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贝希文化研究综述

孙少轻

苏贝希文化是新疆青铜时代晚期—早期铁器时代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博格达山南北两侧以及西侧的吐乌天山通道地区，以吐鲁番地区为核心。该文化的遗存最早发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量发现则是在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以来两个阶段。目前，学术界对苏贝希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世纪之交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的研究是资料的初步积累阶段，可分为考古调查与发掘、综合研究两个方面。

考古调查与发掘。20 世纪30 年代，黄文弼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掘了交河故城沟北墓地（雅尔湖沟北墓地）的8座墓葬①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这是新疆地区第一次发现苏贝希文化的遗存。70年代至20 世纪末，先后调查或发掘了奇台半截沟遗址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奇台县半截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1年第6期。、乌鲁木齐阿拉沟与鱼儿沟墓地③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阿拉沟竖穴木棺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木垒四道沟遗址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考古》1982年第2期。、吐鲁番苏贝希墓地与遗址⑤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1期。《新疆鄯善县苏巴什古墓群的新发现》，《考古》1988年第6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资料普查汇编》，《新疆文物》1988 年第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艾丁湖墓地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资料普查汇编》，《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英亚依拉克墓地⑦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新疆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古墓群调查》，《考古》1985年第5期。、喀格恰克墓地⑧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新疆托克逊县喀格恰克古墓群》，《考古》1987年第7期。、乌拉泊水库墓地①王明哲、张玉忠：《乌鲁木齐乌拉泊古墓葬发掘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羊毅勇：《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阿拉沟东风厂墓地②张玉忠：《天山阿拉沟考古考察与研究》，《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柴窝堡墓地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柴窝堡古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 年第1 期。《1993 年乌鲁木齐柴窝堡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乌鲁木齐市柴窝堡林场Ⅰ、Ⅲ、Ⅳ号点墓葬发掘》，《新疆文物》2000年第1—2期。《乌鲁木齐市柴窝堡林场Ⅱ号点墓葬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3期。、交河故城沟北与沟西墓地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年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汉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9期。新疆文物局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8年。、鄯善三个桥墓地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三个桥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等。这些资料的积累为学术界认识苏贝希文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学者们对该文化遗存的文化性质等问题的争论创造了条件。

综合研究。本阶段对苏贝希文化的综合研究主要是进行文化类型的划分、时代的确定和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以后者的争论最为激烈。

1985年，陈戈对新疆境内发现的汉代以前的文化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初步、系统的分析，考虑到这些遗存间的相同与明显区别之处，以及当时材料的有限，作者将其暂时分为二十个文化或类型，其中现在属于苏贝希文化的有“四道沟类型”、“阿拉沟类型”、“雅尔湖沟北类型”、“乌拉泊水库类型”四类遗存；同时也指出，“阿拉沟类型”、“雅尔湖沟北类型”、“乌拉泊水库类型”都属于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四道沟类型”早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可能已进入铁器时代⑥陈戈：《关于新疆远古文化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1987年，张玉忠把吐鲁番地区所见的一些墓葬遗存称为车师人的遗存⑦张玉忠：《汉代以前车师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1995年，随着苏贝希墓地的发掘，以及同类遗存的不断丰富，陈戈又将“雅尔湖沟北类型”改为“苏巴什（即苏贝希）类型”，并再次强调阿拉沟类型、苏巴什类型、四道沟类型、乌拉泊水库类型属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⑧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同年，陈光祖将吐鲁番地区的文化遗存统称为艾丁湖文化⑨[美]陈光祖著、张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第1期。。1998年，张永兵针对洋海墓地所见的遗存，也提出了车师文化的概念⑩张永兵：《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文物》，《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1999年，羊毅勇将以吐鲁番盆地为主要分布区域的古代文化称为“前车师文化”，认为它从该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发展到汉代的车师文化⑪。同年，刘学堂根据当时的材料，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考古遗存分为两期三个类型：第一期，分喀格恰克类型和洋海类型，两者差别明显，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第二期为苏贝希类型，承袭喀格恰克类型而来，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这两期统称为前姑师时期⑫刘学堂：《5世纪中叶以前吐鲁番地区考古、历史述论》，《交河故城保护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460页。。吕恩国通过对苏贝希遗址及墓地的考古学研究，并结合周边地区的考古资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苏贝希文化”的概念⑬吕恩国：《苏贝希发掘的主要收获》，《交河故城保护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2～386页。。2000年，刘学堂进一步发展了此前的观点，认为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天山山谷、盆地及山北地区存在苏贝希文化和洋海文化两支考古学文化，前者可分为喀格恰克、苏贝希、柴窝堡和阿拉沟四个类型⑭刘学堂：《新疆地区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史前研究》，2000年，第00期。。2001、2002年，陈戈在系统梳理资料时，也提出了“苏贝希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并对整个文化的内含、时代、源流、命名、与周邻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①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171页。《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鄯善县二塘沟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年第1期。。此后，苏贝希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逐渐为学术界所公认。

