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文的路向：“幽默性灵派小品文”还是“杂感文派小品文”

裴春芳

小品文的路向：“幽默性灵派小品文”还是“杂感文派小品文”

裴春芳

《论语》的创刊及幽默性灵派小品文的兴起，标志着晚明性灵派小品的通俗化、消费化，对主张抗日“高调”的“载道派”进行着反拨。鲁迅先生提出“小品文的危机和生机”的命题，对所谓“幽默性灵体小品文”发出尖锐的质疑，揭示其“风雅”背后的麻醉意味，提出匕首、投枪式的“生存的小品文”路向；林语堂以密室闲谈式的性灵与闲适，造成“小品散文”发展中西洋式“幽默”与晚明式“性灵”的合流，而抗衡鲁迅式杂感文派的小品文。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关于小品文路向的零星思考。

风雅；幽默性灵派小品文；杂感文派小品文

一、小品文的危机与生机：“风雅”麻醉与否之辨析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上，《论语》的创刊及幽默性灵派小品文的兴起，标志着20年代后半期的隐士派的晚明性灵派小品的通俗化、消费化，其原本具有的某种狷介自守意味，与上海杂志界粗野狂放的消费主义混合起来，在中国对日危局中和战两难的艰窘境遇中，对主张抗日“高调”的“载道派”进行着反拨。周作人等人撰文批判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对秦桧的“主和”苦心再三致意，均是其和战现实观的曲折反映。幽默性灵派小品文体及其作者们的这种倾向，当然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的。不过在1933年秋，《论语》半月刊创刊即将一周年之际，曾和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一道共同促成中国现代“小品散文”诞生的鲁迅先生，对林语堂等人大力提倡的幽默性灵体小品发出尖锐的质疑。鲁迅前此曾说幽默不会长久，会很快分化为对社会的讽刺、或堕入传统的“说笑话”的歧途，在此时鲁迅又点明传统的说笑话其危害在于抹杀战士的反抗，“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①丰之余《踢》一文中之“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亦即鲁迅所言“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也，鲁迅对这则社会新闻的分析，切入了当时畸形的租界上海社会组织的肌理，见《申报·自由谈》，1932年8月13日。，笑话式的幽默者有成为“给阔人开心的吧儿”之危险。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②见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论语》第25期“周年纪念号”第16页，论语社，1933年9月16日，上海。此文作于1933年8月23日。

在谈及幽默的前途，鲁迅更加明确地断言，“‘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论语》创刊一年来虽提倡幽默，但多发“骚音怨音”，在30年代外患水灾蹂躏下的普通中国人不会有“幽默”，在可能的未来，坐在日本侵略者的圆桌会议旁，接受其拉拢利用的某些中国文人，则更谈不到幽默。

而且也容不得笑。……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更何况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将来圆桌会议上也许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宾之间，用不着“幽默”。①见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论语》第25期“周年纪念号”第17页，论语社，1933年9月16日，上海。

紧接着，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从小品文文体发展的层面，提醒人们警惕作为“士大夫的‘清玩’”的力求精雅的所谓“性灵小品”“闲适小品”的那种缓和矛盾、麻痹心灵的企图：

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絜》，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②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卷第6期第730页，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0月1日。本文作于1933年8月27日，次于《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四天。在鲁迅此文写出还未刊行之际，十日谈社也对《论语》的“悲观”和“消极”倾向提出批评，“现在的杂志界可以分作两派：一派是消极的，一派是积极的。消极的有两种，一种是眼看一切没有救药，只得含泪强笑，可以《论语》代表；一种是听不听由你，我则正襟直书，可以《独立评论》代表”，见《十日谈欢迎投稿》，《十日谈》第3期第17页，1933年8月30日；署名“扉”的《读者来信》也声称，“《十日谈》的《论语》观是‘消极’与‘眼看一切没有救药’”，且承认“《论语》是有‘《十日谈》的《论语》观·’的那种倾向”，《论语》编者陶亢德答复道，《论语》的态度是“不过在人生的路上，观察现实，看看自己，看看别人，说两句老实话而已。……我们所提倡的是健全者的笑，所反对的是柔弱者的悲酸”，《论语》第 29期第 253页，论语社，1933年11月16日。而脱离《论语》的邵洵美、章克标等主持的《十日谈》所标榜的立场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把一切人心里的话讲出来”，且要“打倒那种以玄虚居为奇货的东西”，《十日谈》第3期第17页，1933年8月30日。

