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

郑义，林恩惠，戴永务

(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

郑义，林恩惠，戴永务

(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基于1992—2015年中国与42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借鉴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测算文化距离，并运用拓展后的引力模型检验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方向和影响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方向上，文化距离促进了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在影响路径上，文化距离通过满足进口国消费者对木质家具的多样化需求起作用；在影响对象上，文化距离仅显著影响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木质家具出口。据此，提出挖掘木质家具传统文化、加大产品差异化等建议。

木质家具；出口贸易；文化距离；面板数据；文化维度理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木质家具出口国，木质家具的生产和出口带动了中国林产品原料、初加工、精加工、品牌与渠道建设等林业全产业链的发展。促进木质家具出口稳定增长成为提高中国林业综合效益，优化林产品供给结构，推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因此，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作为制定促进出口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进出口国的GDP、人均GDP、地理距离等贸易引力模型中的传统因素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1]，现有的研究还着重分析了贸易壁垒、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率下调制约了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增长[2-3]，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4-5]或面板数据[6-7]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还有学者发现生产成本、需求是影响中国对美国木质家具出口的主要因素[8]。承载的文化内涵是木质家具的重要价值[9]，是影响国内外消费者购买木质家具的重要因素[10-11]，但截至2017年，与进口国的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尚未明确。一方面，文化距离可能会提高贸易成本，从而制约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文化距离可能通过丰富产品多样性，满足进口国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促进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增长。而这个疑问使得中国木质家具的设计风格、品牌塑造等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决策缺乏理论依据。因此，基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测度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并据此检验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方向和影响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采集了1992—2015年42个国家或地区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42个国家或地区分别为摩洛哥、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瑞士、智利、德国、丹麦、埃及、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黎巴嫩、斯里兰卡、墨西哥、马来西亚、荷兰、挪威、新西兰、菲律宾、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典、泰国、土耳其、美国。2015年，中国向这42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出口木质家具的出口额198.11亿美元，占中国木质家具总出口额的86.67%，样本代表性强。

1.1.1因变量的数据来源

将木质家具界定为以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1992年版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简称HS)为准的940330(木质办公家具)、940340(木质厨房家具)、940350(木质卧室家具)、940360(木质起居室/餐厅/商店家具)、940161(带软垫的木质框架坐具)和940169(其它木质框架坐具)6种产品。根据以上HS编码，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中采集1992—2015年中国对42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木质家具出口额。

1.2.1自变量的数据来源

计算文化距离的5个维度的国家文化特征数据采集自图书[12]；中国和42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GDP、人均GDP、是否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采集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中国与42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地理距离、是否接壤、是否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是否曾经是或现在同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采集自CEPII的GeoDist数据库[13]；加入WTO的时间数据采集自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样本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建交的时间数据采集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1.2 分析方法

1.2.1文化距离的测度方法

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提出的跨文化研究领域最权威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化维度理论[14]是基于1968年和1972年对IBM公司11.6万名员工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在控制了职务和职位的影响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到了国家文化的“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4个维度。然而，四维度理论并未考虑非西方文化，所以1991年借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Bond的研究，增加了“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作为第5个维度[15]。2010年，增加了“自身放纵与约束”作为第6个维度[12]。由于前5个文化维度较早提出，更为成熟，多数研究仅采用5个维度的理论和数据，因此研究采用Hofstede最新测算的前5个维度的数据作为国家文化特征。基于5个维度国家文化特征测算国家之间文化距离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16]。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uldistij表示i国与j国的文化距离；Iki表示i国在第k个维度的国家文化特征得分；Ikj表示j国在第k个维度的国家文化特征得分；Vk表示各国在第k维度国家文化特征得分的方差。

尽管国家文化特征数据发布后再无更新，但经验表明：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逐渐缩小，且缩小的速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缓。而倒数型函数可以满足以上文化距离的变化特征。为了更好地反映文化距离的变化趋势，在文化距离测算公式中增加了两国建交时间的倒数项[17]，并得到了其他学者[18]的认可和采纳，因此借鉴改进后的测算方法测算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距离。测算公式如下：

