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方位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姚成二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很可能根源在城市，或者需要从城市寻求破解之道，反之亦然。”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决策》：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果将其放到“三农”发展的历史坐标系中，您如何看待这个新战略？

姜长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升级版，更是未来指导我国“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

纵向比较，从国内的历史进程来看，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再到党的十九大首次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体现了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不断实现新突破、达到新高度，顺应了解决“三农”问题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的新变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包括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更要求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促进城乡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的内部、深层联系和融合渗透、功能耦合关系。

横向比较，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城镇化深入推进阶段，如果不注意乡村问题，很容易出现乡村衰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更好地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类似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决策》：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您对此有何观察？

姜长云：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影响显著加强，并日益由外部和表层进入内部和深层。城乡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资源、要素、产权交叉重组关系也日益强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格局加快形成。

有些地方城乡边界日益模糊，特色小镇等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增长点茁壮成长。在此背景下，构建新型工业、城乡关系，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已难以包容其全部内容，亟待在继承基础上有所超越，将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新时代的新要求、新趋势。

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3.7%，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的规模迅速扩大，日益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骨干探索者。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很可能根源在城市，或者需要從城市寻求破解之道，反之亦然。在此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可以推动广大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对于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有日益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重申”与“创新”

《决策》：新时代课题下，怎样理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姜长云：“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对比发现只有“乡风文明”4个字没有变，其他4个词16个字都发生了变化

这其中有些内容属于重申现行“三农”政策的基调，有些凸现对现行政策的重大创新。“重申”与“创新”完美结合，拿捏有度，但都是基于对新的历史方位下国情世情农情变化和“三农”问题的科学把握，富含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用“产业兴旺”代替“生产发展”，层次更高，寓意更丰富。第一，更加突出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要求，有利于更好地瞄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目标。

第二，更加突出了农村产业的综合发展，而非单纯的农业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阶段，出现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化、农业副业化和农村发展萧条衰败的问题。要求“产业兴旺”有利于规避这些问题。

第三，更加突出了对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不同路径的包容性。如推进产业融合化和产业链一体化、强调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生态宜居”包含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内容，但要求更高，更加突出了重视生态文明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其放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位，凸显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自觉性。

“治理有效”包括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内容，但内涵更丰富，更加突出了从重视过程向重视结果的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突出“治理有效”，是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化。

“生活富裕”被放在最后，有利于突出目标导向，突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要求。将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活宽裕”置换为“生活富裕”，显然在目标导向上要求更高，这与我国当前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密切相关。

当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内涵更丰富、层次更高，仅用“生活宽裕”难以涵盖新时代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强、美、富”

《决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三农”工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姜长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抓住了与乡村振兴相关的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凸显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富有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

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后，坚持这种“重中之重”的思想，一直是我党的自觉行动。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重申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此之前更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属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突出的领域之一。

十九大报告中除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外，还有4处提到“优先”，足见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尽管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关键内容之一，但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并列，将关注的视野拓展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这在之前党的重要文件中并不多见，应该说富有深意。

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部署中，政策创新亮点纷呈，恰中要害。如“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无疑给广大农业经营者吃下了一颗“长效定心丸”，同时也可以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际上是明确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与帮助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有机结合起来，片面追求“挤出小农户”不符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更是切中了农村人才短板这个要害。这些都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实践内涵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