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献的编校出版状况研究*

蔡 颖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234）

1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文献进行了多角度的整理和研究，这项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到2000年以后更是成果丰硕。但迄今针对民国文献整理出版情况的专门文章，除了概述以外，大多集中在影印出版方面，对于编校出版方面的情况似乎还未留意到。

事实上，民国文献的载体形式丰富多样，除常规的图书、期刊、报纸外，还有档案、手稿、海报、传单、公报、舆图、老照片、票据、地图、告示、碑帖拓片、信件、书画、书札、非正式出版的日记、商业契约、电影、唱片等[1]。当前除了修复民国文献外，对其进行整理出版、缩微、全文数字化等载体格式转换也是重要的文献保护方法，其中整理出版包括影印出版、编校出版和目录编纂，都是将民国文献向公众进行相应推荐的重要方式，但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又有所不同。本文研究的是编校出版的民国文献，即建国后对民国原版文献经过整理以后用全文录入、编辑、修订、点校、注释或重新排版的方式出版的新的民国文献。

为了全面获取到编校出版民国文献的整理成果，本文采用关键词“民国”依次与关键词“汇编”“档案”“会议”“丛编”“丛刊”“文库”“稿”“辑录”“集录”“选辑”“公报”“地方志”“教科书”“教材”“编校”以及《中图法》各学科基本大类分别组配，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进行所有字段检索，并查阅《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2015）》《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2016）》《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2017）》中“文学”“教育”“民俗学”“图书馆学”“旅游”“广告”“女性报刊”“词学”“心理学”“报刊小说”“音乐学”“传记”“地方志”“经学”等专题文献中的整理成果，经过筛选后，共得到约1 600种著作成果。需要说明的是，在筛选过程中，把分上下册出版的图书计为同一种书；把缺少总书名时分卷不足以被识别的多卷书计为同一种书；把丛编名相同但正题名不同，分册间联系不明显的文库、文丛，计为不同种书；把不同版本的书记为不同种书。

2 编校出版民国文献的主要类型

从文献整理的类别来看，编校出版的形式主要有整理出版、专题资料汇编、点校注释、史料编译、文库文集等。

2.1 对新发掘的非正式出版物进行整理出版

非正式出版物一般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包括学位论文、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家谱、个人诗文集、日记手稿等，可以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线索和证据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2012年前后，随着“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启动，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外文献存藏单位加强了全国各地及海外近代文献的征集，很多图书馆、档案馆的旧资料被重新发掘整理，大量港台及海外藏本被发现[2]，也因此发掘出了一批以前从未出版过的原始资料。

整理成果主要有：书信日记类，如《傅秉常日记：1943—1945》《胡适来往书信选》《周佛海日记》《陈克文日记》《梅兰芳游美日记》等；舆图类，如《蒙古游牧图：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研究》等；书法碑帖类，如《静妙轩藏清代民国书法选》《民国碑刻书法在广州》《慈溪碑碣墓志汇编—清代民国卷》等；调查报告类，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城市（劳工）生活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宗教民俗卷》等；档案类，如《1945—1949年归绥市工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简况》《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民国地契档案史料：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七年》等；会议辑要类，如《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等；毕业论文类，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四川大学卷》等。

这类出版物由于此前从未出版过，因此需要编辑者如实录入全文，然后依照阅读方便的需要，对标点符号与段落划分加以修订，包括改变或补入标点，增加书名号、引号，合并或分割段落等；对于原文中的错乱别字则以附注的形式附原文后。

2.2 对原始资料进行汇编、选编、摘编和辑录

通过专题资料汇编的形式把论述某一专题的文献或某一类文献进行汇编、选编、摘编和辑录，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对文献进行深入发掘的做法，非常有利于研究人员进行深度研究。

汇编类的成果不少，主要集中在档案、文史资料的整理方面，如《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中山卷》《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民国广东出版管理资料汇编》《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等。

选编、摘编、辑录类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报刊、文论和档案的整理方面，如《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1927年9月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部分民国报刊资料摘编》《〈申报〉余杭史料选辑》《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近代期刊中的章太炎文献选辑》等。

汇编、选编、摘编和辑录类的著作原始资料来源分散，需要编者耗费精力去收集，再经过整理和编辑后才能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编者往往历经多年访求，在各地及海外的多家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店以及旧书网站等处多方寻觅才能将所需文稿全部收齐。