鲁迅进一步以新文学缔造者之一的身份，追述现代小品散文的来龙去脉，评述上海正在盛行的小品散文“现在的趋势”——过于讲求雍容、漂亮、缜密，有丧失挣扎和战斗、成为新的“小摆设”的危机。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 ，所 以 也 带 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③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卷第6期第731页，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0月1日；通行本作“英国的随笔（Essay）”。

鲁迅认为，小品散文的“危机”，也就是它的“分利”（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也能由此至于恢复”④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卷第6期第731页，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0月1日；“分利”一词部分借用中医学含义“谓用药剂使患者出透汗而使病情好转”，通行本作“‘极期’（Krisis）”。，并坦言“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虽然也能给人劳作和争斗之前的愉快和休息。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开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争斗之前的准备。①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3卷第6期第731页，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0月1日；通行本此处作“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与“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就此文观点而言，鲁迅显然主张自己的所谓“杂感文”，也应属于小品散文之列，代表着匕首、投枪式的“生存的小品文”方向，而所谓幽默性灵派小品文，尽管精雅雍容，则有沦为麻醉性的小摆设之嫌。鲁迅所谓“生存的小品文”，亦可称为“战斗的小品文”。对于鲁迅的“杂感文乃小品散文之一型”的文学观，也曾有人表示认同。朱自清先生 1946 年，曾坦陈：“杂文可以说是继承‘随感录’的，但从它的短小的篇幅看，也可以说是小品文的演变。”②引自朱自清：《什么是文学？》，《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第2－3页。原文刊载于《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1946年，北平；朱自清并且分析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杂文和小品文的不同处就在于它的明快，不大绕弯儿，甚至简直不绕弯儿……要言不烦，或简截了当也就是干脆，也能够动人”，见朱自清《什么是文学？》，《新生报》，1946年，北平；瞩目于杂文在40年代产生的新机能：“这充分展开了杂文的新机能，讽刺以外的批评机能，也就是展开了散文的新的机能”，“长篇议论文批判了旧文化，建设起新文化；它在这二十多年中，由明快而达到精确，发展着理智的分析机能”，见朱自清：《历史在战斗中——评冯雪峰〈乡风与市风〉》，《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3页。而被誉为抗战时期“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的王了一先生，1982年也承认：鲁迅的杂文可以认为是“革命的小品文”。③见王了一：《谈谈小品文》，《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

鲁迅的这种小品文观，很快遭到了对幽默性灵派小品深怀同情的文人们的反击。新古典主义批评家、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不赞同鲁迅“‘挣扎和战斗’为小品文的生存的理由”，认为周作人和林语堂所倡导的趣味小品文和幽默小品文一派，或冲淡隽雅，或以幽默自标，不同于鲁迅的“热辣辣的杂感”的富含革命性，但文调风格应随作者性情和题目性质而定，富有“文章之美”、“形式之美”的“漂亮的小品文”也有其存在价值，气度风雅雍容的“小摆设的‘小品文’”未必真有麻痹青年的作用。梁实秋在明示其对鲁迅所言的“小品文的危机”并不苟同之后，进而对小品文的形态体式作出思考，认为在“小摆设”的小品文和革命的杂感文之外，还有兼具实际人生的严重性和美的文学形式的“第三种”小品散文存在，这所谓 “第三种文学”，也并不能完全排除 “趣味主义”。④见梁实秋：《小品文》，初刊于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7期，1933年10月21日，转引自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532－535页。

我并非要为作人先生和语堂先生作辩护，老实讲，当今之小品文作家之态度不严重者比比皆是，鲁迅先生的打击是该受欢迎的。不过我要指出一点：文章是不能清一色的。……

……文章固然重在内容，可是形式的美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文章内容应力求严重，……但是文学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不见得容不下一些美丽的散文吧？漂亮的小品文诚然是无补于经国济民之大事业，就是“小摆设”也似乎没有什么绝对要不得的地方。

我赞成提倡文学的严重性，我赞成使文学与实际人生愈加接近起来，但对严重的文学作品，如其是美的，我也容忍。……“趣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因为人群里总是有好讲究趣味的人，在革命时代在流血时代也偶然有趣事趣人趣文。……

除了做为武器的革命文学，和麻痹青年的“小摆设”文学，似乎还有第三种文学的存在吧？⑤见梁实秋：《小品文》，初刊于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7期，1933年10月21日，转引自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535页。

