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已远：清代瓯江上游闽汀移民的原乡认同

章毅

摘 要：清代移民史中的原乡往往被认为具有根源性的意义，但新藏清代石仓文书也显示，作为闽西汀州移民的后裔，在定居浙南松阳县将近一个多世纪之后，他们的原乡认同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期的异地定居生活，使得移民后裔与原乡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在移民本地化的整体趋势之下，原乡虽然仍是一个“血缘性”的文化符号，但已逐渐褪变为一种历史的背景。

关键词：移民； 原乡； 认同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2-0156-10

作者简介：章 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一、序 论

十八世纪前期，一批福建移民从闽西上杭跋涉千里，来到浙江南部松阳县的石仓山区。他们从挑砂小工开始，通过植蓝造靛、洗砂炼铁逐渐积累财富，最终在半个多世纪后站稳了脚跟。他们兴修祠庙，组织会社，组建宗族，营造大屋，在当地形成了具有闽汀特色的石仓社会①。综观石仓移民从迁徙到定居的过程，本地化固然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但闽西原乡仍是移民社会中重要的文化因素，在诸如语言、宗教、建筑、习俗等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只是从浙南松阳石仓到闽西上杭太平里，两地往返将近三千里，在清代的历史情境中，整个旅程需要穿越浙南、闽北和闽西的山地，费时至少两个月。移民和原乡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颇为耐人寻味。

在近期的清代移民史研究当中，移民认同问题已日渐受到学者的关注②，但受制于原始史料的匮乏，精细的微观研究至今仍不多见，相较而言，保存完整的各类清代石仓文书则为学术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诸多可能。光绪三十二年茶排阙氏族人阙玉镳等人所撰的《回闽路程》，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民间历史文书，对于该史料，学术界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③，但其中仍颇有值得进一步发掘之处。

二、返乡之路

《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等回闽路程》（以下引用简称《路程》）为现存石仓文书中的簿册文书，共计29页，本身无题名，只在封面题有“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吉立”和“鹿鸣录”两行说明文字。《路程》详细记录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仓阙氏族人回到闽西上杭“修造荣厚公香火堂”的前后经过，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迁浙之前的福建阙氏世系。（2）浙闽之间详细的往返行程。（3）在上杭修造香火堂的各项开支。（4）与上杭田产有关的各种契约凭证的抄底阙玉镳等编：《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等回闽路程》，清光绪钞本，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本文所用为电子扫描本，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文书名为整理者所拟，以下引注简称《路程》，编号为扫描文件号码。。

《路程》未标明作者，但关于去程路费分摊，《路程》中有这样的文字，“振章、玉镳、执因、佛基、乃仓，共用路费洋四拾叁元七角四分”。而关于回程路费分摊，《路程》又记述，“斐成，派回家路费洋拾壹元五角五分，并仓、基；鹿鸣，派回家路费洋拾壹元五角五分，并仓、基；清芝，派回家路费洋八元四角，并仓。室庆，派洋六元三角。”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回闽”活动的参与人是阙振章、玉镳、执因、佛基、乃仓和室庆，至于斐成、鹿鸣、清芝，查阅《民国阙氏宗谱》可知，分别是振章、玉镳、执因的字号 阙振猷等编：《重修下邳阙氏家乘》，民国十七年木活字本，原件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本文所用为数字照片版（本文简称《民国阙氏宗谱》）。。同时，《路程》还记述了“（阙）振章、玉镳、执因作三大股，各股派洋壹拾四元五角八分。乃倉，担夫；佛基，信客。无派” 《路程》，编号SW13121800142-00143。。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阙振章、玉镳和执因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其他几人相对次要，其中阙乃仓是“挑夫”，而阙佛基是“信客”。《民国阙氏宗谱》中收录了一篇阙氏后辈培俍和吉伸写于民国十七年（1928）的《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对此次活动的缘由有比较详细的交待。对比两种文献，不难看出，阙玉镳才是整个活动的最主要的组织者。