在这几类编辑形式中，虽然选编、摘编和辑录也是为了多方资料的原样重现，但相对来说，汇编的难度更大。汇编所选文稿虽也是全文照录，但往往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或方便阅读的缘故，需要将所选文稿再次分门别类或是合而为一，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二编：交通银行〈交行通信〉期刊分类辑录（1932—1937）》将6年72期全套《交行通信》收齐以后，又将所选文稿分为经济、金融、实业、商品、案例、行务、同人、论丛共8个门类[3]；又如，《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中对借贷利率的研究则需要将单张借贷文书的时间、地点、抵押物、利率、借贷额、借贷方等基本字段汇总为利率数据表[4]。此外，汇编的出版者往往还需将同一题目分期连载的文献合为一篇，并在每篇稿末注明原刊卷、期和刊行时间，以便参考。

从文献价值来说，汇编、选编、摘编和辑录的成果无论从编排的体例还是内容的选择上，都不同于原版民国文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中的相关文献可以被当作研究的史料加以利用。

2.3 进行点校和注释使文本便于阅读

点校是指标点和校对，其目的在于对古代文献考订文字以及内容的正误真伪。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作用是帮助读者疏通上下文。点校和注释都是古籍加工时的常见做法，通过对文本进行标点和校注使古籍便于阅读。民国时期出版的文献中有部分本来就以清代以前的稿本为底本，还有些涉及专业领域，本就晦涩难懂，再加上文白混杂，就需要对这些门类的书进行点校和注释，才利于书籍发挥其作用。

这些文献中，以地方志文献的数量最多，其次为中医文献和法律文献。地方文献的学术价值是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和推崇的，建国后出版的地方志文献中很多都以民国时期的版本作为底本进行整理，因此需要对生僻字、旧称、典故、人名、地名等进行注解，或是对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又或是对模糊不清之处作辨识补充，如《宜昌县志初稿：民国二十五年》《民国泸西县志稿译注本》等。

民国时期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为现今中医药的学术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因此出版机构整理了一批民国时期医学名家的讲稿和教案。考虑到医药学教材的特殊性，教案中又融入了个人的临床体会，因此编者在进行校注时，基本遵循原貌。即使医学专业名词与现在有区别的地方，也大多未做改动，仅对繁体字和异体字做了适当修改，还对生僻字和原著中的某些病名、药名和西药术语等加注说明，如《民国名家针灸讲稿》《民国伤寒新论丛书》《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等。

民国时期法律文献的编校出版成果有《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华东政法学院珍藏民国法律名著丛书》《中国近代法学译丛》等，遴选的均为民国时期出版的至今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历史背景下法学研究、教学及相关读物的出版情况，对于理解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制进程和社会状况有重要意义。在保证整理质量的基础上，为了尽可能地给读者创造阅读上的便利，出版机构邀请专家，对这批民国时期的法学专著、译注、法典和基本法律史料进行了勘校及点校，内容上以名师的讲义正文或民国原版图书作为底本，把学生的听讲笔记和参考材料编为注释，并与其他相关书籍互为参照；体例上仅把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对于旧时人名、地方的翻译则采取保存原文、加注说明的方式，这样编排有利于读者较为完整地了解民国时期法律的概貌。

点校和注释对文献整理工作者的素质要求极高，必须具备整理文献内容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多是由出版机构组织专家或专业院校的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来做的。绝大部分文献经过点校以后能帮助读者疏通上下文，但也毋庸讳言，个别校注难免有不当之处，影响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2.4 史料编译

民国时期文献能反映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等综合领域的情况，在国家整体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背景下，出版界也相应加强了对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力度。其中部分民国原版文献中的史料经过梳理以后，被集中编译之后汇编出版，包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台湾国史馆的《日治时期台北桃园地区原住民史料汇编》等文献。

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为例，战犯审判中留下很多以日文和英文为原始记录语言的第一手审判档案资料和海内外的相关著述研究，虽然原始材料以影印的形式被呈现出来，但很多内容老百姓还不是特别了解，具体到这个审判到底审了什么人、甲级战犯都有谁、判了什么罪行、基于什么对他进行的判决等。所以编者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经过筛选、翻译与编辑，对文献资料中的战犯罪行及其证据进行了编译，便于向社会公众进行相应的推荐。

2.5 大型文库、文丛集结出版

在民国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初期均出现过出版高峰，大师名作的数量多且质量上乘，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与演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建国后很多出版社精选一批当时名家大师有关学术文化的经典之作，以回顾的姿态，对当时的中国学术文化做系统的整理，因此20册以上的民国文献丛书的数量不少，且集中在文史、教育类。

