碰撞，为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出谋划策。本届金爵电影论坛肩负着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合作和交流的重要使命，聚焦全产业链前中后端，以“跨界”“融合”和“延伸”的理念，体现电影节的创新性、敏锐性和前瞻性。

一、产业扫描：改革与发展

2016年之前的过去十年间，每年的全国电影票房增幅保持在30%以上，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然而，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增速却相对放缓，全年电影总票房为457.12亿元（约66亿美元），同比增长3.73%，与前一年48.7%的增速相比出现了直线下滑，这也是电影产业化改革14年以来的最小增速。本届金爵电影论坛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深刻变化，特别邀请海内外专业人士对中国电影产业进行全景式扫描，试图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与发展。

论坛一：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

作为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论坛，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于6月18日上午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赋能下一个十年：电影产业新基础设施”。本场论坛由主持人、制片人、容艺教育创始人李霞主持，邀请美国著名制作人麦克·山伯格（Michael Shamberg），光线传媒董事长、总裁王长田，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叶宁，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董事长兼CEO俞永福等业界多位嘉宾，根植于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现状，探讨中国电影产业良性发展机制，共谋中国电影产业未来十年的发展。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叶宁认为2016年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实需要中国电影人静下心去思考未来电影市场走向的良机。未来电影市场的核心除了内容还是内容。叶宁认为今后电影的内容远不指单纯的创作。他说：“我们要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都化成我们叙说自己故事的力量，成就伟大的时代。把我们好的故事，不管是通过大银幕、流量端，还是电视荧屏，连接到每个人，连接到每个人的情绪和情感满足，这都是我们在座各位要做的事情。”此外，叶宁就《一条狗的使命》和《摔跤吧！爸爸》这两部高票房电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它们在市场的成功属于个例，但是它们在创作逻辑与市场逻辑方面是相同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是没有国界的，一部电影只要能够真实地传递人类情感表达，触及人性深处，便可获得全球电影观众的认同。

光线传媒董事长、总裁王长田虽然认为2016年是中国电影的小年，但是他仍对中国电影市场充满信心。他说：“我觉得中国电影制作水平在提升，虽然这两年爆款少了点，但将来一定会有。”“我不建议目光放在票房上，票房在成熟的电影市场里只能占到三四成的比例，其他的那些收入来源于版权销售、点播分成、衍生品等等，中国恰恰在这个领域市场规模正在迅速地扩大。”同时，他预计在三四年之后，中国电影公司来自票房的收入就能与其他渠道的收入基本持平，达到3000亿，他认为“如果只盯着455亿票房，没有算版权的增长率、衍生品的增长率，那你就会觉得市场好像出了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此外，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也会有属于自己创作的《摔跤吧！爸爸》，他说：“我看到有很多导演或演员，他们其实正在做类似的准备。”接着，王长田对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做出了判断，他认为“未来几年时间里科幻片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题材，在这之前魔幻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题材，而且我们不仅在电影上，在电视剧里大量呈现魔幻题材，这些都是在新技术、互联网和传统电影产业之间产生一些化学反应之后，影响了创作的思路同时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电影产业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阿里影业集团董事长、CEO俞永福看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电影产业新基础设施的建设，阿里影业将通过构建用户触达、商业化和内容产业化三大“新基础设施”，把企业定位为行业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从而更为强大地支撑全行业发展。俞永福从以上三个维度出发，结合阿里影业的市场实践进行了具体阐述。用户触达的基础设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用户，更好地连接观众与内容，包括大数据宣推和智能发行。阿里影业作为《一条狗的使命》的引进方，从数据角度分析出该片的潜在群体为爱宠人士、年轻女性、亲子人群三类群体，并由此制定了营销策略。商业化的新基础设施则是基于电商、金融、内容生态的模式创新，为内容创作者带来更多货币化通路，例如衍生品开发、IP授权和植入等。阿里影业围绕“三生三世”的IP进行了全链路开发，实现多元的商业化。内容产业化的基础设施，则是用更流程化、标准化的方式，让电影内容生产更简单、高效，其中包括故事创意的挖掘、IP联动开发、人才发现和扶持等等。今年4月，阿里影业推出小成本电影《傲娇与偏见》就是一次IP联动开发。

论坛二：中国电影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之路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的银幕数量已是全球第一，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中国会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电影票房不断增长，充分反映出观众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渴求。但2016年票房增速放缓，也让业界未雨绸缪，将发力点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推进电影产业的结构性调整。资本市场，影视并购风起云涌，影视上市公司在内生增长与外延并购之间怎么抉择？它们又如何把控未来的影视投资风向？影院数量仍在增加，产业链上游的内容创作如何激发活力，创新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的电影供给，挖掘潜力观影人群，将更多的观众吸引到电影院的座位上？6月18日下午，中国电影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之路论坛在上海电影集团五号摄影棚举办。本论坛邀请到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引力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姜伟,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崔志芳，导演贾樟柯，《每日经济新闻》总编辑雷萍，完美世界总裁、完美世界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和CEO廉洁，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仲伦，光线传媒董事长、总裁王长田，华谊兄弟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大地影院集团总经理于欣，万达文化集团高级副总裁、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曾茂军等影视上市公司代表、投资界代表以及导演代表一同出席，共同探求中国电影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之路。同时，当天发布了《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白皮书》，该书涉及票房走势、产业链形势、内容趋势、公司格局、中美合作趋势等内容，对中国电影市场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剖析。

在本次论坛上，诸多业内人士就“中国电影在供给的过程存在非理性现象”达成共识，电影“资本力量”与“内容活力”不相称成为关注的焦点。据《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白皮书》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电影银幕数已达到全球第一，但全国年度总票房增速仅3.73%。面对中国电影的增速放缓，任仲伦说：“放缓并不可怕，但是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任何一个产业和产业形成的市场需求或供给的平衡始终是一个永恒的道理。而我们讨论供给侧的改革，聚焦供给端，实际上是思考中国电影供给的质量，供给的有效性，供给结构的合理性，恰恰是中国所要讨论的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均观影次数为1次，而北美为3.7次；中美两国每百万人拥有银幕数量分别为30和121。因此，于欣认为我国电影市场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我们不能教条地用这些数字预测，但是至少可以参考这个大趋势，中国电影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观众的品位和鉴赏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时候出现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匹配，也就是内容与观众鉴赏水平的不匹配，这是历史发展的中间节点，接下来不能提供优质内容的供给商会被淘汰，市场的调整会进一步优化它的发展模式。”熊晓鸽也指出中国电影市场缺乏能讲好故事的能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收益不匹配等问题。

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视并购。资本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目前，各大电影公司开始走出国门，与海外公司进行合作，如万达集团收购传奇影业，完美世界与环球影业的片单合作。曾茂军说，并购海外公司是中国影视公司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是为了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出去，使中国电影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在具体操作方面，曾茂军坦言，可能在外界看来，并购AMC或者收购传奇都是偏贵的，但万达在电影行业里面拥有全产业链，“如果仅仅买内容来讲，我也认为是贵的，但是万达有主题公园，未来万达产业链布局还有游戏，这些IP和万达其他生态的结合一定是很好的。”并购仅仅是开始，未来能不能让IP持续地创造新的IP，能不能让IP从电影走向电视，走向游戏，走向主题公园，走向电影的衍生品，走向零售商品这才是未来。与万达不同，光线传媒的王长田说：“我投资的公司大部分是小公司，只有一个猫眼是大的投资，我投资猫眼之后并不是把猫眼咽到肚子消化，我希望它成为独立的公司，是中国电影行业的猫眼。”对于与嘉行传媒的合作，廉洁表示，完美世界拥有优秀的游戏研发和影视制作能力，积累了诸多优质的IP资源；嘉行传媒则拥有丰富的影视制作、运营经验。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前沿的游戏研发实力、强大的影视制作能力与丰富的艺人资源、成熟的艺人培养体系相结合，双方的优势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释放。

