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墨

郭万金 艾冬景

原 墨

郭万金 艾冬景

墨子影响极大，史料极少，有限史料中孕含着无限的文化信息。史家的态度，诸子的褒贬，使得枯渴史料中的墨子形象渐为丰满。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古代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儒以祀为职，墨以戎为业，并为显学。墨家“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其言行思想表现出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墨子是由“技”而“道”的集大成者，是官方认可的工师，亦是墨家内部尊崇的“巨子”。

墨子；儒墨；兵戎；工师

“四海逐利”、“天下皆杨”每每是墨学发端的契机。远溯千载，战国纷纭，孟子倡言排墨的背景即是“杨朱之言盈天下”；近百年，国危时乱，梁任公为墨子张目，开篇便称：“今举中国皆杨也！”儒学独尊，牢笼百代，墨家以“救世”姿态奔命于世，独树一帜，卓然分庭抗礼于名利之世，诚有其不废之道。“墨子极富于信仰的宗教精神，又具有极理智的科学态度，此在世界思想史上是一个最奇特的人，不独在中国为仅见而已。”*熊十力：《十力语要·谈墨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89页。然而，如此卓绝的思想家，留于正史的资料，竟一如其为人之“枯槁”。

一、《史记》的态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末尾寥寥二十四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是墨子在正史中的全部记载。诚如梁启超所言：“此史料可谓枯渴极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页。太史公如此惜墨如金，在墨学沉寂的漫长年代，并不会有太多异议，待到墨学大兴的时期，便会惹出不少为墨子打抱不平的人物。清儒孙诒让称，《史记》攟采极博，“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然则非徒世代绵邈，旧闻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时具存，史公实未尝详事校核，亦其疏也”*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80页。。后来的方授楚也认为，“一名史家为圣哲如墨子者记述生平，仅此二十四字，草草缴卷，如无其他原因，则亦史迁之疏矣”*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页。。易白沙亦称，“记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易白沙：《述墨》，《青年杂志》第1卷第5册(正月号)。。伍非百亦以为“史公去古未远，值墨学衰微之际，对此异派大师，不肯略加考究”*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南京：国民印务局，1933年，第5页。。陈柱对于《太史公书》不为墨子立传，虽颇有微词，却有心开脱，称：“学术上如此重要之一人，而所述乃仅如此而已。故近世学者，深为失望。或讥史公之疏略无识。或以为《史记》之脱简。余以为后说是也。此二十四字，接上文云云，实未免太过唐突。无论如何之古文法，决不如是。”*陈柱：《墨学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并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文法为例，认为《史记》系“脱简无疑”。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盖”字“或是‘若’字之误”*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3页。。蒋伯潜则“疑此二十四字，乃后来读《史记》者在简末附记而羼入正文者”*蒋伯潜：《诸子通考》，台北：正中书局，1948年，第191页。。

其实，《史记》中“孟子传”仅144字，实际的传记内容只有60余字，不过是增加了几句对孟子不能为世所用的分析。“荀子传”要丰富些，有193字，但如剔去插叙议论之言，所余亦不过百字左右。此外，像“淳于髡传”有244字，“驺衍传”是最长的，有516字。可见，传记字数的多寡与传主的重要程度并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司马迁作此传的旨趣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得十分明确：“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对于“好利之弊”的批评是贯穿全篇的主旨，着力表彰的正是儒、墨的精神。《孟子荀卿列传》以驺(邹)人孟轲发端，紧随其后的是驺子之属：驺(邹)忌、驺(邹)衍，以及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邹)奭等，均在此列。这些人都曾在稷下讲学，有着“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的共同标识，并博得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的尊宠。再次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的荀卿，也颇受重视，曾三为祭酒，却因谗言而不得长久。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因“世多有其书”被一笔带过。最后提到是墨翟。驺(邹)衍是“干世主”的成功典范，淳于髡以承意观色为务，亦得厚遇，然“终身不仕”。孟子不合于世，荀子三为祭酒而受谗，文直事核的叙述中以“以学干世”为主导性关注，不枝不蔓，施以浓墨的人物中深蕴春秋笔法，全传的褒贬意味在“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的慨叹中尽显无遗。在“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时代风潮之下，孟荀之儒术自然不合于世了，略早些的墨子其实同样也是“不合于世”序列上的人物。司马迁明显存为生前寂寞者立传表彰之用心。