梁实秋的态度中颇有意味的是，他同时赞同鲁迅所倡导的杂感文小品文的内容严重性，和周作人林语堂所倡导的性灵幽默小品文的形式精雅感，并颇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兼具二者之长的“第三种文学”类型，为认识小品散文的发展演变拓展了理论空间。其实，幽默与严重，可视为“小品散文”的两种内在元素，缺一不可，①王国维曾有论曰：“‘诙谐’与‘严重’，二者不可缺一”，“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此处“诙谐”及Humor，亦即林氏之幽默，见王国维著、佛雏校辑《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林式幽默往往流于为诙谐而诙谐，即有偏执一端之虞。此外，梁实秋以周作人的“趣味之文”为据，提出“趣味主义”超越时代的永存性，既是其文学“人性论”的自然延展，也预示着在抗战爆发后，在“抗战”文学有沦为虚浮空洞的新式八股文之嫌之际，梁氏引起轩然大波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思想根源。

二、密室闲谈式的性灵与闲适：林语堂对“幽默性灵派小品文”文体的力倡

幽默性灵派小品的提倡者林语堂，稍后也对鲁迅的小品文观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在《论文（下）》中，林语堂声称：

性灵二字，不仅为近代散文之命脉，抑且足矫目前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之弊。吾知此二字将启现代散文之绪，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盖现代散文之技巧，专在冶议论情感于一炉，而成个人的笔调。②见语堂：《论文（下）》，《论语》第28期第170页，论语社，1933年11月1日，上海。

林语堂将“性灵”提升为一种“近代散文之命脉”，并且企图以“性灵”来矫正30年代中国文人“空疏浮泛雷同木陋”的弊病，林氏此处所言的弊病，实包含讽刺性强烈的左翼文人爱用的“杂感文”。当此之际，林语堂《论语》之西洋式“幽默”与北平晚明派文人的“性灵”已然合流，明确其共同抗衡对现实取正面抵抗态度的鲁迅式 “杂感文”之立场。在《论语》第25期之前，则《论语》虽提倡“幽默”，但其立论和行事在“嘲讽”“滑稽”“幽默”之间有所游移，也多有以委婉滑稽之法，针砭现实政治之处，虽以优伶似的笑，未尝不表达出对达官贵人等社会恶相的深刻失望和婉言规劝之意，即“隐士派”与“策士派”共通的心理是也。在之后，则愈加流于滑稽诙谐的泛滥无归，对现实的讥刺也愈为隐晦不明。对于《论语》的这种倾向，林语堂未始没有推波助澜之心：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吾集天下健谈之友于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窃闻我之纵谈，是办论语之意义也。③见语堂：《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第173页，论语社，1933年11月1日，上海。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种大而化之，抽空自己的现实感的“性灵”与“闲适”态度，是林语堂最为人诟病之处。与《语丝》之“无所顾忌，任意而谈”不同，《论语》颇得意于“我”与“天下”间的媒介作用，以“我”为枢纽，集天下之作者于密室闲谈，在天下读者之前尽显“我之纵谈”的性灵与闲适。 换言之，那就是抽象的、空洞的表演意味十足。林语堂且推心置腹地叮嘱《论语》的继任编者陶亢德：“文以听其声调为主”，声调以“清和，闲适，冲淡，沉厚”为佳，不遗余力地维护《论语》的幽默性灵文调④林语堂离开《论语》的原因不详，时机为国民党当局拟定“新闻检查办法”，统一宣传制度之初；当时邵洵美似乎对《论语》也不再热心，而另与章克标创办《十日谈》旬刊。；林氏且申述“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这些都带点道学气味，而‘有不为’恐怕只好归入此派”，坚称言志派并非完全无为，与“道学派”绝缘，大概其分歧仅在于“其志其道”不同罢了。⑤见语堂：《有不为斋解》，《论语》第31期第304页，论语社，1933年12月16日，上海。此文中，林语堂说，“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似有借情感私事讥讽鲁迅之嫌。

林语堂不仅不认同鲁迅 《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所表达的小品文观及其对幽默性灵派小品文的断语——“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且脱离编辑 《论语》，全力创刊小品文半月刊 《人间世》，以求进一步发展小品文的闲适风格，与鲁迅为首之杂感文小品文派进行正面抗衡。

前以论语编辑事托先生，今又将孕育《人间世》矣。《人间世》不可不出，亦犹《论语》之不可不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何时约兄同到洋泾浜上，共举香槟，其快慰当奚如？①见语堂：《再与亢德书》，《论语》第38期第661页，论语社，1934年4月1日，上海。文末标注“三月十八日”。

