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
——许苏民谈德国古典哲学

文/胡静

“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
——许苏民谈德国古典哲学

文/胡静

为什么“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

问：李泽厚说“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邓晓芒说“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而您则提出“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您认为，李泽厚和邓晓芒所说的“要”，都只是着眼于德国古典唯心论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而您则从深刻认识德国唯心论之弊病的视角来讲“不要”，即不要他们哲学中的那些明显是错误的、逻辑上很可笑的东西。为何您讲“既不要康德，更不要黑格尔”？

答：二战之后，如何对待德国大学的哲学教育，成为令国际社会十分头疼的问题。诺斯罗普说，“德国皇帝和希特勒德国的文化都是康德或其哲学后继者关于善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即使清除了纳粹统治者和他们的将军，并使战后德国人获得舒适的生活，也难保他们不去信奉康德和费希特开创的不受约束的浪漫主义道德哲学和尼采的狂热信念；但另一方面，“对德国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也揭示了一些部分合理的因素”。因此，“与其让德国人民彻底拒绝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回到洛克自由主义和休谟个人主义时代，不如鼓励他们保存康德主义、黑格尔理性逻辑体系和费希特自由第一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应该说，战后国际社会对待德国哲学的态度是理性的，没有把非善即恶的简单化思维方式机械地运用于哲学领域。哲学领域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方式来解决。杜威说得很公正：康德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但却走向了“与启蒙运动决裂”。这一观点也适用于费希特和黑格尔。作为“启蒙运动的儿子”，他们都有过思想上阳光明媚的时期，有各自独特的思想贡献。可惜他们的这种精神最终还是让位于这个民族长久被压抑的激情和欲望的炽热爆发。当康德把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渺小的”原则、宣讲臣民对于君主的绝对义务的时候，当费希特、黑格尔宣称哲学王不受道德底线约束的时候，他们就不仅走向了启蒙运动基本原则的反面，而且也为这个民族在 20世纪对世界所造成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中国学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因素讲得很多，但对其弊病的认识却远远不够。本来，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时，就已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而提醒人们注意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但却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而在纳粹被世界民主阵营战胜，西方学者致力于反思德国哲学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引起重视。贺麟较早通过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最终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在1961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评述》一文，不仅揭示了黑格尔如何使 “哲学在‘本质上’也得依靠国库”而成为干禄之具，而且还深刻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已经为德国转变成帝国主义预先铺平理论的道路。”但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似乎是空谷足音。

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提出 “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是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因为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一个人如果不拥护绝对精神就将失去生存权，而在康德那里，只要行动上听话就可以有思想自由。所以在这个口号提出后，康德说过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和 “自由而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些话就开始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康德强调个人单方面道德义务之绝对性的思想却也成了为儒家三纲辩护的依据，这就又为重新尊崇黑格尔作了逻辑铺垫。殊不知既要康德，就不可能不要黑格尔，从康德必然要发展到黑格尔，没有康德就不可能有黑格尔。黑格尔的很多观点，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几乎都可以从康德那里找到其最初的表达方式，何况黑格尔被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呢？

似乎可以说，数十年来，我们不仅对西方学者反思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成果几乎一直置若罔闻，而且对贺麟的深刻反思也重视不够。我自己也曾是康德、黑格尔的崇拜者。回想一百多年前严复、章太炎对德国古典哲学之弊病的揭露，王国维对“可爱者不可信”的大彻大悟，以及后来贺麟等前辈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真使我汗颜。

