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新载体
——动漫影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写

高 博

——动漫影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改写

高 博

美国学者柯马丁（Martin Kern）曾在《仪式中国》中提出下述看法：“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若想获得持续的影响，已无法避开新媒介方式的介入。只有这样，这片毫无涟漪的池塘才会再次释放出波涛汹涌的影响力。”这一结论为重新思考历史悠久但略显黯淡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新方向，即如何突破传统模式来寻求传统文化的新出路。可喜的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突破了专家学者的理论领域，并向影视传媒界蔓延。在专家学者提出种种构想的同时，影视传媒则付诸实践，悄然兴起了以动漫形式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气。就目前的反馈来看，这一改革获得了社会观众的广泛认可。其中最短小精悍的要属“中国唱诗班”所推出的系列动漫作品，该节目往往选取唐代和宋代的著名诗词作品加以演绎，代表了此类动漫作品对传统文化进行改写的三个方向，即观赏性的改写、传播性的改写与思想性的改写。由于目前学界尚无专就现代动漫与传统文化关系展开讨论的专业论著，故本文就这一主题进行阐发，用以揭示这一影视界的重要动向。

一、观赏性改写：以动漫形式演绎传统文化精华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的主流传播载体有两种方式，一为唐代之前的口耳相传，一为唐代之后的书籍相传。而前者在经过不断口耳传播的过程之后，也逐渐被记录为文字，进而与后者的书籍相传融为一体，共同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式。所以在现代动漫技术出现之前，我国的文化载体是以书面典籍为主。

但书面典籍在有效保留古人文化精髓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限制，即枯燥乏味，缺乏有效的观赏性。尤其是诗词作品，当写进文本之后，往往令青少年读者丧失阅读的兴趣。而实际上，这些诗词作品大多充满着浓烈的诗情画意，用心阅读之后，会产生相当富足的精神愉悦与满足感。不过可惜的是，在电子阅读盛行的今天，传统诗词受到了纸质文本的天然束缚，无法直接进入青少年的内心。而此时，使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画方式，则可以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效传递出去。

“中国唱诗班”所推出的系列动漫作品便是实践上述设想的典范，该系列作品6-10分钟不等，每个作品选取的均为经久不衰的古典诗词。由于是纪念嘉定建城800周年的节目，所以选取的又都是产生于嘉定的历史名人。这样便构成了名诗词配合名人的模式，使观众在有效记诵诗词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历史名人的相关知识，一举两得。例如王安石的《元日》是歌咏农历春节的名作，全诗仅有28字，但包含的中国节令的知识却异常丰富。该诗被“中国唱诗班”拍摄为动漫作品后，则将与春节相关的所有场景均表现出来，令观众受益匪浅。同时，动漫版《元日》选取的嘉定名人是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唐时升，通过唐府欢度春节的过程，向观众传达了中国特有的“永受嘉福，长乐未央”的乐感文化（culture of happiness）。很明显，这种以动态形式演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较之书面文本，更具活力，也更有渗透性。再如讲述清代嘉定著名学者王鸣盛的动漫影片《游子吟》，以倒叙的形式，详细深入地回忆了王鸣盛清贫的童年，以及其母将自己大衣中的棉絮抽出后为王鸣盛缝补棉衣的往事，在动漫的结尾处，方唱响孟郊这首流传千古的《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之形容王鸣盛的童年，的确恰得其情。而当观众目睹了王鸣盛童年时代的清苦遭遇及其母伟大的母爱后，自然也加深了对孟郊诗作的认识。

上述这种以富于吸引力的动漫形式来演绎看似枯燥乏味的名人名作的形式，的确实现了两方面的价值，即增加动漫的文化底蕴的价值和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的价值。

二、传播性改写：以动态画面诠释静态文字

上节所论以动漫形式演绎传统文化之精华，所采用的是宏观的视角，也就是对动漫这一载体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做了整体的判断。而本节论述的重点则进入较为微观的领域，探析以动态画面诠释静态文字的优势。

“中国唱诗班”推出的若干著名诗词作品中还包括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众所周知，这首诗的起首二句便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看似写的是晴天和雨天两种状态，而实际则暗示出人物的两种心境与遭遇：晴天代表顺利，雨天代表挫折。“中国唱诗班”演绎此诗时，选择的是明中后期的著名学者娄坚。娄坚在少年时代，便有“神童”之誉，可惜首次科举以失败告终，此后，他经历了一段相当失落的人生。恰在此时，他的老师吟咏了苏轼的这首名作，暗示他即便是失败，也自有失败的美。在这一开导下，娄坚在次年的科考中拔得头筹，成为饮誉学术史的名人。从传媒学的视角来看，本诗经过了这样一种演绎，变得更加亲近可感。观众不仅可以了解一代史学大师娄坚的成长经历，还可以对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在刻画风景背后的深刻哲理也有所领悟，也正是在这种演绎中，苏轼的诗歌内涵从静态的文字变成了动态的画面，不仅其美感得到提升，还实现了人生哲学的升华。