林氏忽认为“幽默本为小品文别出之一格”，忽认为“小品文与幽默文应相辅而行”，似有逻辑混乱之嫌，其本意实为性灵闲适小品可与幽默小品并行不悖，然竟以中日外交之 “共存共荣”作譬，适见林氏洋场买办式的“幽默”“小品”大师之悠然自得、踌躇满志姿态，其以西洋传教士文化为底蕴，稍濡中国传统文化皮毛，却自居于中西文化之间，其实两不精深的思想文化人格，跃然纸上。在《发刊人间世意见书》中，林语堂俨然以文界领袖自居，以提领小品文“新进作家”者自命：

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泻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②见《发刊〈人间世〉意见书》，《论语》第38期第662页，论语社，1934年4月1日，上海。此文又题为《发刊词》，载《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5日，上海。

此意见书标示着林式“闲适小品”正式出炉，此处“闲适”即林语堂前后文中的“familiar”，“娓语体”之“娓语”，但以“闲适”为小品文中心格调（实以周作人之“晚明小品文”为根基），以“小品精雅”为小品文的本质特征，则明确排斥其他类别小品文（如鲁迅式杂感文）的合法性，后来遭到左翼力量的强力反击。总之，可见林语堂提倡的是一种雅化的、归驯的小品文，及其力摒早期粗砾之气、叛逆之心，向社会的主流与绅士化靠拢的努力。

稍后，林语堂在《论谈话》中提倡“一夕话”，进一步阐发《人间世》小品文谈狐怪、说苍蝇的闲适风调：

……人生实在苦闷，除了看好书以外，真能使心灵愉快的还是一夕话吧。或是故友谈天，或是良朋话旧，或是与夜车中偶逢的房客，土栈里宿夜的旅伴，谈狐说怪，诛贼骂奸，讨论天下兴亡之迹，都可成为人间世最完满最不能忘的一夜。

……大概说话佳者，都有一种特点，都近小品文风味。……其共同特征在于闲适二字，虽使所谈内容是忧国忧时，语重心长，但也以不离闲适为宗。③见语堂：《论谈话》，《人间世》第2期第21－22页，1934年4月20日，上海。

林氏以“所谓的风雅的社交上的谈话”作为闲适小品的标杆，且推测一种风雅幽闲的社会才会有思想清顺、从容不迫的“有闲的谈话”及文体。

……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大概小品文与谈话的艺术，在历史上都比较晚出，就是因要有闲阶级为背景……今日有闲阶级在共产党看来是一种罪名，然而真正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是希望有闲能够普遍。所以有闲并无罪，善用其闲，人类文化乃可发达，谈话乃其一端。④见语堂：《论谈话》，《人间世》第2期第23页，1934年4月20日，上海。

林语堂希望这种闲适小品文蕴含丰富的“人生之趣味”，且明确将“闲适小品文”的社会背景限定为有闲阶级，可见林语堂的 “雅人小品”或“闲适小品”的现实意义及阶级意味所在——即反对大众化，提倡传统文人士大夫式的精雅趣味。尽管鲁迅也曾以“三闲”来回应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对其“有闲”的攻击，但在与左翼革命文学接近之后，林语堂这种毫无掩饰的对有闲阶级及其优雅文学形式的推崇，还是会引起鲁迅内心的抵触。在林语堂自辩其“幽默”或“闲适”为洁身自好的狷介行为时，鲁迅道出了“幽默大师”此行为的“不幽默”之处：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

……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①见崇巽：《小品文的生机》，《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30日，上海。文末标注“四月二十六日”。此文中鲁迅讥讽梁实秋谈小品文为“黑头改唱了丑角戏”，的确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梁实秋某位朋友曾赠梁实秋诗句：“黑头参政曾书策，为问苍生苏息无？”正可参看。

