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容（散文）

兵 哥

1949年深秋，解放前夕，我随父亲生活在南宁。父亲在一间私立中学教书，我也在这间中学读初中。一天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明天起就要停课了。正如都德的《最后一课》那样，普鲁士士兵就要开进我们学校了！”校长的反动言论，在我幼稚的心灵上投下一抹阴影。当时，我可说是年幼无知，从未得到过进步思想的教育，政治思想觉悟很低，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第二天学校果然住进了许多解放军战士。

刚开始我怀着恐慌的心情，远远窥视着他们。解放军就住在几间空教室里，一律整整齐齐地打地铺，从不打扰学校的住户。白天在操场出操，搞各种军事训练，傍晚还举行篮球比赛。这样的军队确实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慢慢地我就不再戒备他们了，后来还跑到球场边去观看他们打篮球。

“小鬼，你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身旁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战士问我。

“我是学校教工的家属，怎么不许来看？”我不高兴地以问作答。

“不是不许你看，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他坦率地说。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后来在球场边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他总是主动过来找我谈话，问我：“你看我们当兵的球打得怎样？”我回答说：“还可以吧！”他告诉我这些解放军战士很少读过书，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为了解放穷苦百姓，为了给人民谋利益才扛枪打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派，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这是我最早受到的革命教育。他还对我说起过他是农民家庭出身，有父母在家种田，东北解放得早些，贫苦的农民都分得了地主霸占的土地，他家也分得了田地；还说我很像他的弟弟。他是虚报大两岁才得以参军的，从东北一路打仗南下，一直打到南宁来。他叫我小豆子，隐藏了一个难听的鬼字；我叫他兵哥。

有一次他在学校门口站岗，我跑去找他玩，很羡慕他手中的那支步枪，向他提出让我开一次空枪，他很严肃地一口拒绝了，说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绝对不能让别人玩的，还告诉我他站岗时，请不要来打扰他。

“一支枪有什么了不起，站岗又有怎么了不起，看把你神气的。”我赌气走开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在离学校门口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学骑自行车，从上面往坡下冲，很痛快。正当我摇摇晃晃地骑在自行车上，往斜坡下溜车时，突然摔倒了，跌昏了过去，清醒后我觉得脑袋和手脚都剧烈疼痛，睁开眼睛只见雪白的病房，周围有忙来忙去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医护人员，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手、脚和头上都缠着绷带。我紧张地回忆着，我不是在学骑自行车吗，怎么来到这儿呢！我挣扎着要爬起来。

“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正在输液呢，别乱动。”一位在病床边守着我的护士把我叫住了。

“护士阿姨，我是怎么被弄到这里来的？”我慢慢回想起自己骑在自行车上，车子往坡下冲，车头控制不住了，突然被重重地摔在坡底路边，失去了知觉的经过。

“你是一位小解放军同志送来的，”护士回答说，“还是背着你来的呢，弄得别人满身是汗和血迹，他还帮你办了住院手续。”

“那位解放军同志呢？”我多么想马上见到这位救命恩人呐。

“人家还有任务，急著走了。”

“什么，已经走了，他还会回来吗？”我焦急地问。

“不知道，我们问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他不肯说，只是交代要好好医治你，他会通知你的家人的。”

在医院里，我整天都在等待这位解放军同志再来，向他表达感激之情，可惜他再也没有露面。我的父母却匆匆赶来照顾我了，说是驻在学校的一位解放军告诉他们，看见你在斜坡上骑自行车被摔伤，已经送到这家医院治疗。

我想这位解放军一定知道我家在哪儿，所以很快就能通知我的父母。是谁呢？我猜十有八九是兵哥，出院再去找他证实吧。

再见到我的兵朋友时，他一见我就急忙问道：“小豆子，伤好了吗？跌得不轻吧？”我上前拍怕他的肩膀说：“果然是你救了我啊！”开始他还想“抵赖”，说不是他，我点出只有他才知道我家在哪儿，只有他才能通知我父母，他才不得不承认了。

“小豆子，这件事说来碰巧，你被跌昏时偶然被我上街路过时看见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如果不是你，是别人我也会这样做的。”兵哥对我说。

“你做了件大好事，让我向你的领导反映。”我激动地说。

“别，别这样，这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我的麻烦就要来了。”兵哥焦急地说。

“为什么会有麻烦？”

“因为那天我私自上街办事，没有向老班长请假，我是偷偷跑出去的。让老班长知道了，我一定挨吃苦头。”