中国电影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影片内容。任仲伦表示当下影片质量与数量供给两者需求都在增长，而造成两者不匹配的原因在于当下影院供给的影片有效性与品质出了问题，国内影视市场出现了大量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参与的影片制作，就热门类型大量复制赚“快钱”。这样制造出的影片必然缺少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内容。面对影片质量与供给数量的不平衡，需要思考的内容有很多，但主要是在于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来适应当下的需求。在王中磊看来，国产影片若想在被海外大片占据的市场中突围，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生产优质内容。他说：“国内电影产业在持续生产高质量国产电影方面的能力还十分不足，我们评价电影产业能力的标准应当是看产出的好片数量。国内电影产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观众口碑的重要性，这是行业觉醒的一个标志。”于欣则认为上游内容供给数量不匹配导致短期单银幕产出量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出现低质量终端的淘汰与高质量内容的供给，这是影院良性发展的必然。

论坛三：《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发布暨中国电影发展论坛

6月19日上午《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发布暨中国电影发展论坛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顺利举行。本场论坛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201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发布及主题演讲，第二部分为中国电影基地建设与工业化发展圆桌论坛。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国内电影产业研究专家撰写的年度电影产业蓝皮书，至今已经连续发布十一年。报告以数据分析和行业调研为依据,从政策环境、投融资、制作技术、影院建设、票房、宣发、观众研究等各个产业环节，做出趋势预判和战略研究。在本场论坛中，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为《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发布致辞，《201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三位报告主笔：资深电影市场研究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刘嘉，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研究员刘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支菲娜分别从市场、制作、政策三个层面对当前电影产业的核心问题做出独家解析。刘嘉提出，从市场研究角度来看，得益于中国市场巨大的体量，中国在全球影业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发展放缓、微跌而受到影响，但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要根据中国电影市场的特点来进行操作。他说，要深刻地认识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首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特点是体量大、规模大、潜力大，《美人鱼》的33亿票房、2月份68亿产出、全年观影人次超过13亿等数字便说明了这点，中国人口基数带来的红利在电影产业中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这是大有空间可为；其次，2016年我国进口片市场份额增加了3.87%，全球票房排名前20的影片中我国引进了18部，这充分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电影市场中也承担着重要引擎的作用，对国际票房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但由于过量资本涌入，造成投资高热，市场低效率，催生出电影产业的瓶颈——规模与效率的悖论；第三，尽管国内市场足够大，但距离走出国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嘉说：“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不是万能的，真正让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之源在于内容、创意、专业人才，要努力促进我国电影的多元化，创造真正的内容，而不要单把希望寄托于海外合拍片等部分。”刘藩对中国电影制作创作的特点与趋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电影发展需要优秀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多样化的电影来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但是他也提出“头部大片成为市场赢家”的概念。所谓“头部大片”是指大投资、名导演、明星与大公司组成，影片制作品质中上再加上好的营销，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上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收益。同时，刘藩也提出，虽然国内IP热已经开始退潮，但是对于IP要有客观地看待，国外目前很多影片仍旧是由经典IP改编而成，例如《蜘蛛侠》等。在IP改编中，IP原本品质是基础，但改编创作才是最关键的。同时也要重视后期制作的成本，大部分影片在后期制作投入的经费太少，这也导致了一部分影片品质不尽如人意，但这些现象日后将会改善，这是产业成熟的表现。同时，他以《摔跤吧！爸爸》为例说明中国电影市场也需要那些足够涉及社会民意表达的影片，能够去呼应大众社会心理，主打类型都很可能会取得成功。支菲娜从政策角度做了题为“当前中国电影业发展前景瞻望——政策环境、历史使命与前景”的发言，她通过解读2016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介绍了中国电影业促进与共享的政策环境，通过电影数据分析提出了中国电影业引领与互惠的历史使命，特别是“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国家电影业发展的前景，并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格局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此外，本场论坛还邀请到国内知名影视基地负责人围绕中国电影基地建设发展及工业化发展进行讨论。宁波影视文化产业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陈建瑜提出在电影竞争激烈环境下，影视基地应当树立工业标准，助力中国电影大制作的发展，实现基地片厂化、聚集化、国际化，中国电影需要凭借更高的制作品质，与小屏幕争夺观众。横店集团副总裁徐天福立足横店参与电影制作的具体项目经验，就技术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国家电影数字基地、副总经理马平通过基地的众多电影后期制作案例，介绍了中影后期制作现阶段的发展程度与工业水平。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总经理施娟以介绍产业园区内的技术类企业情况为主，其中涉及具体技术问题，还对基地如何更好地服务于高概念制作项目投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对策。美国制片人工会中国事务部部长伊丽莎白·戴尔谈论了电影制作中外合作时会遇到的问题，特别介绍了美国电影工业后期制作发展现状，及中美两国制作水准的差异化情况。在各位嘉宾发言完毕后，著名导演、监制黄建新以创作人代表的身份从个人作品和自身经验出发，对中国电影创作怎样进行工业化升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华语电影：精神、类型、政策

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市场与内容是不可忽视的两大重要方面，在变幻莫测的电影市场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对优质电影内容的不懈追求。在本届金爵电影论坛期间，诸多电影人坐而论道，探讨如何弘扬工匠精神、实现类型深耕、紧抓政策优势，从而培育高质量的电影人才、创作优质的电影作品，实现华语电影的内涵式发展。

论坛一：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

电影有不同的类型与故事题材，好的电影总是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抓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动人之处，走入观众的内心。这样的作品会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观众的喜爱，因为人的情感世界是相通的。创作这样的电影需要人生阅历，需要对生活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还需要在制作过程中的匠心。面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怎样理解“工匠精神”，怎样拍出既受市场欢迎，又具有品质的好电影？这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本场论坛于6月18日下午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办，聚焦“工匠精神”这一关键词，由著名作家刘震云主持，邀请知名导演陈可辛、冯小刚和电影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以及作家张大春共同出席。他们从电影史角度和现实主义角度切入艺术创作中工匠精神的体现，共同讨论怎样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秉承工匠精神，拍出既受市场欢迎又有品质，属于我们时代的好电影。

论坛伊始，主持人刘震云开门见山，直接聚焦本次论坛关键词“工匠精神”，并率先对“工匠精神”做出界定，他认为“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做事情不走样。基本上，有95%的人都做得有点走样”。具体到电影中的“工匠精神”，他指出“‘工匠精神’如果跟电影联系起来，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配钥匙、修锁、泥工、瓦工、架子工或者制造汽车、飞机的行业特别需要‘工匠精神’，但是电影最需要‘工匠精神’也最不需要‘工匠精神’。”接着各位嘉宾分别结合自身的阅历，将“工匠精神”这一抽象无形的概念形象具体地进行了表述。

