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的“道”和“名”新释

樊 荣

(商丘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高明先生《帛书老子校注》引用1973年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张岱年先生《帛书老子校注》序评价说：“就目前所见到的《老子》书而言，帛书甲、乙本应是最古的写本了。”[1](序)需要指出帛书甲、乙本的概念：用篆书抄写的《老子》的文本名为甲本，而用隶书抄写的名为乙本。甲本无避讳，乙本避“邦”字讳，说明两种文本抄写时代不同：甲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后。甲本多用古字，乙本多用今字，代表了汉初两种不同的文本特色。根据近古存真的一般规律，可以说帛书甲本较多地保存了《老子》原来的面貌。

高明先生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引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长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1](P221)陈鼓应先生在此理解基础上，把第一章翻译为“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说的出来的名，就不是常名。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源。所以常从无中，去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中，去观照道的端倪。无和有这两者，同一来源而不同名称，都可说是很幽深的。幽深又幽深，是一切奥妙的门径。”[2](P58)客观而言，陈鼓应继承了王弼说的道的“不可道，不可名”注解，但不仅没有解释清楚何为“常道”、何为“常名”，反而自相循环，将“道”“名”注释成为虚无的、不可捉摸的抽象概念。因为“道”是《老子》全文的核心论述对象，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读者从一开始就如堕五里雾中，浑浑噩噩，不知所以。

一、 老子“道”“名”辨

“道”的渊源，来自于原始社会阶级出现以后的“巫”。在夏、商时期，出于敬天事神的功利需要，“巫”与政治权力密切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绝地天通”的能力。周王朝建立以后，崇尚礼制，敬天保民，随着天神信仰趋向人格化的需要，巫、祝等神职人员的地位也逐渐下降。《周易》“假象喻意”的卦爻辞表现形式，使爻辞内涵的象征意义更为形而上学，具有哲学的本体论色彩(《周易》丰富内容，即为兼掌卜筮之术的史官辛勤采辑、增补、编纂后的成果)。《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3](P334)到了东周末年，天人之间的神秘气氛被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代替，面对诸侯之间的无情兼并和血腥厮杀，各诸侯首领之间的沉浮盛衰变化，史官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过高度的概括、提炼，归纳出来带有普遍性法则的哲学范畴，“道”也就应运而生了。

李泽厚先生的《己卯五说》在谈到《老子》时，认为其中“ 被今人释为‘本体实在’亦即《老子》一书中最为重要的观念‘道’——无， 其真实根源仍在巫术礼仪”；“也正是从这里，领悟而概括出‘无’，并扩及‘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室之用’等等日常生活的哲理和智慧，并与权术、战略相衔接以服务于现实生活。”[4](P66-67)孔令宏先生的《从道家到道教》说：“道家是自巫术向方术转化时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中的支派。道家用以描述道的性质的哲学‘无’，具有巫术的背景，实际上是从‘巫’演化而来的。”[5](P7)到了战国初期，“道”的概念已经涉及日常的生活智慧、发展规律，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术、战略密切相关，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地位。

高明先生《帛书老子校注》注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引河上公注曰：“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又云：“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爱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虽昭昭，外如愚顽。”[1](P222)老子把“道”与“名”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提出来进行讨论，明确指出了名与实、个别与一般的区别，同时以“恒道”“常道”与“可道”，“恒名”“常名”与“可名”的形式，分别阐明了事物实体与现象的辩证关系。

朱谦之先生《老子校释》曰：“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于是可言之道，为不可言矣；可名之名，为不可名矣。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6](P4)在朱先生的《老子校释》里，明确指出了“道”具有“可道可名”的特性——“道”是变化的，不拘常态的，同时也是“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

在朱先生校释“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时，引《老子》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非。朱案：‘始’与‘母’不同字义。《说文》：‘始，女之初也。’‘母’则‘象怀子形。一曰象乳子也。’以此分别有名与无名之二境界，意味深长。盖天地本生，混混沌沌，正如少女之初，纯朴天真。”[6](P5)《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体道第一”注释“名可名”曰：“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注释“非常名”曰：“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当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虽昭昭，外如愚顽”；注释“无名，天地之始”曰：“无名者谓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吐气布化啊，出于虚无，为天地本始也”；注释“有名，万物之母”曰：“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阴阳，有柔刚，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也”[7](P1)。

从上列资料分析可见，《道德经》中的“道”是有“可道”和“非常道”之分的，“名”也是有“可名”和“非常名”之别的。“可道”即为“常道”，即河上公章句中的“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是社会正常发展之道。而“非常道”，即“非自然长生之道也”，是社会发展中的非正常现象。“可名”即“常名”，“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非常名”，即“非自然常在之名也”。那么，对于“常道”与“非常道”、“常名”与“非常名”的立言之旨趣，老子想表达哪些内容呢？究竟是不是像现在所解释的“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说出来的名，就不是常名”呢？

