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马丘比丘

唐克扬

宾汉姆为始作俑者的这种印加神话，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大众对于南美洲文明的通俗印象——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发现”。

时间的疑惑

1909年开始，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出生在夏威夷的帅小伙希拉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前往南美洲的秘鲁访古，他探索的是古都库斯科西北那片考古学家不大熟悉的地区。

说宾汉姆是个正儿八经的考古学者可能抬举了他，事实上，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宾汉姆只在考古系短暂地当过几年青年教师。即使在他那时代人心目中，他在考古方面有多专业也颇富争议。不过，就算是个业余探险者，他的运气实在也太好了，他这一去就撞上了一个惊人的“未知”世界，赞助他1911年第二次远征的《国家地理杂志》自诩，那是“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南美洲还是整个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者属于美洲人自己，在欧洲人阿摩森和司各特远抵南北极的时代，美国终于也有了自己伟大的探险家。

宾汉姆此行“无意中”撞见了马丘比丘（Machu Picchu）。这确实是个不一样的文明遗址。《辛普森一家》里面，小男孩巴特为了报复监视他的父母，便让衔着GPS芯片的小鸟一拍翅膀飞去了马丘比丘，好让他们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世界遗产地，好像天然是“想象力之外的东西”。它的“神秘”不是没有原因，首先是不寻常的时间：塔华帝苏尤帝国（Tahuantinsuyo Empire）是印加文明的高潮，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事物都和它有关系，马铃薯、玉米、奎宁、可卡因……但不费什么力气就摧毁了它的欧洲征服者看轻它的成就，因为这个绵延长久的文明居然没有书面文字（对比一下埃及的不同情形）。

在催迫的“发展”面前，缓慢而不易分层的印第安历史就更容易被视而不见了。

看不懂的历史也有好处，就是它可以随意打扮，成就了另一种精彩，是有关一种特殊的空间的，那是19世纪下半叶逐渐兴起的“南美热”的物理载体。尤其对某种“高级旅游者”而言，在愈来愈明白的地球上，南美成了庇护想象力的最后家园。因为它不属于地理大发现里已标出的任一个地名，这依然是片“失去的世界”——这是那时候的小说家柯南道尔，也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的作者著名畅销书的题目。在“失去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塞进去，不仅是被夸张的土著人的文明，白垩纪就灭绝了的恐龙也在南美不可思议地复活，今天大热的“侏罗纪公园”的最早“选景点”就是这片土地。

的确，看不懂的马丘比丘像是埋藏在文明社会的阴影里，是个小世界。一个人从现代城市去到那里，一路要预备各种衣服，准备经历极其多样的地理环境：“羡慕美洲自然，戏剧性的反差和壮丽的人应该走这条路……一位旅行者一会以为他在北极，一会又走进热带，咖啡、香蕉、糖厂……”换句话说，马丘比丘不仅是一块土地，它又象征着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吉普林（Rudyard Kipling）吟道：

在那后面躲藏着什么东西，

走吧，去发现它。

去看看群山之外的东西

——群山后面那些失落的东西。

失落了，等着你来发现。

去吧！

今天还有很多人感念这种精彩。为此，很多人都曾重访了宾汉姆发现马丘比丘走过的旅程，俗名“印加之路”（Inca Trail）。当然，指望再有他类似的收获已经不可能了，但百年前后的“印加之路”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挑夫帮他们挑着担子，探险者只需要忍受中低度的身体折磨，一路享受着期冀未知的兴奋。说实话，若不是没有足够的度假时间，我都很想来一次这种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徒步旅行呢！据说一票难求，需要提前半年预订。你一方面高原反应步履蹒跚生不如死，又能在需要放松的时候，得益于当地非常专业的旅行公司，恰到好处地坐下来，吃一顿由挑夫打理的热饭。当你回过神来，像宾汉姆一样看看快速旅行不可能欣赏的沿途景色，你的心中一定也会像他那样，憧憬着未来会出现的神秘文明的遗迹。

“发现”马丘比丘的路途，因此也是检视印加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为何如此遥远，又为何如此神秘莫测？问题还在于，马丘比丘是否真的是宾汉姆首先“发现”的？

