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宁台《向人民承诺》看电视问政节目新探索

□ 文/万 忆 覃露莹 易正逊

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栏目自2014年开播以来，始终坚持利用电视媒体搭建“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协商平台，引导和帮助广大市民参与有关公共事务的民主协商。截至2017年9月，该栏目共制作播出节目41期，其中反映的主要问题共有376个，市民在直播期间通过电话反映问题3269个、网络反映问题8648个。通过政府与市民的线上线下沟通、协商，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该节目平均收视率也由2014年1.2%增加到2015年的1.8%，并创造了2016年单期最高收视率2.9%的纪录。《向人民承诺》也在国内业界获得了高度肯定和关注——2015年，栏目获得广西广播电视奖创新奖；2016年，栏目荣获广西新闻奖电视栏目一等奖，同年，根据栏目实践写成的相关业务论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之所以能得到大家认可，无非以下两个原因：在栏目的宗旨定位上，《向人民承诺》契合了治国理政新理念关于民主协商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了传媒平台的民主协商作用，确立了节目的必看性；在节目的制作播出上，《向人民承诺》严格遵循电视艺术的表现规律，在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前提下，注重问政内容的形式感和问政现场的仪式感，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

一、明确传播目标，打造协商平台

与人大、政协等传统议事机构的协商形式和内容相比，新闻媒体的平台功能使其在开展政府协商时具有独特优势——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汇聚民众对政府决策以及施政行为的意见，提出问题、明辨是非、建言献策，构建政府与民众的“共识”，从而有利于将人民群众的认识和行为统一到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电视问政的本质是“执政者、社会公众借助于电视媒体对公共事务展开咨询、讨论和协商，并以监督、问责为取向的政治传播活动”。[1]其中，市委市政府是传播主体，广大市民是传播受众，电视是传播媒介。《向人民承诺》创办伊始，就立志发挥平台的作用，积极促进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民主协商”。四年过去了，从节目的收视率来看，效果不错。然而，市民究竟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也就是说，《向人民承诺》预设的传播目标是否达到了呢？

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4月，笔者首先运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分析了南宁市委市政府和南宁市民对该节目“定位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情况；然后，再运用焦点访谈法，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如何完善《向人民承诺》节目的平台建设问题。综合两项研究，笔者发现——

（一）无论是南宁市委市政府，还是南宁市民，均认可《向人民承诺》可以作为传媒平台发挥社会协商作用

长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面对面”沟通协商的渠道，这也使其相互之间产生了许多误解和分歧。这些问题的累积容易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在这种背景下，《向人民承诺》重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强双方对话的频次和深度，不啻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开展制度性协商对话的一个良好平台。

（二）南宁市委市政府可以通过《向人民承诺》争取南宁市民对施政的关注、理解和支持，而市民则可以籍此推动市政民生问题的解决

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人群之间的诉求不同，而彼此交流的不畅更是加深了这种裂痕。因此，现代治理必须正视社会各界的心声和诉求，尽量凝聚各方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建立社会良性发展的民意基础。《向人民承诺》通过社会协商来汇聚民意，通过沟通官民来凝聚共识，确实能够推动治国理政新理念下社会治理机制和水平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三）《向人民承诺》可以培养南宁市民参与社会协商的意愿和素养，以推动治国理政新理念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通过参与和关注《向人民承诺》节目，可以提升普通公民参与社会协商的动力和能力，增强他们参与社会协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前，在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正逐步提高，为民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协商环境，可以实现更加合理有效的社会治理，以打造一个更为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

由此可见，《向人民承诺》的创办初衷和传播目标，得到了传播主体和受众的一致认可。栏目在定位与作用上的创新实践被证明是成功的。

二、尊重传播规律，注重收视效果

从节目形式上看，每期《向人民承诺》均由预拍新闻片和演播室问政两部分组成。其中，预拍新闻片是通过电视手段将政府部门施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而演播室问政则是在节目录制现场公开播放预拍新闻片，然后由事先并不知情的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公开接受市民问政代表质询，并当场提出相应整改或解决方案。因此，预拍新闻片的冲突感和问政现场的仪式感，也就成了《向人民承诺》的两大看点。实际上，这两个环节是内在相连、密不可分的。预拍的新闻片越是题材关注度高、内容精彩生动，市民问政官员的现场也就更加充满了庄重严肃的仪式感。《向人民承诺》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选材内容把握上，坚持市委关注和市民关心两个标准

电视问政曝光的是政府部门的“丑事”，在我国，媒体是党委政府的“喉舌”，如何既曝光了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差错，又不至于影响党委政府的威信，这是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向人民承诺》的做法是，坚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导向和

具体部署来做节目。201年，《向人民承诺》连续两期聚焦“四风”和腐败问题，并在节目现场给县委书记赠送 “苍蝇拍”，引发市民热议。但这正是为了贯彻南宁市委市政府狠抓干部作风转变的具体举措，而且，这也符合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不久，中纪委宣传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的第三集《狠抓节点》，就节选了《向人民承诺》第九期现场直播的相关内容，肯定了节目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的做法。

