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普世之中华“明德”
——论琦君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

⊙吴 云［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明”普世之中华“明德”

——论琦君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

⊙吴 云［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琦君以为全人类提供优秀文化的抱负，面向整个人类和世界的眼光，带有鲜明中华美学风范的艺术手法，有中入而无中出，自觉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傲地在文学中彰显有利于实现人生幸福、人类安定、生态和谐等普世理想的中华“明德”，呈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特征，其做法值得当代作家借鉴。中华文化主体性 琦君 文学 普世理想 明德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儿女自觉认同、评判、传承、传播中华文化，平视其他文化，借鉴其他文化优长，发展完善中华文化。

近代以来我国长期“挨打、挨饿、挨骂”的现实严重挫伤了国人的文化主体性，现在，在西方文化霸权下，文化自卑主义、失败主义依然盛行，“思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已经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时代议题”，“只有申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国人独立自主、洋为中用，方才理直气壮。”

琦君是自觉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作家，“曾被评论说是文章中较多具备中国传统情韵和风味的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其文学大力传扬普世之中华“明德”，有力彰显了中华文化精神，对今日文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启示。

一、为何“明明德”

现代以来，很多作家认为文学不是道德教科书，不应该承担“善”责。对此，琦君不以为然，曾批评道：“以文学外衣，描绘色情……人人鸣鼓而击之可也。”她并不认为文学中不能写阴暗，而是主张“平平实实地，以满怀悲悯之心报道”，“其用意是为求发掘问题症结之所在，唤起广大读者的同情心而谋解决。”（《“闺秀派”与丑恶面描写》）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大学问的宗旨在于彰显光明的思想道德，使人弃恶自新，直至具备最完美的品德。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之间，“亲民”为旨归，“止于至善”是“亲民”的最高目标，而“明明德”乃“亲民”之根本路径。《大学》虽是儒家经典，但“明明德”之“明德”并非仅仅是儒家之道，老子著《道德经》，倡导“近于道之德”；佛教有《十善业道经》，劝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释两家虽与儒家的“明德”有异，但都与儒家一样致力于“明明德”。而儒、释、道是中华文化之根本，因此可以说“明明德”乃为整个中华文化之道。

琦君说：“我始终是主张文学应当多发扬光明美德，这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但这一传统却被不少人抛弃，社会上弥漫着重物质轻精神的歪风邪气。因此，“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二、明何“明德”

“明”，即光明，“明德”应是“光明的观念与道德”，“明德”既要符合人性，也要顺应社会和时代要求，既要有代代相承的共相，也要有应群体与时代需求的殊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琦君认定的“明德”就是中华文化中“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她在每一篇作品中都要赞扬一种或几种中华观念或美德。拿散文集《青灯有味似儿时》来说，《玳瑁发夹》赞扬俭省、朴素；《南海慈航》赞扬坚韧、淡泊、宽容；《菜篮挑水》赞扬豁达、勤劳……三十篇短文竟赞扬了百余种中华传统观念与美德。

“真正对中华文明抱着一种血肉感情的人，一方面要突出你文明中的优秀成分，同时也得看到你的文明中最好的东西是人类共有的。”琦君所“明”之中华“明德”虽源于中华传统，却是人类共有的，因为它们旨在解决的是人类共有问题，概括来说，这些问题有三：

（一）个人的幸福。

《一点领悟》写“息心”使自己的“空调病”快速痊愈；《生与死》启发老年人“安时处顺”，做“阳光老人”。没有人不想幸福，但疾病、人际关系紧张、老迈等问题总是令人痛苦不已，如何消除痛苦，这是琦君关注的焦点。她大部分作品写的是人生痛苦之事及其化解之道，使人认识到中华传统观念及美德在提升心灵境界，消除痛苦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自觉学习并加以运用，收获幸福人生。

（二）人类的安定。《

天下一家》有感于“今日纷纷扰扰的世界，不但国与国之间少有信义，即使是同种族、同宗教的，也视同仇敌”，盛赞向世界宣扬大同思想的学者；《爱的启示》号召社会人士“发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以减少青少年“犯罪、吸毒、自杀等事”。琦君目睹过军阀混战、日本侵华、黑白人种间的冲突，对世界和平充满期盼；长期供职司法部门的经历使她期望社会更加安定；身为女性，她由衷希望孩童们都能在和睦的家庭中健康成长。而离开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都不可能完满地实现，因此她通过作品，号召人们学习中华传统观念和美德，以实现社会的安定。