阙玉镳（1841-1906）字辉扬，号鹿鸣，邑庠生，出自石仓阙氏三大支系之一的茶排系。其父翰荣，祖父德玿，曾祖即为清代石仓最成功的冶铁业经营者阙天开。在阙天开的38名曾孙之中，有4人考获科举功名，玉镳即为其中之一，因此在天开的曾孙辈中，玉镳无疑属于“精英”之士。而颇为巧合的是，上杭阙氏祖堂实际上正由阙天开于嘉庆九年（1804）回原乡所建。《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记述：

自始祖盛宗公由闽迁居于兹以来，嘉庆九年，我曾祖天开公返闽修造荣厚公祖庙，追还盛宗公所置尝田租谷二十八秤，计十四担，仍为经管祖庙、祭扫各祖坟之用。至道光元年，乃倡议捐巨款，建宗祠于斯土。迄乙巳年，叔祖德理公重修宗谱，井井有条，承先启后，可大者其业，可久者其德。

由此可知，在石仓经济繁荣的嘉道时期，出生于浙南的阙天开不仅出资修建了原乡的“祖庙”，而且还在原乡设立了十余亩“盛宗公祖尝田” 按：按照每亩田租1石（担）估算。。因此，阙玉镳成为此次“回闽”活动的组织者，可谓事出有因。我们由此也不难了解到，《路程》封面上“鹿鸣录”的“鹿鸣”，所指的即是阙玉镳，即谓该账簿主要由阙玉镳所记。

有了阙玉镳的线索，其他几个人的情况也就不难进一步了解。据《民国阙氏宗谱》，阙振章（1846-1909）出自石仓阙氏的后宅系，字斐成，号敏庵，附贡生，虽然比玉镳小5岁，但功名却高于玉镳。阙执因（1872-1931）则出自石仓阙氏的下宅街系，名宗贤，号清芝，出生于士绅之家，其高祖阙正英、曾祖阙永寿都曾捐得“国学生”的头衔，父亲阙祯庆曾于咸丰五年（1855）考获生员，并于光绪三年（1877）升为附贡，但阙执因本人已无功名。阙室庆（1840-1921）与执因一样出自下宅街系，也出生于士绅之家，其祖父永焕曾捐得功名，其父亲信奎则曾考获“邑庠生”，但室庆本人也已无功名。室庆虽然比执因年长将近三十岁，辈分也高一辈，但在《路程》中却很少看到有关他的记录，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路费分摊等，也很少看到室庆的参与，具体原因不详，或许是因为他与执因同出下宅街系，而该系已有执因作为代表的缘故。endprint

通览“回闽”活动中的这几个主要人物，不难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相当高。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65岁，振章60岁，室庆66岁，执因34岁，除了阙执因尚在壮年，其余三人如果以清代的标准来看，均已属高龄。嘉庆九年石仓阙氏族人返乡修庙，其领导人物是年仅45岁的阙天开，时隔百年，当天开的曾孙阙玉镳重新踏上“回闽”之路时，已比其曾祖父当年老了20岁。这种年龄的差距，正是清代石仓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标记。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记述：

吾族以荣厚公为百世不迁之祖，祖庙远在上杭县山子坳下，年久失修，经管更无善状。宗人佛基来石仓源时，屡以为言。言之谆谆，听者藐藐。于此求其不惮劳瘁，能补前功，可以致孝思于先祖，遗芳躅于后世者，惟玉镳公一人而已。

显而易见，上杭阙氏祖庙的年久失修是促使石仓阙氏族人返乡修庙的主要原因，而阙玉镳是主要的谋划者。而从序中“宗人佛基来石仓源时屡以为言”的说法来看，祖庙毁损的情况石仓阙氏族人早已有所了解，只是“言之谆谆，听者藐藐”，除了阙玉镳之外，留心的人似乎并不多。这一状况并不难理解。晚清的石仓与嘉道鼎盛时期已完全不同，不仅遭受了咸丰以来最严重的兵燹，而且主要产业如靛蓝、炼铁等都已大幅衰落 蒋勤：《清末浙南的区域市场与“衰而为亡”的土铁业》，《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石仓居民们似乎很难有余力再去关心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庙。

闕玉镳当然是“有心”人，但其实际的处境也同样不易。《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引述了阙玉镳对后辈所说的一段话，颇具有代表性：