对于电影创作而言，优秀的电影作品一定是需要整个工业链条中的创作人员紧密配合，积极弘扬“工匠精神”。多年来，冯小刚导演和刘震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创作了《手机》《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他们二人在相互揣摩中建立了默契，他们对作品的精雕细琢形象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涵。冯小刚导演结合他和刘震云的具体合作实例阐释了有关“工匠精神”的内涵。他提到“刘震云老说自己是一个特别笨的人。特别笨的人做一件事，就不会想到走捷径，走捷径的人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想出来的主意。比如我跟刘震云合作《温故1942》时，因为它是一个调查体的小说，没有具体的人物，也没有具体的事，那怎么把这个剧本写出来？我们俩蹲在大杨树底下想了半天，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路。”因此，他们二人怀着对作品的敬畏心，共同走访了影片中所涉及的地域。冯小刚回忆道“我们俩走了三个月，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等，就在这条路上，影片中后来涉及的一个个人物形象都浮现了出来。刘震云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来写剧本。但是大部分作者、编剧现在都是用最聪明的办法做这件事，最聪明的做法可能抄了近道，但他不可能做出特别好、特别结实的东西来。”进而，他说：“我接触的很多有名的作家、编剧，他们跟你签合同的时候，就说‘我就改一稿’。但我问刘震云：‘您给我们改几稿？’他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和本事，一个剧本只改一稿就可以。’《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都改了很多稿。我说：‘行了，可以了。’他说：‘不行，我觉得还得动动。’这是不是所谓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认真。自己不会的事没做好，情有可原。自己会做的事没有做好，我觉得是不能原谅的。不是别人不能原谅，是你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同时，冯小刚十分赞同电影创作所需的匠人精神，强调内容为王。面对当前电影票房的增速放缓他表示“电影市场一萎缩，就会把很多原本不是做电影只想挣钱的人挤出去。把这股脏水挤出去了，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给那些认真做电影的人。”

张大春是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的作家和编剧，他通过列举与胡金铨导演合作的事情来诠释“工匠精神”。他说：“我最早当学徒时，和我的师傅胡金铨导演合作过两个剧本。师傅改了八天七夜的剧本，改到一处地方，他拿着大红笔圈了圈，说这一句必须改掉。剧本的原话是，一个角色跟另外一个人说：‘你的大恩大德，请容我来生做犬马以报’。我问为什么改掉？他说这个故事背景是春秋末年，春秋末年人会用‘来生’想问题吗？在佛教还没有进入到中土之前，‘来生’的观念在春秋应该不存在。我反驳，结草衔环的故事出自于《左传》，就是春秋时的故事。他说结草衔环是死后还有生命，还有作为，但不是‘来生’。仔细想想真是到了东汉《孔雀东南飞》的时候，才有了死后变成树的故事。胡金铨导演提醒我的是，台词的细节必须紧密贴合题材、贴合历史、贴合现实，才能够有说服力。”从前辈处，张大春领悟到中国电影“工匠精神”的重要一点便是和细节死磕。

导演陈可辛则站在市场的角度思考“工匠精神”，他认为“工匠精神”未必与“市场”潮流对立。他认为“就是像工匠一样做事的心态。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浮躁的行业，做事稍微慢一点，细一点，多一点坚持，多一点自我，这就叫‘工匠精神’。”同时，他说：“在这个行业那么久，我到现在为止，都是一直挣扎在拍市场需要的东西。很多时候，突然有创作的冲动，但我都会先看看市场上这时候需要怎么样的东西。这似乎好像违反了‘工匠精神’。但是，我可以努力把市场需要的东西变成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在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学者戴锦华表示：“于我来说，电影首先是艺术。这么多年来，讲课的时候经常问学生：什么是电影？此前很少有人马上能回答，最近就有学生马上接口说是‘产业’。所有人都知道电影是产业，但是大家越来越忘记了电影是艺术。电影是艺术，它必须是原创，每一部好电影和好都不一样。”在戴锦华看来，今天中国电影谈“工匠精神”主要在说一件事，就是中国电影整体的工业水准。“从技术、艺术、叙述上，我们对于制作的追求和我们对于制作的自我要求，这可能是‘工匠精神’对应的内容，也是对所谓好电影的最低要求，就是在技术上及格。当中国电影走到今天，我们谈‘工匠精神’，我想我们是在谈底线，在谈怎么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划出底线。”

论坛二：中国类型电影思考和探索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类型电影呈现出较大的市场需求。受众市场对内容的细分化需求日趋明显，类型电影对从业者、对观众都早已不是新话题。纵观中国电影市场，有悬疑作为发展势头迅猛的类型，不断收获观众的喜爱并屡经市场的考验；有武侠作为独特的类型，享有悠长历史和深远的国际影响力；还有科幻作为最受期待的类型，在万众瞩目之下等待厚积薄发。6月19日下午，一场题为“中国类型电影思考和探索”的论坛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办，本场论坛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主持，聚焦悬疑、武侠和科幻三种不同类型，结合今年中国电影在这三个领域的尝试与探索，邀请三种类型电影的创作者和制作者代表，探讨类型电影给中国创作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们认为，类型电影需要和观众建立某种契约，用心挖掘人物、创作故事结构，打磨出具有灵魂的作品，才能引发观众共鸣，契合人们对于类型电影的市场预期，从而实现良性发展。

悬疑电影：关照内心世界。悬疑电影作为新生代力量，近些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白日焰火》《人山人海》等影片获得了国际的认可。那么如何再接再厉继续发展好这个类型？如何让这个类型摆脱欧美和日本的影子，做出自己的特色？是值得业界人士思考的问题。本版块邀请到导演蔡尚君，导演、编剧崔斯玮，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力，作家、编剧雷米共同研讨。崔斯韦认为电影具有“容器”属性，能够容纳不同的故事，而故事的特点则体现了不同的意义和需求，这也就是电影类型之间的区别。他说：“一部优秀的悬疑作品，不仅需要复杂烧脑的桥段，更不可或缺的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能够反映出人物信仰或某种社会问题，引发观众深思。”其中，后者常常较为容易被忽视。崔斯韦表示创作者不应该把复杂的故事简单化，而应该关注人心，“人性善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创作者需要在悬疑片中建构出饱满的人物形象，通过呈现出其与亲友的关系、个人存在感、孤独感等，达到一定的深度。蔡尚君认为“优秀的作品能让观众找到自己内心的投射”，使观众感受到情感上的共鸣，同时，通过对人性的探讨，可以看到更为真实的人的生存状态。进而他指出“中国电影人还需要提高自身修养，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好的悬疑片”。雷米认为“悬疑电影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揭示社会现实，或者人性中的善恶冲突。”李力以投资人视角提出“类型+”的概念，并以电影《心理罪》为例，认为该片融青春、悬疑、犯罪于一体，对于目前国内的悬疑片是有创新的。在他看来，“类型+”的概念是思考类型片创作一个新的维度。

