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书写与民族意识

2017-12-09 16:05何炎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7年11期
关键词:民族意识

何炎

摘要:在东北沦陷时期文坛上,疑迟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底层社会的流民图,一方面表现出人物的浓郁乡愁和苦闷心境,另一方面展示了东北民众强悍的生命力、坚韧的抗争精神,以及血脉中奔涌着的侠义精神和复仇力量,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意识与情感。

关键词:疑迟;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乡土文学;民族意识

疑迟,“艺文志派”代表作家之一,在东北沦陷时期文坛上,以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而闻名。1936年,疑迟开始文学创作,至1944年,在《大同报》《明明》《麒麟》《艺文志》等刊物发表小说作品,并结集为三部短篇小说集。《花月集》作为“城岛文库2”由月刊满洲社于1938年出版,内收小说《北荒》《山丁花》《月亮虽然落了》《拓荒者》《梨花落》《雁南飞》《江风》《西城柳》《失了热的光》《夜车》10篇。《风雪集》作为“艺文志丛书”2辑由益智书店于1941年出版,内收小说《黄昏后》《雨夜纪事》《天涯路》《乡景》《乡仇》《圣诞风景》《丰收之夜》《回归线》《浪淘沙》《塞上行》《门铃》11篇。《天云集》作为“骆驼文学丛书”由艺文书房于1942年出版,内收《凤鸣山的深秋》《八月的浮云》《不归鸟》《酒家与乡愁》《雪岭之祭》8篇。除此之外,疑迟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同心结》《松花江畔》等,并于1940年主编《麒麟》和《电影画报》杂志。

一、荒原流民图:疑迟的乡土情结

《山丁花》是疑迟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发表后曾在当时文坛引起一场关于“乡土文艺”的论争。疑迟在《我怎样写的<山丁花>》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的创作缘起:

还是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车务专科学校后,被派到东部线乌吉密河站去练习。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几个穿着破棉裤破棉袄背着行李卷的,在三等候车室里徘徊着,跟站役打听着到苇沙河的票价。

等站役告诉他们到苇沙河的三等票,一张要两元六的话的夹当,几个难苦的脸上,马上就都现出来惊讶和失望的神情,三分钟后,他们陆续地走出了这三头候车室。

此后我屡次看见些和他们类似的行旅们,穿的是一样的破,背上也都背着行李和斧子,我不禁问着站役。

“干么的?”

“山里打木头的。”

“坐车钱不够,是不是?”

“哼,可不。”

隔着那层卖票的玻璃窗户,我默默地听着他们稀奇的谈话,都是打山里往家走的,失望的眼睛,疲倦的态度,我感到他们行路的苦闷。

他们都是些打了大半年的木头,没剩多少钱,或是有着一行手艺而没场施展,看历年的辛苦,结果都是白干,没可奈何中,再回到他们灰色的故乡去。

那时候,因为职业的限制,以及失败归来的打击并没想拿笔写成小说,我只不过把这同情的感觉,片段地写在日记里。

今年春天四月间,闹着嗓子,静养在西四道街的一间小楼上,病中无聊,翻弄着三年前的日记,几个赵永顺,张德禄型的影子,重新地又呈现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数十年如一日的东山里,最近的情况许能好些?不过徘徊在候车室的张德禄型的朋友,怕还是有的是吧,我感到有写出来的必要,我勉强地爬了起来。

疑迟将自己的见闻与感触写进小说,描写了张德禄、赵永顺等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满怀着美好的希望进入寒冷的东山原始森林做了伐木工人,却依旧难逃被剥削和被欺压的命运。赵总管与刘把头一面用残忍的手段监督工人做工,一面设局推牌九,将工人的血汗钱赢走。等到结算工钱时,张德禄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起,空着双手步行回家。小说的取材与作家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1932年,疑迟毕业于中东铁路车务处专科传习所,在中东铁路沿线小站供职多年,不仅经常阅读中外,尤其是苏俄文学作品,而且接触了大量的伐木工、扳道夫等底层民众。这样的生活经历让疑迟以理智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勾画出时代风云下的人物形象。