经咸丰兵燹劫后，故里祖庙不幸荡然，又数十年于兹矣。余窃有志焉，而未逮也。前因宗谱捱过五十余年，未能继续修造，未能兼顾及此。至光绪丙申年，谱告成功，本拟进行修理上杭祖庙，不觉蹉跎又复蹉跎，转瞬将近十年。此时再不能搁置。 《民国阙氏宗谱》第3册，编号IMG_0805-0808。

由此可知，虽然阙玉镳很早就得悉上杭的祖堂毁损，但却始终力有未逮。加上重修宗谱的任务繁重，作为族内有数的科举“精英”，阙玉镳必须全力投入，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阙氏宗谱》重修完毕，阙玉镳才有精力计划返乡之行，但等到真正成行，却已是十年之后了。不论序中“蹉跎又复蹉跎”，“再不能搁置”的说法，具体所指如何，但可以推断的是，对于年届六五“高龄”且从未到过上杭的阙玉镳来说，处、汀之间往返近三千里的曲折道路，无疑是一段令人生畏的险途。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三月三十日，阙玉镳一行从松阳县石仓启程，水旱兼程，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上杭县太平里，整个闰四月都在故里修庙扫墓、置办田产，到五月二十一日处理完各项事务，从太平里起身返浙，六月十五日回到石仓，全部行程往返约2800里，前后历时106天。

《路程》对“回闽”过程记载得颇为详细，在每日行止、道路里程、日用消费、工程结算等方面，登记得尤为精心，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活动的不少细节。《路程》开篇的“路途”部分记载：

（三月）卅日：汤浩门，四十里，中伙；七赤镇，廿里，宿。四月初一：源口村，卅里，中伙；道泰，卅里，宿。初二：杨梅岭，卅里，中伙；龙泉县，卅里，宿。初三：豫章村，廿一里，中伙；青坑村，廿五里，宿。初四：查田村，廿五里，中伙；小梅村，廿里，宿。初五，大泽村，廿五里，中伙；新窑村，廿五里，宿。初六：旧县村，廿里，中伙；松溪县，廿里，宿。初七：松溪县请船，坐到东游村，壹佰里，船内宿。…… 《路程》，编号SW131218-00141。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对这一行人头八天的活动即可以产生鲜活的印象。同样，依照《路程》中所记，我们也不难复原阙玉镳们往返浙闽的全部行程（见表1）。

从这个行程表可以看出，阙玉镳一行人由浙入闽的去程约1510里，路上行走27天，加上3天休息，全程为30天。其中旱路780里，用时17天，平均每天46里。水路730里，用时10天，平均每天73里。显然水路比旱路省力不少，平均速度也快很多。从福建松溪县到延平府城，因为可以沿着松溪顺流而下，舟轻力省，300里水路，3天即到，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天100里。走旱路则要困难得多，费时长，速度慢。最慢的一段是从福建延平府城到顺昌县的洋口镇，大约120里旱路，却走了4天，每天不过30里，颇为艰辛。返程与去程的情况类似，只是因为路线有所调整，总里程少了200余里，缩短为1290里，路上时间比来时也减省了5天。但无论如何，这条漫漫长路，尤其是往返长达1500里的崎岖旱路，对阙玉镳一行来说，均是严峻的考验。

三、故乡的香火堂

整个百日左右的行程，虽然花在路上的时间将近一半，但行路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对阙玉镳等人来说，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在上杭太平里原乡重建一座“荣厚公香火堂”。

所谓“香火堂”，在清代石仓移民的概念中，是指住宅中专门用来供奉祖先牌位的空间，其真实所指只是住宅最后一进的厅堂，而不是整个建筑，但由于这一空间具有祭祀功能，因此成为了整幢建筑的精神核心，人们也常常以香火堂来指称整幢住宅。比如今天仍存的三十余幢清代石仓大屋，当地人们习惯上又称它们为“某某公香火堂” 王媛：《香火堂：血缘的依附与独立——石仓阙盛宗家族1710-1850年的住屋史》，《史林》2011年第5期。。“荣厚公”是阙玉镳所在的石仓茶排阙氏所公认的直系远祖，距玉镳13代，距离玉镳的曾祖阙天开也已10代，代际距离相当遥远。不过，繁复的世代细节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荣厚公香火堂”中同样也供奉着阙天开的祖父阙盛宗（1670-1742），而他代表着石仓和原乡之间的真实关联。