武侠电影：以创新助辉煌。武侠电影在我国拥有很长的制作历史，并且名扬海内外，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影片类型。但值得我们警醒的是，目前武侠片的发展陷入了自我突破与超越的瓶颈期，总体而言面临着亟须创新的挑战。作为我国电影类型的传统强项，该如何从传统中汲取精华来应对新时代观众的不同需求？新生代武侠创作者又该从哪里收获新武侠的灵感？演员冯绍峰结合当前片场实际说：“由于现在更多地使用特效表演，甚至连跟真人对打都是件幸福的事。”导演宁浩表示“任何片种在它的领域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从我最初看到香港武侠片觉得震惊、好看，到之后舞蹈化、神仙化，最后确实看腻味了。”接着，他以《绣春刀》为例，指出武侠电影应该和当下发生更为紧密的关系，无论如何要拍出的是人的精神。“赋予武侠片新的现实意义可能是其走出瓶颈的办法之一。另外，在形式上有时候利用减法，可能会保证电影本质上的东西更好。”因执导《绣春刀》而成名的路阳导演说：“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和《神探狄仁杰》系列让武侠走出江湖，来到庙堂之上，为武侠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他认为武侠只是导演讲故事的手段之一，把传统的武侠故事从江湖中脱离出来，可能会生长出不同的形态，由此观众可能会产生新鲜感，值得期待。同时，他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认为武侠片要突出不一样的精神内核，完全打破一些思维上的限制，进行更多探索。尽管当前武侠电影的状况不容乐观，但是作家张大春仍持乐观态度，他说：“我遇到很多导演都在想，到底武侠片还能怎样？”“事实上当我们还怀揣着‘武侠片还可以怎么样’的想法的时候，武侠片就不会衰落。”他以电影《一个人的武林》为例，认为传统的武侠故事是可以融入现代背景之中的，这种类型的融合才是武侠电影今后再创辉煌的关键。

科幻电影：提升文化自信。科幻电影之所以迟迟未能大放异彩，是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阻碍？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之间隔着什么？中国科幻电影该如何走出带有自己文化烙印的道路？本版块邀请到科幻作家王晋康，导演、编剧、监制张小北等人共同为科幻电影的发展把脉，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现状和科幻小说IP如何转化为电影等问题。当前中国的科幻电影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张小北说：“很多人对科幻片的印象就是海外电影，而不相信中国能拍出优秀的科幻片”。张小北认为“在中国做科幻电影时，面临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一个是技术自信，一个是文化自信。技术自信可以解决，虽然技术问题非常难，我们现在不能说100%解决了几乎所有的技术问题，但这是可以被解决的，就算其中有部分被战略放弃了，也不过是因为没有钱。技术上基本可以做到全球采购，只是涉及电影成本和成本的本土回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文化自信。现在没办法知道中国观众看到中国科幻电影是什么反应，这需要时间、市场、观众的反馈不断积累才能得到。”他说：“这种自信需要建立在中国电影人长期的尝试与努力，与观众建立一种有关类型片的契约；同时，还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伴随着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年轻群体对于科幻电影的熟悉，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对于文化自信的重要性王晋康也深表认同，他说：“记得有一次，有观众对我说，他只要想到科幻片中出现中国人就觉得不可信，这就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首先要有这个自信才行。”在王晋康看来当前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难题，其中他提到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他认为“原著小说和电影各有各的优势，我们很担心电影的改编只有模样，而失去了灵魂。小说改编电影的过程中，首先我觉得要完成从小说到剧本的跨越，这中间有一条比较大的鸿沟。因为小说出发点和电影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包括故事、人物、结构等，所以改编的方式，基本上是除了采用原著的精神和概念出发点之外，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要推翻重写。大部分的科幻小说，关注的是不那么好的未来，如果要改编电影，过程当中就会遇到所谓的正能量的问题。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让故事既保持原著风味，又能传播更向上的精神状态？毕竟做电影必须符合商业规律，首先要先过审查这一关。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头疼的问题。很多科幻小说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揭露黑暗、压抑或者残酷的人性。”虽然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张小北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科幻电影有非常大的优势，在过去30年里，中国科幻的创作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我们积累了大量原创作品。从源头来说，我们的创意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怎么一步步修正改良变成作品投放市场。我个人认为，大概在三四年之后，中国市场就会出现一部中国的科幻电影，重燃观众对科幻的热情和认知。”

论坛三：解读上海电影政策

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强对电影产业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基本形成成熟的扶持政策和服务体系，不断推进上海电影产业的转型升级。

2016年由上海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定制的《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全文26条细则，包含7项具体政策，即加大上海电影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每年安排不少于2亿资金的上海电影政策支持发展；落实上海电影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上海电影企业金融支持政策；加强上海电影教育和电影人才队伍建设；实行建设差别化用地政策；充分发挥区县在上海电影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设立上海电影摄制服务机构。6月21日下午，解读上海电影政策的主题论坛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办。本场论坛由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常务副院长刘海波主持，邀请上海电影主管部门负责人回顾与总结了上海电影政策的执行情况，并邀请业内人士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上海电影政策颁布后取得的成果，探讨上海如何进一步细化落实促进电影产业举措，推动产业的纵深发展。

