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经验下的历史叙事
——李春平《盐味》探析

杨晨洁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作为《盐道》的姊妹篇《盐味》，李春平历时两年多完成。正如作家自己所言：“《盐道》是发生在古盐道上的故事，《盐味》是发生在家里的故事。前者是关于‘道’的，大道至简；后者是关于‘味’的，味在盐中。”[1]357小说细细读来，也确有这般感悟：小说讲述的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故事，关于生活味道的故事。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正如南帆所言，具有隐含的潜力。在个人经验越发受到文学写作关注的今天，最能展现个人经验的日常生活叙述被拉入文学创作的轨道。李春平在近年的创作中，逐步深挖大巴山的历史，将个人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民族的文化、风俗、传统相结合。与上部作品《盐道》所呈现的万千世界不同，《盐味》中描写的全部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作家力图让大巴山历史的每一个因子都从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呈现。华莱士·马丁曾多次强调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特点：“小说可以起报告作用，它可以记录潜在于历史学家的不以个人为主的编年史之下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也许会说明这些历史。”[2]根植于人类生活经验的文学才能供给感受生活、领悟生活的力量。

一、《盐味》呈现的固定叙事空间

以《上海是个滩》而声名大噪的李春平，对于小说写作的技法运用早已炉火纯青。他在文坛初展锋芒时的作品，大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内部视角，以上海滩或是大巴山广阔的外部世界为叙述基点，揭示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盐道》以一条道路为中心铺开，整个叙述既具有延展性，又更具开阔性。而在《盐味》中，作品内容的叙述空间更加自足且趋于完整闭合，以三处固定的场所：张家、幺店子、县城，以及连接三处的盐道，架构起叙述内容的框架。观察叙述的小空间趋于固定，读者在固定的物理时空内可以深入细致地观察人物的日常行为，具有扩大作品人物内心叙述空间的客观效果。同时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弥补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缺陷，使整部作品的叙事视野得以拓展到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下，李春平以小说中不同人物的眼睛来观察大巴山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出大巴山内不同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而呈现出由众人各自经历与体悟聚合成的民间历史。

“盐”的历史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历史。正如李春平所言：“盐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殊物质，如果放弃了这个题材，就是丢掉了这个宝贝。”[1]353从每日所必需的物品“盐”出发，以生活中的“盐味”作为窥视历史的洞口，在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中寻找关于“盐味”的共同记忆。在“盐味”这一定量之中，呈现出日常生活中不同普通人物在历史中的无限变量。李春平的这一写作初心在小说开头便得以彰显。小说第一章第一段，作者用三个字将读者带入叙述的世界——没盐了。所有日常生活味道的供给都来源于这一调味品——盐。第一个展开故事的空间——张家，没盐了，每每此时都要靠借盐过日子的张家独子张迎风决定重拾父辈的盐筐，开始背盐。独子开始背盐，是张家的大事，张家的女人无法承受家中唯一的男人张迎风重新踏上险恶盐道的现实，可没“盐”的日子怎么过？在生活的逼迫下，张迎风还是出了家门。在险峻的盐道中往来穿梭，在幺店子里住宿休整，历经艰辛都只是为了给家里带回去“盐”，带回生活的味道。张家这一物理空间存在抽象为“家庭”的概念，成为每一个盐背子义无反顾踏上危险盐道的最终原因。起笔之时，李春平便有意将张家置于同《盐道》崔家完全不同的境地。崔家人丁兴旺，壮实能干的崔无疾与三个儿子都足以撑家。而《盐味》中的张家，爷爷跟爸爸都死在背盐的路上，张家男性只剩张迎风一支独苗儿。“背盐”这一行为在张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重要意义。由此，张家独特的家庭成员构成，即三代女人一个男人，让“盐”与“男人”这两个词语对于小家庭的意义双重叠加，最大化地呈现在小说中。但情节叙述的逻辑一开始似乎让人有些不解，如此重要的张迎风意外失踪后，张家在短暂的惊慌失措中即可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并没有读者期待中的过分悲痛与长期的沉湎难拔。同时张家的新儿子林万春在小说情节上似乎没有任何停顿，一入住张家便担负起家中男人的责任。猪圈里的猪怀孕生仔；房子对面的向日葵花日复一日地生长；张迎风不在的日子里，任香悦在产期生下了孩子；奶奶的棺材也每日擦拭如新。小说继续的情节仿佛要推翻李春平苦心设置“男人”的存在意义。然而继续阅读后，我们会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男人”的抽象存在最终落脚于每一日的凡俗生活之中，若是张迎风已死，那便是斯人已逝，生者仍要过活。另一个同样讨人喜欢的林万春全心全意为家，又何尝不是生活给张家的另一种选择。屋子里的盐还在，生活的味道就还在，日子总归要过下去，这是大巴山山民最朴素却又最真实的生活信条。再多的苦难也抵不过继续生活的信念——这是大巴山最真实的民间历史。

