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突围

沈郑霞 毛海莹

摘 要：《上海王》的主人公筱月桂摆脱了传统的父母之门与丈夫之门，以否定女性命定式的两大规范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堡，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昂扬。但文本“失婚”“雄化”“暗合男权主义”的内蕴又使“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驱逐大打折扣，作者对性别的突围尚在中途。

关键词：上海王 女性自我意识 性别突围

一、挣脱昨日的梦魇

自历史有载以来，两性有别之际，每一个新生的女性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一个规定的角色——父亲的女儿。父系统治以家庭的名义、氏族家天下的方式下了一道传统禁令：“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五千年的社会文化禁锢、湮没了绝大部分女性，只把小部分破除清规戒律的奇女子推上历史舞台，《上海王》中的筱月桂以其一开始就斩断后路的方式宣告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筱月桂七岁时父母双亡，被寄养在舅舅家，父亲身份的缺失使筱月桂就此摆脱了“父亲的女儿”这一角色，也永久地摆脱了以血缘关系为枷锁的“父之法”的统治。作者通过对女性生命常在因素的否定，也一并否定了命定式的女性规范，她们以身在红尘的孤自闯荡回应了女性注定要做出的承诺。然而，镣铐的解除并不意味着获得自由，女性解放的路途不仅要经过心理危机的考验，更以生存危机——经济基础的自得为最大障碍。“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当年在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狂潮中，子君发出了源于女性心灵深处的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五四”式的“娜拉”挣脱了父系统治的家庭为自己谋得一时的自由，却经不住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败下阵来。打破以家庭为代表的父系秩序必然要走一段很长、很远的路程，混合了女人的血泪与呻吟。然而，“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构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存在”。以筱月桂为代表的时代女性自组戏班，开办银行，发展实业，风云乱世里的小女子一步步攀登而上，凭借一己之力成为十里洋场的幕后之王。“父亲的女儿”自食其力，并强大到威胁父的统治，筱月桂由此颠覆了封建家长、皇权、礼教等父权的权威和法令。

不仅父亲的身影已然不再，子辈形象也岌岌可危，伴随筱月桂人生旅途的三个男性情人也先后死亡。她的第一位爱人——洪帮老大常力雄死于黑帮火拼，第二位黄佩玉则死于筱月桂亲手设计的陷阱。她的真心爱人——余其扬，还活在世上，却在精神上覆灭了。筱月桂拒绝了曾经求之不得的婚约，以追求事业，当中国第一个女投资家的名义——“就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不能结婚”。她在心里已经为爱人举行了葬礼，在这情感的断桥上，死亡成了一种最为相宜的“收束”。在此背景下，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弑父/夫精神更加浓重。筱月桂的精神世界被迫达到了一种“理想国”的状态，一个剔除了男人与对男人的欲望（性威胁与性焦虑）的女儿国，那便是筱月桂的独立生活。

二、脱离今日角色之囚禁

在昨日的“女儿们的世界”开启征途后，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第二重角色——妻子——也顺时拉开了帷幕。对20世纪初的大多数女性而言，父母之家背后的另一重门便是丈夫之家。历史准许“父亲的女儿”逃脱第一道铁槛，却在不远处设下了陷阱——婚姻。一旦自由的女性选择迈入婚姻的大门，她们得到的就是“善持家政，和好夫婿”的名声。“婚姻仍是封建编码中女人之‘归，是女人——叛逆的女儿的历史性结束，是女人历史性生存的死亡。”筱月桂以一个反叛女性的形象，再次宣告了传统禁令的失效，她的三段感情都没有婚姻的保障。她另辟蹊径地在女性生活的两扇门——父母之门和丈夫之门的罅隙间，构筑出了属于自己的城堡。

女人天生是“都市的宠儿”，“她们身上才具有都市赋予的魔力”。所以筱月桂们一旦站稳脚跟，就比任何人更能游刃有余地穿行奔波于各个场所，她们对生存、生活的欲望大于常人。如筱月桂这种从生活底层挣扎出来的女性，但凡达到一定的巅峰则更容易从高处摔落，背后的无依无靠注定了她只能往上爬。与其强烈的生存欲望相并行的是昂扬的生理欲望。作者毫不讳言地展现了压抑状态下筱月桂的女性欲望，打破了女性压抑情欲的言说禁忌。对此，虹影曾这样解释：“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但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由此，女性作为性爱经验的主体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并动摇了婚姻对于性爱行为的全然主宰力，这也是女性自我对于新大陆的发现。

