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制度与转型升级的关系和实证分析

常耀中

（1.湖南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交易制度与转型升级的关系和实证分析

常耀中1，2

（1.湖南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2.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交易制度为交易注入秩序，推动转型升级、深化分工协作、提升交易利润。交易制度对齐交易、减少冲突、形成互惠，降低了合作成本。转型升级会促进和深化产业链分工与协作、提升分工价值，但对交易秩序要求更高。因此，宏观调控制度、微观管制等交易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应有利于企业深化内外部分工协作、提升分工价值，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决策。

交易制度；交易成本；分工协作；转型升级

一、引言

针对当前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中国政府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化解供需结构错配矛盾、促进供需结构再平衡（王一鸣 等，2016）[1]。从宏观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交易制度环境的改革，通过调节各层次产品交易成本结构，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数量、实现供需结构匹配。从微观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引导企业优化供给决策，实现产品转型升级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提升产品净收益。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品转型升级，必须准确理解交易制度、转型升级、交易成本及利润间的逻辑联系，把握企业转型升级决策机制，优化交易制度“供给”。

交易成本理论是研究如何优选交易组织方式以控制交易成本的重要理论，对于理解企业依据交易成本选择交易组织方式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交易成本理论还认为，制度环境对各类交易组织方式的交易成本产生调节作用，进而影响交易组织方式选择。优化交易制度能影响交易组织方式、控制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主体视角以企业作为契约系统，来探讨交易制度、交易组织和交易成本的关系。交易成本理论主体视角为探讨交易制度与转型升级决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适宜的理论工具。

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主体视角，以通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所得税制度和准入技术标准为例，分析交易制度影响转型升级、进而影响交易成本和净利润的逻辑过程，探讨企业转型升级决策机制。首先，述评交易制度、交易活动、转型升级、交易成本的相关观点；其次，基于交易主体视角，分析交易制度、转型升级、交易成本及净利润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再次，以通信制造企业的所得税制度和准入技术标准为例来具体说明上述逻辑联系。随后，以通信制造业38家上市企业2013年数据为样本，构建交易制度、转型升级、交易成本及利润的变量指标，对研究假设加以计量检验；最后，小结公共交易制度对转型升级决策的影响机制，提出优化交易制度环境促进产品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述评

（一）交易制度与交易活动

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交易的秩序。交易制度为交易注入秩序，使得交易各方对齐相互差异，以减少交易活动中的冲突、实现各方间的互惠关系（Williamson，2010）[2]。交易制度包括公共交易制度和私人交易契约。交易制度环境即由公共交易制度构成，包括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等背景规则；私人交易契约则是经济体之间协作与竞争方式的治理安排（Williamson，1991）[3]。如无特殊说明，后文交易制度仅指公共交易制度。弗鲁博顿 等（2006）把上述两个层次概括为社会规则和个人合约，前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后者是权力意义上的制度[4]。

交易秩序注入交易活动的经济后果是交易成本的节约。狭义的交易成本仅指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契约拟定、谈判、执行和修改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广义的交易成本还包含了企业内部管理协调中产生的费用。威廉姆森（1991，2010）指出交易成本是各类治理结构匹配不同类别交易时所产生的失调成本[2-3]。常耀中（2016）指出企业契约体系包含了市场交易和内部协调两种交易组织安排，交易成本是企业契约体系适应企业业务模式所产生的失调成本[5]。从交易主体视角看，在正的市场交易成本条件下，交易成本包含了市场交易费用和内部协调费用，是企业契约体系运行的治理成本。

不仅私人契约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而且公共交易制度也能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弗鲁博顿等（2006）认为，在正交易费用世界中，经济决策受到正式的经济规则和政治规则的制约，国家的强制力可被用来节约交易费用[4]。也有观点认为，交易费用因企业遵循政府所制定的各种制度而产生，例如各种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林火灿，2015）[6]。前者从公共交易制度约束私人契约的角度来观察，后者从公共制度对交易方施加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观察，但无论哪种方式最终都会对交易安排以至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威廉姆森（1993）把制度环境视作一组能够改变各类治理安排比较成本的转移参数，通过比较成本方法来研究制度环境对于制度安排选择的作用机制[7]。常耀中（2016）认为交易成本由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私人契约交易成本构成[8]。