在此之前，外来者或本地的考古学家并非完全漏掉了这个群山之中的城市。早在1880年，查尔斯·魏乐（Charles Wiener）由20 份地图、30封信组成的丰实的旅行记录中，已经谈到四年前他去过这一地区的马丘比丘。更重要的是，1910年，阿尔贝托·吉塞克（Alberto Giesecke）当上了库斯科大学考古項目的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推进着本地学术的进程。1911年，一个庄园的拥有者告诉吉塞克博士，康文西翁（Convencion）山谷中有很多未经清理的遗址，后来我们知道，这其中就已经包括了马丘比丘——这些前辈是否与宾汉姆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而导致后者出发时就已经“知道”了马丘比丘，在他号称第一个“发现”它之前？

研究者尖锐地指出，“1902年7月14号，这才是真正发现马丘比丘的时间”。因为就在这个时间，一个默默无闻的本地人奥古斯丁（Agustín Lizárraga）和他的表亲事实上已去过马丘比丘了，他们同样是一个农业庄园的管理员，一伙人里还有农业工人。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发现更多的可耕地，但就像今天的旅游者一样，为了表明他来过这儿，在三窗之庙（Temple of the Three Windows），奥古斯丁刻下了一行字“Agustín Lizárraga，July 14th 1902”。无独有偶，宾汉姆在他的日志里也写了这么几行字，像是不打自招：“奥古斯丁是马丘比丘真正的发现者，他住在圣米格尔桥（San Miguel Bridge）……”宾汉姆后来讳莫如深的是，就在自己“发现”马丘比丘的旅程中，他曾经向熟识的秘鲁人打听了奥古斯丁这个人，甚至还找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弟见了一面。宾汉姆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承认，在遗址附近居住的印第安农夫已经清理了一部分废墟，他们对于马丘比丘的意义显然已不只是“到此一游”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历史只能从宾汉姆算起。他的第二次秘鲁之行显然是精心策划胸有成竹的，1911年7月，由阿提加（Melchor Arteaga）带领，宾汉姆穿过维卡巴马山谷（Vilcabamba Valley），从圣米盖尔（San Miguel）走到了马丘比丘。手持一把利斧，他得以“第一次”劈开荆棘树丛，“发现”了惊人的遗址，写出很多天真烂漫的故事，和吉普林的诗句遥遥呼应。他说：“在秘鲁，未知的和未经考察的那一部分最吸引我，白雪覆盖的巅峰。它们吸引我去发现下面隐藏的东西……”

宾汉姆后来辩称说，他只是在发现了废墟后才开始意识到前人的记载，以他大大咧咧的性格，这倒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个学者们，不会不提醒他这一点的。倒是賓汉姆为始作俑者的这种印加神话，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大众对于南美洲文明的通俗印象——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发现”。

异文明的错解

其实这座印加人的城市的历史并不算十分悠久。深入而客观的研究显示，只是在印加帝国最后的余晖中，包括乔昆丘拉（Choquequirao）在内的诸王，才建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丘比丘，那大约是15世纪至17世纪，仅仅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它的最后废弃，是迟至欧洲殖民者已经占据美洲的年代，带着对于“野蛮人”的说不出的轻蔑，后者或许已察觉到山谷中这些城市的存在，但是并没有多么在意。更重要的事发生在20世纪，经过宾汉姆以来的多次现代发掘和清理，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已经有了新的层次，初次的观察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准确判断遗址的“年纪”：多年的清理，已经带走了废墟上的荒草和野生动物，代之以平整开阔的草坪和憨态可掬的羊驼，就连散落的石块也不多见了，这对旅游者和他们的照相机而言是个方便；但如此一来，这种有秩序的“干净”就取消了考古现场的原初状态，使它愈发显得神秘莫测，在如画的群山之间，这曾满载文明意义的宫殿，渐渐变得空空荡荡。

怎么理解这种“满满的空荡”？和同时期的欧洲建筑比较起来，印加人加工石块的技术并不逊色。库斯科古城里密丝合缝的十二边形印加石（Piedra de los 12 Angulos）就是著名的例证。然而，假如把旧大陆的建筑学成就拿来比较，马丘比丘的建筑形式看起来并不比1000多年前庞贝的遗址更加高明，就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以来发展出的恢宏的教堂和府邸了。多少有些枯燥，这些石头遗址大多只剩下四边的墙壁，墙壁两侧顶多是有无“壁龛”的差别，旅游者可能分辨不大出房间的“内”“外”，想象不出他们最早顶着草秸顶的风貌，加上那些之后，印第安人的失落之城看上去就更是一副“原始”的模样。