查阅《道光阙氏宗谱》可知，阙盛宗的葬地已在松阳石仓，“坐落叶山边山场壹处，……上一穴安葬盛宗公坟墓，坐西东”。而盛宗三子于雍正十三年（1735）合力建造的石仓第一幢大屋——“茶排杨庄开基房屋”，在盛宗去世后即被称为“盛宗公香火堂”，在诸子分家之后，又成为“阙氏家祠”而专事祭祀。与此同时，盛宗三子也为其父在石仓设立了数量不菲的祭祀田。从这些现象来看，阙盛宗与闽汀似乎已没有太大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道光谱同样还记载了“盛宗公福建尝”，即以盛宗公为名设立在福建上杭的祭田，其数量几乎与在浙江者相等 阙德理等编：《道光重修下邳阙氏家乘》（道光二十五年木活字本，原件藏浙江省松阳县大东坝镇七村，本文所用为数字照片版），卷1《祭祀田》，编号P5050047-0048（本文简称《道光阙氏宗谱》）。。这种两地同时设立祭田的现象，在盛宗之后的其他阙氏族人身上并未再发生。因此我们推测，这也许是因为阙盛宗并非真正的第一代移民，而是晚年随子依亲才来到了石仓，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生活在上杭。但如果进一步深究，或许在茶排阙氏后人的眼中，阙盛宗已成为连接移居地和原乡之间的重要的血缘纽带，在浙闽两地都为其设立“尝田”，可以提示出石仓移民的“根源”。因此上杭太平里的“荣厚公香火堂”，正可以看成是对石仓“盛宗公香火堂”的投射和映证，而阙玉镳等人重返太平里的艰辛旅程，也正肩负着“寻根”和“溯源”的重要使命。endprint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阙玉镳一行到达上杭太平里。《路程》记载：

光绪卅弍年又四月初一日，王炳福木匠司承领东里乡山子坳下大坡下荣厚公嗣振章、玉镳等祖堂壹所。一栋三架，出水及柱头、椼桷、栋梁、水桯一任便用等项，俱一在内。当日三面言定，花边柒拾五元，每元圳兑，其余杂款一并在内，再者起完工红包在外。恐口无凭，此字是实。即去交头花边弍拾元正。本家阙延德代笔。 《路程》，编号00145。

由此可知，到达故里的第三天（闰四月初一日），阙玉镳们即确定了重建祖堂的工程计划，以总价75元的价格，将建造的主工程承包给了木匠王炳福，并当即支付了头款20元。同样，在闰四月初一当天，阙玉镳们也把工程的泥水活承包给了“坭水司”王钦行：

光绪卅弍年又四月初一日，王钦行坭水司承包做香火堂。三面言断，每工包食洋弍角，每做有壹百工夫，贴肉三斤，油三斤，申洋九角，另贴洋壹元。柴盐茶叶用主家，当付英洋壹元。 《路程》，编号00147。

在此之后，屋瓦的订购，油漆工的承包，也相继在闰四月十五日和十七日确定下来 《路程》，编号00149-00150。。除了建筑实体之外，香火堂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香火”（香炉）也需要安顿。按照闽汀的习惯，新设立的香火堂，其“香火”需要先安置在世系邻近的香火堂中，称为“移炉”，待新堂建成后，再行迁回，称为“迎炉”。整个过程有着一套复杂的仪式，也都不容马虎。因此，香火堂的建设工程开工不久，闰四月四日，阙玉镳们即在附近的“宇耕公香火堂”举行了“移炉”的仪式。虽然各项事务头绪繁多，但玉镳们在到达原乡将近半个月之后，终于使重建香火堂工作走上了轨道。

不过，即便诸事均有筹划，这仍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最主要的困难是工程造价远远超出了玉镳们的预算。根据《路程》中对各项开支的详细记载，我们编制了《光绪三十二年阙玉镳回闽活动开支情况表》（表2）。从表中不难看出，这次回闽花费巨大，各项开支总计达到了302元，这相当于当时石仓十几个普通农户全年收入的总和。对各个开支项目稍加归并，即可看到，路途上的费用占了三成，剩余七成则主要用于香火堂的重建，其中最主要的是屋宇的建造（木工），仅此一项，即占了全部回闽费用的近三分之一（28.1%）。