式中yijt是i国与j国在t年的建交年数，若i国与j国在t年未建交，则(1÷yijt)=0，中国香港特区采用1997年回归年作为基准年份。

1.2.2基于引力模型的计量模型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领域最常用的模型之一，尤其是随着贸易引力模型微观理论基础的发展，贸易引力模型得到了更多的重视[19]。贸易引力模型假设双边贸易是由两国的收入水平、地理距离和影响贸易成本的其他因素决定的，例如临近条件、是否曾经是殖民地关系等。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构建文化距离影响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Exportit=αi+βCuldistit+γ1lnGDPit+γ2lnCHNGDPt+γ3lnDisti+γ4Contigi+γ5Comlangi+γ6Smctryi+γ7BothinWTOit+γ8OneinWTOit+γ9Smctryi+εit

式中Exportit是中国在t年对i国的木质家具出口额；Culdistit是中国与i国在t时期的文化距离；GDPit是i国在t时期的GDP；CHNGDPt是中国在t时期的GDP；Disti是中国与i国的地理距离；Contigi是中国与i国是否接壤的虚拟变量；Comlangi是中国与i国是否有共同的官方语言的虚拟变量；Smctryi是中国与i国是否曾经是或现在同属一个国家的虚拟变量；OneinWTOit是中国与i国在t时期是否至少有一个是WTO成员的虚拟变量；BothinWTOit是中国与i国在t时期是否都是WTO成员的虚拟变量；对出口额、GDP、地理距离等数值类变量取对数，以减少异方差。

1.3 检验方法

1.3.1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估计以上面板数据模型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方法主要有Levin-Lin-Chu(LLC)、Harris-Tzavalis(HT)、Breitung、Im-Pesaran-Shin(IPS)和Hadri 5种。LLC、Breitung、Hadri 3种检验方法适用于长面板数据，HT检验适用于时间维度固定、个体维度趋向于无穷的短面板数据，而IPS法可以分为假设序列相关和序列不相关两种，假设序列相关的IPS法适用于长面板数据，假设序列不相关的IPS法既适用时间维度固定、个体维度趋向于无穷的短面板数据，也适用时间维度和个体维度均固定的短面板数据[20]。因采用的是个体维度大于时间维度的短面板数据，且全世界的国家或地区数量有限，个体维度固定的假设更符合实际，所以使用假设序列不相关的IPS法进行平稳性检验。

1.3.2协整检验

Kao法和Pedroni法是最常用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因此分别运用Kao法和Pedroni法检验lnExport、lnGDP、lnCHNGDP、Culdist的协整关系。

1.3.3模型适用性检验

在估计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选择最适合的面板数据模型。因此，采用F检验、LM检验、LR检验、Hausman检验来判定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哪个是最适合的面板数据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描述性统计表

数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对原序列的检验结果(表2)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lnExport、lnGDP、lnCHNGDP和Culdist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4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对lnExport、lnGDP、lnCHNGDP和Culdist的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的结果(表2)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4个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Kao法的检验结果显示：t统计量为-5.693 0，在1%的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在Pedroni法的检验结果(表3)中，Panelv统计量、Panelrho统计量、PanelPP统计量、PanelADF统计量、GroupPP统计量和GroupAD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虽然Grouprho统计量无法拒绝原假设，但Grouprho统计量检验较差[21]。综上所述，有充足的理由认为lnExport、lnGDP、lnCHNGDP、Culdist存在协整关系。

表 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 3 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

2.1 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首先，F检验结果表明：F(41，961)=109.75，P值为0.000 0，说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即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次，LM检验结果为chibar2(01)=1 033.56，P值为0.000 0；LR检验检验结果为chibar2(01)=4 553.63，P值为0.000 0，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在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之间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再次，Hausman检验结果为chi2(5)=32.80，拒绝原假设，但Grouprho统计量检验较差[21]。综上所述，有充足的理由认为lnExport、lnGDP、lnCHNGDP、Culdist存在协整关系。