二

2000年以来是苏贝希文化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已经摆脱了对文化命名的争论，随着新资料的增加，尤其是洋海墓地的大规模发掘，学者们更加关注洋海墓地的资料，并着重于苏贝希文化的综合分析，但是就苏贝希文化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还是青铜-早期铁器时代，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该阶段的研究可分为考古调查与发掘、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三大类。

考古调查与发掘。2000年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资料不断丰富。2003年发掘了鄯善县洋海Ⅰ、Ⅱ、Ⅲ号墓地②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2006-2008年发掘了乌鲁木齐市南郊萨恩萨伊墓地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鄯善县胜金店墓地④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3 年第2 期。《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2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托克逊县的鱼儿沟遗址和墓地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逊鱼儿沟遗址、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1年第2期。，2010年发掘了阜康市大黄山一分厂墓地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阜康市大黄山一分厂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3年第2期。、臭煤沟墓地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阜康市臭煤沟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年第1期。、白杨河墓地⑧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阜康市白杨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年第1期。、西沟墓地和遗址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6年第1期。，2011年发掘了吉木萨尔县二工河水库墓地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木萨尔县二工河水库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3年第1期。、鄯善县二塘沟墓地⑪、木垒县干沟遗址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木垒干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2期。，2013年发掘了吐鲁番加依墓地⑬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加依墓地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1期。，2015年调查了鄯善县的拜什塔木遗址⑭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拜什塔木遗址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这些新的发现，对于苏贝希文化的深入、全面研究无疑提供了更为详实的资料基础，洋海墓地和加依墓地的发掘，更是极大丰富了学术界对于苏贝希文化早期遗存的认识。

综合研究。本阶段综合研究聚焦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内含、年代、分期、类型划分、与周邻文化间的关系等，可以韩建业⑮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邵会秋⑯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郭物⑰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吕恩国⑱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吕恩国、王龙、郭物：《洋海墓地分期与断代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等人为代表。

继陈戈之后，韩建业首次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诸文化遗存做了系统的谱系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诸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由于作者认为新疆的早期铁器时代可以早到公元前13世纪，故而将苏贝希文化视为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①作者关于早期铁器时代上限的认识有所修改，参见韩建业：《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作者将苏贝希文化分为三期两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世纪，前段可分为洋海类型和柴窝堡类型。在文化源流上，作者特别强调了半截沟类遗存在苏贝希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苏贝希文化可能是在半截沟类遗存的基础上，受到焉不拉克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与欧亚草原文化广泛深入交流而形成、发展的。此外，作者还关注到了自然环境和聚落形态，关于前者，作者强调了距今3300年以后的气候干冷化趋势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关于后者，苏贝希文化的聚落遗址相对有限，无法展开讨论，根据交河故城沟北墓地的情况，认为该文化后期的社会已进入国家阶段。