对于幺店子来说，“盐”是这里存在的根本意义。因为有盐道，才会有幺店子；因为背盐，幺店子才有了往来的客户和络绎不绝的生意。在这一空间中，小说侧重呈现“盐”对于盐背子之外的普通人的生活意义。曾经的“盐背子”林万春不再从事背盐的职业，娶了鄂鄂，在幺店子里当起了掌柜。但即使不背盐，大巴山里的人似乎也无法逃脱“盐”的影响。无论是倒卖盐的商人，开客栈的老板，还是幺店子做饭的厨娘，修理东西的木匠，每个人的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大巴山的盐存在或隐或显的关联。盐，不仅是日常生活的调味品，更是大巴山人的生活必需品，大巴山所有的故事桥段，都沾上了盐味。在各地盐背子往来的幺店子里，李春平为我们呈现了更多普通人物的生活片段。小说中着墨描写的一场赌局让赵钱益、吴满江以及欧阳苦尽这原本毫不相干的三个人，在幺店子里经过了一番奇妙的化学反应——赌博，输妻，换“妻”，兑现赌约，坦白经过，真相大白。以特殊看普遍的方式，李春平毫不吝啬地展现出大巴山人生活的边边角角，他也并不计较故事中的情节是否符合道义常理，日常生活自有它的逻辑，而这一逻辑的核心就在于：将每一天都好好地过下去。

县城是三个主要叙述空间中最开放的，也是最能激发大巴山新活力的地点。“镇坪地处偏远，地形复杂，隶属于陕西省。最初是没有设县的，导致管理上鞭长莫及，麻烦甚多，不得已才在当地设立了县政府。”[1]119县城的设置让大巴山内的山民与外界有了一个固定的联系地点。县城并没有成为乡下传统与外来文明冲撞的地点，反而包容了两种特异的文化形式，并将二者较好的融合于县城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之中。新消息的传播，新事物的生发，县城俨然成为一个消息交换场所。剿匪的指挥部设在县城，保障山民的生命安危；林万春从县城带回去的下奶鲜鱼给任香悦解决了哺乳问题；大家商议在县城里筹建新式女子学堂，让县城里女娃能够接受新式教育。县城让整部小说更加具有开放性，原本封闭自足的大巴山像是对外界开放了一个口岸，以更加包容的姿态为未来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的可能性。

《盐味》叙述空间的点面分布与线性连接，使得整部作品的叙述在不同场景之间切换自如，如同影视作品一般的镜头感。人物的活动场景更为鲜活，日常生活的细节更加突出，不同叙述空间的特色及风格更易彰显。

二、《盐味》塑造的凡俗人物角色

“人物是一条导线，他使理清母体的乱团成为可能，并允许他们被归类和整理。”[3]如同沈从文倾心歌赞的“湘西人”，老舍孜孜不倦描绘的“北京人”，李春平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也试图塑造一个“巴山人”群体。李春平在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我并不知道我写的是不是历史小说，我只知道我写的就是民国背盐人的那段历史，那些即将被时代所忘记的普通人。”[1]358从人物形象上说，李春平在《盐道》之前创作的小说里主要写了两类人物：大巴山区的农民和从山区走出去的打工仔，大多是从经济以及阶级立场来进行人物的塑造。在新完成的小说中，李春平将视角放回到文化本身，以文化为立脚点去看身处文化之中的人。《盐道》的中心人物崔无疾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人物，但颇具传奇色彩。无论是抢老婆，还是与王国江结拜兄弟，又或者铁面无情举报自己的大儿子，崔无疾都无法用简单的“普通人”自定义。其在危险时刻总能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智谋，有着鲜明的民间英雄的属性特征，江湖气很足。此外，《盐道》中最出彩的土匪形象在《盐味》中被削弱了，土匪作为逃逸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人物，李春平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在《盐味》中，李春平注重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去完成对历史中人的认知，从瓶瓶罐罐、柴米油盐和生死无常中还原人物的全部面貌。

