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配合”谈起

曹权

最近，笔者参加了包头市某区组织的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的评选活动。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我听到最多的词语是“配合”，几乎每一位参评选手在结束教学的时候都会说：“感谢同学们的积极配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不加深究，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教师习惯性的礼貌用语，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和课堂教学的实际结合起来看，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最起码，它反映出教师教学观念的陈旧，在他们的心目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只是为了“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而存在的配角。我之所以这样理解，是有充分的课堂教学实例来佐证的：

一名语文老师教《陈情表》时，在进入自主赏析环节之前，做了这样的铺垫：

有人评价，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不掉泪的，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掉泪的，其人必不孝。请大家自主诵读课文，找出最能打动你的句子进行赏析。

在其后的展示环节，学生赏析的都是表现李密对祖母的孝的句子。最后教师经过对课文思路的梳理，告诉学生，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李密要表现的是力求忠孝两全而又难以两全的狼狈之情（这是教师预设的“教学目标”之一），所以才打动了晋武帝。

没有探究，没有争议，只有预设，没有生成。教师直接呈现了一个结论，这一环节的教学任务就算完成了。在这里，结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教学的过程来看，教师是课堂绝对的主人——学生的赏析行为、内容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的，教师引导的方向就是“孝”；当学生没有谈论有关“忠”的内容的时候，教师没有反思自己引导的失误，而是充分发挥了课堂主人的作用——首先，推卸责任，说明错在学生理解的“片面”（这里的潜台词应该是：天下无不是之主人）；其次，直接呈现教师认为正确的答案（这里的潜台词应该是：我还有下一步的任务需要完成）。

一名历史老师教《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整整一节课，学生阅读教材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教师不停地发问，学生跟着教师的提问在教材中找答案并作答。下面是师生对话的一部分：

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什么样的传播？

生：广泛的传播。

师：创办的刊物叫什么？

生：《劳动者》。

师：传播了什么主义？

生：马克思主义。

……

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谁诞生了？

生：中国共产党。

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怎样了？

生：焕然一新。

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什么事？

生：大事。

师：所以，没有谁就没有谁？

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整整一节课，都是在这样低层次的问答中完成的。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例。但初中历史、地理学科的参评选手把教材内容（包括思考和练习题）原原本本地搬到多媒体课件上，教师播放课件并讲解、提问，学生听讲、回答，则是一种普遍现象。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古最为偏僻的额济纳旗听初中历史、地理老师讲的课时，老师们表面上看是讲课，实际上是面对学生背教材，当时我就问过他们：你们这样讲课，和学生自己阅读教材有什么区别？二十多年过去了，地点是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较为发达的城市，而教师的观念、做法和二十年前偏僻之地的教师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有，就是把背教材变成了多媒体播放教材，教学手段先进了，而教师的功夫却倒退了。

影响教师教学理念的进步，业务能力的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师自身的努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能因此淡化了学校、教研部门甚至主管部门的责任。学校和上级单位的顶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努力的方向。比如，此次学科带头人的参评者需要完成一次以“谈学科素养的养成”为题的讲座，以参评的五名语文教师为例，谈到“语言”的只有一人，谈到“思维”的有两人，谈到“审美”的有一人，没有一个人谈到“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有一名教师干脆把学科素养等同于道德素养，大谈语文学科在培养学生道德情操方面的作用。这种现象，恐怕要追究学校、教研部门甚至主管部门的责任了。如果翻阅学校的档案，各种课题的资料一定不少，翻转课堂，生本教育，学案教学……几乎人人有课题，年年做课题，这些课题几乎都是在教学的组织形式上做文章，引进这些课题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可以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可以提高中高考升学率。可是，从学科教学的角度，从培养人的角度，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热衷于技术主义，而不清楚技术的最终目标，恐怕一切的努力都事倍功半。学校想方设法要提高学生的成绩，而学生并不领情，甚至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恐怕与此有关。学科素养这一概念提出至今，相关学科的教师还不甚了解，学校、教研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都难辞其咎，这说明他们在教师培养的方向上出现了重大纰漏，教育的形势和任务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而管理者还是抱着提高中高考升学率的目标，“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抱残守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下去，教育的整体面貌难以发生根本的改进。本次评选中，初中历史、地理教师的表现同样与此有关，因为这些科目在中考中分值不大，“副科”意识在不少老师和领导的心目中还没有彻底转变，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也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区县一级的教研室没有专职的历史、地理和生物教研员，就是一个直接的例证。

与此相关的，是那些真正在教学上有思想、有特色、有示范意义的教师很难被推选上来，参加评选，因为如果从主管部门一定要提升中高考升学率的目标出发，参加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评选的教师就必须是“教学业绩突出”的。这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标准，而到了执行环节，“业绩突出”就成了“学生的考试成绩突出”，因为在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方案中，考试成绩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而在学校组织的各类周期较短的、频繁的考试中，使学生取得好成绩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在作业量、督促手段等方面对学生施以高压，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教育科学的规律，可以不必考虑；教师是否需要大力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雖然在理论上是肯定的，但在具体实践中也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效果。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能够获取参加评选资格的教师，其教学理念及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我毫不怀疑主管部门乃至学校的领导想做出一番业绩的决心。但是，欲速则不达，一切伟大的业绩都产生于科学的运筹之中。就教育教学工作而言，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明确其最终目标，“知之愈深，行之愈笃。”中考也好，高考也罢，只是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而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目标的错位必然导致行为的短视。从理论上说，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明确的，但这种明确不能仅止于理论，要让理论对行动切实起到引领作用，主管部门、相关的教研部门以及学校的领导必须要有所作为，这才是相关部门及领导的职责所在，也是教师顺利成长和教育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