（二）转型升级与交易成本

1．转型升级与分工合作深化。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合作深化密切相关。吕政指出当前产业调整升级的方向是升级换代传统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改变低端产品和代工的国际分工状况（潘爱民 等，2015）[9]。杰罗菲（1999）指出同类型产品从简单到复杂是重要的产业升级方式，而产品由简单到复杂要以企业内、外部分工深化为基础[10]。当产品通过转型升级提升档次后，高档次商品研发与生产需要更为复杂的分工协作。

2.分工合作深化与交易成本。分工协作深化会提升交易成本。刘业进（2006）对1978—2004年我国经济数据进行计量研究后指出，采用自给自足或专业化分工获得不同的收益也支付不同的代价，广义交易成本即协调成本是专业化分工的代价[11]。杨小凯（1998）指出，由于同时存在分工的收益和协调的成本，分工经济是一个两难问题[12]。诺斯（1981）也指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使得交换的指数倍增，因而不仅获取因生产率提高产生的巨大收益，也承担了由交易费用上升带来的很高成本[13]。

3．转型升级与交易成本。由于转型升级深化了分工合作，因此交易成本会随之提高。沃利斯（Wollias）和诺斯（North）、多莱利（Dollery）和梁（Leong）、达尼诺（Dagnino）和法尼诺（Farina）、盖尔特曼（Ghertman）等四组研究者各自对长时期内一或多国交易费用在GNP或GDP中占比的数据样本研究后发现，经济越发达则交易部门规模越大、交易费用占比也越大（胡浩志，2007）[14]。他们的研究表明，生产水平越高，交易成本也越高；反之亦然，过度降低交易成本可能意味着生产水平的降低，导致企业低水平竞争。王战营（2012）指出当产业集群内交易成本过低，会诱发中小企业涌入集群并激烈竞争，导致低价竞争甚至低质量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集群利益[15]。

综前所述，首先，交易制度环境会影响私人契约订立和交易活动过程、调节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其次，产品转型升级客观上要求分工合作深入，在提高产品收益的同时提高交易成本，过低的交易成本反而导致低水平竞争。

三、研究假设提出

诺斯（1994）通过对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指出，交易制度演进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入，进而改善经济绩效[16]。这表明交易制度会影响产品转型升级的供给决策。尽管从交易主体视角看，升级产品比初级产品分工协作更为深入，契约体系结构更为复杂，交易成本更加高企，然而产出价值也更高。因而，探讨转型升级过程中交易制度调节交易关系、进而影响交易成本及利润的机制，是理解交易制度施加影响于转型升级决策过程的关键。下面将对交易制度、转型升级、交易成本及利润间的逻辑关系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

（一）交易制度、转型升级和交易成本利润

各类交易制度从各个层面调节交易活动和交易关系。宏观调控制度反映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间接调控关系；微观管制则反映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调控关系（金碚，2005）[17]。宏观调控制度以宏观经济总量为调节和控制目标，对各种主体间的交易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微观管制运用各类经济和社会管制手段来监督约束并规范主体交易行为，对各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产生直接作用。因此，交易制度会影响契约体系的交易成本，包括市场交易费用和内部协调费用，并且带来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型升级后，交易成本随之上升，但产出价值也会提高，这就出现了杨小凯所谓的两难问题。如果交易制度偏好于产品转型升级，就有助于有效控制高档次产品相对于低档次产品的交易成本上升，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和产业扶持政策会降低转型升级产品的相关税负，准入技术标准制度会使转型升级产品更易进入市场。随之而来的是，由于交易成本增加得到了控制，转型升级产品的利润将会得到提高。

（二）交易制度与转型升级决策

利润是企业转型升级决策中的核心因素。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依据价格和成本及其利润来对产品转型升级做出决策。假定企业存在不同档次产品的选择集，企业比较候选各档次的产品价值、交易成本、利润等因素选择产品档次。如前所述，相对于初级产品，中高级产品需要更为复杂的分工与合作过程，因而交易成本较高，价值也更高。低级产品过剩、中高级产品短缺所形成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其微观的、直接的原因在于企业转型升级偏好，这种偏好成形于交易成本和利润的权衡中。