二、 老子“道”“名”解

《道德经》本身具有自然知识、修身养性和重视社会政治的复杂内容。发微《道德经》自然知识的文字如《道经校注》甲本：“七：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1](P250)；“二十四：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1](P244-245)持此见解者以季真、惠施为代表，1993年10月湖北荆州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的《太一生水》为该派著作。发微《道德经》修身养性的文字如《道经校注》甲本：“二十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P327)；“七十二：夫唯无知，是以我不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1](P173-176)持此见解者以杨朱、列子、范蠡、庄周等人为代表。重视社会政治现象是《道德经》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被后人重点继承的思想，如《道经校注》甲本：“三：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智者不敢，弗为也而已，则无不治也”[1](P237)；“三十：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有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1](P381-384)。持此见解者以关尹子、稷下道家、楚地黄老之学、法家、兵家为代表。到了战国中后期，这些丰富的思想遗产“被后人从三个方面作了发展，形成了三个派别。”[5](P9)重视社会政治内容被其中一派继承为以道为本、以刑罚为末用的道法系统；而在齐国稷下学派的影响下与阴阳五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道路，则发展成综合性的治国之术，《吕氏春秋》《淮南子》为其代表作。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使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8](P758)司马谈的总结，概括了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思想特征和实际功能。《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时，老子即从修身养性的角度予以善意的劝诫：“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老子著《道德经》与“周之衰”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8](P394)《道德经》的问世，是对东周末年社会政治局面出现巨变的理性思考和艺术反映。从老子、韩非在《史记》中并列立传的现象，即可发现老子对韩非刑名法术之学的深远影响。

“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华夏民族精神的载体，是理想与理性、自然与性情，君主统治与在野平民意识形态的统一体。“道”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自如的、开放的、发散的、相互转化的统一体。《道德经》中的“可道”即为“恒道”“常道”，《道经校注》甲本：“二：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1](P221-232)；“十六：致虚极，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1](P298)。在正常的自然状态下，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规律是春温、夏热、秋燥、冬寒，生物在四季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顺其自然，社会局面则会君臣和睦、相安无事、社会稳定。重视修身养性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君主能够居高临下，统摄全局，以虚静、淡泊为自守常态。

《道德经》中所说的“非常道”，即如《道经校注》甲本所言：“九：持而盈之，不若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之也；金玉满堂，莫之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咎也”[1](P258-261)；“十二：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令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1](P273)。当社会处于“非常道”状态时，君主富贵而骄，锐气逼人，对外寻求霸权，对内驰骋畋猎，喜好悦目之五色、悦耳之五音、悦口之五味，不顾后果，盲目追求个人享受；在自然领域，海啸、地震、飓风，水寒蝗瘟等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人间，给社会稳定带来猝不及防的意外后果。

早期名家的代表人物邓析就是以辨析“名实”和“刑名”为主要目的。而《论语·子路》则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鉴于春秋时期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大量存在并泛滥成灾，辨别“名实”，给“实”正名并使之成为“常名”，成为春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如《道经校注》甲本：“三十二：道恒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1](P397)；“三十七：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1](P421-427)。在社会正常发展的“常道”状态下，“道”是无名、无为、素朴、节制、和光同尘的。早期的部落领袖尧、舜、禹遵循“常道”，节制欲望，克己奉公，生活简朴，留下了被后人交口称颂的好名声，并被儒家推崇为清平治世的典范。

“有道”与“无道”、“常道”与“非常道”，“无名”与“有名”、“常名”与“非常名”是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非常名”如《道经校注》甲本“二十二：企者不立，自视不彰，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1](P334)，《德经校注》甲本“五十七：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1](P104)。商代共历17代31王，西周王朝历11代12王，商汤灭夏，武王克殷，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商代早期“无名”而有德，社会经历了由“非常道”向“常道”的艰辛蜕变，最终消灭了“有名”而无德的夏桀。文丁杀季历，受辛囚姬昌，随着殷商晚年的残暴无道，社会人心向背，“有名”而无德再次被“无名”而有德所取代，人间社会再次经历了由“非常道”向“常道”的朝代更迭。《道德经》撰写前，老子辞去周守藏室之史一职，结合“周之衰”的时代背景，作者发出“圣人去甚、去泰、去奢”[2]的痛心疾呼，与 “山雨欲来”的复杂社会局面相呼应，或许正说明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内在规律吧。

傅斯年先生《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二”《战国子家叙论》说：“五千文非玄谈者，乃世事深刻归纳。”[9](P176)结合本文以上论述，我们仔细揣摩《帛书老子道经》甲本中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P221-227)，暂且将其译读为：“道有常道和非常道的区分，名有常名和非常名的不同。无名，是天地初始时的素朴状态；有名，是孕育万物之初的萌芽现象。所以当没有欲望时，可以发现道的微妙之处；当有了这样那样的世俗欲望后，就可以以此察觉常道发生变化后的蛛丝马迹。‘常道’与‘常名’，‘非常道’与‘非常名’，虽然它们在名称上的叫法不一样，却同样来自于社会人生的经验、教训，同样具有难以捉摸的规律特性。总结这些微妙的发展规律，是了解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必然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