邵会秋也认为苏贝希文化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通过对苏贝希文化典型陶器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将整个文化分为三期五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0世纪——西汉时期。在文化类型的划分上，作者认为苏贝希文化各墓地之间既有时间也有空间上的差别，因此将苏贝希文化分为阿拉沟类型、柴窝堡类型、四道沟上层类型和洋海类型。就苏贝希文化的渊源，作者认为是复杂的，目前的资料无法明确其具体来源，但是东部文化系统的巨大影响则确定无疑。同时，苏贝希先民也深具创造性，不少器物自身特征异常明显。苏贝希文化与周邻文化乃至南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的文化都存在密切的联系，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促进了苏贝希文化的繁荣和对外扩张。

郭物认为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9世纪，故而苏贝希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他根据洋海墓地的资料，将苏贝希文化分为三期六段，绝对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公元前10世纪初，下限在公元前2世纪。认为其晚期车师国已经形成。在文化类型的划分上，他认为天山通道地区并不能单独划出一个类型，因此将苏贝希文化分为洋海类型、阿拉沟类型和四道沟上层类型。就阿拉沟地区以东风厂墓地为代表的遗存，作者认为与苏贝希文化有较大区别，建议暂称为“东风厂遗存”，但仍然属于苏贝希文化的系统。就苏贝希文化的来源，作者强调了四道沟下层文化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在苏贝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欧亚草原地区文化和甘青地区文化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苏贝希文化的第二期，对外形成了强势的扩张与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引用了“山地游牧经济”的概念，对苏贝希文化由氏族社会到国家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作了简要的概述。

吕恩国认为苏贝希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根据碳十四测年和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将洋海墓地分为四期五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3世纪——公元2世纪②吕恩国、王龙、郭物：《洋海墓地分期与断代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还对墓地遗存所反映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结构，文化间相互联系等也进行了概述。认为洋海先民生产方式以畜牧和狩猎为主，同时经营少量农业；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原始社会后期，且与周邻文化关系密切。

专题研究。主要是对苏贝希文化所见遗物的分析，包括木器、陶器、皮、毛织品、动植物、人骨、金属器等，以洋海墓地出土物为多，墓葬研究较少。

木器方面。罗丰认为洋海墓地出土的“飞去来器”是一种狩猎工具，狩猎对象为沼泽、湖泊边缘及草甸草原上栖息的水禽群①罗丰：《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飞去来器》，《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吕恩国：《洋海货贝的历程》，《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郭物则认为其来源于亚述，在该地区，它是权力的一种象征物②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8～409页。。帕丽旦木等把出土的木桶分为三类，并就其制作的材料、方法和用途等进行了讨论，认为在生活中，木桶具有多种用途③帕丽旦木·沙丁：《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木桶》，《大众考古》2015年第11期。。钻木取火器的研究显示，洋海先民使用徒手钻木的方式获得火种，是人们在游牧、打猎或战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④Hongen Jiang、Guangping Feng、Xiaoli Liu、Hongyong Ca、Shuzhi Wang、Liping Ma、David K.Ferguson：Drilling wood for fire:discoveries and studies of the fire-making tools in the Yanghai cemetery of ancient Turpan, China，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2018，27（1）：197-206。。而对墓地所见箜篌的研究表明，箜篌在形制结构、置奏方式和斯基泰文化内含等方面与水平角形竖琴的契合昭示了亚述之渊源，其经过所谓的“斯基泰之路”传入新疆⑤贺志凌：《新疆出土箜篌的形制渊源探究》，《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1期。。

陶器方面。对于陶器的研究，除发掘简报或报告等所做的部分器物的器物类型学研究外，几乎没有关于墓地所见陶器的专题性研究，李水城对洋海墓地收缴的一件寺洼文化陶器的分析可以说是少见的一篇⑥李水城：《洋海墓地新近收缴文物引出的问题》，《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1期。。洋海墓地出土了大量彩陶和较为特殊的器形，但对陶器的分析，多数情况下是在探讨文化源流或是文化间相互关系时才有涉及。刘学堂对洋海墓地部分器物口沿内外三角纹的探讨，认为三角纹饰是丰产巫术的一种表现，具有祈求生殖、丰产的意义⑦刘学堂：《丰产巫术:原始宗教的一个核心——新疆考古新发现的史前丰产巫术遗存（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也涉及到洋海墓地的彩陶⑧任瑞波：《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吕明明：《吐鲁番史前彩陶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但是囿于资料与分期，对于器物纹饰的源流、演变、内含等缺乏深入见解。