最后出场的墨翟被冠以“宋之大夫”的头衔，这一点在《墨子》中却未能得到证明。《墨子》中可以作为墨子与宋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有两条：一是《鲁问》篇中有“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之语，俞樾认为此句当作“子墨子仕曹公子于宋”解；再有就是最著名的“止楚攻宋”，墨子不惜兼行十日十夜救助宋国。然而，这两条证据均未被司马迁认可，而未采纳入传。《史记》除本传外，涉及墨子及墨家的记载有13处，绝大多数都以“儒墨”并举的模式出现。半数来自他人言论的转引，如《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礼书》引《荀子·礼论》，《鲁仲连列传》引鲁仲连所遗燕将书，《邹阳列传》引邹阳狱中所上书，《李斯列传》引赵高语，《主父偃列传》引徐乐上书，《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余者则系史迁之语，进入史传叙述的有两则：《庄子传》称庄子“剽剥儒、墨”，《荀子传》称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此外皆是太史公的议论之语，分见《平津侯主父列传》、《游侠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司马迁尊儒宗道，对于墨家亦颇为敬重，其父《论六家要旨》墨家存129字，儒家仅存63字，并充分认可了墨家“虽百家弗能废”的地位。反复称引的儒墨对举虽非史迁自语，却也透露出其对墨子的“称贤”态度。《孟荀列传》中的“猎儒墨之遗文”不仅明白无疑地表明了太史公的承继弘扬之志，更透露出司马迁的谨严审慎的记述态度。

二十四字的记载固然“枯槁”，但孟荀之传多以其入仕游历而论，亦无太多细节，墨子传中的“宋之大夫”或可与之相当，即或此篇脱简缺文，想来文字也不会太多。西汉时，墨学式微，史料湮灭、匮乏，司马迁很是下了一番“猎遗文”的工夫，但文献真伪杂糅，或有抵牾，详事校核，却无法“整齐”。梳理出清晰完备的生平谱系，慎而立传，仅得寥寥，实非其疏，恰是司马迁对于墨子的特殊敬意。

二、先秦史料中的墨子角色

最为饱满的形象当然来自于“止楚攻宋”精彩叙述。《墨子·公输》有着六百余字的详细记录，绝大篇幅集中于墨子与公输班的对话，最为生动的便是“行十日十夜”的急切情态。《战国策》的叙述仅有二百五十余字，却特别写出了“百舍重茧”*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46页。的细节。《尸子·止楚师》与此大略相同，再到后来的《吕氏春秋》，则增加为“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4页。的形象描述。这一描述被后来的《淮南子》袭用，还增加了“墨子闻而悼之”的心理描写。然而，最为重要的叙事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却有些缺失、混乱：时间不详；出发地点或鲁，或齐；首先游说的对象或为公输般，或为楚王。分量最足的论辩对话是子书的显著标识，却难以成为严格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由连夜赶路而延伸出来的足部特写，除却踵事增华的文学意义之外，更使墨子的“非攻”形象饱满完备，其后所隐藏的则是社会对于墨子义举的普遍认同。“重茧”的形象在先秦史料中并非仅见，如《墨子》中的禽滑厘，《庄子》中的曾子、士成绮，《韩非子》中的文公随从，《荀子》中“养亲而无孝名”者，以及《吕氏春秋》、《文子》、《列子》中的“禹”。他们或“胼胝”，或“重趼”，大多含有执著行道的勤苦精神，其后能成为人物形象之典范者，则只有“墨子”、“大禹”二人。而稍微晚出的“裂裳裹足”更成为墨子的独特标志，连同“闻而悼之”的心理状态一并写出了墨子的急公好义，“非攻”的急切言行中饱含着“兼爱”的心境，“贵义”的追求中更有“节用”的务实，如此的墨子已然成为墨家思想的集中代言者。杂家博取众长，不主一家，如此的墨子形象则是意气最少的一般描述。

《韩非子》中涉及墨家的记述约有7处，2处为墨子作“木鸢”，其余5处则围绕“显学”而展开议论。尽管有“李、惠、宋、墨皆画策”*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2页。的批评，亦有“杨朱、墨翟”并为“天下之所察”的认可，尽管儒、墨之学在其“参验”的尺度下“非愚则诬”，但儒、墨两家始终是不容置疑的“世之显学”*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56页。，弟子众多，声望显赫。与之相似，墨家在整个《庄子》中未曾单独出现，而总是或与儒或与杨同时接受庄子的质疑、批评。尽管未曾明确给予“显学”的定位，但频繁的“儒墨”并称，已足以说明二者于晚周学术中的独特地位。