《山丁花》为疑迟的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他相继创作出许多“乡土文学”作品,塑造了张德禄、赵永顺型的系列人物,着力表现城乡劳苦民众的苦难。小说《北荒》中,进城求生的农民胥昌做了背砖小工,苛刻的监工员要求工人最后一次多背五块砖,导致胥昌从距地三丈多高的跳板上跌落下来,抬回家就死了。老胥的媳妇痛苦万分,却只收到二元七角的廉价抚恤金。面对难以为继的生活、房东的逼迫以及葛老三的夜夜骚扰,老胥媳妇只得带着儿子逃往娘家北荒。在北荒,她尝尽人世间种种的酸辛:娘家迹影皆无,只得以乞讨为生,在金矿把头和工人们的怜恤下,住在小破屋中,“仗着两只手不消停地替簸区的工人们缝着冬衣,浆洗被褥,勉强地度着穷苦的日子”。儿子生病,她冒着炮火进城找大夫,却眼看着自家房屋毁于炮火中,她唯一的希望——儿子也夭折于此。她“想哭,没泪;想喊,喊不出来”,“呆呆地望着眼前漫漫的一片北荒”。疑迟的小说描绘了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真实社会图景,深刻展示了在日伪当局的残酷压迫和疯狂掠夺下底层群众的苦难生活。小松称赞疑迟的创作:“一枝笔,刺穿了社会,流露出来的不是琼浆而是苦水……以強有力的笔调,粗犷的线条,简单的轮廓,构成了一幅荒原的流民图。又以冰冷和热力,点染了一幅垦林群像。”

在疑迟描绘的“流民图”中,倾注了作者对下层苦难民众深深的同情。《雁南飞》中俄国农民生活艰辛,牛奶不能私卖,赖以生存的两头奶牛被日本人强行征收,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慨叹“怎么也逃不脱命运的支配”。《江风》中打鱼为生的刘福因为鱼价下跌,不得不借债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债务让他无力还清,无奈之下将妻子“拉帮套”以抵债。日本人的火轮船击翻了打鱼的渔船,妻子丧生于江中,也打翻了刘福过去一切的希望。《丰收之夜》描写齐三爷在“好年景”“给老祖宗、老仙条杀喜猪”,邀请村长、甲长、乡绅地主等人参加。但这喜宴却充满着悲凉的氛围,黄家老二前来讨要哥哥的工钱,喜猪是老彭家抵债赶来的。疑迟以作品控诉了民众所承受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压迫以及在黑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正如疑迟在《花月集》前言“关于我的创作”中所表述的: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怎样被无聊的妄想缠住了自己的灵魂,又怎样吞吃着麻醉的药品来驱除荒原般的寂寞……同时我的听觉里,充满着那些被寒冷逼迫的哀号和哭叫。再加上自己心里的疑惑与服药的痛苦,情绪便几乎整个地陷进没顶的深渊里……然而谁又甘心永远这样地活下去呢!endprint