2.1 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表 4 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说明：、、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首先，F检验的结果(表4)显示：F(41，961)=109.75，P值为0.000 0，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次，LMP值为0.000 0，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残差项与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对是否应包含时间固定效应进行F检验结果为F(21，39)=5.37，P值为0.000 0，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时间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即应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综上所述，应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即表4的模型⑶的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估计了模型⑴混合回归模型、模型⑵只包含个体固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⑸随机效应模型和模型⑸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随机效应模型。一方面，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进出口国的GDP、共同的官方语言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地理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以上结论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中均成立，且均符合理论预期，这说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2.2 进口国收入水平对中国木质家具的出口具有调节效应

文化距离显著促进了中国木质家具的出口，但其影响路径仍待深究。若影响路径是“文化距离丰富了产品的多样性，满足了进口国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从而促进了木质家具出口的增长”，那么结合其他学者“人均收入水平与进口多样性显著正相关”的实证结果[22]，可得到“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与对出口到非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的推论。为此，只需实证检验检验以上推论，就可获知文化距离影响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路径。

表 5 分样本的估计结果

为此，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数据，将42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划分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和非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两类，并运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表5)。第一种检验方法是在模型⑶中加入是否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虚拟变量(lncome)与文化距离(Culdist)的交互项(lncomeCuldist)，若交互项显著为正，则证实了推论。第二种检验方法是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和非高收入两部分，并采用模型⑶的模型设定形式重新估计，若高收入样本的文化距离的系数显著大于非高收入样本，则证实了推论。

模型⑹是第一种检验方法的估计结果，交互项lncomeCuldist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模型⑺和模型⑻是第二种检验方法的估计结果，模型⑺是基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⑻是基于非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模型⑺中文化距离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模型⑻中文化距离却不显著。显然，“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与对出口到非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的推论成立，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的影响是通过“丰富产品的多样性，满足进口国家或地区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起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木质家具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鲜有研究关注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基于1992—2015年中国与42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借鉴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测算文化距离，并运用拓展后的引力模型检验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影响方向和影响路径。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在影响方向上，文化距离促进了中国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增长。业界有种观点认为，文化差距导致了家具“内销热出口冷”，但实证结论与之相左。可能的原因是：贸易全球化进程使得木质家具的贸易成本逐渐下降，文化距离带来的贸易成本增加的负面效应也随之减弱，而文化距离满足进口国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正面效应逐渐凸显。因此，在克服了文化距离导致的贸易成本增加的负面效应后，文化距离可能会成为中国木质家具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独特优势。

第二，在影响路径上，文化距离通过“丰富进口国木质家具产品的多样性，满足进口国消费者对木质家具的多样化需求”起作用。因此，中国木质家具企业应充分利用中外文化差异，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内涵，通过开发多样化的木质家具产品以及在产品包装、产品广告和品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化，探索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木质家具设计道路与发展方向，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木质家具的多样化追求。

第三，在影响对象上，文化距离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高收入国家或地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非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木质家具行业应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进口国制定不同的竞争策略：在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应充分发挥文化距离带来的竞争优势，转变文化距离带来的竞争劣势；在非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应重点关注质量、价格等非文化的竞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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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832/j.cnki.1005-9709.2017.06.004

2017-07-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203027)、福建农林大学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计划项目(xjq201633)、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资助项目(CXZX2016211、CXZX2016213、CXZX2016231)

郑义(1988-)，男，福建莆田人，博士，讲师，从事林产品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研究，(电话)15980215629，(E-mail)ofzhengyi@gmail.com。

戴永务(1977-)，男，福建三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林产品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研究，(电话)15859196998，(E-mail)fjdyw@163.com。

F752.658

A

1005-9709(2017)06-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