人们对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往往会产生雷同的印象。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外国的人经常分不清外国人其实各自差别很大的长相。阐释异文明也是一个道理：用欧洲人熟悉的那套剧本去演绎印加人的历史，将会有如此之大的误差，以至于马丘比丘的“发现者”会迷惑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这个地方到底是印加人城市的起源还是它垂死前的范本？是古老帝国的“最初之地”还是“终结处”？耶鲁生宾汉姆，他不仅仅是被好奇心驱动的探险者，由于他蓄意“发现”戏剧性的古代文明，他也成了一个凭着印象工作的“考古学家”。由于这种轻率，最近出版的畅销小说常把宾汉姆丑化成一个毫无专业常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投机分子，是“帐篷探险队员”。

人种学的研究显示这座城市的居民只是“暂住”，现在，大多数学者同意，马丘比丘既不是印加人建造的第一座城市，也不像宾汉姆一度猜测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欧洲殖民者的压力才在群山之中建造的。“最终的印加”其实另有其地，它在宾汉姆也曾涉足的“鬼原”（Plain of Ghosts，印第安人称之为Vilcabamba）。它是一个绝好的关于异文明错解的例子，有关不同建筑学角度的“发现”。印加人最后的领导者马可印加（Manco Inca）受到西班牙人的打击从欧雁台（Ollantaytambo）一路溃退到这里。“印加人搜罗起皇族贵胄中仅存的血息，有男有女，撤退到安第斯的原始森林中……流亡者孤独地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想象一个被废黜又断了后的王子是如何这样生活的，直到有一天一个西班牙人将他残杀，他还曾经庇佑过这个被敌人追杀的人……”在宾汉姆认为是“鬼原”的地方，他意识不到这个印加人最后的城市的存在，因为在林莽中大多人类活动的痕迹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有有形的实体最为触目，毕竟，他永远发现不了他认为只是一片“空白”的东西。

这种“空白”也可以拿来和他身后清理出的马丘比丘进行比较。今天的旅游者大多不能进入遗址中心区的那片空场，而只能绕行于它的几个不同“城区”中：太阳神庙、祭祀区、贵族区、平民区等等。参观路线是精心组织的，集中于显见的和具有提示作用的“景点”，比如“监狱区”看上去宛如雄鹰展翅的祭坛石、三窗之庙……诸如此类。但最让他们困惑的可能还是那些“空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从附近的制高点人们或许会想得更远一点，整个城市的规划平面像是一只美洲豹：景点是“图”，“空白”是“底”，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就像形式和它容纳的生活的关系一样——但是印加人没有文字的历史，一切缺乏有形的和确凿的证据，即使是1902年，为寻找农业耕地的本地人来到这儿时，他们对这种遥远的图景也已陌生了。

宾汉姆遭遇印加废墟的时代也是摄影术征服全球的高峰，就在1912年再次组织南美探险的前夕，他富有远见地要求，随行的所有人都要做详细的摄影数据记录。与此同时，宾汉姆还狮子大开口，向伊斯曼·柯达公司索要3500张底片在内的耗材，至少3架和他手里4A相机一样好的机器，加上10副木制三脚架、五套野外冲洗设备，特别的，他还提出一套当时非常先进的4号全景相机……这些设备充实了他庞大探险队的行囊。讽刺的是宾汉姆本人的摄影水平却很一般——但是不要紧，这里有精于此道的《国家地理杂志》，他们不仅慷慨地资助宾汉姆重返马丘比丘，还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摄影建议，比如杂志当时的负责人吉尔伯特·格罗斯文纳（Gilbert B. Grosvenor）就提议，宾汉姆的人应该对他们的照片做精确的色标标记，以便回来准确着色。探险队员们照做了，于是很早就有了彩色的马丘比丘。

不管是否是宾汉姆发现了马丘比丘，它的确预示着一种消费主义的、“探险图片”式的好奇心的兴起。大多人甚至不需再走“印加之路”。在今天，平均一日1000多、一年多达50万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到达数百年前的桃源世界，满腹不解却又兴高采烈地回去，带着他们在废墟前各自欢呼的相片——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发现”古老的印加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