二、乡邦之思与精神迷茫:疑迟的乡土反思

疑迟的小说往往将人间的苦难与塞外的荒凉空旷结合在一起,在凝重沉郁的背景下表现人物内心的苦闷以及深深的思乡之情。《长烟》中的马金升因惹祸离开了家,十多年始终在故乡烟筒山附近过着流浪的生活,“当过打头的,抗过年作,掌过鞭儿,运过榛子和黄烟”。作者描写他的思乡之情:“马莲开花的时候,也曾想起过妻的脸;七八月间这地场蓼花穗子红得像块火,也曾思念过家园的篱栅,但是总寻思在外头混得再好点,打下点江山才好回家园。”当终于踏上归乡之途时,他“几乎都忘记了口里的干渴,忽略了连日跋涉的疲倦,有一股难忘的思念牢牢地锁住他的心,像蚂蚁爬在心头上”。相比之下,《不归鸟》中的波都萨却始终无法回到故乡,成为了一只“不归鸟”。波都萨在一次战役中成了俘虏,养好了腿伤,学会了当地语言,长久地留在了他乡,给人家放牧为生。但在他的内心中,“却无时不在想着脱开郊野营棚那些灰色制服巡逡兵们的锐眼,绕过富于尔基的草原,偷偷渡过嫩江,逃回故乡去探视一番生身爷,娘,昔日的同伴,和那善吹长笛终日包着麻花布头巾的拉布忽儿姑娘”。每当想到自己“今生再难有归还的希望”,“波都萨一阵心酸一阵恨”;当听到故乡灾祸横生,灾民像“出卖牛羊一样出卖自己的儿女时”,波都萨不知不觉地流下了两行热泪。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骑马归家时,恋乡不肯远行的马匹却将他再次带回,成为了无法还乡的“不归鸟”。《燕南飞》的结尾,白俄贫农安待列侬在面对儿子关于乡土的问题时,竟无法回答:

“爸爸!那是什么鸟?”

“大雁。”

“眼看黑天啦,它们往哪飞?”

“它们是知道季节的候鸟,春天打南方飞来,秋天它们知道这地场快冷了,便又都飞回它们暖和美丽的故乡去。”

“它们能飞回故乡……那么,爸爸我们的故乡呢?”

疑迟小说善于展现东北地区所独有的空旷荒凉之感,以此衬托笔下人物所具有的浓浓的思乡、怀乡、恋乡情结,这种对故土的依赖、对家园的热爱,使得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乡土J隋结。

在表现人物内心苦闷和思乡之情的同时,疑迟也将目光对准了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国破家亡、社会动荡中的知识青年,或苦闷踌躇,或抑郁彷徨,甚至绝望沉沦。长篇小说《同心结》描写吉林青年王茂荣偶然间救下了被蛇惊吓的哈尔滨资本家张绍武,因而获得资助得以进入俄人学校念书。张绍武的女儿张雪芳因一时冲动与王茂荣相恋,在得知他的贫寒身世后,感情动摇,最终被人挑拨而分开。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以及知识分子攀附权贵的空虚精神,但在整体上缺少深刻的思想内涵,对问题的挖掘和处理都缺乏力度。《门铃》中的主人公“我”以书信的形式告白自己的罪恶。“我”借着好运考中了城廂小学校的初级教员,生活上受到邻居木匠张济夫妇的照顾,但同时染上了喝酒、赌博的恶习。为了还清债务,摆脱债主的日夜纠缠,“我”将一个赌局告密给警局,不料木匠张济竟在其中,被一同抓走。此后“我”便陷入痛苦与悔恨中无法自拔,渴求“藉着一片流涕和忏悔的言辞匍匐在”张济跟前祈求饶恕,并希望通过忏悔过去来“迈进新生”。疑迟展现了不同知识分子形象在国难乡愁面前的内心活动和实际行动,他们不仅承受着生活之苦,更挣扎于精神之忧。