皮、毛织品方面。黎珂、王睦等对有裆裤子作了专题讨论，认为有裆裤子的出现与骑马盛行、战争频繁和大规模迁徙密切相关⑨黎珂、王睦、李肖、德金、佟拜、陈晓程：《裤子、骑马与游牧——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有裆裤子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李文瑛等在对新疆青铜时代服饰的研究中，认为洋海Ⅰ号墓地的服饰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风格，且与哈密地区联系密切⑩李文瑛、康晓静：《新疆青铜时代服饰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1期。。对“法衣”的辨识，使得人们对洋海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多认识⑪。贾应逸等则对洋海墓地出土的毛织衣物进行了细致分析⑫贾应逸、李媛、玛利亚木·伊布拉音木：《鄯善洋海墓地出土毛织衣物的特点》，《吐鲁番学研究——第六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1～240页。。此外，还有对皮质品病害与保护修复的研究⑬陈玉珍、赵静、徐东良：《鄯善洋海墓地出土部分皮质品文物的病害评估及保护修复建议》，《洛阳考古》2016年第3期。。

动植物方面。蒋洪恩、李肖等人对洋海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做了系统研究⑭蒋洪恩、李肖、李承森：《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粮食作物及其古环境意义》，《古地理学报》2007年第5期。蒋洪恩：《吐鲁番洋海墓地植物遗存与古洋海人及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李亚、李肖、曹洪勇、李春长、蒋洪恩、李承森：《新疆吐鲁番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粮食作物及其农业发展》，《科学通报》第58卷，2013年增刊第1期。，发现有黍、青稞和普通小麦三种作物，以及葡萄遗存；洋海先民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生业结构以畜牧业为主，以种植黍为主的园圃式农业为辅，规模较小，同时还经营果树园艺。古环境的分析表明，当时的洋海气候与现在相差不大，人们生活在一片绿洲中，内有一定的湿地和喜湿杂草等。囿于资料的发表程度，对动物骨骼的研究尚未展开，但有对洋海墓地所见情况的粗略的分析①薛文伟：《新疆考古发现的动物随葬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吕恩国、王龙、郭物：《洋海墓地分期与断代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

人骨研究。张林虎、朱泓对洋海墓地青铜时代居民头骨创伤的研究，认为这些创伤是群体性暴力行为所致②张林虎、朱泓：《新疆鄯善洋海青铜时代居民颅骨创伤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2009年。。刘政、高扬等人根据对洋海墓地青铜时代居民牙齿错位畸形现象的研究，认为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较为单一，以肉类食物为主③刘政、高扬、张全超等：《新疆洋海墓地青铜时代居民错牙合畸形患病率及构成分析》，《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6年第1期。，人骨C、N稳定同位素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结论④司艺、吕恩国、李肖等：《新疆洋海墓地先民的食物结构及人群组成探索》，《科学通报》2013年第15期。。除洋海墓地的分析外，还有对苏贝希墓地⑤陈靓：《鄯善苏贝希墓葬人骨研究》，《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奇格曼墓地⑥王博、崔静：《吐鲁番奇格曼古墓人颅的种系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2期。、阿拉沟墓地⑦韩康信：《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1～175页。、胜金店墓地⑧李志丹：《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人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出土人骨的分析。