我所说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中明显是错误的、逻辑上很可笑的东西，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唯心论的结构性伪善。伪善是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特征，却未必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发起宗教改革的路德就既讲带有禁欲意味的新教伦理，又用煽情话语刺激人们去追求酒色。“前批判时期”的康德显然不是路德所蔑视的那种不爱女人和美酒的“傻瓜”，但写作《实践理性批判》时的康德就不同了。他声称要做一个“彻底的哲学家”，以“恢复人的尊严”的名义，把感官的自然原则完全排除在实践理性之外。可惜事与愿违，这样做的结果充其量也只是成就了另一种形式的伪善。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你的行动应该根据你想将之提升为一般规律的那个规则。依据这一规则，我之所以应该对别人好，是因为希望别人也对我好，这显然是一条功利原则；但康德又宣称，他决不向感性世界中的任何功利原则、特别是决不向那 “自私的”个人幸福原则让步，由此功利性的绝对命令就变成了超功利的绝对义务。一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我们尽可以从中读到许多与启蒙者的原则相一致的观点，但只有仔细读，才能发现他真正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也才能明白为什么他的学说能够获得从柏林到彼得堡的君主们的青睐。抽象地肯定启蒙的原则，具体地否定启蒙的原则，是德国唯心论结构性伪善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的批判，杜威对德国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揭示，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康德的曲解逻辑到黑格尔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违反逻辑。邓晓芒要用德国哲学的逻辑来训练中国人，“让哲学说汉语” （其实是让德国哲学说汉语），殊不知德国哲学的逻辑其实是很糟糕的。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就是“对所期望的对象的独立性”，这在席勒和歌德合作的《短讽诗》中成为调侃的对象：“我甘愿为友人牺牲，遗憾的是虽然我满腔热忱，但又唯恐不具善心。”这是嘲讽康德用良心来拒斥同情心的逻辑混乱。就连黑格尔也说，在康德的学说里没有一条道德规律是不矛盾的。

当奥斯维辛大屠杀刽子手艾希曼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对康德道德命令的尊重，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可安娜·阿伦特竟说这是偷换了康德道德命令的内涵。这一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康德哲学是一个逻辑严谨的体系，如果不是康德自己用反对向感性生命世界让步的原则偷换了绝对命令中蕴含的为他人着想的原则，又以绝对义务的原则反对法国启蒙者的权利原则、蔑视人为了自我生命的保存而免于恐惧的权利，并赋予那对普通人负有引导之责的“主人”以本体界绝对自由意志之化身这一神圣光环的话，其道德命令的内涵又岂是艾希曼之流所能偷换？

黑格尔批评了康德的逻辑，但比康德走得更远。罗素揭示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在 《逻辑学》中，全体中的个人并不消失，而是通过他与更大的有机体的和谐关系获得更充分的实在性，由此导出的合乎逻辑的政治哲学结论本应该是洛克式的国家为公民而存在的观点，但黑格尔却违反逻辑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法哲学》偏于为残酷和国际掠劫行为辩护，简直可说是“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违反逻辑”。罗素认为，黑格尔在逻辑上的最大失误，在于他认为要叙述一个词的意义便需已经知道一切其他词的意义，由这个错误产生了他的整个巍峨堂皇的大体系，“这说明一条重要真理，即你的逻辑越糟糕，由它得出的结论越有趣”。在这里，interesting 这个词用得太轻佻了，应该说是荒谬才对。

第三，德国唯心论把人性看得太坏，其道德律令不近人情。康德像路德、加尔文一样把原罪说解释为人性天生为恶的学说，认为在人身上有一种作为一切现实的恶的总根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族类倾向的 “根本恶”，驱使着人一边蓄意犯罪，一边又伪善而自欺地标榜其道德何等纯洁。但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是不能作为普遍性哲学命题的。康德教导人们，同情心是恶，人宁愿被侮辱、被虐待，也不要被同情，如果你同情别人，就是把人降格为一种动物，是对人的尊严的最可怕的侮辱；慷慨也是恶，是一种恩赐和庇护，是有余者对不足者的施舍，这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快乐是低级的和自私的，真正体现人的尊严的不是什么个人权利，而是绝对义务。这些说教是何等的不近人情啊！

第四，割裂科学与人文。这体现在康德“理性的双重立法”中。康德认为道德命令不可能从自然中产生，在自然界中为理性立法提供材料的是感觉，起支配作用的是因果必然性；道德与科学认知无关，自由不是感觉的现象世界中的个人权利，而是超感觉的本体世界中的理性法则。由此出发，康德认为个人幸福的原则是自私的原则，如果一个哲学家讲人在行动时要考虑后果，这就是向经验感觉世界让步，就不是一个 “彻底的哲学家”。这种唯意志论哲学所遵循的，依然是中世纪基督教之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道德的任务就是“用精神制服物质”的思维方式。把人的感性生活看作禽兽的生活，不懂得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不懂得感性生活也能体现人性的真善美，在学理上是肤浅的；以“自由意志”为名排斥科学法则对行为的制约，更明显坠入了割裂真善的学理谬误；而通过这种本体世界对现象世界的胜利来凸显的所谓人的主体性，也只能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类的非人的主体性。