《路程》中有關于香火堂建造木工费的详细记载，比较前后文字可以发现，闰四月初一的预算和五月十九日的最终结算是有明显出入的：

初四日，起工红包洋壹角。十一，竖屋红包弍角。又下手七名红包，共钱四百九十文。点心米二升半，钱二分五厘。承梁米一斗，五角。竖大门，包五十六文。埋门包，□洋弍角。埋门鸡一只，洋三角。祭梁鸡一只，四角。

初七，去龙洋壹拾元。初八，去龙洋六元，又去白米洋壹元。初九，去龙洋壹拾元。十一，去洋壹元。十二，去英洋五元。廿一，去英洋壹拾元。廿一，去白米三升，佛基，钱五分。廿四，去英洋六元。廿九，去英洋壹元。五月初三，去龙洋壹元，又重去龙洋叁元。 《路程》，编号00145-146。

这段文字代表了《路程》的典型格式，颇为琐碎，但也很详细地记录了从闰四月初四到五月初三，阙玉镳们所支付的修造香火堂的木工方面的开支。如果对这段文字中的数字进行加总，可知该项开支的总数已超过55元。如果再加上闰四月初一下订时阙玉镳们所预支的20元，工程实洋已经超过了原先的预算（75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上述文字之后，《路程》中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初三日，再找三面言定，补杂款、发脚、出水等项洋钱捌元正，其余零碎，断断不准加言。议讫。”也就是说，在认识到建造工程费已经超支之后，阙玉镳们当即与建造方进行了商议，一方面接受工程超支的现状，另一方面因为工程尚未完工，因此同意继续再支付8元以作了结，同时表示，这个价格（83元）已是底线。《路程》中“其余零碎断断不准加”这句话，正透露了一种“坚决”之意。只是，这条底线并不容易守住。这段文字的末尾还显示，到五月十九日即将返程之前，香火堂木工费的最终决算价格是“木匠并杂款红包一应共八拾五元壹角二分一厘”，最终造价（85.121元）仍然突破了五月三日拟定的“底线”价格。

木工费并不是整个工程中超支最多的项目，实际上，瓦工的超支更为严重。《路程》记载：

阙锡华瓦司，面定瓦壹万零五百块，面断花边壹拾元正。又四月十五，即去洋叁元。又去洋弍元。廿七，去洋叁元。五月十三，去洋弍元，又去洋壹元八角。共十一元八角。

又四月十五日，担到瓦弍伯八十片。十八，担到瓦四伯片。廿八，来瓦六百片。廿九，来瓦六百片。卅，来瓦六百片，又来瓦八百七十片。五月初一，来瓦弍百片。初二，来瓦弍百片。初四起，十一止，来瓦六千八伯五十五片。又来瓦壹千八百九十片。共来瓦壹拾弍千四百九十五片。合乞 。

现买瓦洋三角六分，另买旧瓦。

五月十八，来瓦五千九百片，去洋六元九角四分。新辉。 《路程》，编号00150。

通过对上面文字的深入解读可知：阙玉镳们闰四月十五日将新建香火堂的铺瓦项目承包给了瓦匠阙锡华，预定瓦片10500片，预算价格为10元。只是到五月十一日，用瓦量已经达到了12495片，但工程仍未结束，直到五月十八日新增瓦片5900片，整个项目才告完成。与此同时，工程造价也已上涨到了19.1元（11.8+0.36+6.94），比原定计划几乎超出了一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瓦片是“另买旧瓦”，可以推想，这应是为了节省开支。

泥工项目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虽然泥工项目的原初预算《路程》中所记不详，但从文中“三面言断，每工包食洋弍角，每做有壹百工夫，贴肉三斤，油三斤，申洋九角”这一行文来看，最初的约定似乎是将工程量规划在100个工左右，每工工价0.2元，因此折算总价的基本费用应为20元左右，此外，再加一些食物补贴。但《路程》在本段的结尾记录：