不过鲁迅并未对林氏所倡导的“幽默”进行绝对化的否定，而是提醒世人，即使“小品”乃至幽默闲适派“小品”，也是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不能简单依字面理解。在后来声势浩大的《人间世》论战中，鲁迅并未轻率地参与对《人间世》的攻击，也并未对“小品文”文体作出简单否定，且撰文提出“小品文的生机”的命题。而且，鲁迅在私人通信中，澄清了林语堂强加于己的以“系统的化名”攻击《人间世》的误解，并且认为，章克标的攻击林语堂是出于私怨，无关小品文存亡的本身。可知，鲁迅对当时俨然小品文正宗的幽默性灵派小品文的不满，主要在于其装腔作势，过分张扬。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分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画”，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随书画”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或《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②见鲁迅：《谈版画·小品文及文氓·“身边批评家”》“致西谛先生”，《文联》第1卷第4期第11页，1946年2月25日，上海。信末注“六月二日夜（一九三四年）”。

……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③见鲁迅：《谈版画·小品文及文氓·“身边批评家”》“致西谛先生”，《文联》第1卷第4期第11页，1946年2月25日，上海。信末标注“六月廿一日（一九三四年）”。

鲁迅对当时“小品文”流行化倾向的反感溢于笔墨。但是，鲁迅对小品文不仅写了《危机》和《生机》两文，并且在私人信函中再三谈及，可见小品文的文体及其发展，在鲁迅的心头，是有一定分量的，也是相当受到关注的。对于“小品文”这一概念，鲁迅也并未断然否定，他所反对的只是幽默性灵一派小品文家们因生活优裕、思想退化而借对古典的浅览渐玩，而表达其沾沾自喜却琐碎乏味的唠叨。

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世间》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①见鲁迅：《致霁云先生》，《文联》第1卷第2期第8页，1946年1月20日，上海。信末标注“五月六夜（一九三四年）”。

而其要害，乃在于闲适小品文之“空虚”②见鲁迅：《致林语堂》：“我实非热心人，但关于小品文之议论，或亦随时涉猎。窃谓反对之辈，其别有三。……三则 先生之所谓‘杭育杭育派’，亦非必意在稿费，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微词窅论，已不能解，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历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先生自评《人间世》，谓谈花树春光之文太多，此即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无话可说之故，亦即空虚也，为一部分人所不满者，或因此欤？”《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及“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害”③见鲁迅：《致聚仁先生》，《文联》第1卷第3期第9页，1946年2月5日，上海。信末标注“四月十日”，此信写作时间为1935年4月10日，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至于小品文本身，鲁迅认为，它自有其生命力，即使所谓“闲适”小品的标志性刊物《人间世》，也渐有不再“一味超然物外”的变化。

三、两派之外的零星思考：“自由发抒的情调”或“软性的颓废”

不过，在前述“幽默性灵派小品文”派和“杂感文派小品文”派两派之外，对于小品文的文体，也有给予关注者。黎君亮（即黎锦明）敏锐地发现，自1932年以来，一年来的小品文已成为一种消释疲乏、给人轻快感觉的非纯文学的文学时尚，成为一种对“伟大”怀疑的富含趣味的替代品：

……它们露着讽刺，含着一点使人轻笑的“隐语”，使人在疲乏之际看了，感着沁骨的轻快。

这些“轻快”文字的代表物——如《论语》与《自由谈》的执笔者，大都是在文坛上有过顺序的历史的，受了时代波涛的播弄，前进固非所能，后退亦非所愿。生命力的狭隘，知识的增多，情感的受压抑，不能不使这样一种作者离开创作的兴趣，艺术的迷宫。以魏晋颓暮为文风，嵇康阮籍刘伶的旷达为自满足，这一年间的时尚。④见黎君亮：《谈小品文》，《矛盾》月刊第2卷第5期第59页，1934年1月1日，上海。文末标注“十九，九，（1933年）”。

与论语社同人的自居“清谈”，鲁迅的隐指以“魏晋清言”相应，黎君亮也以魏晋颓废旷达的文风，来喻指一年来小品文的时尚风貌，提醒时下的小品文家们注意：“古者在注重正面的真理，到了现在，因为都市的现世态度所化，就成了一副挑剔卖弄的小巧艺术”⑤见黎君亮：《谈小品文》，《矛盾》月刊第2卷第5期第59页，1934年1月1日，上海。，希冀小品文摆脱过于轻快、轻巧的形态，得以顺序发展。在幽默性灵小品文和杂感文小品文激烈对峙之际，黎锦明认为现时中国的小品文不可简单区分为“幽默的”或“讽刺的”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式，“幽默”“讽刺”或“机智”均可视为小品文文体、修辞乃至思想上的构成元素：