第五，以君主的意志取代多数人的意志。罗素嘲讽说，黑格尔称赞卢梭把总意志和全体人的意志区分开，这真是个便当好用的学说。接过卢梭的这一错误观点而加以发挥的，首先是康德。康德否定了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认为权利不属于个人，个人所操心的生命、财产等等都是渺小的，社会契约的订立并非基于人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也无需经过个人同意，起决定作用的是不同于所有个体意愿并高居于其上的普遍意志。杜威说康德的“绝对命令使人想到出操的军士”，实在非常贴切。黑格尔比康德走得更远，他认为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说来是无所谓的，个人只有在他体现着伦理实体精神时才有其自由和真实性。正如贺麟所指出：“新黑格尔主义者根据此说来反对天赋人权说，认为不接受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就没有人权。这种为法西斯统治辩护的理论，都是导源于黑格尔的国家观。”

第六，以普鲁士国家为“地上神物”。 《实践理性批判》以本体界排斥现象界，而本体界却要支配现象界，“这个事实决定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国家哲学”，本体界的绝对自由的意志化作普鲁士国家的意志、君主的意志。康德在其《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理念》中指出，整个人类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亦即建立起一个无论内外都达到完满的国家体制 （理想国）。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说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人们必须把国家看做“地上神物”，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约束的。正如罗素所指出，如果承认这一学说，那么凡是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

在该种故障下，不计谐波时熄弧角的计算结果与计及谐波时相差较大，计及交流侧三次谐波和直流二次谐波时，判断系统发生换相失败，与PSCAD运行结果一致。由上述结果可见，特别是在系统处于发生换相失败的边缘时，不考虑谐波会使得判断结果完全不同，因此考虑低次谐波能更准确地判断换相失败与否。

第七，把精神的最高角色指派给日耳曼人。康德认为，如果说普通的人总是离不开一个师长或指引者，那么人类这个物种同样也需要一个遴选出来的领导民族。杜威说，虽然康德因受18世纪启蒙思想的掣肘而并未成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他的后继者却十分得心应手地用《纯粹理性批判》来强化战争准备的意图，用《实践理性批判》来造就绝对服从、勇敢地向着死亡前进的战士。黑格尔说，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它具有绝对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对它的这种权利来说，其他各民族的精神都是无权的”。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在以历史的绝对精神的名义和由此派生的区分所谓 “文明民族”与 “野蛮民族”的名义下，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纳粹思潮与尼采等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实际关联

问：二战以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把纳粹思潮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联系，我国哲学界基本上也是如此。您如何看这一问题？

答：纳粹思潮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非理性主义哲学的联系确实不可忽视。李泽厚看出海德格尔哲学是“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哲学”，揭示这种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是必要的。但追根溯源，却不能不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倭铿在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辩护时，就说这是为了完成历史赋予德国人实现全人类精神解放的伟大使命。这就是黑格尔的论调。

康德哲学的结构性伪善也体现在尼采学说中。尼采一边标榜自己主张的道德何等纯洁，嘲笑只有英国人才追求幸福；一边高喊要夺取最好的生存空间和最美的女人。杜威认为，尼采哲学的伪善与康德一样，都是德国人“被压抑了的心理综合症”的体现，这一观点正是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德国人的“被压抑的利己主义”的印证。

贺麟深刻揭示了黑格尔所谓理性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他指出，黑格尔宣称“伟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认为伟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言人，其行为是世界精神的体现，君主就是逻辑上的“绝对理念”和“上帝”的化身。其所颁布的制度和法律是“自在自为的普遍物”， “从主观方面说，就是君主的良心”。由此看来，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却是以一个非理性的王权的主观性为根本的，是建筑在非理性的、非逻辑的、任性的最后的主观性之上的。这种主观任性的君主的良心其实也就是康德的至高无上的实践意志，也是尼采的超人的意志，是希特勒 《我的奋斗》标榜的“意志的胜利”。

在费希特、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承载者是没有底线的，到了尼采那里，超人是没有底线的。超人的意志就是存在，是全体的最高主宰。海德格尔嫌尼采还不够彻底，要摈弃任何停留于“存在者”层面上思考的方式去把握“此在”，“让生活的躁动不安进入到意识中，让人们看到，所有所谓持久的、确证的、约束性的东西，都无非是某种装饰”。继承了尼采唯意志论的存在主义者直接引发了法国和美国特色的红卫兵运动，要求砸碎一切体制、一切法律和一切道德约束，因而被称为 “反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俱往矣！但其影响却不可忽视。

