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困境·道德藩篱·现实拷问
——试论熊湘鄂中篇小说《接客》的人文情怀

程文敏

人情困境·道德藩篱·现实拷问
——试论熊湘鄂中篇小说《接客》的人文情怀

程文敏

《接客》是一个无比伤感的小说。在故事层面上，它不以传奇制胜，内核也毫不复杂，斯时斯地，几乎还在发生，我们对之熟视无睹，却又莫可奈何。通篇都是日常生活，全民深陷“接客”漩涡，不管是巫家兄弟、妯娌，还是婆孙，乃至官商、三教九流，每个人物都有难念的经，无不深受其扰，却又无不在制造困扰。“人情风”甚嚣尘上，就像天罗地网一样，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又是同谋者。中国人好面子，也不甘吃闷亏。不惟小说中的长陵县，换到哪里都积习难改，不信你明天就会收到请柬，或者接到请客电话，那份人情钱跑不脱。这便是了，“接客”成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谁都知道它是圈套，可谁又无法逾越这个障碍。

这篇小说取材鲜活接地气，笔法老辣冷静，语言俚俗生动，简洁利落，插诨打科，大小人物跃然纸上，烛照当今社会众生相，颇具讽刺力量和悲剧色彩。

一、打不破的人情困境

《接客》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情节也大致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结构，偶有交代性质的插叙和倒叙，间或有点睛式的闲笔。因此小说脉络清晰，有如九十年代的挂历美人，裸妆出镜，不事雕琢，真切可感，比之某些伪先锋小说，实属一股清流，涤荡奇技淫巧。小说文本不失真、不隐恶、不虚美，全面审视和把握当今现实，秉持理解、同情和贴近的姿态，充分揭示和表现“接客”中的矛盾和问题：重关系、讲人情，衍生出可怕的“互害社会”。

小说围绕巫家上下的人情关系，栩栩如生地描摹出社会转型期的浮世绘，个人的成长与发达，家庭与家族的发迹与兴旺，都要通过“接客”来疏通打点。接客还是吃酒？这是个问题。每个大小角色的三千烦恼，正是我们每天遭遇的现实。小说如同一面镜子，不管你身为人父、人子，还是身为人夫、人妻，抑或显达、贫贱，这幅浮世绘都能照见你流下屈辱泪水的双眸，击中你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的隐痛。

小说不仅以如椽之笔批判熟人社会，全方位无死角地表现“人情困境”，通过大量吃喝细节和家庭场景，写出社会成员个体的性格冲突和生存遭遇，也揭示了中国旧文化的糟粕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劣根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对各色人物保持一种平等、深切的人文关怀，官商无论大小，男女无分老少，居民无分城乡，无不在人情绑架中活得心力交瘁，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于是互相设防，相互算计，不惜火中取栗，赶在狠刹吃喝风禁令出台之前，巧立名目再干一票大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牺牲品，每个人都是刽子手，这种社会现状是何等悲催！

“人情困境”短期内肯定无解，也许千百年也打不破，这才是无比吊诡和悲哀之处，也正是我们国情的阿喀琉斯之踵。什么时候人们不再重面子、讲关系，而是讲法律、重制度，什么时候才真正迈入现代化的法治社会。

二、越不过的道德藩篱

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察皆学问。小说文本充斥着连绵不绝的吃请细节，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拍案叫绝。红白喜事、参军、寿辰、乔迁要接客，提前一年办升学宴，驾校毕业，母猪下崽、盖个鸡窝也接客。每个人都有一本人情簿，挖空心思找理由接客，以便回收礼金扳回一城。大鼻子对失势后的“马翻帽”发火，要算清楚十年来的十四次人情账，这都还是预热。轮到县政协副主席巫前贵出高招，呈现出狂欢化的叙事特征，这边厢给亲生母亲雀儿姐断掉进口药，并处心积虑借侄儿巫小盘之手置母亲于死地，那边厢将孤寡老人六指周裁缝认作养母，不仅作为政治资源借机上位，还能一鱼两吃为养母做八十大寿，将其转化为人脉红利。