共结点工并包工洋叁拾柒元七角，并红包杂款油肉等，通共洋卅八元一角九分，又补找杂款洋三角余，并柴盐茶叶在外，坭水并下页日来（引按：指阙日来，新增泥水匠），大共付洋四拾壹元四角九分。 《路程》，编号00147。endprint

最终的造价达到了41.49元，也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

整個工程一再超支的原因，我们尚难知其详，但预想和实际的明显落差，至少表明阙玉镳们对上杭太平里原乡的情况并不很熟悉。同时，《路程》中不经意间留存的语句“其余零碎断断不准加”，仿佛也提示出，作为远道的回乡者，阙玉镳们与上杭当地的工程承包者之间的沟通似乎也并不很顺畅。

工程造价超支显然给整个“回闽”活动后半段的进程增加了难度，以至于阙玉镳们在准备回程时，不得不在上杭原乡通过借款来临时填补各项亏空，其中就包括了回程的旅费。《路程》中有三条性质明确的借款资料，第一条为：

朝玉公祠百获堂，文应、德新等经手借来龙洋弍拾元，龙（洋）与英洋价亦同，又钱四拾三文，合计共计银十四两六钱四分，每月二分起息。五月初三日订期，三个月利息算。七月初三，去英洋弍拾壹元弍角，交佛基带归。合乞。

第二条为：

罗宗公祠五谷仙会，连仪、水泉等经手借来龙洋八元，龙（洋）与英洋价亦同，计银五两八钱四分，每月二分息，三个月利息算。五月十二日订期。七月初二，去英洋八元五角，交佛基带归。合乞。

第三条为：

七月初二，去英洋叁拾壹元捌角，三个月利息算。五月十七期。五月十七，来龙边叁拾元正，每月二分，龙兴英，洋价一样。立德。 《路程》，编号00156-00157。

第一笔借款产生于五月三日，也就是阙玉镳们发现香火堂建造木工费超支的当天，借款量为20元，出借方为“朝玉公祠百获堂”。第二笔借款发生于五月十二日，借款额为8元，出借人是“罗宗公祠五谷仙会”。第三笔借款量最大，发生于五月十七日，额度为30元，出借者是龙兴英个人。阙玉镳们离开上杭的时间是五月二十一日，因此这些借款无疑均发生于他们停留在上杭期间。仅这三笔借款，即占了全部回闽活动开支的近20%（58÷302）。而且，这三笔借款的利息也数量不菲，58元本金，归还利息总计3.5元（1.2+0.5+1.8），这是按照20%的月利率，以三个月为借期进行的核算。根据我们对清代石仓借贷一般情况的了解，这是民间借贷的通则，也就是说，阙玉镳们并没有因为“宗亲”的身份而获得多少“优惠”。

实际上，如果细读《路程》，会发现阙玉镳们在上杭的借款并不止这几笔，比如文书中即有这样的记载：“甘霖，用来洋五元。七月初二，去洋五元，交佛基手。” 《路程》，编号00156-00157。可以肯定这也是一笔发生在上杭的借款，所以才需要回石仓之后，交给阙佛基——这位往返浙闽的信客——带回，只是借款人在阙玉镳旅行队中的确切身份我们还难以确定而已。

不过，尽管在修建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甚至因为工程造价超支而出现了数量不菲的债务，但五月十八日，阙玉镳们还是在新建的香火堂中举行了“迎炉”的仪式，而这标志着“荣厚公香火堂”的正式落成。

四、绅耆与信客

与修建祖堂相比，阙玉镳们在原乡扫墓（“醮墓”）和整理祭田（“尝田”）的活动就显得颇为顺利。“醮墓”比较简单，闰四月初三、十四、廿四，阙玉镳们分别到各代祖先的墓地上进行祭扫，间或有立碑活动，全部花费仅2.58元，在整个回闽活动中占比不到1%。“尝田”也不难整理，因为采用的是“换田”的方式，因此也几乎没有花费。阙氏盛宗公的祖尝田坐落于“东里山子坳下大坡下”，共计四坵，租22秤，通过与近旁住家的田产进行置换，盛宗公的“尝田”得到了重新确认 《路程》，编号00159。。尝田的每年田租收益，即可用来祭扫祖墓和维护祖堂。五月二十日，阙玉镳们与祠户郑天赐签订了“承领”契约，约定由郑负责“荣厚公香火堂”的日常管理，包括每年的“香灯祭祀”以及日常的房屋维修等等，郑因此可以获得15秤“尝田”的田租作为收益，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要交给保人留存，作为祖堂的固定维修经费 《路程》，编号00161。。同一天，阙玉镳们与他们的“老相识”阙佛基也订立了一份《承领字》，规定每年清明节各处祖墓的祭扫工作由阙佛基负责，祭扫的费用即由“尝田”的剩余田租（7秤）来支付：