（三）生态的和谐。《

守着蚂蚁》写她怀着佛家“与众生同乐，使众生免苦”的心理保护小蚂蚁；《环保的联想》发出“但愿我们唯一的地球长生不老。但愿天空永远蔚蓝”的美好祝愿。琦君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地球并非人类自己的地球，如果人类只为自己，生态将失去平衡，人类终将为自己所害，因而她不厌其烦地强调节俭、仁义、悲悯等中华观念和美德，希望人们自觉维护生态和谐。

追求个人幸福、人类安定、生态和谐是每个人的共同理想，亦即普世理想。现在，自由、民主、人权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艺等霸权主义的庇护下横扫世界，被树为“普世价值观”，然而，“普世价值观”并未实现普世理想，反而导致恐怖势力横行、局部战争不断、难民流离失所等问题。

“西方文明是无法解救人们内心的寂寞空虚的”（《亲情、友情、祖国情》），要解决普世问题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参与。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在直面中国问题时，一向向着“天下”“大道”注目，早已提出了实现普世理想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这些观念和道德在本质上与“普世价值观”是相通的，但却不像后者那么专断、极端、霸道，它们是开放的、中庸的、生活化的。从个人幸福、人类安定、生态和谐角度来看，中国的自由当然更值得提倡。

“中国有为全世界、全人类保持并提供优秀文化的义务”，在新的世界性问题层出不穷之际，中国要在继续走中国道路的同时，总结并向全世界传扬好中国经验。当前，有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有很多误解，原因之一是沟通交流不畅。“文艺是世界语言”，“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当代作家要像琦君那样，以自觉的主体意识彰显有利于实现普世理想的中华“明德”。

三、如何明“明德”

“明德”必须“明”才能得以光大。肩负着重建国内读者的文化自信心和向世界传播中华“明德”双重重任的当代作家，要格外讲究明“明德”的技巧。从琦君作品来看，以文学明“明德”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艺术化。

明“明德”的文学不是宣传品，要使读者很好地了解“明德”，认同“明德”，进而按“明德”行事，文章必须艺术化。

琦君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比如小说《橘子红了》中大太太的形象饱满鲜活：勤劳、善良、忠贞，令人敬佩；痴情却被无情弃，令人怜悯；凭权势将秀禾拉进自己婚姻的“坟墓”，令人憎恨；最终赢回丈夫并为秀禾谋出路，又令人欣喜。小说为她设置了一个碧水环洲、芳香四溢、硕果累累的橘园环境和火红的橘子意象，她就犹如那橘子，坚韧地走过辛酸，迈过苦涩，脱去青衣，绽放火红的容颜，收获甜蜜的橘心。在橘园意境与橘子意象的映衬下，她以爱为前提的残忍变得可以被理解，而她身上的传统美德却易于获得读者的认同。立体的形象、美丽的意境、象征的意象既有力地彰显了她身上的传统美德，也营造了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艺术效果。

琦君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力量，应当刚柔互见”，“具备刚的内涵，而有柔的技巧”，“刚性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尊敬”（《刚与柔》）。柔就是要符合艺术规律，使用文学的表现方式，使作品具有美感，震撼人心，具体的技巧则可中西兼具，比如《橘子红了》营造意境、描摹意象以及团圆式结局是中国式的，但截取人生横断面、少女宛晴的视角、秀禾的意识流又是西方式的。

在运用技巧时，琦君始终把握四个原则。其一是“传真”，“文字上不可矫揉造作，以辞害意”，“立意上不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其二是“精简”，“使篇中无闲句，句中无闲字”。其三是“含蓄”，“浅明的词句，却含有不尽回环曲折的情义”。其四是“清新”，“表达自己的思与感，使读者有‘如见其人’的亲切感”（《得失寸心知——浅谈写作》）。这四个原则反映的正是中华美学精神，“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形式是内容的体现，以明普世之中华“明德”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就要像琦君作品那样在中华美学精神的统领下灵活借鉴西方技巧，使作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气派。