墓葬研究。受资料发表程度所限，墓葬研究相对较少。王樾⑨王樾：《吐鲁番盆地竖穴墓葬初探》，《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刘文锁⑩刘文锁：《吐鲁番盆地古墓葬的几种基本形制》，《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较早对吐鲁番地区的墓葬类型作了分析，认为这一地区竖穴墓在年代上早于洞室墓。郭物和发掘者吕恩国都认为洋海墓地墓葬在形制上经历了从椭圆形竖穴二层台墓——长方形竖穴二层台墓——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的逻辑发展序列，三处墓地在形成时间上大致前后衔接，部分时段可能重叠。在墓葬分期的基础上，他们粗略勾画出了墓地的布局，认为三处墓地在空间布局上均是从南到北使用的，到最北端终止⑪。就单个墓葬而言，吕恩国对洋海一号墓地的两座早期墓葬的个案分析表明，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群体中的萨满巫师⑫吕恩国、张永兵：《从洋海墓地的萨满巫师墓解析新疆的萨满教遗存》，《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就苏贝希文化偏室墓的来源问题，陈戈⑬陈戈：《新疆发现的竖穴洞室墓》，《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01～414 页。《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邵会秋⑭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郭物⑮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5、353、366～368页。均认为其来源于东部甘青地区文化，尤其是沙井文化，韩建业⑯韩建业：《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认为是伊犁河流域文化影响的结果，属于偏室墓的“西方传统”，吕恩国则认为洋海墓地的偏室墓可能是西迁到此的匈奴人遗存⑰司艺、吕恩国、李肖、蒋洪恩、胡耀武、王昌燧：《新疆洋海墓地先民的食物结构及人群组成探索》，《科学通报》2013年第15期。吕恩国、王龙、郭物：《洋海墓地分期与断代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

上述研究外，还有艾克拜尔·尼牙孜对墓地所见马具的系统研究，他认为洋海墓地早期可能同时存在两组人群，人群之间存在阶层上的差异⑱艾克拜尔·尼牙孜：《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马衔与马镳》，《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1期。《吐鲁番盆地洋海墓地出土的马具及相关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吕恩国根据洋海墓地货贝的出土背景，认为来源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货贝当时多数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并具有祭祀功能①吕恩国：《洋海货贝的历程》，《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就墓地所见金属器，科学分析显示以锡青铜锻造为主，泥质风管的存在似乎表明金属冶炼工业的存在②凌勇、梅建军、李肖、张永兵、吕恩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金属器的科学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墓地出土金属器很少，该地区金属资源匮乏，可能主要依靠外地输入③张良仁、吕恩国、张勇：《吐鲁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早期中国研究》（第2辑），2016年第00期。。洋海墓地出土的玻璃珠的研究则显示洋海先民与中原地区、印度地区和中西亚都有着文化上的交流④朱瑛培：《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玻璃珠的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李春长等人还对墓地出土的土坯进行了梳理与分析⑤李春长、徐桂玲、曹洪勇、玉龙《试论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早期土坯》，《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三

综上所述，苏贝希文化经过两个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有的资料表明，苏贝希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三或四期、三或四个文化类型，文化内含复杂，与周邻文化及欧亚草原文化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其晚期阶段，苏贝希文化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国家可能已经出现。然而，苏贝希文化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可探讨的空间。

