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中国的绿色发展
——访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专家诸大建

□本刊记者 邢 华

记者：诸教授，您好！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绿色发展，提出了清晰的行动指南，其中提到，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目标？

诸大建：这是我国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里面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目标。

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谈不上是完全绿色的。一些地方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自然资本消耗，包括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生态退化等。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大幅度降低自然资本消耗，这需要下一步花大力气。

什么是绿色发展？就是让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两条曲线脱钩，做到发展源头是完全绿色的，发展本身是绿色的。绿色发展不能搞“两张皮”，不能发展模式是传统的，在环境治理方面做一点工作，然后加起来就叫绿色发展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牺牲发展搞绿色，也不能只有发展没有绿色，而是要把绿色拿到发展里面去，让城市建设是绿色的、GDP增长是绿色的、人口社会发展是绿色的、交通是绿色的……所有的，都是源头的绿色，而不是不改变源头发展模式只是后期进行末端治理。

记者：到2035年，我们如何去判断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得到基本实现？

诸大建：今天，我们的自然资本消耗仍然是在增长的，PM2.5增加、污染排放增加、土地消耗增加、城市“摊大饼”、水资源消耗增加……所有的物质消耗都呈现出一条上升的线。我们的目标是让它出现转折，变成倒U型曲线。先进国家的绿色转型，在不同的环境要素上，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倒U型反转。

当实现了倒U型，就实现了绿色发展。倒U型最顶上的那个点，就是最关键的转折点。当然，我们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不是指一两个指标的好转，而是全范围的资源环境生态消耗到了那个转折点，达到了零增长，然后进到下滑线的区间里，开始负增长，这就是具有宏观整体意义的绿色。所以，判断生态环境是否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是否得到基本实现，就要看2035年能不能实现拐点。

记者：2035年我国发展到达倒U型曲线拐点，大体要通过哪些途径？

诸大建：按照十九大报告，实现这个目标是有系统支撑的，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实现。

一是末端治理，也就是污染治理。这是大家都认识到的方面，不用多讲。我要强调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以为绿色发展就是加强环境保护，这是不对的。今天，仅仅做好环境保护是不够的，因为发展本身不是绿色的，我们生产选的材料是污染型的，产品也是污染型的，后面的末端治理不能够把问题都解决掉。我们把老问题处理掉一点，新问题还是这样，就会不断地产生污染，不断地去处理，成为边污染边处理、先污染后处理，环境也日益恶化。并且，环境破坏后，不是短期就能恢复的，需要一个中长期才能恢复。

二是效率改进，也就是源头绿色。这包括宏观的产业革命和微观的技术改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都是在源头改效率。现在很多厂家生产产品是做减法，比如生产一个讲话用的麦克风，从自然界开采出来100%的原料，经过各种各样的流程和工艺减掉90%，真正用到麦克风上的也许仅有10%，扔掉了太多，导致只有一个点的收益，其他九个点是成本。假如我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3D技术做麦克风，它的组件是一层一层打印出来的，要多少材料就用多少材料，一点儿都没有浪费，这是做加法。这种做加法的技术和工艺，需要多少原材料就用多少原材料，可以省掉很多成本，这就叫效率改进。但是，效率改进也有问题，无法消除反弹效应，即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在往轻型化更高效率改进，不断在做微观绿色化，但是总物耗、总能耗在增加。道理何在？那是因为反弹效应GDP的总量在增加。单个物品的效率改进了，消耗降低了，但是GDP的总量即总的物质生产与消费在上升，导致总的消耗还在增加。所以，要实现拐点，光靠技术效率改进也是不够的。

诸大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环境署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学组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议程理事会专家。2016年1月，获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领导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刊记者 孙大勇/摄影

三是调节增长。十九大报告没有对人均GDP、增长率等作出规定，这是要通过调整增长控制环境压力，这是报告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亮点。我们不追求物质增长的蛋糕无限扩张了，这样一个不追求，是从数量型增长转换为质量型发展的重要信号，可以真正为绿色发展提供保障。当然，我们不是不要GDP增长，我保守估算了一下，从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GDP翻一番应该是没问题的，年增长率大概在5%左右，到时可以达到人均2万美元以上。

末端治理、效率改进、调节增长缺一不可，十九大报告对这三个变量都有详细的论述。三个变量三管齐下，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自然资本消耗总量增长才会得到控制，到2035年，生态环境才会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才会基本实现。

记者：绿色发展涉及各行各业，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于如何去实现绿色发展，您有哪些思考？

诸大建：2035年，这个拐点非常重要。只有在这个拐点以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要达到这个拐点，实现绿色发展，我认为主要包括能源、交通、产业、城市四个方面的脱钩。

一是能源脱钩。中国多煤缺油少气，现在能源消耗的60%到70%是煤，到2030年，煤能下降到50%已经是很棒了。我们发展需要煤，烧煤就会产生PM2.5和二氧化碳，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气污染，但是不烧煤就没有办法发电，就没有发展。这是一个两难。一些先进国家为什么天变蓝了，因为它从多烧煤变成了烧油和气，特别是欧洲，更多地使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这就是能源转型。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要在发展和绿色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远期要能够让新能源占主导，当前要对老能源进行清洁化、绿色化、低碳化使用，一步一步去做，让经济增长与烧煤和传统的化石能源脱钩。

二是交通脱钩。中国的很多资源环境问题，也与汽车主导的发展有关。我们的城市内部，小汽车主导的发展模式很严重，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则是汽车主导的货物运输。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交通，并不是要道路很宽，小汽车开得很通畅。我们的目的，在城市内部是用地铁和地面公交替代小汽车出行，在城市之间是用高铁替代高速公路与小汽车出行。从2018年到2035 年，这17年要实现交通结构的城市内部和外部的重大转型，把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即地铁和高铁网络建成了，中国的现代化客运交通体系就基本建成了。

三是产业脱钩。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今天的资源环境生态破坏，很大部分和重化工业有关。所以，一方面，产业要转型为轻型化，增加服务业；另一方面，工业第二产业要与重化工业脱钩，向现代制造业转型，这都是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内容。

四是城市建设脱钩。城市要绿色发展，就需要与土地空间进行脱钩，做到聪明增长。首先，中国的城市要根据国土功能和生态状况分成四类进行发展，即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其次，大中小各种规模城市不能孤立发展，要抱团，用较少的空间、紧凑的方式、功能互补来解决我们的城市化问题。再次，发展轨道交通拉动的城市模式，用公交导向的发展即TOD模式，围绕高铁车站和地铁车站发展城市组团。第四，城市发展要强调“三生协调”，严格划分三根红线即永久农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增长边界的红线，把生产、生活、生态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