随着新政的持续发力，上海电影产业基本保持良好的发展。在本场论坛中，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吴孝明就政策本身、政策的具体推进措施，以及未来对电影的思考和想法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在一系列政策的帮助下，上海已初步形成了制片主体逐步集聚，影视精品逐步涌现，人才梯队初见规模，创作环境逐步优化的良好局面。相关数据也说明了上海电影产业在票房、市场、发行等方面取得的成效。2016年在上海备案的电影共计404部，出品完成80部，上海出品且进入院线放映的影片有31部，总票房为52亿元。2017年上海出品的《功夫瑜伽》《乘风破浪》创造了上海同档期两部票房过十亿的纪录。此外，上海电影制作水平和艺术质量也有大幅度提升，陆川导演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以高口碑和6000多万元的高票房，在2016年暑期档创下了中国纪录片电影票房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该片今年4月在北美院线上映一周票房便超过了1000万美金，斩获北美新片首周票房的冠军。在市场方面，上海电影市场蓬勃有序发展，票房已位列全国城市第一。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地区影院票房为30.37亿元（其中进口影片14.95亿元、国产影片14.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放映场次已达251.68万场，观影人次7306.72万人次，同比增长33.26%和7.29%，平均票价为43.17元，共有26家院线在上海开设电影院。上海联和院线全年票房达36亿元，占全国票房7.8%，再度回归全国第三。去年上海的电影院数量多年来首次超越北京，在全国城市票房排名中也在近年来首次超越北京，位于全国第一。目前全市共有影院280家，银幕数1584个，座位数230852个，与去年相比新增银幕数166个，座位数18917个。在发行方面，由上影股份牵头的四海电影发行联盟目标在三年内将发行业务提高到100亿，全国市场份额占到25%。吴孝明说：“为进一步实现把上海建成全球影视创制高地的战略目标，推动上海成为高科技影视创新的前沿阵地，构建起全国领先的工业体系，目前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市文广局正在着手研究制定上海高科技影视摄制扶持政策。此项政策设计要坚持对接国际，聚焦基地，聚集要素的发展战略，着力营造上海留得下创意、留得住人才的影视发展良好环境。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基地投资建设，补贴影视制作成本，设立影视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影视人才集聚，鼓励影视金融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上海电影政策明确提出面向全产业链，支柱扶持上海电影企业总金额不少于2亿，其中包括支持新建、改建数字化银幕的资助。据上海市影视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长金辉介绍，2015年全市共有43家影院受到资助，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影院的运营水平和放映质量。同时，自上海电影政策落实以后，上海艺术电影市场活力焕发，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建立了专业的策展机制，制定全年计划。他说：“我们在政策的支持下联盟已经放映了近百部艺术影片，放映场次将近5000场，放映过的影片有《本命年》《上海公园》《少年巴比伦》《我们诞生在中国》。我们另一大亮点是引进海外联展，上海艺术联盟已经为上海影迷提供了持续两年视觉艺术电影的盛宴，例如日本电影周等，这些影展上座率将近100%。”卓越的产业环境离不开相关服务机构的支持，上海电影摄制服务机构于2014年10月正式挂牌成立，该机构主要提供资讯和协调两类116项免费服务，包括政府沟通、拍摄协调、信息服务、人才中介、宣传推广，全面服务于来沪电影企业。截至2017年4月，上海影视摄制服务机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服务1349件次，项目受理达标率为100%。接受咨询服务的单位共513家；接受协调服务的影视剧组共267个。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行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于志庆在介绍时表示“2017年5月底，我们机构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影视摄制主体在上海取景拍摄总共完成了1562件服务，其中我们为641个剧组完成了所有的协调任务”。他以《建军大业》在上海的拍摄为例，指出服务机构为剧组所做的基础工作为上海电影产业环境的提升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论坛下半场银润传媒董事长陈向荣，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北京太合娱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制片人张逸松等影视行业从业人员，从上海电影政策的受利者角度分享了在上海拍摄电影所获的切实便利。陈向荣表示：“2013年之后，我们所有的电影报备全都在上海，确实觉得变化很大。我们最近的作品《欧洲攻略》筹备了四年，也是在上海报备。上海市政府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从创作期到制作期、发行期，还能拿到比较可观的资助。因为这部片子除了我们是第一出品方之外，有一半的拍摄是在上海完成的。”政策的帮扶不仅体现在经费支持方面，还体现在审批方面的服务。张逸松说：“我相信很多项目在很多地区都得到过不同程度上的资金补助和奖励。但最让我感动的是在上海，整个后期审查过程出乎意料得快，这是之前从来不敢想的。”他以《功夫瑜伽》为例进一步阐释，“当时《功夫瑜伽》留给后期审片的时间非常短，离我们做密钥的时间不到15天，其中还包括一个元旦假期，以往整个手续做完正常情况下也得一个月以上，但是这次两周以内就全部完成了。”对于上海电影政策的扶持，王易冰也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很快在上海的帮助之下获得了上海电影的扶持资金。这个意义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还挺非凡的，老实说我们拍了10多年电影，真的是头一次在我的电影拍之前就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资金。电影拍完了得了奖这个事经历不少了，但是在这之前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过。”“客观地说做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真的有风险，失误率一定比一些成熟导演大。在这个过程里边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是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我们在开发这些电影项目的时候当然面对了压力，当然也面对投入成本的压力，政府能够在项目开始，当我们提出这样的想法，有这样构思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就能够坚决地支持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这一点让我们非常感动。”

三、交流合作：跨地思维与跨国视野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兼备跨地思维和跨国视野，描绘更为壮阔的电影蓝图。其中既有地区之间的电影合作，也不乏跨国之间的影像联通，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及中国电影人开始走出本土，走向世界，为世界影坛奉上精彩的影像。

论坛一：动画电影中的东方文化

动画电影在丰富的想象空间中，不仅开拓着对故事与情感的独特表达，同时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化历程。从美国动画到日本动画，再到中国动画，对于文化的表达是动画电影的核心之一；这样的表达从故事背景设定到特色视觉表达，从展现风土人情到表达精神内核，让观众得到对于不同文化的多层次认知。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美国动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从画风设计细化到每个动作和服饰花纹；日本动画和中国动画也没有停止挖掘自己文化宝库的进程。6月19日上午在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离骚厅举行了以“动画电影中的东方文化”为主题的论坛，本论坛由制片人、金爵奖动画部分评委袁梅主持，美国导演、金爵奖动画部分评委主席托尼·班克罗夫特，日本导演神山健治和中国动画导演王微等嘉宾受邀出席，聚焦世界范围动画电影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优质又有趣的表达，通过学习已有成功案例的经验，提出中国动画电影中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表达的若干种方式。

曾执导过《小门神》的王微导演表示“说到中国故事，我们牵涉到很多的问题，从角色，到戏剧结构，到视觉风格，我常常在想，到底什么是我们想做的中国故事？”他和他的团队通过不断的实践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很多中国情愫是流淌在血液当中的，我们要做得更多的是把它呈现出来”。因此，他的作品“从戏剧结构到人物设置力求突出中国特色”。动画影片《花木兰》的导演托尼·班克罗夫特讲述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认为“首先，故事的元素必须很中国，为此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处搜集素材，从服装、发型，书法、绘画甚至朝代背景等；其次，我们希望能让全球观众产生共鸣，所以我们在寻找主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能让所有人理解的主题和情感点。花木兰的主题就是每个人都要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攻壳机动队》的导演神山健治说：“日本人虽然不是很了解外国的世界，但是对外国存在着某种崇拜和憧憬，然后把憧憬转换成想象，变成了动画。”

论坛二：IP全产业链开发与中外电影行业差异

近年来，IP（Intellectual Property）迅速成为电影行业发展的一个热词，但是近段时间以来，曾备受追捧的IP改编电影项目不再得到市场青睐，陷入了票房和口碑双低的局面，IP热的退潮也引发了业内的反思。为此，6月19日上午，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办了题为“IP全产业链开发与中外电影行业差异”的论坛。本论坛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支菲娜主持，汇集了中国及国际影视作品投资机构与文化产业平台领头人，如PVR院线、印度第一大院线董事长兼总经理阿贾伊·比茹利，中文在线执行总裁戴和忠，AMC院线执行副总裁、首席内容策划伊丽莎白·弗兰克，万达院线副总裁兼Mtime时光网CEO侯凯文，艺恩合伙人副总裁侯涛，阅文集团CEO吴文辉，博纳集团董事长于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高级副总裁曾茂军等。众嘉宾齐聚一堂，聚焦中外电影行业差异及电影的IP全产业链开发，共同探讨如何在国际跨文化视野中实现中国电影跨媒介开发。他们纷纷就“究竟什么是好的IP”发表各自见解，基本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共识。

