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与《汉书》看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

韩 雪

从《史记》与《汉书》看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

韩 雪

作为史学典籍，《史记》与《汉书》同为二十四史之一，并且两部作品也同时处在前四史之列，对史学发展起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两部作品内容与体例、编纂方法略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两部作品的作者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思想有着很深刻的差异。因此，从两部史书具体内容来看可以使我们更容易比较两位史学大家的思想不同之处。

《史记》 《汉书》 司马迁 班固 史学思想

中国自古历史悠久，尤其体现在史籍方面更加浩如烟海，其中正史、野史互为补充，内容详实丰富；各种编纂史书的体例交相辉映、丰富多彩。但在如此众多的史籍中，最为著称的则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也是一部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史学丛书。因被历朝历代视为正统，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纪传体体例编写。其内容涵盖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提供史料价值，而且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二十四史中首推的则是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在这其中因《史记》《汉书》成书时间最早，行文简洁流畅，为后世开创编纂体例等一系列创举而地位最高。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共130篇，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此外，《史记》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编年体从而开创纪传体史书，从此以后，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此外，《史记》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共一百篇，共八十万字。从文学上看《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与《史记》的平畅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编纂体例来看，《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 “史之良，首推迁、固”。由此可见，《汉书》在史学史方面与《史记》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尽管两书在史料价值、功能、内容、编纂体例等各方面对我国史学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但两书也有各自的特点，并且在这些不同特点身后更体现出两位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差异。

首先，“天命观”思想的差异。《史记》留露出司马迁传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如反对鬼神论、怀疑天命论等，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司马迁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其在《史记》项羽本纪就针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提出“岂不谬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则是在《汉书》中体现的班固天命思想。《汉书》成书于东汉，当时谶纬之学流行，班固在《汉书》中宣扬五行相生相克说，《五行志》占大量篇幅，其内容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天命”思想、封建迷信色彩尤其浓厚，班固本人也具有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

其次，“正统观”思想的差异。班固的《汉书》确立了史书的正统观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皇朝史，其中重要体现就是仇视农民起义，把农民起义诬蔑为“盗贼”，反对农民起义。而与此相对比司马迁的《史记》则截然相反，最突出表现就是《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司马迁把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竟然安排在与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共为一类，可体现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并未有太多束缚，并对农民起义做出很高的历史评价。司马迁还称赞陈胜“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卒亡秦，由涉首事也。”给予这位农民领袖高度评价。虽然两位史学家所处环境有所不能，不能苛刻要求，不过至少在现在看来司马迁是一种积极进步的历史观。

第三，《史记》和《汉书》在体例以及篇章结构安排也略有不同之处。《史记》结构安排巧妙、别开生面；《汉书》则注重缜密严谨、有条不紊。这仍然体现出两位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不同之处，司马迁撰写《史记》语言错综成文，使读者娓娓道来，尽管班固的《汉书》也体现着前后呼应，但相比之下却没有司马迁的流畅与洒脱，思想并未摆脱束缚。

此外，《史记》与《汉书》中体现出的经济思想、对帝王将相的评价以及写作技巧、特色和对具体任务的塑造、评价等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司马迁与班固思想的不同之处。

司马迁与班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两人的思想意识确实有不同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两人所处政治、社会环境不同，更重要的还是两本书时代赋予的任务有很大不同，《史记》最重要成为一家之言；而《汉书》更多的为当时政治服务，维护大汉王朝正在走向衰微的统治秩序。时代赋予了两位史学家不同的时代要求，尽管在今天看来班固的史学思想与司马迁相比略逊一些，不过在当时情况下是符合其历史发展方向的，我们更不应该以今日的思想作为衡量古人思想的尺度。

[1]孙祖眉．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J]．社科纵横,1996(4)．

[2]钟育强．浅谈班固的史学思想史学地位和影响[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0(1)．

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