西方大学教育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年深日久。罗素告诉我们，在 19 世纪末年的美国和英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都是黑格尔派，许多新教神学家也采纳其学说，其历史哲学也影响了政治理论。杜威也指出了康德哲学割裂科学与人文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当我们面对所有需要社会决定来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而使得交流变得更加理智。”诺斯罗普在1945年更注意到，英美国家的许多精神和信仰的领袖由于受德国哲学影响，把文明的弊病归因于对基于科学知识的哲学追求，以及对一种在他们看来与科学毫无关系的道德哲学的忽视，从而把所有哲学都化约为道德哲学，人的生命和幸福等神圣的价值都被贬入与道德无关的感觉世界而可以毫不顾惜。这说明，英美国家的“明智的利己主义”由于其太重实利，由于其中也有霍布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思想基因的遗存，其实也是很容易接受“可爱而不可信”的德国唯心论的。在如今的西方，仍然回响着“回到黑格尔”的声音，美国学者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一书就认为“黑格尔比洛克高明”。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糊涂。在我看来，从霍布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康德割裂科学与人文的“道德的孤岛”、黑格尔的“以生命为赌注”，再到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中去”、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表现形态虽然各异，甚至在表面上呈现出极端群体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对立，但其内在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要对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死灰复燃，对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潮的泛滥保持高度警惕，不给他们一丝一毫学理上可以利用的借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在学理上的根本区别

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还继承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哲学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彻底的经验论思维方式，反对康德的先验和黑格尔的绝对；从法国人那里继承了关于环境、利益对人们的意识之影响的学说，并致力于克服其二律背反。同时，还应看到，德国古典哲学也不只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还包括对康德进行激烈批判的赫尔德哲学，以及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进行批判、从而恢复了18世纪启蒙哲学之权威的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哲学不只是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颠倒过来，而且是海纳百川、综合创新的结果。康德、黑格尔走向了与启蒙运动的决裂，而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和法国启蒙者的精神，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在许多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第一，与康德的性恶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是性善论者。马克思认为，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资本论》）。在 《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为人的一般本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或人的本质，在后来撰写的《美学》条目中又以自觉追求真善美作为人的一般本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国启蒙学者的性善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康德黑格尔拒斥英法启蒙者的自然权利说不同，马克思认为实现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恩格斯更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发现了原始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历史科学的事实印证了洛克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的学说，并呼唤其在更高的基础上的复归。

第二，与康德“理性的双重立法”和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科学对于人生的意义，非常重视合乎自然、发自人的至性至情的对于幸福的追求，非常重视人类对于幸福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人的肉体需求视为 “恶”、视为 “下贱”的僧侣主义，强调“尘世的生活”“实在的个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只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因此，个人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而且正是这种需求赋予了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动力。

第三，与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不同，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决反对黑格尔关于君王是 “神 （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的观点，认为这种对王权的神化只能导致“任性就是王权”或“王权就是任性”的非道德论。马克思坚决反对一切维护君主专制的言论，认为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坚决反对康德黑格尔把日耳曼民族视为将为世界立法的领导民族的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将使 “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下， “工人阶级的儿子”、其他民族的普通人也能承担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无论是法国人的拿破仑崇拜还是德国人对于绝对精神承载者的崇拜都只是中世纪农民的落后观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通过捍卫启蒙者的原则而设计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这一模式与德意志极权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第四，与康德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把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看作具有合理性的错误观点，他们有自己的合乎人性的价值判断，对一切反人道的暴行即使是在革命时期发生的恐怖行为，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例如，恩格斯在1870年致马克思的信中，就对法国1793年雅各宾派的作为作了深刻剖析和愤怒谴责，认为其恐怖政策所体现的不是革命者的自信，而是卑劣的怯懦和恐惧。恩格斯还赞扬雨果的《九三年》，而正是这部作品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原则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光辉命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体现着伟大人道主义情怀的论述。

第五，与康德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想当上帝。恩格斯告诉我们，应该正视人性的局限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只是从原始的荒谬的认识向着比较不那么荒谬的认识的发展史而已。列宁的《哲学笔记》告诉我们，从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哲学家们建立的体系多么宏大，也都只是给真理的长河增添水滴而已。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客观真理，而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许苏民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摘自《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原题为《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哲学创新的相关问题——许苏民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