熊湘鄂对现世生活的把握，对人情关系的拿捏，这种熟稔程度令人击节，绝不是坐在书斋中就能获得的。更多时候，生活本身比小说更复杂，也更真实。这点不可不察。如果每个字眼能俗到与生活等量齐观的高度，那么字里行间也就雅到骨髓里了。《接客》通篇全无荒唐言，仍是一把辛酸泪。通过对俗世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叙述语言的机智表达，有力鞭挞了人性沉沦和道德失范，同时体现了理性的高扬和悲悯的人道情怀。

老子说“天下无道”，就是社会失去秩序和规范。长陵县说穿了，就是传统中国的缩影，这里法理不彰、规则不显，道德不过是私欲的遮羞布，人们都变着花样“接客”，着了魔似的玩着互掐游戏，不是在接客吃酒，就是赶往吃请的路上，形成一种群体狂欢的漩涡黑洞。

“接客”生生成了原罪，划分出无可弥合的亲情鸿沟，勾勒出不可捉摸的友情藩篱，刻画出无可摆脱的伦理桎梏，所幸还有一缕乌云的金边，都在这个文学场域中萌芽、发酵，以至裂变，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喟叹和遐思。

三、解不开的现实拷问

《接客》切中时弊，直面当下现实，用犀利的笔锋挑破脓包，提出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对当今社会直截了当地进行拷问和思辨。这是一名作家应有的社会担当，恐怕也是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阎连科在海外演讲说过，“一个作家的心灵不仅可以去温暖阳光照到的人的冷凉，更应该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寒冷。”

许多作家更愿意沉浸在虚构的历史想象中，缺乏对社会现实和自我灵魂的审视与拷问。熊湘鄂则敏锐地嗅到，身边日常即是富矿，深入开掘现世矿床，努力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体味生而为人的痛苦，洞察人们不可言说的隐疾。“接客莫问事由”，钱到人情到，谁都躲不过吃请怪圈。副局长巫前程卷入人情陷阱无法自拔，一点死工资过日子打不开门，搞检疫的杀猪佬提前一年请升学宴化整为零连请三周，化外之人刘道长接连一周吃酒席没空回道观换掉雨靴。接客之怪现状，让人过目难忘。他将中国人利己性的行为处事法则撕开口子，把那种病毒式传染的接客之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客》不啻于天问，以其深沉的文学情思，强烈的批判精神，拷问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自鲁迅先生以降，对人生的拷问、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的关注，干预生活、干预灵魂成了文学传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呼吁全社会革故鼎新，而且身体力行。尽管文学无可挽回地走向边缘，一部作品可能社会作用甚微，但作家仍然要苦心孤诣，虽九死而无悔。况且，小说文本一旦发表，不能只看作品在一时一地，在个别人中发生的影响，潜在的读者必定是整个社会群体，甚至也为未来公民提供审美价值。

必须指出一点，许多作品虽取得干预生活的效果，却流于时代赞歌，或者附庸当局意志，而《接客》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并没有牺牲文本艺术特色，而是在灰暗世界中谱写一曲生命悲歌。在一个并不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中，当然要以崇高的立场写就故事，即便读者猜出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依然还能饶有兴致地读下去，这不仅要靠叙述语言的奇诡魅力，更要把有价值衡量的现实生活包括进去。小说以巫家兄弟轮流诊治母亲雀儿姐的肺病为线索，串出一大家子的喜怒哀乐，旁及家族宗亲和社会各层面，每个人物深陷人情陷阱之中，越是挣扎得厉害，越是被彻底反噬。这一出悲喜剧最后发出命运的砰然绝响，雀儿姐被犯了毒瘾的不孝孙子巫小盘刺激，方知一直靠吃昂贵药物维持生命，便再也不想拖累儿女，竟以自杀的方式让巫家兄弟有了堂皇理由接客。小说经过猪肚般的蓄积，结尾如豹尾一鞭，狠狠地抽打这个病态社会。

有些文学性的根本问题，原本就无法用故事来解答。如果硬是要追问，答案在风中飘荡。希望世人拒绝无谓的接客与吃请，能以节制理性的态度重构社会秩序，不要再对他人的不幸视为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要生活在互戕的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