“老班长是谁，这么厉害？”

“我所在的班，共七个兵，老班长是我们的头儿，管我们的。”兵哥解释说，“你如果硬要向首长反映这件事，我们就不再做朋友了。”

拗不过他，我同意为他保守秘密，不再提这件事，他才放下心来。

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那间中学的隔墙外是一个果园，看守果园的是一个叫张老头的老人，每逢园内有果子成熟了，我们这些调皮而且嘴馋的孩子，经常爬围墙过去偷果子吃，被张老头发现了，他除了恐吓和驱赶之外，从来没有对来犯的我们采取什么惩罚，因此孩子们都肆无忌惮地爬墙进园内偷果子。

这时，正好园里的橙子成熟了，香飘果园外。我对兵哥说：“想尝尝我们南方的佳果吗？”

兵哥回答说：“当然想的。”

于是我提出爬围墙进去偷果子，兵哥摇摇头说：“不行，这样会违犯军纪的。”

“那你就在外面等我。”

他还没有表态，我马上爬墙进去，很顺利偷了两个黄澄澄的橙子出来，递到他手上。他表示谢意后，拿着橙子走了，可是才一会儿，我看见老班长骂骂咧咧地拿着橙子，后面垂头丧气地跟着兵哥，走进果园里。

“老乡，我们的战士摘了你的果子，违反了军纪，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应该归还你，并赔偿你的损失。”他把橙子和一枚小银币递给张老头。

张老头很惊讶，拒绝收下：“摘两个橙子不要紧的，哪里要赔钱，拿回去吃算了。”

“不行，您老一定要收下，我还要回去向连长报告，关他的禁闭。”老班长指着呆在旁边的兵哥说。

这时，我当然要挺身而出救朋友了：“橙子是我刚才偷的，也是我送给他的，你能关我的禁闭吗？”

老班长盯了我一眼，有点生气地说：“小孩，偷东西是不好的，当然我管不了你。”他留下橙子转身走了。

事后，我对兵哥说：“你的老班长小题大做，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兵哥有些不悦地说：“你不要对老班长不满，这件事的处理他是对的，我确实不该收下你的东西。解放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虽然你是我的朋友。”

他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说：“你不知道，他曾经救过我的命。那是我参军不久，在新兵训练场上实弹扔手榴弹，当时我有点胆怯，拉了弦的手榴弹扔得不远，站在那儿发愣，幸好身边的老班长把我推倒地上，还伏在我身上替我挡弹片。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跟着老班长当一辈子兵。”

不久的一天傍晚，兵哥来我家找我。

“没有东西送给你，这是我做的，送给你做个纪念。明天我们部队要离开学校了。”他将一支木头削成的，上面涂着发亮的黑漆，枪管用一只步枪弹壳做成的玩具手枪递给我，向我告别。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

王老师

我住在一个大院内，这个大院住着十多户人家，共一个大门口出入。记得搬进大院的头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乱七八糟的行李，突然停电了，房内一片漆黑，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呆在黑暗中，傻等恢复供电。这时有人轻轻敲门。

“新搬来的先生，给你照明。”打开房门，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高瘦、满头华发的老人，递给我一根点燃的蜡烛。

“你是……”

“我姓王，就住在你隔壁。”老人热情和气，笑眯眯的。

我连忙向他道谢。他笑笑说：“不必客气，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

住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退休老师，大院有几个上小学、初中的孩子，经常来他房间请教学习上碰到的难题，王老师是来者不拒，不厌其烦地解答；大院谁家夫妻吵架，王老师得知也要登门劝解。

一天，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发作，疼痛难忍，我陪她去医院看病，出来时正碰上乘公交车高峰期，车上的人很多，我好不容易找到个座位让她坐下，可是中途上来一个带幼儿的妇女，妻马上起身让座，自己忍痛站着弯腰硬撑。我看见这种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家后看见妻坐卧不适，哎哎呀呀喊腰痛。我讽刺她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冒充有文化教养，自作自受。妻一听马上发火，数落我自私自利，遇事只顾自己。我们两人争吵起来，连陈年旧账也翻了出来。

这可惊动了王老师，他闯进我家劝架。“别伤了和气，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他不停地说。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暂时停下争吵。

王老师又说：“夫妻之间，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清楚。”