《荀子》中涉及墨家的篇目较多，有《修身》、《非十二子》、《儒效》、《富国》、《王霸》、《天论》、《礼论》、《乐论》、《解蔽》、《成相》等，然态度已大不相同。荀子“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1页。，指摘诸子，昌言排击。与韩非、庄子不同，非乐薄礼的墨家成为荀子重点批判的对象。格外严厉的批评态度固然来自于针锋相对的立场分歧，却也透露出荀子对于墨家的特殊关注。反复深入的批驳指摘恰好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荀子的重视态度，弟子韩非对于墨家的“显学”定位或即以此为本。还应注意的是，荀子在批判“俗儒”之流“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时，特别指出“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39页。。此言虽为抨击“俗儒”而作，逆向而思，俗儒的“无以异于墨子”自然意味着墨子与儒家的相似。儒墨的相似有目共睹，却“明不能别”，于隆礼明分的荀子而言，当然要奋起排击，明辨其非。由此可知，荀子的昌言诋墨不仅是由于主张上的分歧，更有辨异层面的特殊指向。对于墨家的影响，荀子并未有明确的认可，唯《成相篇》中有“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的论说。然而，特殊的抨击态度已然显现出了墨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更暗示出儒、墨间的特殊关系。

诸子言说中不乏关注史实、年代、地位的诸多纠纷，然而，以思想文化的视角切入，直接以言说论辩的叙述态度、内在观念、一般思想作为关注对象，则可以避免一些论点的纠缠，在思想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勾勒出略微清晰的墨子形象。先秦史料中的墨子作为“兼爱”、“非攻”、“薄礼”等主张的代言者，算不得血肉饱满的历史人物。起初的墨子仅仅是思想的提出者，且与儒家有着特殊的近缘关系。随着自身的发展以及儒家的激烈批判，墨家的地位得以提升，与儒家一道被视为显学，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日渐成为诸子立说时的例证论据，无论态度上肯定还是否定，无论形象上是丰满还是枯槁，墨子已然成为思想史上无法避绕的伟大人物。

三、儒与墨

墨子后于孔子之论并未得到十足的史料证明，中间夹杂着不少儒学宗主下的习惯情绪。清儒汪中认为墨子“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此说大约是后世对墨子“并孔子时”最为认可的一种解释，虽认同寥寥，且自身也底气不足。汪中的另一番话却很值得注意，其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埓，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汪中：《述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页。这种放弃了儒学宗主立场的逆向思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洞察历史的思想穿透力。对于孔、墨时代的考量，深受思想史上的正统别流尊卑意识渗透，蕴含着层累的历史惯性之影响。史料有缺，孔墨时代的先后无可质定，如汪中这样尽力以平等的眼光使有限推断更接近真相，或是一种可取的思路。《论语》不及墨子，《墨子》颇诟儒者，墨家又备受孟、荀指斥，但司马迁《史记》却将其附于《孟子荀卿列传》之末，更以孔子为参照物讨论其时代，两个“或曰”明显透露出儒墨近缘的意识。“不期修古”的韩非对于“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王先慎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56页。的主张并不认同，这位反传统的批判者将儒墨并称为显学，视为崇尚先王之道的代表，则是从否定者的角度认同了儒墨的近缘关系。