交易制度则会对这种偏好产生影响。鲁保林（2014）指出，交易效率是影响分工水平演进的决定性变量，是影响不同层面分工水平的关键因素[18]。当交易制度能促进交易效率、有效地控制转型升级中交易成本的增长、从而保障了中高级产品价值和交易成本间合理的利润时，或者有效地降低交易效率、增加了低档次产品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了低档次产品价值和交易成本间不合理的利润时，则可能改变企业对于不同档次产品利润的预期，从而形成企业转型升级偏好。这种偏好将使得企业做出转型升级决策，进而缓解市场供需结构错配矛盾。

因此，当交易制度有利于深化分工与合作、从而促进产品转型升级时，企业就能够从较快上涨的产品价值、较慢上涨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应上涨的利润中获益，从而做出转型升级决策。

（三）模型分析

以y表示产出，x表示投入向量，p表示单位产出价格，w表示单位投入价格向量，η表示单位产出交易成本向量（例如单位产出的销售费用），λ表示单位投入交易成本向量（例如单位投入的采购费用），π表示净利润。得到净利润最大化公式如式（1）所示：

假定生产函数y=f（x）为严格的凹函数。在单个产出假定下，式（1）中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式（2），意味着每个要素的边际产品实际价值必须等于它的实际价格。

在单个投入假定下，由式（2）得到式（3），即等利润线I（π=maxpy-ηy-wx-λx）与生产函数I切点的斜率，如图1所示。

图1 交易成本与生产技术的关系

上述分析说明，当交易成本增加时，与等利润线相切的、更高更陡的生产函数曲线就成为可能，而更高更陡的生产函数曲线意味着在相同投入下能取得更高的产出。如果要使切点斜率维持不变（单位投入的产出相同），那么利润会增加。上述分析表明，如果交易制度鼓励进一步分工协作，将有利于采取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相应交易成本和净利润也将增加。

如前所述，提高产品档次会深化分工协作关系，促使交易成本提升，促进产品利润提高。（1）对于所得税制度及产业政策，当所得税制度不能有效区分产品档次、不会积极影响企业对档次选择时，就无法促使其采用更先进技术来提高产品档次，因而无法促使分工深入，交易成本和净利润也难以随之提高。（2）对于准入技术标准，当技术标准不能依据需求演进而逐步提高时，就不利于采用新技术和升级产品档次，相应地不利于分工深入，交易成本和利润也就难以提高。

（四）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交易制度对转型升级、进而对交易成本及利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影响了企业转型升级决策。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现有公司所得税率不影响产品档次；

H2：现有行业准入技术标准促进产品档次提升；

H3：提升产品档次增加交易成本；

H4：提升产品档次促进净利润。

四、案例研究

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符合电信运营要求的网络和终端设备、最终满足终端电信用户的通信服务需求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服务对象和产品设备相似，业务模式和契约体系接近，交易制度对通信制造企业产品档次、交易成本及净利润的作用机制相近，进而对企业转型升级决策影响机制相近。

（一）所得税制度及产业政策

高新技术密集的通信制造企业符合产业发展政策，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率优惠。税率增加将使得所得税增多、利润减少，而税率优惠将使得所得税减少、利润增多，因而税率优惠有助于企业净利润的增加。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投入压力。但是从产品转型升级视角看，现有通信制造业税收优惠政策较为宽泛，只要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就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当前众多通信制造企业间的技术创新水平差异较大，但所适用的税率优惠并无明显差异，导致既有税收优惠政策无法有效区别并调节不同档次产品的交易成本，难以有效推动行业内的产品转型升级和分工协作深入，因而也无法有效鼓励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其他行业类似情况如水泥行业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由于落后于企业现行生产工艺标准，反而导致转型企业税费负担高于一般工业制造业，妨碍了行业转型升级和产能过剩化解（中国砂石骨料网，2015）[19]。

（二）行业准入技术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依据国家通信技术标准对通信产品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电信运营商的企业标准也将严格遵从部颁标准。未通过检测并取得政府认证和运营商认可的通信产品无法在市场上销售，更无法向电信运营商销售。企业必须依据产品的类别、规格、功能和用途的相关标准来设计和研发入网产品，以达到市场准入技术要求。遵从准入技术标准不仅要投入研发费用，而且产生交易和管理费用。随着电信网络标准不断升级和趋于严格，相应对通信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质量和功能要求，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努力创新来实现产品转型升级和建立技术优势。尽管产业链分工协作更为复杂和紧密使得交易成本更高，但却能获取超额收益。现实当中，遵从行业准入技术标准越好，则通信制造企业能得到更高的招标评分，相应就能取得更高的采购份额。反观个别食品行业，在私利推动下降低了行业技术标准，弱化了技术创新和质量改进的激励，导致中高端市场难以与国外产品竞争，尽管降低了交易成本，收入和利润也因此降低。