我向王老师讲明争吵起因后，妻平静下来，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1944年底，日寇侵占柳州，在柳江县农村，一个生下来不久便失去母亲的女婴，由她奶奶带着逃到山上躲日本鬼子。他们同十多个难民一起藏在一个小山洞里，洞外不时响起枪声，还听到搜山的日本鬼子叽里咕噜的说话声，洞中的难民吓得浑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出。突然这个女婴放声大哭起来，旁边的难民凶狠地说：“快捂起她的嘴巴，不然让日本鬼子听到了，我们都要完蛋！”

奶奶很清楚，如果捂住她的小孙女，就会使她窒息死亡，不捂呢又怕连累了大家。正当奶奶不知所措时，一位带孩子的母亲爬过来，解开衣服扣子，将乳头塞进女婴的嘴里。女婴吸吮着乳汁，马上安静下来，洞中的难民也得救了。

故事讲完，妻激动地说：“这是我奶奶临终时对我讲的，那个女婴就是我。所以每当我看见带孩子的母亲，总要想起那位用乳汁救过我性命的母亲，是她使我能够活到今天。”

王老师对妻伸起大拇指说：“让座的事是你对，你使我敬佩。”又对我说，“你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原因，还讽刺她，是你不对。好了，讲清楚不就完了吗？”

王老师就这样调解了一场家庭纠纷。

一天我有事起得特别早，看见王老师在挥动长长的扫帚，刷刷刷地清扫大院空地上红艳艳黄澄澄的落叶。

“王老师，早上好！怎么要您来动手扫，不是有专门搞清洁的工人么？”走过他身边，我禁不住问道。

“这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运动嘛！何况打扫这些落叶也是很有意义的。”他停下手中扫帚，从地上拾起一片红叶说，“你看，它们的生命之旅无疑已经结束，仍在抖擞精神翩翩飞舞。它们还要在冬天到来之前，把余下的热力化为希望的火焰，回归大自然哩。”

看着王老师满头华发和他手中红彤彤的落叶，听着他饱含哲理的话语，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办事归来，我决定也去买把长扫帚，早上起来追随王老师扫落叶了。

那段时期，我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发作，王老师知道了，到我房里来动员我早上去附近公园锻练。“练太极拳对掌握身体平衡很有帮助，可以消除眩晕感觉。”他不容置疑地说，“这样吧，明天起我邀你一起练如何？”

“那太好了！”我高興地答应了。从此每天清早，扫完大院内的落叶，我们都到附近的公园练太极拳。王老师带来一个收录机，一阵悦耳的古典乐曲过后，“起势——”王老师在前面示范，我跟着他一招一式地学，他不但打得姿势正宗、熟练，还讲得出一套理论。刚开始我爱睡懒觉，清早起不了床，王老师就来到我家门口，呼喊我起床，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我也不好意思睡懒觉了，自觉早起扫完落叶后去公园锻炼。我们天天都在晨光中让生命意气风发，相伴着度过了春夏秋冬。我再也没有复发过晕眩症，终于捡回了健康。

另一件事情是，我听说邻居小余下了岗，而且情绪不好，一个晚上我到他房间探望，看见王老师也在那儿，正在用寓言故事启发小余。

“小余呀，你愿做哪只青蛙？”王老师讲完故事，开玩笑地问。

“当然愿做跳出去的那只啰！”小余回答，“不过想跳出去也太难了。我想租间铺面，开间修车铺，可是一时拿不出那么多本钱。”

“要多少钱？”王老师追问。

“铺面租金和购买零配件，算来还差一万元。”

“好，一万元我先借给你。”王老师满口承诺。

“怎么好意思给您老添麻烦呢！”小余的脸上有了笑容。

“有困难伸手帮一把，应该的。远亲不如近邻嘛。”王老师仍然这么说。不久小余的修车铺开张了，听说收入还不错。

最近的一天，传来一个让人吃惊的坏消息，王老师在街上遇车祸，他在过斑马线时，被一辆轿车撞倒，正在医院抢救。我当然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医院看望他。我到了他所在的医院和病房，只见他躺在病床上，护士正给他输液。

“王老师！”我站在他床边轻轻喊了一声。他慢慢睁开眼睛，一把抓住我的衣袖，我低下头去，接近他，他在我耳边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老，老海，你帮，帮我，办，办件事……”他用另一只手颤抖着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递到我手上，并且交代按夹在钞票内字条上的姓名、地址尽快汇寄出去。

我清点了一下，一共是800元，字条上写着两个人的姓名和地址。

“他们是你的亲属？”我问道。

王老师摇摇头，艰难地告诉我，他们是他过去的学生，现在正在外地读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由他每月资助他们每人400元。