“墨子盖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而卒与之反。其于老氏或亦不无关，如非乐、节葬等主张，与反朴守俭意思皆相通。”*熊十力：《十力语要·谈墨子》，第88页。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墨家的“许多学说同儒家太接近，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英]莱芒·道逊：《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关于儒家之来源，说者甚众，且不乏名家。章太炎先生认为是“求雨的巫觋”，胡适先生认为是“治丧相礼”的殷族教士，钱穆先生认为是通习六艺之术士，冯友兰先生认为儒是散在民间，教书相礼的学问专家。此外又有乐师、礼官、祭师、保氏诸说。关于“儒”(需)之语源的考证，分歧颇多，关于“儒”之职守的具体规限，未有定说，然而，若以粗线条的通约思路来看，有两点大体可信：一、“儒”起源于“巫”；二、“礼”是“儒”最核心的关注。源自古巫，毋庸赘言，孔子亦自言“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廖名春释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页。。在古巫的诸多职责技能中，“儒”于“礼”尤为重视，墨子、庄子对儒家的抨击皆发端于“礼”，而“儒”之重冠服、明典仪，所体现的是对“礼”的直接参与，至于修教化、习六艺则是对于“礼”的间接传播。《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儒家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一般准则等大抵沿着“克己复礼”的求仁路向展开，视、听、言、动一准于“礼”。《说文》有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大致勾勒出“礼”的原始内涵。《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重笔点染出“礼”的核心指向。刘师培曰：“古代礼制悉该于祭礼之中，舍祭礼而外，固无所谓礼制也。”*刘师培：《古政原始论》《刘申叔遗书》(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8页。这里的古代正是《庄子·天下》篇“古之人”的时代，钱穆亦言：“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钱穆：《国学概论》，第25页。全知全能的古巫以一套完整的行为沟通天地人神，其中涉及一系列仪式、规则、文辞、场地、设施、用具等，以及就不同对象、时令的综合考虑，更包含渗透其中的观念、知识、思想等。随着古巫的分化，神、人关注的此消彼长，包罗万象的事神之祀凝结为治人之礼。“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85页。几乎涵盖儒家一切志业的“礼”正是其于古巫处所接受、传承、发扬、阐释的祭祀传统，“儒”之于“礼”正如“巫”之于“祀”，有着毋庸置疑的绝对意义，而“巫祀”与“儒礼”的对应模式，或是对儒家源流的贴切阐释。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54页。“祀”当一国之重，以之为业的“儒”发扬蹈厉，加之孔圣教化广大，遂成一代显学。然而，学术之显赫，并不是哪位圣贤明王可以独力造就的，必有学术自身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更有社会对此相关论题的密切关注，诸般具备，方可实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56页。“儒”因“祀”而为“世”所重，先秦时代，墨家能与之争锋，并为显学，所据为何？宗师墨翟的刻志厉行仅为内力，必有强大外力之推动，方可成就。于古人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第861页。。祭祀之外，关系重大者，唯有兵戎，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作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行为，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周礼》所涉及的国之“大事”、“大故”多系战事，“《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页。。由此而论，与“祀”并驾齐驱的“戎”足以形成与“儒”相颉颃的另一门显学。儒家之外，“墨”为显学，其在“戎”乎？

四、以戎为业

以墨子其人而论，最为确凿的二十四字史料中赫然有着“善守御”的字样，且是首要的形容之辞。与攻伐相对的“守御”无疑是最为基本的军事活动。太史公对此特别标明，无疑是墨子“重戎”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如前所论，在先秦史料中，墨子最为光彩的活动便是止楚攻宋、止楚攻郑、止齐攻鲁等非攻义举。墨子一次次出现于战争之中，以防御之术成为战争的主角，尽管没有史证的凿实，但墨子对于军事的关注的传说是远远胜过其他诸子的，乃至被视为守御制胜的典范。

以墨家言论而言，《墨子》一书，涉及古之战事者，数量颇多，对上古战争的记载尤为丰富、详细。如《明鬼》篇所载：“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众，人之遂，王乎禽推哆、大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243页。特别的列阵状写、战事描绘正表现出墨家对于兵戎的特别关注。再如《非攻》篇关于“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49页。的征程记述，其可信性得到了后世考古成果的印证*参见罗琨：《商代战争与军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8页。，说明其于战事的记载有着特殊的严谨态度。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多达11篇的军备专论，另有关于守城之法的9篇佚文，按《汉志》所载，《墨子》71篇，共计20篇的兵守专论，所占篇幅已极为可观。如果将《非攻》篇这样的兵道专论以及散布于各篇中战事论述也计算在内的话，《墨子》之言兵，当居诸子之首，远远胜过不足六千字的《孙子兵法》。此外，关于《墨子》军事思想的研究，是当前墨子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论者甚众，成果亦丰，绝非其他诸子(兵家除外)可以比拟。