作为政府与市民沟通协商的平台，在坚持市委市政府“出题”的原则下，如何在具体内容上“打捞民意”就成了《向人民承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收集群众意见，从201年开始，该栏目在南宁市主要政务服务窗口以及各县和城区的政务服务窗口、社区居委会成立了55个“电视问政舆情联络点”，收集民情沟通民意。“电视问政舆情联络点”也成了群众反映问题的“直通车”和民意的“晴雨表”。节目组还通过市长热线12345的投诉信息，南宁电视台自有平台老友网等渠道接受市民投诉和来信，寻找相关的问题线索。据统计，三年多来，市民通过网络、电话、“舆情联络站”等渠道反映问题和线索13000余条。栏目组对所有投诉经过梳理、归类以后，再与南宁市纪委开选题会，交换意见，提交市纪委研究通过。截至2017年9月，41期节目就市民反映最为强烈的建设、交通、规划、食品药品、环保、教育、农业等领域存在的376个问题展开了问政，这些问题基本都来源于民众提供的线索。

（二）在节目样式的设计上，打造记者暗访和现场问责两个亮点

有了议题，如何呈现就成了电视问政栏目编辑记者的工作重点。三年来，《向人民承诺》的外拍记者始终坚持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线，深入到政府各部门以及社区、街道和乡村，对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所反映的问题一一进行明察暗访。以市民反应强烈的行风政风问题为例，2017年5月21日晚播出的《向人民承诺》，就通过记者暗访的镜头集中曝光了南宁市教育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和园林局等部门工作人员上班玩手机、打游戏、网购等问题。节目中，由栏目记者组成的“行风监督员”通过实地暗访各单位办公室，将这些不务正业的行为抓了一个“现行”，并以数据表格的形式集中呈现了各单位“不务正业”的人数，保证所呈现的问题真实可信。这样既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警醒了其他政府部门要以此为戒。面对真实的镜头和详实的数据，在节目直播的现场，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等政府部门“一把手”表示口服心服。

《向人民承诺》形式上的另一大亮点是，在每期节目的直播现场，作为市民代表的主持人和问政嘉宾，当场对政府部门领导的追责与问责。这样的场面让参与和关注节目的普通市民觉得很“解气”——因为他们痛恨的作风不实、慵政懒政的干部受到了批评，也为之后的组织处理埋下了伏笔。过去3年多来，南宁市纪检监察机关针对《向人民承诺》曝光的问题而对相关人员进行的党政纪处分和问责已经达到292人[2]——履职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作风漂浮、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被一一处理。不仅如此，由《向人民承诺》衍生出来的周播节目《问政观察室》还会对节目中曝光的问题进行继续跟进，一是监督问题的解决以及问责追责，二是邀请专家学者以“新闻+访谈”的形式，继续对政府的整改措施进行追踪和评价。201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第17版在“从严治吏看地方”的系列报道中，刊登了《广西：正向激励 反向问责》的文章，以《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为例，肯定了南宁电视问政节目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在传播渠道拓展上，注重媒介融合与贴近市民两种方式

《向人民承诺》以电视现场直播为依托，结合互联网的特质，将现场问政与网络问政相结合，扩大了电视问政的效果和影响。受节目时长的限制，每期《向人民承诺》能够反映的问题数量和上线的政府部门极其有限。为了摆脱这种限制，《向人民承诺》栏目组还组织多个政府部门上线参与网络问政，实现了电视平台与网络平台“我来问政”的互联互通，扩大了政府部门的参与数量和市民提问的范围。南宁市纪委监察局、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市电视台以及上线部门均安排专人负责统计现场提问、网络提问以及热线问题，这些问题事后均转交给对应的部门，由这些部门给予回复解决。《向人民承诺》还开辟“老友网”“南宁问政”手机APP、“南宁头条”手机APP等新媒体直播平台拓展节目的传播范围。据统计，在2016年前八期节目直播中，“老友网”平台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从最低的第四期9.63万人，增长到第八期的15.98万人，增长率166%；“南宁问政”手机APP在线观看人数从最低的第四期4.16万人增长到第八期的12.05万人，增长率290%。[3]在直播平台上，市民还可以对节目进行评论、转发和提问，后台编辑也会对网民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并反映给对应的政府部门，实现电视问政与网络问政的无缝对接。（作者万忆是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作者覃露莹是南宁电视台台长，作者易正逊是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科研秘书。本文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自主申报项目《中国边疆省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40KZ0117431>阶段性成果；浙江工商大学横向科研项目《治国理政新理念下电视问政的“南宁模式”：定位、作用与发展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葛明驷，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J].中州学刊，2015(03):170.

[2]数据来源于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栏目组。

[3]数据均来源于对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栏目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