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土地证背后的故事

黄健

二十多年前，父母搬到镇上住，乡下老房子日渐破败，后来拆掉，住宅基地在，表弟种些油菜、蚕豆之类。前年，年近九旬的父亲忽然提起，说我家的土地房产证还留着。他找出一张发黄的纸，小心翼翼打开，折缝处有些破损，但字迹清晰可辨。自左至右老式排版，全称是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土地证）；右边盖方形骑缝章，编号为中字第六七九号；发证人县长韩培信，盖竖式草体蓝印；发证机关常熟县人民政府，盖方形红色印鉴；发证日期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一

这张土地证是土地改革结束时发的，先来了解一下60多年前那场社会变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胜利占领南京，席卷江南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南农村相继开展清匪反霸、生产救灾与减租减息工作，为土地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据《苏南土地改革运动过程材料》记载，苏南地区土地改革经历了准备、展开和颁证三个阶段。1950年2月至9月为准备阶段，调查研究，培训干部，先行试点，获取经验。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为展开阶段，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无地少地农民。1951年3月至11月为颁证阶段，申请登记，民主评议，统一亩积，出榜定案，填证发证。

《合兴镇志》记载，家乡1950年6月开始土地改革，1951年冬天结束。土地改革中，辖区内划分地主143户，占总户数的1.9%，富農177户，占2.4%，中农3048户，占32.6%，贫农3399户，占54.7%，雇农149户，小土地出租238户；没收征收土地19346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5.7%；得地农民1671户，占农业户口的22.8%。

土地改革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废除地主剥削制度，影响大，要求高，时间紧，工作严谨细致。在这张土地证的确权记载中，土地面积精确到毫。一毫地等于6平方尺、2/3平方米，一张普通的长条茶几那么大，既说明当时土地之金贵，也反映丈量登记工作之细致。每块土地均标明坐落何处，旱田、水田或是菜园，地名叫什么，东西南北邻近谁家谁物谁处，全用毛笔端正书写。

土地证上明确记载：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陆段陆亩陆分五厘叁毫，房产共计房屋一间，地基壹段叁分壹厘肆毫，均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颁发土地证，表明土改后土地房产所有权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给农民吃上一颗定心丸。

二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土地是农民最可靠的财富，生产劳动的主要对象、家庭生活的主要依靠。这张土地证上关于土地细节的记载，为研究建国初期苏南的农村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首先，人均土地少。土地改革时，我家5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哥哥，全家共分到6亩6分5厘3毫地，人均1.33亩。《合兴镇志》记载，1951年辖区内农户3.02万人，人均耕地1.4亩，低于这个标准的农户土改中就能分到土地。苏南农业生产稻麦轮作，冬季种麦，夏季收割，称小熟；夏季栽秧，秋季收割，称大熟。按当时的粮食产量，人均1亩多地，吃穿用住，捉襟见肘，风调雨顺勉强温饱，遇到灾年必有饥荒。

第二，土地占有不均。土地改革前，合兴辖区内地主家庭人均占地8.65亩；贫农家庭人均占地0.51亩。如果说人均1亩地勉强温饱的话，人均半亩地必然陷入贫穷，这类农户超过总户数的一半。合兴小地主多，户均耕地40来亩，家有30亩地就算富人。这样的土地规模与北方农村不能比，但与当地贫农相比，人均耕地多16倍，贫富悬殊。

第三，地块小而散。我家6亩多地，4块田面积在1.5亩上下，2块田分别只有4分和1分。这些地块又分散在6个地方，其中2块地行政区划上已经跨县，距我家3公里多远。土地零碎分散，耕作不经济，增加灌溉难度，不便机械操作，路上浪费时间，降低劳动效率，还经常发生地界争端。

土地改革以后，几十年风风雨雨，土地权属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土地集体所有，社员共同劳动。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农户家庭经营。2015年土地重新确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老家农民不再种地，土地流转经营。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免交农业税，取消集体提留，国家补贴量化到田，直接到户，2015年每亩承包地各项补贴350元。

三

再考证一下这张土地证上涉及的地名地物及变迁。

土改确权登记时，我家属苏南区常熟县沙洲区中兴乡北新村。其时，江苏设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南京为中央直辖市，1953年合并成立江苏省。北新村，得名于北新街，清同治年间聂姓油车老板牵头募资兴建，全盛时有粮行、酒店、药店、布店、赌场等30余家，建国初期衰落。村里有北新小学，1909年兴建，1995年撤销。

土地证在确定地块方位时，两处提到“港边”，这条港叫川港，北新村西傍川港。川港是条河，南北走向，原是长江滩上一条流漕，先民围垦造田时依势开挖而成。《沙洲县志》载，从宋代开始，以南、北川港为界，东部属常熟县，西部属江阴县，照此说来，川港作为一条界河，已有上千年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川港上游被大坝拦截，河水不再欢快地流淌，千年河道几成凝固的河。2016年11月重新疏浚，在西侧新开河道，家乡段川港成为古道。残缺的川港，孤独地横卧在大地上，顽强地展现出自己的落寞之意、苍凉之美。

土地证上提到界岸。界岸东西走向，本是清末先民围垦沙滩时护田的堤，也是划分两片沙滩的界，后来成为人们通行的路，少见文字记载。老年人回忆，界岸初时长一两公里，路面很宽，推独轮车能交车而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界岸西段残存300多米，还是村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十多年前，界岸整体塌陷，岸基淹入河心，这条延续一二百年的古道，再也无人知晓或关心它的前世今生。无形的界岸，在五彩斑斓的阳光下，默默地见证着这块土地的世事沧桑。endprint