我们若纯粹因所谓“幽默”而作小品，用意未免是过狭隘的。它的主要性质固在使人在读后发生愉快的感兴，但文学中的“机智”与“讽刺”，也不能不视为主要的成分之一。“机智”是文体和修辞上的一种天才的技术；为求“经济”的目的，小品的作者，自不能不注重。至于“讽刺”，那是和所谓“幽默”的一种思想上的差别，换句话说——“讽刺”的后面是含有少许道德（广义的）意味的。⑥见黎锦明：《小品文的发展》，《申报月刊》第3卷第7期第91页，1934年7月15日，上海。

黎锦明认为，古今的小品文之不同，不在文辞的典雅或通俗，而在时代趣味及取材有别：古代的小品文取材于重大历史事故，寄情于名山大川，现代的小品文取材于目前的事实，思想基于社会生活，黎锦明特别重视小品文“那种自由发抒的情调”，及各派小品文家们“文体的活泼，思想的流动，以及他们的机智、含蓄、滑稽与诙谐，静与雅，简练与深沉，轻巧与纤细”，且希望中国有真正的“Essay”成长完善⑦参见黎锦明：《小品文的发展》，《申报月刊》第3卷第7期第91－93页，1934年7月15日，上海。。

方非则以其濡染了“革命文学”的“奥伏赫变”的眼光，以“软性读物”“小布尔阶级”等语汇，来分析“随笔”即“小品文或杂感”的文体特征和作者构成，且在幽默性灵小品文和杂感文小品文两种分化了的文体中寻求能涵容二者的“散文随笔”即“小品文”文类的共同特征，首先在于“短小成章”，“题目虽不大，内容则无所不谈”，这与1920年代末梁遇春以“小品”来翻译“essay”时赋予的小品文内涵，所谓具有 “特别的观察点”的“茶余酒后，炉旁床侧的随便谈话”和 “漫话絮语”，已显然有别，从小品文之“小”入手，特别强调其篇幅之短小、题目之琐屑、文调之软性、方法之“言志”来。这种“小品文”观，经过30年代小品文论战，已然成为一时流行的、具有某种主导性的观念，并且深深地影响了相关的文学史叙述。不过，方非此文中值得关注的，乃是如下文字中所提出的小品文特性：

大多喜欢描述事物，……之往昔的胜概，或更和现时之衰颓情状，加以比较之叙述，因而发生感慨。其有关于往昔之追溯，十篇有九，都发思古之幽情，带感伤之音调；其有关于古今之比较，笔锋亦必呈露对现状之不满。间有少数更憧憬于未来之轮廓，聊以自慰。然而只“少数”而已，“憧憬”而已。

对于现状虽然不满，而只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旁敲侧击的方法；既不敢面对现实的丑恶加以直描，更不敢取单刀直入的方法或迎头痛击的态度。这从客观方面而言，是因恐触怒当道，或者因文狱森严，故不得不采取这种虽然无聊而实不得已的方法；能从主观方面言，也未尝不因为“世纪末”的悲哀，深中人心，作者大无畏精神，早已消磨净尽，人类心理畏怯而微弱，不敢直面现实了。

……“即物以言志”“即小以见大”似乎是随笔作家最喜欢的办法。……①见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文学》第2卷第1期第79－80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月1日。

方非敏锐地发现，幽默性灵小品文派在“往昔的胜概”和“现实的衰颓”之古今比较间，多“发思古之幽情，带感伤之音调”，有力地预见了即将出现的沦陷区小品散文的整体风貌；同时亦见及杂感文小品文派因对现状之不满，而“憧憬于未来之轮廓”，“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旁敲侧击的方法”，而不能欣赏其绝地反击中时或隐显的匕首的寒光，虽能体谅两派作者因文网森严而不得不曲为之说，但认为二者均是世纪末的悲哀精神，和作者畏怯心理的表征。这就混淆了两派小品文界限分明的本质差异，有点同归之于否定之途的意味。方非将1930年代中国的小品文作家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之烂熟时期”的“小布尔阶级之知识分子”，认为其在日渐对立的两大阶级之间具有游离不定、徘徊瞻顾的习性，“自知其运命之必趋于没落而感着悲哀”，他们“又是机会主义者”，“谈天说地，茫无涯际的知识，恰巧又是小布尔将近没落之象征”，②见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文学》第2卷第1期第81－82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月1日。诸如此类。总之，作者对于短小精悍的小品文或随笔杂感，基本是持否定的态度，在这种貌似过于左翼激进的观念中，基本取消了小品文或随笔杂感存在的价值。

【责任编辑 付国锋】

裴春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