一个成熟的IP是需要不断发掘、培育与营销的。吴文辉认为好的IP首先需要有鲜明的人物特色。其次需要具备有趣的世界观设定，能让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情节在里面互动和发生，同时给人延伸和扩展的空间。再次，它可以有开发拓展的余地，除了本身作品的设定，让其他人可以在上面做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有趣的扩展可能性。他指出“具备这三点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自己开发的IP”。戴和忠对吴文辉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认为一个好的IP第一要有非常强的形象和设定；第二要有故事核，能够吸引人、打动人；第三要有跨界的可能性；第四，IP在现在、未来都应该具备很强的流量、势能，要有很强的粉丝吸引力。侯凯文对“变形金刚”这一IP数十年的发展颇有感触。他指出不论是玩具、漫画，还是电视剧、电影，“任何IP都要回到心灵，从心开始”。谈及变形金刚，曾茂军提到《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成本奇高，对于这一IP而言，“电影的作用只是保持IP的热度，他们是靠‘变形金刚’的其他产品赚钱。”接着，他进一步说：“做IP的全产业链开发，要知道IP的侧重点，主要靠什么盈利，还有比如《秦时明月》，电影收益亏本，但是游戏收入非常高。任何一个IP在属于它的领域都是有价值的，后期要不断培育、营销，才能变成超级IP。”面对优秀IP供不应求的状况，业内专家指出除了要不断发掘之外，最根本的是要孵化。吴文辉说：“从2002年开始做起点中文网到现在，将近15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从一开始秉承着对作家进行扶持的态度，15年积累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其中很多作品变成了很多优秀的IP，如果你没有提前对内容进行支持和帮助很难在现在这个平台上发现很好的IP。”接着，他形象地将孵化IP比喻为种果树，“我们更愿意做漫长的培育者的角色，把好的种子撒下去，花很多年时间，一点一点让它成长，生根发芽长大，最后能够在很久以后挑出非常优秀的果实做最好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培育者。”曾茂军也表示，若找到了真正具有价值的IP，还需提前做好规划。他结合美国考察经验谈到“不能把IP想得太美好，全产业开发是个误区”。他认为目前市场上火热的不少IP其实并不适合做类似游戏、主题乐园等方面的开发，盲目地开发只会造成失败，“从一开始规划就要知道，这个IP养成的路径是什么，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目标群体是谁。”

本场论坛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研讨中外电影行业的差异。在与会专家看来，中外电影行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仍具有很多共同之处。AMC院线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单一院线，拥有8000多块银幕，对世界电影的现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该公司执行副总裁、全球首席内容策划伊丽莎白·弗兰克提出中国电影产业的IP概念在国外早已存在，只不过是中国新进引入。IP在国内外都是备受欢迎的。接着她说，一些能够反映普世价值的IP，在国内外都很吃香，可谓内外通吃，左右逢源。“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故事，不但能打动中国观众的心，能打动欧洲观众的心，也能打动美国观众的心，处于这样的时代，能够为大家呈现打动人心的故事是我们的荣耀。”除此之外，中外电影行业的另一个相同点便是“爆米花经济”。伊丽莎白·弗兰克根据AMC院线公司观影群体实际情况指出，在AMC观影人群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电影院线应该是让消费者觉得是他们周五晚上想去看电影的地方，让消费者觉得看电影是一件大事。电影院线也并非仅仅依靠电影放映而盈利，还可以凭借卖爆米花来提高利润。接着，博纳集团董事长于冬提到中国的票房和非票房比例与美国相似，只是中国的电影院线搭售方式更复杂，应当通过电商把平均票价降低。同时他指出电商以9.9元搭售的卖票方式在过度消费、刺激票房增长后，使得现在的票房出现回落，2016年票房增长已经停滞。因此，不论“爆米花经济”如何体现，归根到底还是要以电影和食品的质量说话，质量不行，营销再花哨也没有用。

论坛三：观众数据与电影制作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观众对电影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中国电影人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所在。品质电影，如何才能操作有“方”是一个不断叩问从业人员的问题。6月20日下午，以“观众数据与电影制作”为主题的论坛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如期举办。在本场论坛中，各位专家对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进行了总结，对观众观影行为进行了分析，为今后电影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

论坛前半部分，凡影携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解析“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影响因素模型”，公布“中国电影观众观影行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陈沁从潜在消费群体、社会总消费水平、电影竞争力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观众变化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提出中国潜在的电影消费群体是很大的，电影票房集中贡献的地区就是一些人口密度大的地区，高的人口密度会带来观众对于最高票价的容忍度。此外，他提出“争夺11%”的说法，它具体指根据调查分析，中国居民在文教娱乐方面的花费占总花费的11%。那么，谁能在这11%的文教娱乐花费中占领较多的比重，谁就能赢得较好的收益。而要在11%消费中获得电影一席之地的关键，便在于要提升电影的质量与口碑。凡影创始合伙人，传播学博士李湛针对中国观众的观影行为进行了分析。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19-59岁有观影经历的观众已达43%，与2016年相比，具有明显提升，年轻观众数量也呈现出较高增长。但是票房的增长并未与观影人数的增多保持同步，究其原因便在于年均观影12次左右的观众数量在减少，年均观影6次左右的观众为主要增长部分，这才一定程度上说明影片对观众的欣赏需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娱乐市场咨询顾问，前迪士尼全球市场研究副总裁特德·斯基德莫尔拥有丰富的市场调研经验，他结合从业经历表示“调研人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调研与研究是相互协助的。我们要倾听电影制作人的声音，这样才能把调研与研究的合作更好地推动下去”。同时他认为电影“定位”问题在市场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他说：“首先要找到目标观众，并提前检查宣传物料能否达到目的，再制定传播策略及实施方案，通过观众反馈不断修正。”

论坛后半部分汇集好莱坞资深导演、选角导演、副导演和中国导演、制片人，分享大制作电影各环节的执行与管理经验，讨论如何更科学、系统、专业地进行项目开发与制作。电影质量的保证离不开优秀的创作者，同时也离不开制作过程中的精细流程、专业态度和规范管理。《银河护卫队》导演、编剧詹姆斯·古恩表示“我们要不断做出标新立异的东西，给观众情感共鸣，才能吸引观众进影院，这是只看数据不能发现的事情”。为此，他在影片中加入了经典歌曲、家庭等元素，从而牵动观众情感，为影片增色不少。而关于电影选角过程的问题，黄建新导演与《银河护卫队》选角导演莎拉·费恩进行了探讨。莎拉·费恩提到，在美国电影工业中，选角导演的工作便是“从上千位候选演员中向导演推荐最合适的几位”，以及“推动演员之间的合作，以形成默契”。黄建新导演也针对中国的选角情况进行了交流。他说中国演员档期较难确定，因为他们“要参加综艺节目，毕竟同样的时间，综艺赚的钱是电影的十倍。”与好莱坞档期预约时间“最短1个月，最长12个月”相比，中国演员需“提前12个月到18个月去预约”，为此他表示“在中国，合适的演员跟熊猫一样稀缺”。之后，他就《建军大业》的选角过程进行了分享。

论坛四：走向国际的中国青年电影人

从2016年到2017年，华语电影新导演层出不穷。这些新生代力量用自己的实力为国内的产业和观众带来了惊喜，同时让华语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加大了影响力。从电影制作到发行，从参加电影节到合拍片，从剧情片到纪录片到动画片，国际电影市场处处可以看到华语电影的身姿，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电影人活跃在世界各地。6月21日上午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办了题为“走向国际的中国青年电影人”的论坛，本场论坛由编剧史航主持，汇聚圣丹斯电影节策展总监崔佛·格罗斯，导演李睿珺，演员李梦，制片人、黑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子剑，制片人麦克·J·沃纳等来自电影制作、电影节、电影发行等环节的国内外代表，聚焦新导演如何走向国际电影市场、又该如何进入国内的主流视野，共同讨论新生代电影力量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现状与未来。