我的眼眶顿时贮满了泪水，哽咽着说：“王老师，请你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

王老师这才点点头，闭上双眼，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章 伯

那还是1962年，我从柳州市文联调到市内一个地方戏曲剧团担任编剧。我既没有学过戏剧专业，也从不看戏曲，连搞文学都是半路出家的，要干这行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为了服从组织安排，只得硬着头皮去“上任”。

不久，我便接受整理一出传统戏的任务，用了足足两个月。为了突出思想性，我把这出戏改得非驴非马，面目全非，拿到剧团艺委会讨论，结果自然被“枪毙”掉了。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暗暗埋怨投错了行，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当时，我住在一个大院内，还是个单身汉。一天晚上，正在灯下看书，有人轻轻敲我的房门，打开门原来是章伯来访。

“赛俩目！”他用回族语言向我道平安吉祥，我连忙给他回礼。这时我才知道他也是回民，我虽然到剧团时间不算长，但也曾听别人说过，章伯是退休老艺人，是一位红过一时的须生，唱腔苍劲，很有特色，可惜后来倒了嗓子，也就慢慢默默无闻了。我真想不到在这个地方戏曲剧团里也有回民艺人。

“你一定很惊讶，回民也有唱戏的。当我知道你来剧团搞编剧，整理戏曲传统剧目，而且也是回民时，特别高兴。但最近发现你的情绪有点低落又很为你担心，所以来同你谈谈心。”章伯爽快地直言。

我说我不懂戏曲，是个外行，对搞传统剧目整理更不感兴趣。

章伯笑笑，侃侃而谈：“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慢慢从不懂变成懂，从外行变成内行的，就以我为例子，一个回民怎么跑到戏班唱戏呢？我们回民绝大多数都是以手工业谋生的，流传这样的谚语：‘回民身上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削筷条。新中国成立之前回民生活苦过黄连，屠牛和削筷子几乎成了回民的民族职业。可是我看了马连良的京剧，他是回民，可以做名演员，我是回族也可以唱好戏，我到戏班寻师学艺，成了一个艺人，遗憾的是后来受条件限制，没有把戏唱好。”

由于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内，从这次谈心以后，晚上有空他经常到我房间聊聊天，有时我也去他住处坐坐。一次我们谈起整理出好剧目的重要性，章伯说一个好戏可以救活一个剧种，如昆曲的《十五贯》，黄梅戏的《天仙配》，由于拍成了电影，受到广大观众欢迎，连剧种也全国闻名了。他激动地说：“可惜我年轻力壮时，没有赶上今天这个好时代，不然我真想同你一起整理传统剧目，为振兴这个地方剧种做一番事业。”章伯的话激励了我，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整理传统剧目的抵触情绪慢慢消除了。

不久，剧团艺委会又交给我一个任务，另整理一个传统剧目，正当我感到无从下手时，章伯来找我了，他说整理传统剧目，首先要熟悉表演，才能保留住剧目的精华。唱词要押韵，否则演员没法唱。临走还送给我一本音韵词典，叫我好好看一看，记熟了才能写好唱词。

他还经常来看我写的唱词，帮助我纠正写错的地方，同我谈传统戏的表演。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我的心结解开了，对这件工作产生了兴趣，顺利地完成了剧团艺委会交给的任务。

一天晚上我到他房间聊天，看见桌上摆着一位女艺人的剧照，问起照片的来历。章伯的神情有点凄然，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他一直没有成家，像他这样一个艺人，在旧社会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是没有能力支撑起一个家庭的。不过年轻时在戏班倒是与照片中的女艺人恋爱过，后来女艺人大概嫌他太穷离开了他。

在闲谈中，章伯还经常同我谈起许多戏曲艺人的往事，他告诉我刚开始演戏时，戏班艺人不多，十多个人凑成一个班子，行头简陋，行当不全，往往一个艺人要兼演两三个行当。清末以前多在农村活动，后来慢慢才在城市演出。藝人经常睡在庙堂里和简陋的戏台上。生活有一餐无一餐，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更痛苦的是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和迫害。旧社会戏园内的座位大多数被伪人员、宪警以及地痞、流氓霸占，他们看戏是不买票的。一些女艺人还受到欺凌、侮辱。章伯最爱说的是：“旧社会比黄连还要苦；解放后艺人成了文艺工作者，才能堂堂正正挺直腰杆做人。”