五、计量检验

（一）指标体系

参考交易理论主体视角（常耀中，2016）[5]，从企业财务指标体系中选取和构建了交易制度、产品档次、交易成本和利润的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计量指标体系说明

（1）企业交易成本。企业市场交易和内部协调的交易费用指标，用TCvOC表示。

（2）企业所得税制度。企业受所得税制度（以及产业政策）规制的指标，用ITvTP表示。

（3）准入技术标准制度。企业受准入技术标准规制的指标，用RDvOC表示。

（4）产品档次。企业转型升级决策的指标，用GPvOC表示。

（5）净利润。企业净利润的指标，用NPvOC表示。

（二）数据样本

本文选择2013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3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

（三）计量结果

（1）现有公司所得税与产品档次不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H1。

（2）现有公司准入技术标准在1%水平上与产品档次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H2。

（3）产品档次在1%水平上与交易成本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H3。

（4）产品档次在1%水平上与净利润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H4。

通过Huber函数回归、中位数回归、非独立同分布回归等计量检验可知前述计量结果较稳健。

如表2所示，计量检验结果支持了前述规范研究中所提出的4个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表明，首先，产品档次提高和分工协作深化能明显提高交易成本、也能明显提高净利润，符合企业做出转型升级决策以实现利润提升的相关观点；其次，企业所得税率变化不会改变产品档次，而准入技术标准提高会明显促进产品档次提升，这符合公共交易制度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决策的相关观点。计量检验结果与案例分析中关于企业所得税制度和准入技术标准作用于产品档次的结论一致。

表2 计量检验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六、小结和建议

当一类公共交易制度能有效维护交易秩序、提升交易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时，企业产品档次越高，生产分工合作则越深入，交易成本和利润相应越高，因而这类公共交易制度有利于企业做出转型升级的决策。这是因为有利于分工与合作的公共交易制度能较好地控制从低档次产品向高档次产品升级时的交易成本增长速度，由于此时收入能较快增长，因而转型升级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公司所得税制度和产业政策若不能区分不同档次产品以及不同水平创新并相应给予所得税率优惠，将无助于产品档次提升和分工合作深入，也就不会提升交易成本和净利润；准入技术标准直接与产品档次相关，提高准入技术标准能推动产品转型升级和分工协作深入，进而使得交易成本和净利润增加。因此，引导企业做出产品转型升级的决策，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交易制度。

改革和完善交易制度：一方面，产业政策应能辨别不同档次产品和不同水平创新差异并制定相关认定标准，宏观调控制度则应相应给予不同档次产品和不同水平创新以差异化的财税优惠，从而能有效区分调节不同档次产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分工协作，进而改善盈利能力。例如企业所得税制度，应设定不同档次税率，对于依据产业政策标准所认定的技术创新水平较高、产品档次较高的企业应给予更大的税率优惠。另一方面，应跟随市场需求发展，不断提高市场管制标准，区别调节不同档次产品的市场准入成本，从而鼓励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和升级产品档次，实现更高收益。例如准入技术标准，应跟随行业业务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对于产品质量和功能标准的要求。

（感谢湖南省传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地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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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Transaction Instit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Empirical Test

Chang Yaozhong1，2
（1.School of Management，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2.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100836，China）

Transaction institutions provide order for transaction，which promo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eepen work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and raise transaction profit.Transaction institutions align transaction，reduce collision and promote reciprocity，which reduce cooperation cost.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ill promote and deepen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division of labor，but the order of the transaction is higher.Therefore，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cro-control system and micro-control system should help enterprises to deep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labor division，so as to promote the decisionmaking of enterprises'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ransaction institution，transaction cost，work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091.349

A

1003-3890（2017）06-0052-06

2017-04-09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XSPYBZC011）；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YBB025）；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企业管理学科）（湘教发［2011］76号）

常耀中（1974-），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交易成本理论。

曹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