在对大巴山的文化价值进行判断的基础上，李春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最终孕育成熟。李春平关注大巴山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生死的理解、对性爱的态度、对生活的感知。小说人物的描写方式、组织结构都以大巴山的“自然”存在为依归。由于作者试图呈现出最日常的人物形象，下笔时也就颇为自然。所有的人物，包括盐背子、土匪、寡妇等，李春平都以平等的态度与叙述姿态刻画其不同的人生。生命在大巴山这里是平等的，所有人物存在的意义基本趋同。无论是盐背子走上凶吉未卜的盐道，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还是寡妇循着内心情感寻找情感依托，在深层次上都是为了继续生活，把日子过下去。

“奶奶”这一人物形象是笼罩于整部小说中关于“生”的象征，蕴含着对于生死的体悟，李春平很有深意地选用了“奶奶”这个广义上的祖母称谓来为这一女性人物命名。在小说中，奶奶不像张妈，只是张家的女人，奶奶更像是镇坪县这一带所有人的奶奶，“附近吃过奶奶奶水的娃娃至少有三十个……奶奶的乳房成了母仪众生的粮仓”[1]7。奶奶是整部作品中生与死的最高象征。李春平在作品中不厌其烦的描写奶奶。如，奶奶吃东西的神情：“她嘴里含着小白菜细嚼慢咽，喝着苞谷糊糊，苍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同往常一样无关痛痒”[1]8；奶奶上坟的过程：“奶奶慢慢悠悠地走了很久，每一步都表现出衰老导致的迟缓，也表现出期颐老人的坚毅”“奶奶迎着太阳笑了笑，露出两颗残缺的门牙”[1]21；奶奶固执地穿针：“奶奶野蛮地蠢想，管他针线飘呀晃的，穿他一万次，碰也要碰上一次。……奶奶真把针线穿上了，并以胜利者的姿势大笑起来”[1]18。李春平细致入微地刻画着奶奶的衣食起居，将大巴山女人的形象完整呈现在作品中。小说中张家所有突发状况和紧急情况在奶奶这里都会得到平复。张迎风决定出门背盐，张家乱作一团。直到“奶奶终于发话了，她的声音拖得很长，不慌不忙地带着颤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说这人哪，气数尽了在平地坐着也要掉个石头砸死，一颗黄豆也能打死。命大的，总会逃过劫难，错过灾星。人都是要死的，什么时候死，怎么死，不在于背盐还是种地’”[1]19。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被一位百岁老人用关于生死的体悟点破。这也正是李春平写人物的高明，通过描写一个女人写出了整个大巴山人的生死观。

面对生活，大巴山人保有坚韧与执着。张迎风的父辈在盐道上失去了生命，但这死亡的恐惧并没有阻挡一代又一代人踏上盐道的决心。盐道上有一家人的生计，苦难的背后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再者，在大巴山的文化中，“背盐”是男性正式成为男人的仪式，“要是你背过盐，你就称得上是男儿或男子汉了，否则你就是个男的”[1]35。有些胆怯的张迎风在盐道上见识外面的世界后成长了。从一个对什么都好奇的愣头青：“他不是不累，是他无法入睡……问题在于，灯笼下面都是些什么？为什么有人川流不息？为什么有那么多铁锅烧着熊熊大火？为什么有人在叫，有人在唱，有人在哭？”[1]35成长为一个勇敢有胆识的剿匪队长。在盐道上摸爬滚打的林万春一身义气，颇有担当，不仅照顾朋友：“林万春的耐心因为友情而无限放大了”[1]264，为路上不相识的死人收拾尸骨，在张迎风失踪后过继张家，侍候一家老小，在接手盐幺店子后好生对待鄂鄂母女，改革店里经营方式，以“仁义店”招揽生意，并慷慨资助筹办女子学堂等等。除此之外，小说中着墨不多的盐背子赵钱益、吴满江等也是呈现在作品中血肉清晰的人物，他们中甚至还有人在背盐的途中收获了老婆，明白了处世的道理。盐背子因为生计走盐道，也在这一独特的过程中完整了人生体验。

对待性爱，大巴山人秉承自然，遵循内心。纯洁的性爱不应以社会属性为最终的评价标准，性爱“不单是延续种属的本能，不单是性欲，而且是融合了各种成分的一个体系，是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是完整的生物、心理、美感和道德体验”[4]，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莫过于小说中的寡妇形象。任香悦在张迎风失踪后，与忠厚能干的林万春产生情愫，并有了身体的交合。陈氏一开始对左木匠态度十分恶劣，认为自己不能被木匠染指，但在左木匠无微不至的关怀中，陈氏接受了左木匠的爱意。欧阳苦尽在家中守寡，被赵钱益所骗以身抵赌债，阴差阳错后过上了身心愉悦的日子。这些大巴山男女的两性之爱完全发自内心，出自真情。正如左木匠所说：“名节是个狗屁，过得不畅快，名节也没用！”[1]118李万春安慰任香悦说：“怪娃娃干啥呢，都是人。”[1]209欧阳苦尽坦言：“你晓得啵，平时说是贞洁大于天，可你身体一碰我，贞洁就小的没影了，身体就大于天。”[1]356他们没有被社会道德评价标准中的贞操观束缚，生命是自然的，性爱是体内涌动着寻求自然天性和宣泄本能欲望的潮汐，如同大巴山的存在一般自然。