《论语·卫灵公》有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对于兵戎的刻意回避与墨家的关注重视恰好相反，俎豆为“祀”之象征，军旅则是“戎”之根本，儒家的重“祀”为墨家的重“戎”留足了空间，墨家能与儒家并为显学，正在于其对“国之大事”另一端“戎”的身体力行与深入思辨。《汉志》兵家分权谋、形式、阴阳、技巧四类，《墨子》所属的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古今异宜，故不传于后”*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33页。。而兵权谋，“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33页。，流衍最广。关于用兵之理，诸子各有见解，或深或浅，或专或泛，《汉志》于此类之下，省略最多，孙、吴以思论之精为后人推许，但态度严厉的非议之声亦不绝于耳。早在荀子，便有“孙吴上势利而贵变诈”(《议兵》)的指斥，直至明朝，宋濂尚言：“古之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流毒至于今未已也。然则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宋濂：《潜溪后集·诸子辩》，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满清亲王允礼更是一针见血：“春秋以来谈兵者凡数百家，而《孙武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为最，然其言愈精而其心愈忍矣。”*允礼：《孙吴论》，《清文颖》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文化重德尚义，企慕和平，虽也承认战争之意义，却贴上“不得已而为之”的标签。在如此文化生态下，以“诡道”言兵的孙吴当然不及以“非攻”论战的墨子更能得到社会认可，墨家的“守”成为中国论“戎”的基本态度，这样的军事思想，虽不及权谋、攻伐具有战争实效，却与民族心理更为相契，成为显学，自在情理之中。

“以戎为业”的墨家所以能够成为显学，在“守”而不在“攻”，在“技巧”而不在“权谋”。早期社会中，兵役制度大半为举族皆兵，凡有作战能力之男丁，均须当兵服役，士人尤然。顾颉刚先生即言：“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墨家自不例外，但其所服兵役的主要内容却并非执戈上阵，而是设防备守，具体的工作则集中于器械制造、机关设计等军事防御工程。墨子，作为墨家之代言者，当然是此中翘楚，以今日眼光视之，或可称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工程师。无独有偶，西方语言中Engine(工程师)一词，直到18世纪才摆脱了最初的军事含义*[英]李约瑟原著，[英]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0页。。而墨家的“以戎为业”正是以“工”为其显著标识的，无论其组织形态，还是其理论逻辑，均在这方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烙印。

五、工师与绳墨

“工”之由来久矣，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部分，可以追溯至最早的石器制作。早期的石器常常集多种用途于一身，可用于劳动生产，亦可用来攻击自卫，自然有着武器的色彩。甲骨文中的“工”字更属常见，歧义亦多，或云像斧形，或曰像连玉形，可用作攻击之“攻”、戎功之“功”、贡纳之“贡”、贡典之“贡”、官吏之“官”等。前两种用法均与军事有所关联，后两种则涉及祭祀礼仪，恰说明了“工”与“国之大事”密切相关。于省吾先生指出：“工亦读如字，指官吏言之。《书·尧典》之‘允厘百工’，伪孔传谓‘工，官也’，《诗·臣工》之‘磋磋臣工’，毛传谓‘工，官也’。工训官古籍习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页。在《诗》、《书》时代，“工”很是具有“官”之品格，按《国语》所载，《齐语》云：“处工，就官府”、令工“群萃而州处”。《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可见，“工”之衣食所养由国家提供，系某种意义上的“食俸者”。《左传·昭公七年》有一段关于臣属等级的论述，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尽管“士庶工商”的排列屡见于《左传》、《国语》之中，但在区别上下的序列中，却没有工的位置，正折射出“工”之地位与众不同。《礼记·王制》所述甚为明确：“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将以“技”为职的“百工”纳入巫、史之列。《周礼·考工记》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也。”郑玄注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无论是城郭之营建，抑或是器械的制造，均与军事关联甚深，而《考工记》所列工种中，专门的兵器制造约占五分之一，涉及军用者，或达半数以上。可见，“工”之为用，虽不限于军事，却以此为重。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其“国有”特征，作为关系国家大计的军事工程、武器制造，无论场所、工具、材料等，多半为官属，参与设计、制作的“百工”、“工匠”之流，同样由国家奉养*具体分工中，最为粗浅的笨重工作、无关大局的细末工作，必然会使用奴仆任之，即所谓的“工奴”。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缺乏技术含量，可以随意替代，更不会有“工之子恒为工”的世袭传承，自然地位低下，通常被视作“奴”，或不得入“百工”之列。。墨家“以戎为业”，溯其职业之本，即是这样的“工”，有独立的职业技能，有特殊的知识背景，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更因军事的特殊性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此，正构成了墨学所以能够成为显学的社会基础。