文化分期与绝对年代。由上可知，学者们对苏贝希文化的分期存在争鸣，主要集中在洋海墓地的分期断代上。由于墓地缺乏层位关系，更无任何叠压打破关系，周邻苏贝希文化遗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且年代相对略晚，故而只能依靠器物形体特征和纹饰的演变、相互间共存与组合关系的变动，以及部分器物与周邻遗存的比较分析等来确定。以往的分期研究基本都建立在墓地局部资料的基础上，随着资料的全部发表，洋海墓地分期可能会进一步细化，苏贝希文化的分期也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就绝对年代而言，洋海墓地目前发表有46个碳十四数据⑥吕恩国、玉龙、郭物：《洋海墓地贫苦与断代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但测年是否都恰当需要资料全部发表后进一步分析。2006 年发掘的06IM4 为竖穴双偏室墓，年代已到北凉时期，文化内含与苏贝希文化不同，此类遗存应当剔除。苏贝希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应在公元前13世纪——公元以前，可见苏贝希文化绝对年代上、下限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溯源与文化交流研究。关于苏贝希文化的来源，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焉不拉克文化、南湾类遗存和四道沟下层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豆、单耳罐等陶器器形和三角纹、网格纹等彩陶纹饰的强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以洋海Ⅰ号墓地为代表的部分早期陶器与周边地区无法建立直接联系，且大量单折线和复折线纹的存在在以往的讨论中多被忽视，而此类纹饰在欧亚草原地带较为多见，且多以压印、刻划或戳印的形式表现。在新疆地区，如石河子水泥厂类遗存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河子市博物馆：《石河子古墓》，《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河子军垦博物馆：《石河子市文物普查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库车哈拉墩早期遗存⑧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93～118页。和新塔拉类遗存⑨自治区博物馆、和硕县文化馆：《和硕县新塔拉、曲慧原始文化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吕恩国《新疆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张平、王博：《和硕县新塔拉和曲慧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2期。等，均见有此类纹饰。此外，报告所分的以青铜器为主的第一期基本符合事实，那么以往拿洋海墓地第二期的遗存去讨论苏贝希文化的来源显然就不合适了。就文化交流而言，应该在分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周邻文化在苏贝希文化形成与发展进程中所所起作用的大小，以及苏贝希文化在周邻文化形成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空间分析。墓地空间分析往往是探讨先民社会结构的一种有效途径。洋海墓地群的三处墓地相距甚近，布局规整有序，在逻辑时间上存在前后发展的过程，但是墓地与墓地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是否可以作为同一时期的不同“墓区”对待，单个墓地内墓葬间又有何种关系，是否可以划分墓群、墓组，墓地选址与规划等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而现有的研究仅仅对墓地布局作了粗线条式的勾勒，建立在墓葬详细分期基础上的空间分析依然空白，墓葬所反映的洋海先民社会形态及其组织结构的历时性探讨也多停留在简述上，缺乏详细分析和数据支持。

类似的研究虽然也需要在其它墓地进行探讨。洋海墓地作为苏贝希文化目前所见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处墓地，却没有发现相应的聚落遗址，这很值得思考。此外，吐鲁番加依墓地是目前唯一一处与洋海墓地早期遗存相似的墓地，拜什塔木遗址也显示出了与之密切的关系①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拜什塔木遗址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苏贝希文化的晚期，交河地区出现了以大型墓葬和城址为代表的国家形态，社会显然发生了重大变革，老巴伦台②阿拉沟老巴伦台墓地有此类型的墓葬，见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和阜康白杨河下游③王永强、侯知军、闫雪梅、夏立栋、田小红、张杰、艾涛、胡兴军、于建军：《2017年新疆考古收获》，《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也都发现有类似交河沟北大墓布局的墓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前后延千余年的洋海墓地在该阶段为什么没有同类型的高等级墓葬出现？在缺乏居址而墓葬资料丰富的现状下，是否可以通过墓葬资料来构建苏贝希文化聚落等级体系？洋海墓地在墓葬所反映的聚落结构中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晚期社会变革来自何种动力？出现的大量洞室墓因素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关注和探讨的。另外，洋海墓地在丧葬习俗方面并不见有公共的祭祀性遗存，单个墓葬的附属性祭祀遗存也仅仅在晚期才有出现，这也需要注意。对于洋海墓地丧葬习俗，乃至整个苏贝希文化的丧葬习俗也都需要深入全面的研究。