让人困惑的是，虹影在为时代自由女性打开多扇大门后，又频频陷于“失婚”的遗憾悔恨中，她的心空空旷旷，再没有火焰腾起，更没有归宿。“从社会心理学来说，当一个女子仍把自己視为天生的弱者，她就必然会产生寻求保护的心理，而这种保护正是父系文化在婚姻中掘下的陷阱。父系文化造成了一种循环论证结果：女性天生需要保护，而这种保护只能通过婚姻来实现。这就决定了婚姻的依附性。”从根本上说，筱月桂被迫放弃了婚姻的枷锁，女人在心理意识上对男性的依附还远未消除。集体精神的无声压迫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积淀，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暗示力，经由无意识，作用于那些柔弱的心灵，使它们随波逐流。筱月桂携带了近半个世纪的“出嫁意识”根本上是为了得到一个肯定，寻求一个特定身份的男性角色，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父之法”的化身来肯定自己作为女性身份的价值。这种角色的脱离因其被迫承受而大打折扣，铁槛的投影和加身的镣铐折射出一种本质上仍是男权的语言秩序的挤压。

三、失落的驱逐之途

“现在这整个上海都认识她，把她当作神话里的人物，有钱有势，才貌双全。”筱月桂获得了身陷悲剧泥淖的女性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独立，成为君临十里洋场的幕后“上海王”，一个掌控一切的“女枭雄”形象由此浮出历史地表。然而，这难得的反抗传统性别角色的良机，却以佩戴“他性”面具来获得一种进入“秩序”的资格，有限的历史——社会——文化世界留给女性的仍然是一片狭小的天地。

“枭雄”这个词，在很长时间里，是男性专用的。当“枭雄”的桂冠佩戴到女性身上时，这类非雄性的女人们只能按照男性审美意识和男性形象标准进行自我塑造，衡量和支配女性反抗热情恰是所谓的“无性别”（或以男性为统一标准）的文化心理。筱月桂周旋于社会各股势力，她的勇气、见识、眼光和社交手腕已让一帮黑帮兄弟臣服，在全上海滩，只有筱月桂才能把洪门里的各种纠纷争斗摆平。在谋杀黄佩玉为常力雄复仇的计划中，筱月桂的“雄化”意识达到了顶峰：这场不为人知的谋杀计划是她为自我举行的“雄化”仪式，此后，“女枭雄”或“新女性”似乎与“非女性”和“男性化”画上了等号。

一路走来，筱月桂都在模仿男性行为，追随他们的事业，她以走入男性世界来获得一个“被阉割”的男性身份。这或许并非虹影在创作时顺理成章的思路，在小说一开头，筱月桂就以别异的女性特征为其日后的“雄化”埋下了伏笔：她的眼太大，嘴太宽，腿太长，人太高，最最不像话的是一双大脚。筱月桂的外貌早已和传统公认的美人不一样，而“雄化”的特征破坏了“女枭雄”形象中“女人”的一面，以致筱月桂的女性特征也显得不伦不类。她一直行进在“模仿男人”“像男人”“追赶男人”的途中，以不甘居于人后的、女性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式背叛“女性之躯”。女性通过忘却、抹杀性别走上与男性的角斗场，反抗的旅程同时也是迷失自我性别的过程，这也是历史向女人这一性别索取的代价。这样，筱月桂在父母之门和丈夫之门的罅隙间构筑而成的城堡仍置于男性话语建构的社会之中，女人们通过肯定“男性价值系统”来摆脱“男性中心社会”自然是一个悖论。

筱月桂为实现自我价值，将代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驱逐的行为已然失效，事实真如虹影所谓的“我生下来就和女权主义不谋而合”吗？恐怕未必。“生活中的女人已经走了出来，已经远远走在文字之前，我们的文字和对文字的解读也许还滞留在旧的时代。”《上海王》中的筱月桂还只是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半新半旧”的女性形象，她的未来会通往哪里，我们无法得知，但昂起头和命定的秩序一争高下，未尝不是一件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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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沈郑霞，宁波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毛海莹，文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民俗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