关于墨子的出身，《史记》定位为“宋大夫”，郑樵将墨氏归于“孤竹君之后”，其后顾颉刚、童书业诸先生均从姓氏源流肯定墨子的贵族血统，傅斯年先生更指出：“墨子出身盖亦宋之公族(顾颉刚语云，墨氏即墨夷氏，公子目夷之后。其说盖可信)，后世迁居于鲁，与孔子全同。”*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2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5页。然而，“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的墨子却以“贱人”自称(参《墨子·贵义》)，所带弟子“面目黎黑，役身给使”，孟子言其“摩顶放踵”，荀子斥为“役夫”，显得并无丝毫的大夫风范。钱穆先生则从字义引申，认为“墨”为奴役之称，现代研究者则多半按照职业习惯将迥异于“农”的墨子看作为手工业匠人。以历史眼光来看，贵族在远源上与工匠角色并无实质性尊卑之别。《诗》云“君子于役”，古代差役系古代贵族对于国家的应尽义务，有身份有地位的君子自无例外。《说文》云：“役，戍边也。”兵役是古代政役最为基本的构成，对于“以戎为业”的墨家而言，服役戍守并非有失身份之事，倒是职中应有之义。以其可能从事的事务而论，制造兵器、修筑城池，自与讲学论道不同，长期的野外劳作，不免使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以行事、容貌而论，不免有些近乎苦工。这与贵族的血统、“百工”的官位并不协调。如果说墨家必须依靠苦力谋生的话，那么这个“苦”是生存的必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讨苦吃。然而，墨家却被冠以了“自苦”*《庄子·天下》篇一再称墨家“以自苦为极”，“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的标签，这恰好说明墨者并非藉此谋生的“劳力者”，乃是能够身体力行的“劳心者”——墨子不仅十分认同王公、士君子、农夫、妇人的分工，更极力主张“各从事其所能”*参见《墨子》中《非乐》、《耕柱》、《节用》诸篇。。《周礼·考工记》曰：“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3114页。林尹先生《周礼今注今译》断为：“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可备一说。特别标明的“圣人”属性无疑有着正名定分的探源意义，能述之守之的“工”与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颇为吻合，而紧承“智者”的“巧者”定位最可说明“工”之地位的不凡，亦折射出儒、墨之间的近缘关系。所谓智者，约与古巫相近，是知识、技能的最初拥有者，能够“述之”的“巧者”则是社会分工细化后的新知识阶层，祝史医卜等皆在其列，工亦不例外。墨家即是这样述之守之的巧者，不仅有高贵的学统、专门的技能，更有着不低的地位，但职业所限、志向所至，越是出色的墨者，越需身体力行，越是近乎役徒，每每表现出有悖常情的“自苦”，此非故意标榜，正是本色所在。

论及墨子的官守，“宋大夫”的回答略显疏简。墨子为“工”，墨家弟子为百工之属，以墨子的领袖地位而言，当为百工之长，即古之“工师”。古代“工官”，初见于甲骨文之“工”，“巫”字从工，其义相通，工、巫之属即是当时有力之职守。商周金文中，“司工”之名屡见于器。郭沫若先生言：“凡司空之职，彝铭均作司工，无作司空者。”*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65页。周代六卿，司空为冬官，掌管工程。营城郭，建都邑，制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与墨子之言行职守颇为相合。先秦典籍中又有工师之职，《礼记·月令》先曰：“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435页。又曰：“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更反复强调，“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489页。与墨家之节用务实精神甚为吻合。“工师”虽于《周礼》中未见，然《左传》中的“工师驷赤”当深为留意。这位“工师驷赤”虽仅于史籍中一现，却是郈邑战役的主角，不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者，还懂得赋《诗》对答。而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不仅屡屡称引《诗经》，亦是多次攻守战役的灵魂人物。冷兵器时代，军事工程技术于战争胜负关系重大，从事如此要职者自是战事之关键人物。驷赤、墨子无疑系其佼佼者，不仅攻守之“技”娴熟，而且有着“道”的关怀。《论语·为政》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由“器”而“道”的驷赤、墨子之流自不同于一般层面上的“某工”，而是有着传道品格的“师者”。《荀子·王制》称：“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权衡辨识之职能的特别提出，正折射出“工师”所专有的衡量能力与评定权力。《史记·五帝本纪》载：“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8页。可见，工师论定品鉴之事，古已有之。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工师，若今大匠卿也。”*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9页。大匠卿，为梁隋官职名，掌土木之工，改之汉时“大匠”，秦有“少府”，春秋时则为工正、工尹、工师，掌管百工。能够品评他人，且为世所认可者，定为杰出之辈，即今之大师巨匠。孟子最是一针见血，一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803页。，再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944页。。以规矩绳墨为大匠标识，拟之墨子之言行信念，最为贴切。