从出版的性质和目的来看，大型的丛书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性较强的资料用书，集结成套方便查找和研究，如《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及其续编和三编等。这类资料性的丛书体量浩大、内容广泛且丰富、整理严谨，为各学科门类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学基础。第二类侧重于文化普及，通过阅读推广来使经典流传下去，这一类图书在市场上较为常见。出版社常取流传度较广的经典美文集结成册，重新进行装帧设计，以横排简体字的形式出版，以方便读者阅读，如《民国大师文库》《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民国老课本》《民国课本精选》等。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有时还会对个别内容进行删改，对原版中的一些错误进行考证和订正，进一步提高文章的可读性。然而民国名家的经典著作数量有限，这类丛书定位过于类似，容易出现重复出版。

3 编校出版的现状评述

3.1 从出版历史看，文献类型不平衡，以对资料的简单整理为主。

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对民国原版文献以编校形式进行整理出版，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机构主要为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品种较少，但学术规划非常系统，史料的可参考价值较高。例如，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研究所于1959年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共有15分册，约340余万字，内容涵盖了1840—1945年间的文选、歌曲选、社团杂志、演出资料、著名音乐家作品选辑等[5]。

持续到六七十年代，编纂工作也未曾间断，出版物依然是零星的，数量不多，亮点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连续出版的民国时期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史料。

从80年代开始，编校出版民国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出版风格虽基本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以专题资料编纂为主，但选题范围大为扩展。从图书扩展到了期刊，从文史资料扩展到了地方志文献和档案，对单学科参考资料的研究更加深入，并扩展到跨学科及综合学科领域。

9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建国后新编民国文献的出版逐渐予以重视，点校、注释等编校整理形式开始出现，还出现了一些小题材，如女性、医药卫生、工商税收、外国人团体等方方面面，特点是选题明确、学术性强、收录范围广。

2000年以后出版册数在20册以上、出版时间跨度长的丛书大量出现，同一主题下集中和汇编了大量文献，使得出版物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体系明晰。另外，2012年前后随着全国各地民国文献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进入了鼎盛时期，仅2016年一年就出版了超过180种编校出版物。由于大量珍本、孤本及海外藏本被发现，各地出版机构以单行本或汇编的形式出版了一批此前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等。从2017年至今，学界对民国文献整理的热情不减，把编校出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舆图、书画、碑帖拓片、票据、老唱片等，每年仍有超过100种编校出版物出版。

虽然已有一些整理和出版，但从总体来说，经过简单加工即可出版的选编、汇编、文库、文丛等编校类型占了绝大多数，点校、注释、编译等类型文献由于对整理者的素质要求较高，出版相对还比较薄弱，尚待进一步加强。

3.2 从出版选题看，多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且重复出版情况较多。

从各家出版社的选题情况来看，编校出版民国文献的选题范围集中在文学、政治、教育、法律、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的只有医学被单独整理，除了被收录于综合性丛书以外，对自然科学领域其他单学科的整理几乎没有。相比民国时期出版的10万余种图书、3万余种报刊以及数量庞大的档案文件[6]，目前通过编校出版，被整理出来的文献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例如，数理科学和化学相关文献，目前仅发现有再版的数学、物理学等老课本、老教材。但据资料显示，民国时期有许多留学生以数学、物理学、生物化学为专业[7]，势必会留下不少毕业论文等资料，这部分资料如果以编校的形式汇集发表，或许能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学科教育的补充资料。

此外，文史经典、教育启蒙类的大型文库文丛常常由于选题相似，在选收书目时把流传度广的单行本集结起来来重新排版，容易导致重复出版。例如，王光祈著的《中国音乐史》先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单独出版，后被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民国珍本丛刊·插图珍藏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民国大师文库精装索引版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的《民国大师文库·第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同时收录。此外，还被上海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以影印本的形式出版。

3.3 从出版机构来看，还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地方文献资源有待开发。

根据现有资料，出版种数和册数最多的出版社为中国文史出版社，曾出版了地方志、资料汇编、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民国演讲典藏文库、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等。大部分出版机构的出版种数不超过5种，总册数不超过15册。

也有不少出版机构出版过一些广受好评的民国文献编校出版物，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依托丰富的馆藏，编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靖国神社甲级战犯的罪证》等史料，填补了档案历史的空白；知识产权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作，将以往出版的多套文学史料著作易名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再次出版，编制了目前国内资料最全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参考文献[8]；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共有3编，收录了城市劳工、宗教民俗、医疗卫生等民国时期大量的社会调查，是研究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从各家出版社的情况来看，基本都是依托已有文献与自身的专业特色相结合，在编校出版民国文献领域还未形成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没有哪一家出版社能够对其他出版社在选题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从出版地分布来看，编校出版过民国时期文献的城市已达54个，基本覆盖了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建国后编校出版的约1 600种民国文献中，北京的出版社出版了约50%的品种，上海仅143种，广州10种，南京33种，重庆5种，与北京的差距明显。