李睿珺导演表示，其实大部分影人都是很乐意与青年导演进行合作的，只要他们有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有足够真诚的态度，就能说服一些职业影人参与合作。同时他也建议青年电影人要打磨好自己的剧本，拿出足够打动人心的剧作内容，这样才更有可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他嘱托各位青年电影人“不要因为想要去做导演而去做导演，年轻人不要因为成本问题就停住脚步，一部电影的好坏和成本是没有关系的，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身为演员的李梦也表示，一些青年导演与她合作时，她会积极与他们进行交流，了解他们最想要表达的故事，从而更好地演绎角色。资深电影人、亚洲新人奖评委麦克·J·沃纳就青年电影人通过国际电影节进入国际市场提出“在中国发行艺术电影一直是比较困难的，但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艺术电影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很多中国艺术电影并不考虑在中国发行，而希望在北美、阿根廷上映，对此我们的态度是，如果一部电影都没有被中国人看过，那么怎么能够保证其他国家的观众能够喜爱它？”因此，他建议制作者需要考虑新的发行和销售方式，而且首先要做到让更多的中国观众看到这些影片，他也表示不要为了参加电影节而去拍电影，要想在电影行业有所成就，重要的不在外界因素，而要看自己的内心。

论坛五：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

上海与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电影的重要地标，坐拥优质行业资源，孕育众多电影人才。两地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交流长达一个世纪，在上世纪90年代，不少香港电影人来沪取景拍摄影片，开启了两地电影交流的一大高峰。近年来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与内地电影人建立深入合作，促进电影文化交流，为华语电影的发展注入力量。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特别举办沪港电影合作交流论坛，特别邀请三位与上海颇有渊源的香港电影导演、监制、出品人，以及上海本地电影人代表，共同回顾沪港两地电影文化和合作成果，交流最新影片创作经验，共同探讨未来拍摄合作模式与电影产业发展。

香港导演许鞍华在上世纪90年代起便来到上海拍片，拍摄影片有《倾城之恋》《上海假期》《半生缘》《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从香港到上海并不使她感到陌生，她回忆说：“当时我自己还处于事业低潮期，很高兴接到了一个在上海拍摄的项目，后来到上海拍戏就变得很自然，很融入这里。”除此之外，积极的电影政策也为沪港两地的电影合作提供了保障。制片人、导演，天马电影总裁黄百鸣提到“香港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是‘黄金年代’，90年代开始‘黑暗时代’来临了，直到2004年合拍政策的出现带来了香港电影的‘春天’。我觉得合拍政策是双赢的，内地市场也增长得很厉害。”由于上海市政府对电影产业的大力支持，使黄百鸣在上海拍片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他的三部《叶问》均是在上海取景拍摄完成。

在良好的交流合作中，著名导演、监制，中影（上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季礼也提到沪港两地电影的差异，他说：“对于当下的主流观众来说，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工作也很忙，电影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让观众走进院线。作为香港电影来说，要考虑到文化、语言的因素，如何分析、创新，不断找寻市场需求拍出观众想看的电影，让电影‘走出去’才最重要。”

在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仲伦看来，沪港两地电影人因长期合作而产生了信任，他说：“上海和香港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座城市的‘契约精神’都很强，而且都比较开放、比较繁荣，两地艺术家们的艺术精神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很多相通。”同时，任仲伦也提到“香港电影对内地的贡献是巨大的，香港电影人与内地合作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升了对商业电影的理解，帮助我们补充了对电影制作体系的理解。所以，现在的合作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分不清楚了。”最后，他指出“如果我们用‘华语电影’这面旗帜，把华语艺术家们集中在一起，我们无论在总量上、影响力上，力量都是强大的。所以我觉得，沪港合拍电影对于整个华语电影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很好的选择。我们愿意把这件事情继续推动下去，也期待能够把华语电影的力量真正集聚起来。”在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强势冲击时，沪港两地电影人唯有在相互借鉴、各取所长中才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创作出更多优质的作品。

四、重点聚焦：圆桌论坛与主席论坛

历届的圆桌论坛与主席论坛均是精彩绝伦，吸引来自国内外很多电影人士的目光。本届金爵电影论坛的一大特色便是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主题活动，力求展现中国影视人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梦”的不懈追求。圆桌论坛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文化交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深化交流、产生共识、形成合力。主席论坛则邀请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蒙吉分享自己的电影实践活动及创作感悟，为广大电影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

论坛一：“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深厚的电影历史和丰富的电影文化。6月20日上午，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举办，该论坛分为欧洲与亚非两大版块分别讨论，邀请来自匈牙利、希腊、拉脱维亚、埃及、立陶宛、哈萨克斯坦、印度、阿联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波兰等国家的电影节及电影机构代表分享各自国家电影节的情况，聚焦各国电影产业发展现状，促进电影文化交流，探讨未来合作方式，共同谋划“一带一路”电影发展蓝图。

电影既是本土观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又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作为使用小语种的国家，如何应对本国电影“走出去”时遇到的种种挑战？从展映、发行到观众培养，本国的商业电影现状如何？艺术电影的现状又如何？电影观众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世代观众有了不同以往的特点，电影工作者该如何培养新一代电影观众？近几年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新兴的非传统宣发平台也逐渐得到了发掘和利用，这会如何影响电影的宣发和电影节的组织？在本场论坛中，来自“一带一路”欧洲地区国家的代表共聚一堂，从各自所代表的电影节和电影机构的角度，畅谈电影展映、宣发、观众培养以及区域合作上的经验和思考。

在欧洲版块中，各位欧洲嘉宾分别讲述了各自国家电影市场情况及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波兰电影委员会项目经理安娜·狄杰德斯克说：“我们有4800万人口，去年电影院观影人数达到5000多万人次，意味着每个波兰公民从统计学上来说都去看了一次电影。”她表示波兰电影院线主要放映美国影片，波兰本土电影放映为20%。同时她表示“我来自波兰电影委员会，如果有中国制片公司想在波兰拍电影，我们会助他们一臂之力”。希腊塞萨罗尼基国际电影节总监艾丽斯·贾拉杜说：“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市场上也会有一些外国的资本进入希腊的电影行业，我们现在也在不同的电影节之间展开横向交流。对于观众，我们的挑战是在于怎么样教育观众，除了电影节以外，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看电影，这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我们要提高观众关注电影的意识，所以在塞萨罗尼基电影节，我们也开始研究经常去电影院的群体，看看他们有哪些需求。”立陶宛维尔纽斯国际电影节产业主管瑞塔·斯坦内利特表示“在我们国家有非常多的观众群体，电影节是对电影文化的展示和推广，也是一个能够吸引观众关注电影的高质量平台。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也听到电影节的票非常热销，这也意味着在这里，也有高质量的观众群体”。当提到欧洲各国电影因语言问题而导致交流不畅时，拉脱维亚国家电影中心总监蒂塔·瑞埃图玛说：“例如拉脱维亚的电影如何在爱沙尼亚放映，当然如果是法国的电影在拉脱维亚放映更容易，但是拉脱维亚的电影如何放在法国的平台上放映就很困难。今后，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与此同时，各位嘉宾也敏锐地发现新科技的使用对传统观影格局的变化，电影人应当思考通过怎样的方式与年轻观众建立联系，“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创建一些对他们来说有趣的内容。我们不能只是说服他们说电影院的体验很独特，所以你们应该来。”艾丽斯·贾拉杜介绍近期在希腊举办的一次纪录片电影节上组委会通过网络搭建了一个虚拟影院平台，实现了传播电影内容的渠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沿线各国电影合作提供了可能。蒂塔·瑞埃图玛表示“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虚拟电影节，就是让‘一带一路’国家，比如说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国家做虚拟电影节。我不知道我们何时何地在这种平台上做电影节，但是我们可以去考虑，这的确是我们考虑的方向。”随后艾丽斯·贾拉杜回应“虚拟电影节非常有意思。一般来说，我们做的很多活动都需要互动，虚拟电影节可以使得各个不同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不同的国家都参与进来。它是非常开放，非常容易参与和管理的，不需要长途旅行即可参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确在科技方面非常先进，所以，我想中国电影同行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应该很有意思。”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国际电影节主席表示，未来电影业仍然具有其独特性，“就像刚才几位嘉宾所说的，如果只是要看电影的话，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渠道，但是一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体验是最独特的。在电影行业当中，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否能够给我们的内容带来帮助。现在的电影首映还是在电影院，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电影，包括短片、纪录片等类型的电影，他们更多的是在网络、VOD等平台上放映的。这些电影在一般的电影院上映是不太合适的。包括艺术电影院线，都是需要一些官方的帮助才能维持。因为对一些年轻人而言，他们更喜欢去影院里看美国大片。而艺术电影是让人们看完之后要努力思考和回味的，这是不同的观影体验。”此外，他表达了与国外电影节合作的愿景，他说：“两年之前我们与中国开展的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二十年前在匈牙利并没有中国电影的展映，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了。这些合作的新举措很成功，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今后有更多的电影交流。我们非常希望与一些国外电影节，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直接建立联系，未来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希望一些动画片、短片和其他类型的电影，都能够进入到电影节当中。”