立承领字人阙勤书，小名佛基，今来领得荣厚公裔振章、玉镳叔祖等荣厚公传下地、坟二十余穴，递年清明务宜三牲仪物祭扫，跟管调理。又盛宗公遗下尝田弍处，……一坐落含芳公屋门口下手溪边，禾田壹坵，禾税七秤正，以作每年祭扫完粮之需。 《路程》，编号00160。

这份《承领字》也顺便使我们意识到，这位名为阙勤书的“佛基”，在阙玉镳们的整个回闽活动中始终都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在阙玉镳们未成行之前，有关上杭祖堂失修毁损的消息即由其传递到石仓。在回闽行程确定之后，他是六人旅行队中的主要成员。旅行队到达上杭太平里之后，第一站即“太平里大坡下佛基家”。在香火堂营造过程中，木工和泥水工匠的食米也由佛基代为提供。阙玉镳们在上杭所产生的几笔借款，最终也通过他将现银带回 《路程》，编号00146、00148、00156。。佛基的角色如此活跃，反过来也说明阙玉镳们对之非常依赖，因此在整个回闽活动的开支中，专门有支付给佛基的款项，一笔“佛基洋四元”，另一笔“补贴佛基另工洋，……三元六角四分”，两笔合计7.64元 《路程》，编号00143、00145。。这些款项的具体名目不详，但从“工洋”两字可以看出，“佛基”正是阙玉镳们所“雇佣”的助手。可以说，在整个回闽过程中，佛基兼有信客、向导、零售商、代理人，以及看守等多重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佛基在上杭当地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从阙玉镳们与祠户郑天赐所签订的《承领字》可以看出，15秤盛宗公尝田的田租每年有三分之一需要由祠户交给“保人”收管，以作为未来祖堂的维修基金，这份《承领字》末尾署名的“保人”有六人，“武德、德书、延德、清辉、立德、亮立”，无疑都是当地比较有声望的阙氏宗亲，而佛基并不在其中。

这不禁让我们对阙玉镳们在原乡期间的社会交往情况产生了兴趣。从《路程》所载来看，阙玉镳们和上杭太平里乡绅耆老的交往似乎只有一次，即刚到上杭不久，在闰四月初四举行的“移炉”仪式的当天中午，阙玉镳等人宴请了“本家绅耆”。此外，似乎很难发现他们和这些“绅耆”，尤其是其中的个别人物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实际上，围绕香火堂的营建，阙玉镳们举行了三次仪式，第一次是闰四月初四的“移炉”，第二次是闰四月十一日的“竖堂”，第三次是五月十八日的“迎炉”。第三次是否宴请情况不详，但前两次的宴请在《路程》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如“移炉”当日的宴席规模是“早四桌，午拾桌，……夜四桌”。参加者中仅“仪仗”人员已达20人，包括 “鼓吹”六名，“大轿班”四名，“大旗”、“大灯光”、“铜钟”、“大罗”各两名，以及“凉伞”、“放炮”（鞭炮）各一名。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当时每桌的容纳量，但按照常理推测，如果每桌八人，则四桌可容纳32人。因为“仪仗”人员加上东道主阙玉镳等人已至少26人，因此可以推断，这些“仪仗”人员应就是“早四桌”和“夜四桌”的主要成员。除此之外，《路程》中还记录了当天有“本家绅耆带衣帽来迎送者卅余位”。如果加上这30余人，四桌当然无法容纳，因此中午的十桌应即是针对这些“绅耆”而设的 《路程》，编号00152-00153。。“竖堂”活动（闰四月十一日）之后也置办了酒席，但从《路程》的文字记载来看，宴请的主要对象明显是香火堂的施工人员 《路程》，编号00153。。另外，如果仔细阅读《路程》中的“杂款洋总”部分，就不难发现，其中登记的零碎开支林林总总，也包括了招待用的“客烟”，却未发现他们给别人准备礼品的开支 《路程》，编号00143-00144。。据上述现象，我们推测，阙玉镳们和上杭太平里当地的本家“绅耆”并无过深的交往，因此在当地的活动如此倚赖“信客”阙佛基就并不让人奇怪了。endprint