一年后，戏剧界掀起上演现代戏曲的热潮，我也为剧团改编过两部现代戏。当时为了赶时间进入编练，我经常工作到深夜。章伯常常给我送来宵夜，硬要我吃，有时也提一壶好茶，送给我喝，使我从内心感到温暖。当时我还不到30岁，章伯已经年过古稀了，我们可算得是忘年交。

1964年至1965年我被抽调到农村搞“四清”，当我转回剧团时，才知道章伯已经去世了。我拿出他送给我的那本音韵词典来看，顷刻间泪流满面。

李爷爷

我同一位老爷爷住在一栋楼内，别人背地里都议论他有福不会享，总是专门去找苦头来吃，是个怪老头。我也觉得他是有点儿怪，同别的老头不同。他搬来不久，经常见他拿着一把又长又大的扫帚打扫附近的街道，还经常冲洗公共厕所。有一次我在大门口遇到他，便问道：“老爷爷，你是清洁工人吧？”

他笑笑说：“不，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天天扫大街，冲厕所呢？”我好奇地问。

“孩子，我愿意这么做，这样可以多为群众干些事情。”他摸着我的头，和蔼地对我说。

我家附近的街边，有一条很长、很深的大水沟，沟上有条狭窄的小路，每天上下班时，许多人都往那条小路上挤，下雨天路很滑，还有人跌下沟去，跌得很惨啦。一天我看见老爷爷拉着一辆手推车，一趟一趟往大水沟里倒东西。

“老爷爷，往沟里倒东西干什么呀？”我走到他的身边打听。

“填平这条沟呗。”他边干活边回答。

“这条沟又长又宽又深。你一个人填得平么？”我不相信他能做得到。

“孩子，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么？愚公能移山，我想我也能填平这条沟的。”他很有把握地说。

从此，我天天看见老爷爷推着手推车，带着铲子走街串巷收集建筑垃圾、碎石、砖头，很艰难地运去填沟。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过了一年，老爷爷竟把这条沟填平了，这段路也好走了。

后来，他在附近马路边摆个修鞋摊，帮别人修鞋。

有一次，我拿双旧鞋给他修，他耐心地告诉我鞋底不行了，修好也不耐穿，劝我不要修了，我却不相信，拿去给别的修鞋摊修好后，穿了几天，果然整个鞋底都开裂了。后来我又去他那里修鞋，修好后我给他4元，他却将2元退回给我。

“李爷爷，”住得久了，我知道他姓李，有个儿子在部队当军官，“你干吗退钱？”

“这个嘛，给老人、军人、孩子修鞋，我只收半价，如果没有钱呢，也就算了。你是个孩子，所以我只收你一半。”他认真地说。

“那是为什么？”我不明白。

“这个嘛，孩子很可爱，”李爷爷高兴地说，“你听说过吗，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

“那老人呢？”

“老人能活到老不容易，需要帮助他们，尊敬他们。”

“那军人呢？”

“我当过兵，对当兵的有很深的情感。”

我疑惑地又问道：“可是你的年纪这么老了，还出来替别人修鞋，这不是为了赚钱么？”

“赚钱？不全是。唉，你年纪还小，有些事儿不一定懂得。”

一天，我路过李爷爷的鞋摊旁，看见一个妇人抱着婴儿在跟李爷爷说话，只见李爷爷伸手摸了一下婴儿的额头，马上从荷包里掏出几张老人头的钞票，对她说：“拿去，快上医院给孩子看病。”那妇女收下钞票后，匆匆走了。

“李爷爷，她是你的亲戚吗？”

“不是，她向我请求帮助，孩子正在发烧，的确生病了。”李爷爷回答。

我这才懂得李爷爷帮别人修鞋，的确不全是为了钱。

我们同住一栋楼的几个小朋友，晚上很喜欢到李爷爷房里听他讲故事。有小朋友到他家，他总是笑脸相迎，有时还拿出糖果、花生给我们吃。

李爷爷家中没有什么高档的家具，简单的一张床、桌椅，墙上的镜框，有一张照片是他去世的老伴的，还有一张是他那当军官的儿子的，样子很威武。

李爷爷很会讲故事，他的故事真多，听得小朋友个个都不愿意回家睡觉。

“李爷爷，再讲一个吧！”小朋友要求。

“好吧，就讲今晚的最后一个故事：从前有个仙女，仙女有一把钥匙……”李爷爷说。

“什么钥匙？”我打岔问道，“是这种钥匙吗？”我指了指挂在自己脖子上的房门钥匙。

“不，那是一把神奇的金钥匙。仙女将这把金钥匙送给了谁，谁就能打开一个宝库的大门。在那个宝库里，收藏着人类有史以来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宝物……”李爷爷的故事，像一阵春雨滋润着来听故事的小朋友的心灵。