在亚非版块部分，来自“一带一路”亚非国家的电影节和电影机构代表共聚一堂，畅谈国家电影节在品牌价值提升以及电影产业区域合作上的经验与思考。菲律宾奎松城国际电影节主席艾德·乐亚诺提到“互联网的崛起，的确对观众的电影消费方式有所影响。而且现在也可以看到电影内容非常多，还有很多在线看视频的机会。也就是说，电影节有着极其重要的培养观众的作用，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在一些电影院里边看电影。但是各国的电影或许只有在电影节才能看到，而这样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需要用科技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让电影能够更好地面向观众。”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艺术副总监艾哈迈德·沙基就开罗电影节的一些情况进行了陈述，他说：“埃及的开罗电影节1976年就开始了，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电影节。40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电影节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世界各地不同的电影介绍到埃及。埃及像上海一样，是个极其巨大的旅游城市，有2500万人在那里生活，但是观众的人数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并没有那么多。我们可以看到本地电影在票房方面占了很大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美国商业片，加起来大概占到了埃及票房总收入的90%左右。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在作出努力，就是去培养观众和推广不同类型的电影。因为很多电影可能并没有得到观众的关注。我们也会与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联系，我们去年放映了大概30多部中国电影。”迪拜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经理阿耶莎·查各拉在介绍中提到“我们的电影节和电影市场都是有关系的，如电影的制片人之间有很多的合作，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性的合作，才能够更好地生产一些电影。电影节，有自己的任务，包括去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电影节的原因。在迪拜，人们喜欢看一些大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我们也希望向观众介绍更多的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孟买电影节艺术总监斯姆里提·基兰表示“宝莱坞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名气，从今年8月开始会推出‘电影星期一’活动，让更多人能体验到印度电影文化。印度每年大概制作1500部电影，我们会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进行展示，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印度丰富的文化，而不是每年就看几部宝莱坞大片”。此外，各位嘉宾就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契机进行各国电影文化交流展开了讨论。马来西亚亚洲电影促进协会代表王德承说：“中国大使馆每年都会组织电影放映，也就是推广中国的电影。除了这些官方搭建的文化之桥，我们还可以创建其他的平台和机制，进一步深化和拓宽合作。”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联合创始人戴安娜·阿什莫娃也表示“几年前，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交流活动时，签了学生交流备忘录，所以哈萨克斯坦电影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有强烈的共鸣，参与了很多相关活动，包括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艾哈迈德·沙基表示：“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够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嘉宾交流，是在上海实现的。开罗和上海有比较悠久的联系，我们之前在开罗也组织了一些特别的活动，来展示中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作品。中国驻开罗的大使馆有一个中国文化中心，这个中国文化中心组织的电影活动，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许多重要元素。”斯姆里提·基兰提到“目前，我们未必能够熟识各自国家的明星，我们也不了解各个国家电影文化的具体细节。电影跨国接触观众，一方面是通过故事本身，而电影明星也有重要作用。这就要看我们如何进行合作，包括如何吸引投资者的投资，需要建立机制不断地展开沟通。”他表示，通过国际电影节的平台，不同区域的人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同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市场、彼此的文化。

论坛二：金爵奖评委主席论坛

6月22日上午，本届论坛最后一个官方论坛——

[ ][ ]金爵评委主席论坛顺利举行。美国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亚洲影媒企划创始主任张真与本届金爵奖评委主席、来自罗马尼亚的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展开了对谈，蒙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其电影创作观念及对电影行业的相关看法，最后他亲切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

在分享电影创作观念时，蒙吉说：“我觉得向人们讲故事乐在其中，我希望一辈子成为讲故事的人，将我身边有意思的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在跨入导演界之前，蒙吉曾是一位报社记者，这份独特的经历为他之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提到“写新闻要写清楚人物原因事件，后来写剧本受益匪浅。当然剧本写作更复杂，但那段经历帮助我能有条不紊地组织想法，再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去表达观点。”“我在新闻写作过程中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是，我更愿意让读者包括观众自己去解读我们传达的信息，而不是直接把想讲的含义强加给大家，解读是非常关键的。”在谈论有关什么样的故事适合被改编为电影时，蒙吉表示“作为电影制作人，如果把电影建立在自己的经验之上，就是很好的观察者。你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所有你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细节就是个性化电影和主流电影的差别”。当提到《四月三周两天》《山之外》《毕业会考》这三部获奖作品的创作理念时，他说：“我的原则是，把生活和现实作为电影制作的出发点，拍电影的前提是了解生活中的素材，让原材料如何发挥作用，在真实生活中叙事。”在实际拍摄过程中，蒙吉认为要“尊重现实的流逝感”，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电影是基于一定的时间段，实际上我尊重每个时刻的真实性，因为一旦打断了场景的真实性，就好像在告诉观众影片中什么是重要的。我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可以让观众自由地判断？你要尊重观众的智慧，让他们自己去评估这个故事，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作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你应该用这种技巧，为观众准备好这个故事，而不是把自己的决定强加在他们心里。”此外，蒙吉也十分重视选角工作，他说：“我在选角时不光是选演员，更要确保发现有意思、有性格、有魅力的演员，这些演员要和我在编剧时脑子里想的角色尽量接近。”“我希望他是有意思有魅力的，尽量接近我故事里的角色。一般我会去电影学院里选角，找那些有着普通人长相，最好没演过电影，有新鲜感而不是经常出现在银幕上的人。”在蒙吉的电影作品中为追求真实很少使用背景音乐，他认为“实际上生活中并没有音乐，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比如很有压力的时候，要让观众感觉到有压力，美国电影喜欢用音乐，但我喜欢通过表演来做到，还有一些比如钟表、流水的声音可以帮助营造氛围”。

作为本届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的蒙吉表示“我希望看到的好电影是真实的、有原创性的，是基于个人经验的作品”。他也勉励电影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要真实，尽量不要妥协，不管是为了艺术的形态还是商业的原因都尽量不要妥协”。

杨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