（二）客观理性。

在传扬中华“明德”的同时，琦君也经常否定、批判一些传统伦理道德，赞扬一些他国有、我国无的观念和美德。比如《髻》批判了“夫为妻纲”及一夫多妻制的罪恶；《岩亲爷》指责“吕洞宾伯伯只收男生当亲儿，不收女生当亲女”；《纸的怀念》抨击“父为子纲”导致的父母左右儿女婚姻的荒谬；《一把椅子》批评“某些中国人同乡观念之狭窄”，赞赏“日本人、韩国人的团结互助”；《窗外》赞美西方人自觉排队的精神。

由于中华文化已有五千年历史，产生过数量庞大的观念和道德，哪些是“明德”，至今并没有定论，要构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作家们就要以有利于个人幸福、人类安定、生态和谐为标准，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和评判中外思想观念和道德，断不能像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以自己的丑恶骄人”。即使对于糟粕，也不能一味夸大、渲染，而要本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目的和悲悯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反映。

（三）有中入而无中出

。“如果我们在对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始终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层面，中华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被世界所认同，因为它缺乏感染力和影响力”，若只说他话，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无从谈起。如何既有主体性，又能被世界认同？琦君在《“有我”与“无我”》中说：“至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我’的体认，亦极重要……先得由作者把我投入事物之中，作深刻关照。必须先入乎其中，而后出乎其外，有我入而无我出。”“我”产生于中华文化之中，“我”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体认“亦极重要”，无论写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事物，都要先从中华文化的视角“作深刻关照”，有中入而无中出，描绘人类共同的情感，揭示普遍的人性，传达世界公认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理想。

在琦君文学中，有中入而无中出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通过中国人题材表现人类共同情感、观念与美德。比如《毛衣》，写“我”为母亲织了个背心，母亲添上袖子后又反送给“我”，母亲病逝后，“我”一看到它，心中就充满暖意，感觉母亲还活着。《邻居玛莎》中的玛莎看到此文后被感动得流泪，因为文章使她想起小时候母亲钩的一条毯子和故乡意大利。中国与意大利虽远隔重洋，但母女之爱和怀乡之情却是没有国界的。

第二种，用“中华美德”评判西方人。比如《生活教育》中琦君想起一条美国友人赠送的毛巾，上面写着“Use me and wash me every day”，由此盛赞友人与中国人一样有节俭的美德。在同一篇文章中，对于美国孩子用纸浪费现象，她则从节俭美德丧失的角度提出批评。

第三种，用中外格言、谚语等阐释某一中华“明德”，比如《忘掉了也好》，为了宣扬宽恕美德，先引古语“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人有负于我，不可不忘也”，继而指出“西谚也有‘Forget and Forgive’的说法”。

第四种，直言中外“明德”相通，比如《我的佛缘》中说：“儒家的仁，道家的自然，基督的博爱，和佛的慈悲，正是一贯的精神。”

相对来说，第三、四两种方式对作者的西方文化修养要求更高，也更能凸显中外“明德”的相通性，对于中外文化沟通与对话具有重要作用。

“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最关切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尤为迫切。文学最能塑造人的精神，要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学家就要像琦君那样，以面向整个人类和世界的眼光，以带有鲜明中华美学风范的艺术化手法，有中入而无中出，自觉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傲地彰显有利于实现人生幸福、人类安定、生态和谐等普世理想的中华“明德”。

① 王晓波：《重建中华文化价值的主体性——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原道》2013年第2期。

② 卢国龙：《“文化主体性断想”》，《宗教与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④ 周伶芬：《千里怀人月在峰——与琦君越洋笔谈》，《青灯有味似儿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96页。

⑤⑥⑨⑩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5_10_14_337575.shtml.

⑦ 丁学良：同样是大国，为何国际上担心中国而非，http://cul.qq.com/a/20160824/002985.htm?pgv_ref=aio2015&pt lang=2052

⑧ 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⑪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⑫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⑬ 陶辛夷：《浅析文化传播的润物细无声——兼论海外华文媒体在中华文化对外宣传中的作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海外华文媒体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

⑭ 楼宇烈：《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中国的品格》（全新修订版），南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族群关系与战后台湾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2CZW063）；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战后台湾女性文学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016SJD750010）；徐州工程学院重点培育项目“台湾女作家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XKY2014101）；江苏省品牌专业建设一期项目（项目编号：PPZY2015C 208）；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徐州工程学院重点学科资助项目的阶段成果

作 者：

吴云，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

李珂 E-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