四

土地证上详细记载每个地块的坐落与四至，6块土地总共涉及到14人。这些村民大多去世，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

先说游进官。建国前上海读书，建国后留沪任教，在农村娶妻生子，长期两地分居。1965年，独子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过继给山西弟弟，从此在太原落户。“文革”起始，游进官数年未归，村里人怀疑他受到冲击，妻子女儿不置一词。数十年后才知，“文革”前夕游进官与女教师交好，有人举报，恐成重婚，遂星夜回乡，托人央求其妻，尽快离婚，以免灾变，并安排好儿子去路。妻彻夜未眠，思绪再三，应允。暮年，游进官思念旧情，帮前妻翻造楼房，前妻肿瘤两番住院手术，游某分别前来看护数日。不几年，游某后妻因病离世，他把前妻接到沪上家中，携手共老，乡人咸称妻贤夫笃。

盛狗郎是我家邻居，做过木匠，不成气候，家里穷。他有个儿子，从小惯养，长大后无地可种，跟着乡长催捐收税，其情状类似狗腿子。土改后与一寡妇同居，1956年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6年，其时儿子不满周岁。开始与父母还有信件往来，双方都不识字，要靠别人代笔，几年后断绝音讯。父母年迈，生产队养老送终。1969年冬，盛狗郎儿子突然返乡，才知其刑满后不得释放，留场劳动，因珍宝岛事件得以遣返。他能干活，力气大，饭量也大，粮食不够吃。那年春天，连病带饿，躺了几天，以枕边地瓜充饥，一不小心噎着，猝然去世。盛狗郎孙子逐渐长大，赶上改革开放好时光，先到乡镇企业跑供销，后来自办企业，一路发达，儿子留学国外，在新加坡娶妻生子，成了海外华人。

郭长生、郭泉生是亲兄弟。郭长生年幼时父母定下娃娃亲，婚后才知姑娘弱智，伤心欲绝，逃出家门。父母追到码头，又哭又喊，念父母养育之恩，郭长生眼泪汪汪，跟着回家。他一辈子不称心，虽有妻女，终身孤寂，性格孤僻，我行我素。郭泉生是竹匠，手艺精湛，身高马大，1958年挑望虞河，参加打擂台，大出风头。1960年30岁刚刚出头，得了浮肿病，住了几天院，不治身亡。村民说，浮肿病就是饿煞病，泉生饭量大，吃食堂时粮食紧张，把饭留给妻子女儿吃，长时间饥饿，营养不良，出现浮肿。留下孤女寡母难以度日，当年冬天招李姓男子入赘。

严林郎，旧社会当铜匠，1945年6月入党，地下交通员，为武工队修理枪械，制作国民党常熟县政府、江阴县政府印章，为地下党开展活动提供便利，“文革”前去世。独子当教师直到退休，孙子搞企业颇具规模。

聂锡堂，翻身农民，解放初期入党，1959年携妻儿去新疆支边，1967年“文革”中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儿子年过七旬，近年回老家看看，逢年过节与亲友电话问候，第三代、第四代生生不息，再也没有回过江苏，始成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这张土地证的颁证人是韩培信，大家比较熟悉。韩培信，1921年10月出生，江苏响水人，1940年8月加入共产党，1949年8月任常熟县县长、县委书记，1975年10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0月任轻工业部副部长，1983年3月任江苏省委书记，2017年1月15日逝世，享年97岁。

五

最后谈谈户主情况。

祖父黄介眉，1883年生，有点文化，算盘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其名取自《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两句。介，祈求，眉寿，长寿，介眉就是祈求长寿的意思。祖父年轻时开过金货店，开过鸦片馆，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孙逊群、茅学勤，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祖父常见他俩在烟馆碰头，大家相互熟识，但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祖父年轻时吸过鸦片，身上长满分币大小的鸦片斑，1970年逝世。祖母是农村妇女，土改后不久去世。

父亲1928年生，上过几年学，家里穷，读不下去，跟村里人学做道士。1945年3月，经道友石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过誓，开过会，交过党费，做过工作。当年11月，石飞奉命过江，父亲遵嘱在家，等候上级联系未果，后来结论是因组织疏忽而脱党。1957年“大鸣大放”，发动教师提意见，父亲担任会议记录，忍不住站起来插话，运动后期内定“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一年多。改革开放后，父亲初心不改，多次申请入党，总想回到党的队伍，直到退休也没解决，虽经曲折变化，朴素情感一辈子没有改变。今年九旬，身体康健，颐养天年。

土改后，我和弟弟先后出生。1978年，弟弟考上大学，1994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97年回国任教，2000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主持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担任首席科学家，现任中科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导师。1979年，我考上大学，先后在国家、省级机关工作，不久前退休。哥哥在乡里当统计员，已经退休。如今父亲、哥嫂在家乡镇上生活，我和弟弟分别在南京、北京安家，子侄辈都受过高等教育。

我走出农村45年，与家乡的联系千丝万缕，绵延不断。儿子幼时，常带他去省农科院，到田野里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教他辨认麦苗、稻秧及瓜果蔬菜。那年秋天，成熟了的水稻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我问这是什么庄稼，儿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迟迟疑疑说：“是大米吧。”当时忍俊不禁，事后感慨良多……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