生活在大巴山中的人，浸润着大巴山的文化，祖祖辈辈的信仰无外乎是孜孜不倦地过好每一个日子。其生活信念不掺杂任何所谓理性的道德评价，他们在生活中始终秉持最原始最朴素的认知——生活就是认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生命。最终，生有所安，死有所息。荣格说：“伟大的作品的材料都无不在集体无意识中汲取，然后通过形式融合个人尤其是种族的经验而创造成作品。”[5]李春平无疑吸收了巴蜀文化中自然未经开发的质素，昭示了积淀在心理结构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自然天成”的社会理想，并融合巴蜀独特的生活体验及自己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创造出大巴山内自然生活、本真存在的各色人物。

三、《盐味》书写的风俗民情

文学再现日常生活，也就是再现生活的环境与氛围。小说开篇便将詹姓御厨的民间故事作为引子，进而开始描述大巴山的“盐”。以民间的传统表达方式将读者吸引，营造出一种大巴山内关于“盐”的民间文化氛围。文学作品对人性的表现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应当将人性的呈现放置于这一人性特点所生根发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体悟感知这种文化的独特与历史的源流，这种文化理念支配下的小说创作就有了深厚的文化、历史意蕴。李春平曾说道：“我母亲和其他乡亲经常说，人是要讲仁义的，就像是鲁迅先生挖苦的那样‘满口的仁义道德’。可乡亲们口中的仁义道德真不是虚假的，不是‘吃人’的，是他们骨子里的精神秉持，是崇高的日常行为操守。”[1]356大巴山的人们崇拜敬畏传统祭祀与巫术，遵循着一套不同于外界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李春平将《盐味》放置在民间文化狂欢的舞台——日常生活习俗中，窥见了历史的另一面。小说中充盈着浓郁的民间文化色彩，较少有“规范化”的社会活动方式，其所注重的是人性本原的东西。

与《盐道》关注民间祭祀文化、巫术传统不同，李春平在《盐味》中并没有将重点放到“跳端公”等带有明显巫术色彩的民俗事象上，而是将描写民间风俗的笔墨重点放在了日常生活细节上，使得民俗风情的叙述更加平易，贴近历史。如，任香悦因为与奶奶八字相合，家里人便请奶奶做针线活，图个吉利；“月母子”在月子期间是家里一切的中心，甚至拥有皇帝般的特权。又如，“乡俗认为，在高寿老人的棺材里睡觉，是增福增寿的”[1]82。原本象征死亡的棺材，成为了生命继续长存的希冀。再如，张迎风面对死去的土匪说道：“我们这里的习俗，死者为大，死者为尊”[1]357。无论生前是好是坏，生命结束时都如同生命开始时那样平静。《盐味》中，风俗民情与人生死相连，与人成长相生，是大巴山中最朴素最真实的历史。李春平转型后的创作非常关注民俗风情的书写，不仅是为了营造小说专属的叙述氛围，更是为了找到能打开秦巴生民精神记忆的钥匙，进而揭示出巴山乡土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源。

四、结语

李春平说：“小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比历史学家的记录更加真实和生动。”[1]357虽然小说文本也有一些写作上的缺憾，比如结尾过于匆忙，主要人物的书写有时会游离于文本主题，并且除奶奶以外的女性人物塑造稍有不足，但瑕不掩瑜。这部格调悠扬、充满诗意的日常生活叙述作品“在相对静态但充满张力的语境中，蕴藉思想的力量。”[6]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事件只能是历史发生的瞬间，更多平淡无奇的细小时刻才是民族生存的真实展现。名人与英雄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翻涌的浪花，而无数平凡如同蝼蚁一般的普通人汇成了历史的长河。这些关于大巴山民间的细小记忆，关于每个普通人生存的点滴，被李春平用淡盐水般温和解渴的笔触缓缓道来，并最终绘制出由无数日常生活的场景与片段组合完成的大巴山历史风俗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