疑迟小说中的人物充满着浓郁乡愁和苦闷心境,寄托了作家自己浓郁的民族情感和反思,这种民族情感既表现为对民族历史及现状的反思,又表现为对故土家园沦陷的无尽伤悲。

三、抗争意识与狭义精神:疑迟的民族意识

疑迟善于表现东北民众强悍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以及血脉中奔涌着的侠义精神和复仇力量。在他笔下,出现了一批东北硬汉形象,他们不仅有着强健的体魄,更拥有着坚韧、强悍的内心和精神。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情感,使得疑迟的乡土书写饱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意识。《拓荒者》中姜坤的爸爸和赵大叔原是“久居边外的破落户”,“历年在外边干着垦荒的工作,结果却反受了荒地地主的排斥”,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忍着感情,忘掉滴在土里的汗珠,携带老婆孩子们去寻见一块允许他们活着的地场”。通过三十多年与大自然的斗争,他们将一片广茫枯寂的漠野变成了如今居住的草房和水田,并在开垦中铸就了坚强的意志和强韧的精神。当洪水来临时,民众为保护辛苦开垦的土地,挑土、搬石,与洪水搏斗,甚至不惜用身体来堵住决堤的堤坝。《东山纪事》塑造了不服老的“孟老头”孟德海的形象。通过三个孩子的对话和视角,表现了孟德海年轻时的强悍形象,他有过开山的功劳,而如今却成为任人欺负的“老没用的”,这让孟德海的心头充满了闷气难以发泄。直到夜间枪声四起,村中众人不敢出门,孟德海挺身而出,要求与几个年轻人一起上山救援。疑迟不断挖掘东北民众身上强悍的生命力,展现他们身上最原始的生命气息和野性激情,进而展现由此孕育出的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

在东北旷野、密林、深山等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诞生出了关东大汉的强健体魄和坚韧灵魂,更孕育出了民众心中不屈的抗争精神。《塞上行》中的故事发生在广漠的荒原上,主人公刘进在十三年前因家乡发水闹反乱,“跑到了千里开外给老蒙古当马倌”。老客王振海在黑龙江修建洋楼时,骗取了工人的工钱,如今到草原买马时,趁淘金工贾奎外出做工,侮辱了贾奎的妻子,导致其自尽身亡,自己却逃之天天。这一切激起了刘进心中的反抗精神和复仇意识,他找出当年闹反乱时的枪,骑马追杀王振海。《雪岭之祭》中的抗争故事发生在兴安岭的风雪中,“这儿,广漠,荒凉。黑糊糊地没有丝毫光亮。大地在冰冻着,河流和小溪也都在凝固着,少见空中有着雀鸟飞翔过那森阴的榆树丛里微微晃动着的枯枝,也都静悄悄地没有什么气息”。一群狩猎者常年生活于此,他们不仅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山林中的野兽搏斗,更要抵抗主宰皮货市场的商人车福臣的欺压与行骗。无尽的苦难使得底层民众有了初步的觉醒,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现实进行拷问与抨击,在黑暗之中發出了抗争之声,与现实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小说《乡仇》将抗争精神与侠义精神结合在一起,通过主人公刘斌升的复仇故事展现出来。十多年孤独的漂泊征途并没有让刘斌升忘却父亲刘老头被村董马启泰捆绑鞭打以致自杀的往事,“那沉重的仇恨并不曾一时从心里忘掉”,“一想起临死的爹那副难苦的脸形,一股说不出的愤怒就突然强烈起来”。当他终于决定回乡为父报仇时,却发现村董早已家业败落、家破人亡。于是刘斌升将仇恨转嫁到村董儿子马老二身上,却意外遇见马老二被债主逼债,其妹被人强抢。见此景,刘斌升早已忘了复仇本意,救下马老二及其妹妹,并带领二人出走。

与刘斌升类似,《酒家与乡愁》中的张老头同样是作者笔下充满血性、侠义豪爽的关东硬汉形象。张老头年轻时过着小康的日子,岂料儿子柱儿被许玉福按在泥沟里打得将近半死,自己被诬陷私卖鸦片投入监狱关押,企图复仇却再次被许玉福冠以持刀强抢的罪名。无奈之下,他“背负着这沉重的愤恨,从故乡毅然走出”,“奔走他乡辗转流浪,飘荡到这荒寂的以列喀特左近的地方”。当张老头在“渐趋暮景而陷进了老迈”的时刻偶遇仇人许玉福时,心中更多的是酸楚与失望,仇人的苍老与虚弱让他怜悯,“人虽非愿意自己的仇敌都是精悍的强者,但于过度衰弱的服罪者纵使是胜利了也绝难感到丝毫快意”,疑迟将中国农民所独有的侠义精神和战争背景下的抗争精神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沦陷时期东北民众的精神状态,寄托了作家在国难乡愁面前的民族情感和在乡土书写中的民族意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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