动画短片《相思》剧照

这种以动态画面去诠释静态文字的方式，是当代传媒学颇为注重的话题，实际上最早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语言与符号权力》所提出的“场域”理论。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表义区间中，文字所传达的意蕴可以通过画面来实现，而画面在实现文字表达的意蕴之时，还会对文字的意蕴进行相应的改写。这一理论后来被引入到电影理论中，最好地运用了该理论拍摄的影视作品便是电影版《红楼梦》。在这部影片中，动态画面呈现的内容实际上已对《红楼梦》的静态文本进行了改写，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大的认可。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这种改写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与动态画面相适应，而没有丝毫的违和感。换言之，在这种改写中，静态文本与动态画面实现了统一，二者之间的裂缝已通过这种改写而弥合。而在“中国唱诗班”推出的众多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动漫作品中，也出现了这类以动态画面诠释和改写静态文本的做法——上引《饮湖上初晴后雨》即是一例。而在动漫影片《相思》中，也采用了这种风格的改写，但与《饮湖上初晴后雨》有所不同。《相思》以王维的同题诗为背景，设计了清中期学者王初桐的爱情故事，该作品着重讲述王初桐与六娘的爱情，二人从小青梅竹马，后因门户并不相对，导致了情感悲剧。出嫁当天，坐在轿中的六娘泣不成声，眼泪洒落在红豆刺绣中，与此同时，王初桐带着六娘之前送他的红豆扇子赴京赶考。一对情投意合的眷侣，终因外在原因，而各携一颗红豆去迎接自己后半段的人生。王维的诗很短，只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20个字，但在“中国唱诗班”导演的动漫中，变成了时长10分钟的微电影，这以动态画面对静态文本的改写是大胆的，同时又是合理的。很明显，《相思》对于静态文本的改写表现在增添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按照布迪厄的描述，属于对原作的“情感式改写”（rewriting of passion）；而《饮湖上初晴后雨》对于静态文本的改写表现在诠释了一条人生哲学，属于对原作的“思想式改写”（rewriting of idea）。

但毫无疑问，这两个动漫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以新的形式对旧的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最终为传统的静态文本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使其实现了新生。因为有了这两个动漫作品，观众无论对于《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人生哲学还是对于《相思》展现的爱情故事，都已了然于胸，这些曾沉寂于古典书籍中的灵魂也再次通过动态画面实现了凤凰涅槃。

三、思想性改写：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精髓相结合

顾名思义，“思想性的改写”指的是动漫作品在呈现传统文化时，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相应的改写，以适应当前的国情和观众的精神需求。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毫无缺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应的局限，关于这一点，在清代《儒林外史》之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一直在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如何将传统文化的精髓继续发扬光大，同时对其糟粕又能进行有效的摒弃？这既是学术史思考的内容，也是动漫作品呈现传统文化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以“中国唱诗班”推出的系列动漫来看，它们对于古典诗词所传达出来的各种丰富的情绪与思想进行了有效的过滤与弘扬，过滤了与当代相乖离的因素，而对适用于今天的思想进行了弘扬。而实际上，传统文化中适用于今天的要素，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囊括。所以动漫作品对于传统文化的改写，亦可被视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机结合。

例如苏轼一向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人物，他的一系列诗作遭到了当时文坛的不少批判，其中有些精神，亦与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相左。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唱诗班”对于苏轼的作品与思想进行了筛选，从而敲定将《饮湖上初晴后雨》作为呈现对象。很明显，这一作品表达的在逆境中亦不能放弃的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一贯强调的自强不息有共通之处。而“中国唱诗班”为了将苏轼传达的这一精神表达得更吻合于当前的价值观，创造性地增添了首次科考失利的娄坚的故事，渲染了其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的人格，这既是对苏轼原作精神的呈现，更是对其哲学思想的升华。在这种升华中，动漫作品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改写也完成得天衣无缝。再如孟郊作为唐代中期的草根诗人，曾经写过不少较为迂腐的作品，诸如被选进《唐诗三百首》的《烈女吟》，便宣扬无论丈夫如何，女子都应逆来顺受。此类精神当然与当前的价值观相扞格，所以动漫作品对于此类作品并不采纳，而是采纳了孟郊的另一名作《游子吟》。这是一首宣扬感恩母爱的作品，在孟郊的笔下已经相当精炼。而“中国唱诗班”为了更加凸显孟郊诗歌的精神，选取了清代杰出史学家王鸣盛的故事做案例，将中华好孝道的精神诠释得更加深刻，这种改写同样是一种创造性的升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中国唱诗班”系列产品为代表的动漫作品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做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贡献，这些贡献主要是通过动漫作品对传统文化的三种改写渠道实现的，即观赏性的改写、传播性的改写和思想性的改写。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再次通过新的形式焕发了生机。同时，在这种改写中，也可以彰显当前动漫作品表达领域的扩展与表现手段的丰富，而这一进步，毫无疑问会深刻影响该领域的发展进程。我们在欣赏着既有作品的同时，也渴望看到更多传统文化的内容进入到动漫表现与改写的场域。

[1]（美）柯马丁.仪式中国[M].陈致,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7.

[2]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