第二天晚上，我去问李爷爷：“请你告诉我，真有你昨晚讲的那把神奇的金钥匙吗？”

李爷爷回答说：“有。找个时间我带你去寻找看看。”

我高兴得跳起来：“李爷爷，你真好！”

过了两天的一个傍晚，李爷爷来邀我同他上书店买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李爷爷从女售书员手中接过书，交到我手上，叫我拿回去认真阅读。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在一次听完故事后，问道：“李爷爷，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带我们去寻找金钥匙？”

“看你，记性真不好，我们不是去过了么？”李爷爷假装很惊讶。

“什么时候去过呀？”我也弄愣了。

“那天我不是带你上书店么？”李爷爷意味深长地说，“书店卖书的售书员阿姨，就是我故事里的那位仙女，那一本本送到读者手上的书，不就是金钥匙吗？……”

一天上午，学校请一位抗日英雄来给我们做报告，当我和同学们来到礼堂时，发现修鞋的李爷爷也坐在主席台上，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开会了，校长指着李爷爷介绍说：“今天我们请这位抗日老英雄来做报告。李大海同志当年在太行山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日本鬼子，受过七次伤，立过五次大功……”

啊，真想不到，李爷爷竟然是位英雄人物。他曾经孤身爬到日本鬼子的背后，用机枪打死十几个敌人，还装扮成送菜的，混进炮楼炸掉敌人的炮楼，他的报告精彩得很。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去上学时，又看见他在原来的鞋摊上默默地修鞋。我感到不可理解，便走过去问他：“李爷爷，您是一位英雄，怎么还干这种活呢？”

“孩子，修鞋有什么不好吗？”李爷爷反问道。他見我答不出话来，又严肃地说：“只要是对人们有益的活，我们就应该乐意去干，为人民服务是没有贵贱区分的呀！”

我看见他在战斗中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破留下一道伤疤的右手，紧握着钉锤，一下又一下把钉子准确地钉进鞋底里去。

再后来听说李爷爷生病住院了，星期日不用上学，我就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见我来了，很高兴。

“唱个歌吧！”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李爷爷，你想听什么歌呢？”我虽然不爱唱歌，但怎能够拒绝呢。“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吧。”我用我的豆沙喉高声唱起来，李爷爷也跟着轻轻地哼。

唱完歌后，李爷爷从枕头下面取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来，拿在手中把玩，随着小木盒的转动，盒内不时传出哗啦的金属相碰的响声。小木盒内到底装着什么呢？我猜一定是贵重的金银珠宝吧！要不然李爷爷怎么会这样珍爱它呢？李爷爷把玩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将小木盒藏到枕头下面去了。“怎么还不来呢！”他叹息了一声。他在等他的儿子。李爷爷显得很疲倦无力，看起来他的病不轻啊！过了一会儿，一位年轻人来到了李爷爷的病床前。我看得出他就是李爷爷家中墙上照片中的那位军官。

“爸爸。”年轻人轻轻呼唤着。

李爷爷睁开眼睛，高兴地笑了，他又从枕头下摸出那个精致的小木盒，递给他的儿子，“打开吧！”

小木盒在他儿子手中打开了，好奇的我赶忙伸头过去看，啊，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装着几块弹片，几颗变形的子弹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儿子，爸爸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就将过去从我身体里取出来的东西，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责编手记：

曾获“骏马奖”的海代泉先生以儿童文学见长，长期躬耕于柳州文坛。如今，他以八旬高龄，在身体欠佳、视力微弱的情形下，仍满心忆念着那些曾经恩惠于他的故人旧事，提笔写下了一张张温暖亲切的面容。这些老去多年的面容，都沾染了浓重的岁月风霜，历经了红色岁月的磨砺。老作家以诚朴、谦恭的笔态，带着他所惯常的孩童般的纯净心态，忠诚地记录着一个个可敬可爱的灵魂，平凡中愈显人生真味。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散落于记忆深处的凡人善举，也需要同样善良的眼睛才可以发现，需要同样柔软的心灵才可以捕捉。

责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