“迎炉”仪式举行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也是新香火堂落成的日子，当天仪式上的各项开销多达15.13元，但在《路程》中却没有关于宴请的任何记录，或许这是不经意的疏漏，也可能是前一天新增加的借款让主事者失去了设宴告别的兴趣。但不论如何，在原乡成功地设立了新的“荣厚公香火堂”，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阙玉镳们“回闽”计划的成功，也意味着通过香火堂，移居地和原乡之间的“血缘”联系又重新得到了连接。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一日，阙玉镳们终于可以踏上返回石仓的旅程了。

不过，在由浙入闽之初，阙玉镳就看到了一些与此行有关的不祥预兆。《民国阙氏宗谱》中《玉镳公回闽修复祖庙序》记载了一则轶闻：

（玉镳）携手登程，安步当车，到达祖家地方左近。暂息路傍空曠处所，改换衣衫，准备接见宗人。突然瞧见阙玉镳相公新墓，笑谓同行执因等曰：“谁何墓中人，竟乃同姓同名同为邑庠生，岂非一宗怪事？”

这是说阙玉镳在刚刚达到上杭太平里，即看到了一个题名“阙玉镳”的新墓，以为墓主是一个和自己同名的当地“邑庠生”，觉得是途中的“异闻”。但这其实并非“异闻”，序文记载：

五月廿一日竣事言归。归路冒犯暑湿，感生重恙，饮食起居，苦难言状。难得执因相亲相近，情如家人，父子一路持其危、扶其颠，捱至云和汤浩门。时在六月十四日，距家不过二十五里，镳公竟以病卒。 《民国阙氏宗谱》第5册，编号IMG_0807。

阙玉镳最终的确是病逝在了归途之中。

五、余 论

作为石仓阙氏移民的后裔，基层士绅阙玉镳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组织了一次返回原乡闽西上杭太平里的“回闽”之行，目的是重建在太平军兵燹中被损毁的“荣厚公香火堂”。该香火堂由阙玉镳曾祖父阙天开在嘉庆九年（1803）出资兴建，当时石仓经济一片繁荣，而阙天开正是其中最为富有的炼铁商人之一。上杭原乡香火堂的兴建，不仅见证了石仓移民在两代之间的快速兴起，而且确认了移居地和原乡之间建基于“血缘”的文化纽带。时隔百年，阙玉镳发起这次往返近三千里的“回闽”之行，正是为了重新接续这种文化关联。

但是时移世易，清末的石仓已不复当年繁荣的旧观，财力的匮乏，参与者年龄的高迈，都使得这次旅行颇为艰难。阙玉镳们虽然最终还是在上杭太平里建起了香火堂，但不断超支的工程造价，使他们尚未返程即已在当地负债累累。他们在原乡的人脉也远称不上广阔，与当地的乡绅耆老也关系疏远，很多时候均需要倚赖受雇的“信客”来展开各项工作。最具有悲情意味的是，阙玉镳本人最终病逝在了由闽返浙的归途之中。

对这些石仓移民的后裔而言，原乡虽然仍是一个具有“血缘性”的文化根源，但一个多世纪的异地定居生活，已使得移民后裔与原乡之间的距离颇为遥远，在移民本地化的基本趋势之下，原乡正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背景。

（责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archives newly discovered in Shicang villages in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and reveal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migrants' identities in this area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ssay states that when the migrants from western Fujian province in early tim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ve settled down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their connections with move-out areas loosed irreversibly. For the whole society of migrants， localization became the main tendency and hometown was ju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although it was still a cultural symbol to indicate their blood roots.

Keyword： Migrant； Hometown； Identi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