4 进一步加强民国文献编校出版的建议

民国原版文献由于出版年代和当时印刷条件限制、保存不当等原因，造成了纸张酸化，使用毁损，有些已成为“孤本”和“珍本”，还有些书籍已经不便于翻阅，从文献资料保存的角度而言，一般作为图书馆的特藏书不再流通外借[9]。即便有条件查阅到原版文献，也有史料分散、数量庞大、查阅难度大等种种不利于研究的因素，这对于原版书籍本身作用的发挥，都是十分不利的。而编校出版因其自身特点，在保护和利用民国文献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编校出版民国文献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4.1 加强深加工文献的出版，整理方式可与影印出版相结合。

从已出版文献的类型来看，编校出版民国文献的整理深度不够，仍以简单加工的编纂为主，点校、注释、编译等需要精细加工的文献类型出版数量较少。应该看到，民国原版文献在排版上多为竖排繁体字版，外文词汇的译法也与如今通行的译法不同，加上文白混杂，同一地名、山脉、河流名称由于历史原因表述不一致等原因，对当代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而编校出版通过编辑、修订、点校、注释和重新排版等深加工方式对原版文献分门别类，疏通上下文，能使读者更容易读懂和理解原文的相关内容。但相应的，整理出版这种文献类型对编者的素质要求较高，即使是专业人士在整理时也难免有遗漏、错误等不当之处，一旦出版将形成既定印象，反而会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建议出版机构在整理方式上可与影印出版结合起来。建国后出版的民国影印文献已有800余种[10]，很多大套丛书的影印汇编都是编校出版没有触碰过的，完全可以在保留原貌的前提下，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排版和标点符号上略加变动，给专有名词加上注释，从而较大程度上提高书籍的利用程度。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出版《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时，把法庭判决书原件的影印版本和中文翻译版本同时收录[11]，既可以作为证据有力地揭露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又在对公众推广时起到很好的效果。

4.2 联合业界开展文献整理项目申报，避免重复出版并扩展文献整理的范围及规模。

当前民国文献整理出版的选题范围过于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且重复出版情况较多，这在大型丛书中尤其常见。像上文提到过的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被重复收录9次，类似的学科经典著作还有吕思勉著的《秦汉史》、王国维著的《宋元戏曲史》、郑振铎著的《中国俗文学史》等，都曾被多次重复、交叉出版。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已出版民国文献的查询检索途径不统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缺乏立项资源调配机制有关，出版机构自行选题，往往导致选题相似或资料搜罗不全。

国家图书馆在出版规划方面起步比较早，他们从2013年起就开始民国文献的年度出版整理，制定出一些整理方向，可以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仅靠一个馆带动是不够的，只有在业界范围内加大宣传力度，联合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档案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文献存藏单位，一起来参加民国文献整理的项目申报工作，并形成常规机制，才能避免重复出版，并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与合作出版，扩展文献整理的范围及规模。

4.3 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加强地方出版机构在学科出版方面的引领作用。

虽然出版机构遍布全国54个城市，但编校出版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特色格局，出版地区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比较平均，不少出版社都有过颇有影响力的编校出版整理成果，但还没有一至两家能在选题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部分学科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方完全可以在专题出版以及出版规模、出版数量上打造自己的品牌和特色。例如，民国时期广州地区的医学，尤其是对中医药的研究是民国医学文献的重点[12]，广东地区的出版社可以在民国中医领域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

从民国文献资源的分布来说，上海是中国近现代书刊出版的重心之一，而南京和重庆由于历史原因有着丰富的民国文献资料，但这些地方的出版机构在民国文献的编校出版方面与北京的差距明显，与其资源地位不相匹配。如果继续加大对这些地方特色文献的整理和挖掘力度，应该可以在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5 结 语

民国文献数量大，内容庞杂，精品和糟粕同时并存，对民国原版文献进行整理不仅能保存民族优秀遗产，而且能为其他研究及出版选题提供重要参考资料。但并不是简单地把大量文献推到读者面前就可以，除了以影印方式保存原始文献全貌以外，按主题和类型做相应的编校也很重要，相信编校对于未来民国文献的利用会是重要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