器物研究。洋海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文化内含异常丰富，此方面的研究尽管已有不少专题性论述，但毕竟有限。洋海墓地出土了大量陶器，对于墓地所见的独特性器物，学者们虽时常提及，但并未有深入和专题性讨论；丰富的彩陶虽有论述，但比较粗疏，需要在细致的文化分期基础上进行，彩陶纹饰的分析也很少见，而纹饰的研究又可以向木器、毛织品和皮具上的纹饰扩展，关于涡纹来源的争论也尚未休止。木器研究方面也大体相似，墓地出土大量木器，而现有研究关注的毕竟有限，墓地所见大量的弓、梳子，以及木冠饰、木俑等都需要深入、全面的研究。金属器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金属器较为缺乏的现象，也做了有关的分析，但这种现象的发生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金属器过于珍贵，不轻易作为随葬品使用，墓地出土的大量木器的制作显然需要较多的金属器具。而以上器物研究显然又需要在整个苏贝希文化乃至整个新疆地区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人骨研究。苏贝希文化的人骨研究相对丰富，但是对于洋海墓地群这样一处资料全面的墓地来说，缺乏人口规模分析，显然是一种缺憾，这有待资料发表后的进一步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其它墓地人口的分析提供依据，而且还能同周邻地区墓地的人口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其它墓地人口的分析提供依据，而且还能同周邻地区墓地的人口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动物研究。就动物随葬的分析，学术界多关注随葬动物的种类、数量和所变现出来的丧葬习俗、生业结构和环境分析等，缺乏对随葬动物所反映的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如动物种类、性别、年龄、数量的选择等，这些显然是人们有意为之的事情。通过简报或报告的基础分析，结合动物学、民族学、人类学资料，以洋海墓地为基础，对苏贝希文化先民在牧养、食用、乃至如随葬动物等用途中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认知进行探讨，也当引起重视。另外，苏贝希文化晚期见有整马殉葬的现象，且大墓往往是规模性的埋葬，这意味着马匹可能已经是社会中身份等级的一种标识物。苏贝希文化内部整马殉葬墓葬的分布状况，以及与周邻地区同类现象是否存在关系等，需要进行专文探讨。

比较研究。洋海墓地位于吐鲁番盆地，是新疆内部，乃至欧亚草原和甘青地区文化交通的十字路口，其东边哈密盆地有焉不拉克墓地，西边天山通道有萨恩萨伊墓地，焉耆盆地有察吾乎墓地。这些墓地规模大，内含丰富，所处年代与洋海墓地群大致相同。因此，这些墓地所反映的先民社会结构、组织形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同和缘由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立足新疆考古，尤其是这些大型墓地研究的基础上，甚至可以将这些墓地资料与同时期甘青地区、北方长城文化带、乃至中原地区墓地资料进行更为宏观的比较研究，进而深入探讨气候环境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下文化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游牧化”在草原和其边沿地带的空前扩展，和以晚期“匈奴帝国”、以中原为核心的农业帝国对新疆地区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人群变动。目前所知，苏贝希文化最早的遗存为洋海墓地一期遗存，这类遗存在吐鲁番地区无法找到来源。从发表的资料看，洋海墓地二期遗存与一期遗存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数量上似乎有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不像是一期遗存的自然发展结果，很可能是人群移动的结果。洋海四期遗存有大量的洞室墓，且随葬品也与三期遗存有显著区别，文化内含的变化意味着人群结构的再次变动。可见，洋海墓地的资料表明，该地区至少发生了三次明显的规模性的人群变动。那么，他们来自哪里？动因何在？又是如何进行的？人群的变动对苏贝希文化的发展有何影响？如此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族属研究。关于苏贝希文化的族属，研究者多倾向于车师（姑师）①张玉忠：《汉代以前车师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新疆社会科学》1987 第2 期。羊毅勇：《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1999 年第3-4 期。《交河故城沟北一号台地墓葬所反映的车师文化》，《西域研究》1996 年第2 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交河故城1993、1994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71-73 页。崔银秋、段然慧、朱泓、李惟、周慧：《吐鲁番古墓葬人骨遗骸的线粒体DNA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1 辑）》2002 年第00 期。。但是苏贝希文化前后跨越千余年，分布范围广大，而车师无论是国名、族名，还是地域范围，目前并不是很明确。另外，文化分布范围也不一定就和族属或国家范围相一致。苏贝希文化晚期（即洋海墓地第四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汉时期，匈奴这一时期的西进在文献记载中非常明确，由此所引发的人群变动必然进一步复杂化族属。因此，笼统的将苏贝希文化称为车师遗存并不是很恰当。

概言之，苏贝希文化的研究在微观层面要重视如洋海墓地、加依墓地等大型墓地的综合分析，尤其是要利用较为全面的墓地资料进行墓葬空间分析方面的研究，深入探讨当时先民的社会状况、人群变动等重大问题，使之免于粗论。宏观层面，在强调与周邻文化间相互关系的同时，也要加强苏贝希文化遗存“内部”整体性、专题性问题的探讨和与周邻文化的比较研究，丰实学术界对苏贝希文化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