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农人的土地态度

王欣芳

无论是传统老农人，还是时髦的新农人，他们对农业这一古老产业的探索和突破，对传统个体农业经营方式的组织和融合，对传统乡村生活和农田土地的信赖和认可，都源自对脚下土地的敬畏，对自然造化的信仰。

“与天斗、与地盟”

出莱州市区往北，渤海上的风吹过来，大片玉米地映入眼帘。这片广袤的海边平地是李登海的“疆土”。

李登海与共和国同龄，初中毕业后回到故乡邓村。自从1972年与玉米结缘，他与他的科研团队一起创造了高产玉米领域一个又一个神话，曾2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7次创造中国夏玉米高产纪录。截至目前，登海种业所育品种累计在全国增产1300多亿公斤，为国家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300多亿元。最多的时候，中国五棵玉米中有两棵是用的李登海的种子，坐火车行驶在中国，走到哪儿，往窗外一看，就能看到他的玉米正在生长。

从2万元起家，登海种业已发展成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农业高科技创新型上市企业。李登海的身价超过60亿元。对于他来说，该花的钱一掷千金，每年仅科研投入就达3000多万元；不该花的钱，“半个铜板也心疼”，是有名的“抠”。

据他的一位朋友描述，李登海“请客”，一桌子饭菜都是自家田里种的。谈的最多的是孙子，亿万富翁的孙子，金枝玉叶，但两个孙子都是玉米地里带大的。

李登海坚信中国人的饭碗都源自土地：小麦、水稻主要是粮食作物，玉米主要作为饲料，喂养鸡、猪等家畜家禽。“一只碗，可以装米饭馒头，而高层次的肉类是由玉米转化来的”。

哥伦布发现美洲，玉米传入中国，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种植结构。而另一种舶来的作物，则成为中国人果盘中必备的水果。这就是西瓜。

山东西瓜多产，潍坊地区尤甚。郭洪泽的郭牌西瓜却始终傲立市场。

潍坊固堤人郭洪泽原是盐场技术员，1980年代弃工从农，开始培育大棚西瓜。经过多年研究和实验，创立了“三膜一苫，中晚熟品种早熟”栽培技術，种出来的西瓜瓜瓤细腻、汁多爽口、味甜且鲜，而且提前两个月上市。

在郭洪泽看来，作为水果的西瓜是比基本温饱稍高一点的需求层次，因此无意追求高产，反而要在质量上下功夫。

他踏遍中国最纯净的土地，建立远离都市、无工业污染的潍坊、新疆、海南三大培育种植基地，种植方法既规范科学，又保留了传统经验：每一颗种子发芽后都经过温差、光照、耐寒、耐旱的考验，最终活下来的三分之一左右才继续培育。施有机肥，一蔓一瓜，只售头茬。

如今，郭牌西瓜拥趸者众，一经上市很快售罄，但郭洪泽却仍然埋头田间。不同的是，在他身后，站着若干价值观相同的瓜农。郭洪泽将自己研制成功的种植技术，无偿地传授给当地农民，带动了成片的土地改种西瓜。现在潍坊固堤地区的西瓜大户几乎都是郭洪泽的徒弟。

一直以来，中国农业“靠天吃饭、靠地穿衣”。李登海和郭洪泽所做的却是“与天搏斗、与地结盟”。他们坚信农业的力量，这种坚信源于对脚下土地的敬畏，对自然造化的信仰，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呵护，汗水和泪水的浇灌，成功与失败的历练，始终坚持初心，不离不弃。

“新农人”的三境界

2003年，马铁民在亲朋处凑起一百万元创业基金并投入农业时，中国还没有“新农人”之说。这个身高接近190厘米的年轻人和几个同事选了七种蔬菜，播种在承载梦想的土地里。

马铁民们住在菜地旁边的窝棚里，齐刷刷躺在一张通铺上，眼瞧着幼苗种进土里，小苗破土而出，直到结出果实。

第二年，七种蔬菜中六种赔了本，只有生菜赚钱。生菜娇气，30摄氏度以上就容易出红斑，烧心烧边，根系也浅，对水量要求很高，不精细化管理种不好。但马铁民还是决定调整品种结构，在全国跑马圈地，专种生菜。

遇到非典、被客户毁约、生菜生长不利：所有农人可能遇到的问题马铁民全都遇到过。2006年，28岁的肖军进入马铁民的公司。第一次去蔬菜基地，肖军看到一片碧绿，心旷神怡，等走完两千亩菜地，他双腿发软。可是马铁军仍像个马拉松队员那样生机勃勃、坚韧十足。

如今，马铁民将小小的一颗结球生菜，做到了产量和种植技术亚洲第一，研发水平、生产规模、年出口量全国第一。生菜们远渡重洋到达迪拜、荷兰、日本等20多个国家，登上了世界人民的餐桌。他所带领的浩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实现结球生菜露地种植周年均衡供应的企业。

“除了生菜别的什么也不种，每两片生菜中，必定有一片半来自马铁民的基地，7年只赚1.2亿，却出现在了录取率只有4.07%的湖畔大学名单上……”马铁民被湖畔大学的同学称作“生菜大王”，他却说：很多人读书，目的是为了跳出农门。可是自己读书，却是为了做一个“新农人”。