“工师，工官之长也。”*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0页。虽系国家所设官职，却不仅是官方的地位认可，更包含着特殊的社会认同。以“工”而论，规矩绳墨最为重要，以“师”而论，技艺传授外，须有“道”之升华，二者兼之，方可为一流大匠，墨子适足当之。以官职论，墨子是宋之大夫；以技而论，墨子能以木为飞鸢；以职守而论，则有善守之誉；以道而论，则有兼爱尚同之说，授徒讲学，与儒并显。墨翟技巧过人，德行服众，有着特殊的个人魅力，是当时最杰出的工师。墨家弟子多为百工之属，服役从学，甘为赴火蹈刃，在内部以“钜(巨)子”作为首领之尊称，作为标识的则是不可或缺的规矩法度。墨家之“工师”，有如儒家之“师儒”，由来已久，流衍广远，直至今日，土家族对技艺娴熟的工匠首领仍尊为“掌墨师”，有着特殊的职权，地位崇高。礼失而求诸野，其间或有古之“工师”的印迹留存。

六、馀 论

墨之源流，近本于工，远溯于巫。“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第66页。儒以祀为职，墨以戎为业，论其渊源，皆本之古巫之道术，述往圣、救时弊，仁民爱物，故多有相通之处。“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章太炎：《诸子略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5页。墨家对于儒家的非议，集中于违背节俭之旨的丧葬之厚、礼乐之繁，并及知命、远鬼神的态度，指斥最激烈的对象则是“小人儒”，却又与儒家的君子追求不谋而合了。

儒、墨同源而近，并为显学。道、法异派，不辨细微，概而斥之。惟荀子为后起大儒，深为辨析，指斥最严，论述最详，剖析最切。其言“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19页。，诚为中的之论。墨家以戎为业，职守在工，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体现在思想中，便是对于具体差异的忽视，习惯以同一的模式、同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对象，如“兼爱”之说，推其本心，自在生民之关切，然忽视百姓伦常之别，不免受到“无君无父”之讥，在小群体或可奏效，却难以全面推行。墨家最讲究“法仪”，重视方法，其“三表法”的提出导自于“言必有仪”的判断，有着明显的工具理性与实用考虑。又如“尚同”之说，是其为政之本，强调下级的思想言论、认识行为、赏罚舆论均要绝对服从上级、服从规律，亦是典型的技术思维与军事色彩的体现，对于确实存在的具体差异缺乏尊重，“他的全般思想，都站在尚同说的观点上面，站在齐一主义的立场上面”*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儒家之胜，即在“和而不同”的提出，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70页。，儒、墨显扬一时，儒家历数世而独尊，墨家则没落无闻，其在此乎？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92页。是荀子对于墨学的又一剀切之论。墨家以实用为鹄的，“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16页。。墨家以戎为业，却在兼爱思路下专意非攻，深层的学理矛盾显然不能以实用与否的简单评判来作答，然而，实用理性下的功用追求，使得墨家在探求更为宏深的学理时大受影响。“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99页。墨家之衰，正在于功用追求下的道器分离，以道而论，墨家与儒家极为相近，却不及儒家的精细有别；以器而论，“墨家对自然界的兴趣与他们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实用目的结合得太紧密了”*[英] 李约瑟原著，[英] 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218页。。涉及军事之技艺，多秘而不宣，弟子屡屡诚心苦求，墨子方为传授，但一脉相传，流而不广，自墨子这样的集大成式人物之后，墨离为三，却未像儒家那样出现孟、荀那样的大成人物，后学离散，各守一隅，或并入儒家，或流为工匠。道离于器，师为之失，行之难远，不免衰歇，即在今日，亦当深思。

[责任编辑曹峰邹晓东]

郭万金，山西大学国学院教授；艾冬景，山西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