“新农人”真是个时髦的角色。它是互联网+和土地流转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与以种植为生的传统农人相比，新农人有知识、有眼光、有技能、有追求。他们对农业这一古老产业的探索和突破，对传统个体农业经营方式的组织和融合，对传统乡村生活和农田土地的信赖和认可是共同的，虽然从个体来看，他们可能出身、能力、年龄、阅历具有巨大差异。

在农业大省山东，“新农人”群体正在崛起，为传统的农业经营组织注入新的现代要素，为日益衰落的乡村添加勃勃生机。也是在他们与土地互动的过程中，山东的农业产业布局发生着改变。

周建忠来自北京，拥有军人特有的挺拔。2014年春，跑遍全国的周建忠决定在气候适宜、拥有黄金海岸线的烟台开启自己的猕猴桃产业规划。他在龙口四方社区流转400亩土地，建造起220座御雪抗风的专业大棚。三年之后，周建忠和他的红心、黄肉、绿肉猕猴桃进入盛产期，当地农民获益颇丰。

周建忠的合伙人是个年轻人，农校毕业，羞涩而沉默。周建忠为记者引荐时这样介绍他：“这将是在中国猕猴桃产业界拥有话语权的人。”在周建忠的规划里，自己所打造的“快乐农夫”是富有艺术性、趣味性和科学性的生态农业，而龙口猕猴桃将成为可以与新西兰奇异果相媲美的水果品牌。endprint

同样是“新农人”，柳跃年却正在琢磨别的事儿。

他认为新农人做农业有三种境界，一种是企业家，关注价格；一种是产业家，关注价值；还有一种是理想家，关注生态环境和土地本身。他创立的“蓝宝实”是中国最大的有机蓝莓园，涉农12年，柳跃年坚持做投入高、产量低的有机农业，只是因为他相信“有机”是对土地的供养和回馈。现在柳跃年开始跳出蓝莓看蓝莓，尝试做圈层文化。出发点很简单也很浪漫：在城市生活久了，就希望一种回归——回归自我，回归自然，回归田野。

重拾人与土地的亲密感

在对新老农人的采访过程中，总有人生出类似的感慨：在熟地里種菜越来越难了。经过讨论，甚至他们得出的结论也相似：我们的土地，吃得太杂，太多，消耗太大，负担太重。

种子、农药（包括对土地不友好的高残留农药）、农药袋、化肥（包括对土地不友好的化学肥料）、化肥袋、农膜、搭架用的纤维绳、棚膜、滴灌损毁的零部件，残留的蔬菜植株体（基本都是带病带菌带虫害的）等都对农田土地产生负面影响。

老辈人喜欢讲“种地须养土”。但现实是，果蔬一茬接一茬，前茬还没下田，后茬苗子已经育好等码头。前赴后继的蔬菜们不断攫取土壤中的营养，不知不觉绝大多数菜地有机质含量偏低了、土壤酸碱失衡偏酸性了、土壤耕种频繁沙化严重了，导致给养输氧渗水能力大大下降了。

近30年来，我们对土地不够友好。这种不友好几乎导致了乡村的消失。

植物学家蒋高明在《寂静的乡村》一文中写道：“消失的不仅仅是燕子，还有蜻蜓、喜鹊、小黄雀、青蛙、蛇、野兔……消失的是我们的自然生态。”

基于这一认识，2006年7月，蒋高明带着“生态农业”研究课题和一支由十多个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承包约40亩低产田，办起了“弘毅生态农场”。面对这一片薄地，蒋高明坚持种地“六不用”：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

此后，蒋高明和他的弘毅生态农场用近乎“痴狂”的态度，实践着“借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理论。他在博客上一一记录这一过程：“生态学的威力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土壤变得松软，并有了比较厚的表土层，肥力严重下降的土地，经过生态修复逐渐焕发了生机。”

“我们这里40厘米厚、1平方米的土壤里面，有四五百条蚯蚓，而周围果园里最多的只有十几条，有的甚至一条都没有。生态好了鸟儿都来做客。”蒋高明说。经山东农业大学环境学院测定，弘毅生态农场土壤里的重金属基本为零，农产品没有重金属超标问题，更没有农药残留。山鸡、燕子、蜻蜓、刺猬、青蛙、蛤蟆、蛇、蜜蜂、螳螂、瓢虫等动物，重新回到了农田。

蒋高明以科学家的专业与严谨缔造了“薄地变良田”的故事，带动了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甘肃、浙江、江苏等地不少企业家、农民从事有机农业，在全国累计推广有机农（草）业面积14.5万亩。

在更普遍的范围内，土壤修复也正在被更多人重视起来。在蔬菜种植基地寿光，“沃土计划”已经实施六年有余。在政府与市场双重推力下，寿光尝试着减少化肥用量、提升耕地质量，让疲惫的土地重获新生。济南、德州、聊城等地市也相继出台有关农田土壤修复的法规措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作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之一被提出。在近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办的2017年科学与技术年会“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研讨会”专题分会上，业内专家一致认为，经历了从认知、发展到创新成长的10年后，土壤等环境修复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的10年。

1980年代，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凭借一张公路地图，用影像记录下时代的台湾。这些承载光阴的图片被结集成摄影经典系列《人与土地》。阮义忠说，他希望找到人与土地的那种亲密关系：“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

也许现在，是我们重拾这种亲密的时候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