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人物研究的力作*
——评《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

郑永田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广东 广州 510006）

赖敏强 （韶关图书馆 广东 韶关 512000）

图书馆人物研究是图书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人物研究又可分为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两大类。在中国图书馆学界，目前不论是在群体研究还是个体研究方面，著作并不多见，前者主要包括宋景祁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1930）、侯汉清的《外国图书情报界人物传略》（1984）、麦群忠和朱育培的《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1991）、俞君立的《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1996）、严文郁的《美国图书馆名人略传》（1998）等；而后者主要包括程焕文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1997）、王子舟的《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2002）、谢欢的《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2016）、翟桂荣的《李燕亭图书馆学著译整理与研究》（2016）等。作为国内图书馆史研究领域的新锐人物，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郑锦怀长期致力于国内图书馆人物尤其是曾经留学海外的图书馆人物的事业成就与学术思想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颇具影响的学术成果，《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中国海洋出版社，2017）即是其近几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郑锦怀从生平考察、个案研究和史料译编3个方面全面深入地研究戴志骞的出生背景、求学经历、事业成就与历史贡献。《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对戴志骞进行系统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在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尤其是图书馆人物研究领域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戴志骞生平与贡献的历史还原

据郑锦怀在此书的“后记”中声称，其研究戴志骞，是受清华大学韦庆媛女士2010年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发表的《图书馆学家戴志骞的激情与无奈》[1]一文的影响，通过检索文献，发现了有关戴志骞的史实仍未梳理，许多史料还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也正是从那年开始，郑锦怀先后发表了《戴志骞生平与图书馆事业成就考察》[2]《戴志骞对清华学校图书馆的历史贡献》[3]《戴志骞与中美图书馆专业团体关系考略》[4]《戴罗瑜丽生平及其在华图书馆事业成就考察》[5]《戴志骞时期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服务研究》[6]等一系列文章，在国内图书馆学界尤其是图书馆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通观这些学术论文，郑锦怀充满着考据学的精神，以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挖掘了大量有关戴志骞姓名、生平、籍贯、家庭、婚育、早年求学、宗教信仰、入学毕业等方面的史料，使戴志骞的研究更具有真实性，更加令人信服。

在考察戴志骞的中英文姓名与字号时，郑锦怀引用了22种参考文献来举例证明。这些参考文献既有来自期刊论文、报纸等载体的，也有来自档案、著作、会议论文、网页新闻等载体的，充分说明郑锦怀为了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原始资料的查找与利用上花了大量的工夫和精力。例如，在考证戴志骞的中文姓名时，郑锦怀写到：“戴超，又名‘戴丙庚’，字志骞或子骞，后以字行，称‘戴志骞’或‘戴子骞’，他还曾被误写成‘戴自骞’、‘戴志谦’、‘戴志謇’、‘戴季骞’等”[7]8-9，每一个名称的出处都注明了参考文献，非常难能可贵。又如，在考察戴志骞的英文名字时，郑锦怀同样旁征博引，最后得出了戴志骞的英文名通常写成“Tse-chien Tai”和“Chih-Chien Tai”[7]11。郑锦怀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行文风格，对图书馆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迪价值。

在考证戴志骞的生卒日期时，郑锦怀充分发挥了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既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充分挖掘历史资料，力求证明自己假设的正确性。郑锦怀在爱荷华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份个人简历当中，了解到戴志骞本人填写的出生日期是“February 27, 1888”，若是一般的学者，定会把此日期作为戴志骞的公历出生日期，因为西方并没有使用农历日期的习惯。但是郑锦怀提出大胆的推测，认为戴志骞把农历出生日期充作公历出生日期使用，也就是说戴志骞其实是出生于农历1888年2月27日，即公历1888年4月8日[7]13；郑锦怀再根据戴志骞于1924年8月22日从上海乘船出发前往美国西雅图并于9月7日到达目的地、其本人在入境登记表上填写的年龄为36岁零5个月的事实，论证戴志骞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农历戊子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历1888年4月8日）[7]13。整个考证的过程言之有理，证据确凿，令人信服。

关于戴志骞初入上海圣约翰大学①及毕业的时间，郑锦怀列举了国内外5种文献的观点，认为这些文献的说法皆不够准确。郑锦怀考证了圣约翰书院改组的时间、圣约翰书院的学制4年大学预科（备馆）、3年大学部（正馆）以及为使学生适合留美出国求学的时间而把学年结束的时间从冬季改为夏季的事实，再根据《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圣约翰书院章程》以及圣约翰校友陈守庸所撰写的相关资料，得出了戴志骞于1904年3月3日入圣约翰学校预科就读，1907年2月1日从圣约翰大学预科毕业的结论[7]30-31。郑锦怀根据最新发现的海内外英文史料，对戴志骞在圣约翰大学求学与工作的经历作了深入的挖掘与探索，推进了戴志骞生平和事迹研究，匡正或完善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使戴志骞在圣约翰大学的求学与工作经历更加完整地呈现在学人面前。

在评述戴志骞对清华学校和“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贡献上，郑锦怀同样重视史料挖掘与利用，做到中文史料与外文史料互鉴互证，不以讹传讹而误导学者，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在此一一赘述。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不仅深入研究了戴志骞生平事迹与学术贡献，成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不可多得的、优秀的中国图书馆史著作，更是为中国高等教育史、教会大学史（尤其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史）、清华学校史、“国立中央大学”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可资参考的线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郑锦怀挖掘史料特别是外文史料的能力在中国图书馆学界是非常出众的，这种能力若是运用到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亦极有可能会产生出类拔萃的成就。

2 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展的缩影

《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虽然是个体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考察戴志骞生平、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北上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再返清华学校、南下“国立中央大学”等的经历，探讨戴志骞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各种贡献，但是由于郑锦怀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尤其是中国图书馆发展的时代背景来加以考察，从中或多或少述及了民国时期的图书馆管理（包括开放时间、图书采购、图书捐赠、图书分类、图书借阅等）、图书馆学教育、新图书馆运动、专业团体（包括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等史实，这些史实也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展的缩影。

在民国图书馆管理方面，郑锦怀在阐述戴志骞对圣约翰大学罗氏藏书室②、清华学校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贡献时，涉及了开放时间、图书采购、图书捐赠、图书分类、图书借阅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可以使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展的本来面貌。

在论述戴志骞对圣约翰大学罗氏藏书室的贡献时，郑锦怀述及1907年该藏书室阅览室早晨4～6点及每周其他夜晚对外开放，说明彼时罗氏藏书室的对外开放时间并不长；但是到了戴志骞负责管理罗氏藏书室的1909年，藏书室的对外开放时间改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白天不对外开放），星期日晚上只准读者入馆阅览图书或报纸杂志，不准借书[7]65；自罗氏藏书室由思颜堂迁入办公处之后，藏书室的对外开放时间再次增加，每晚开放时间由晚上7点到8点改为7点到9点[7]66。

在图书分类方面，1876年《杜威十进分类法》第1版面世，轰动了图书馆界，并被英美及世界各地所广泛采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播以及西学东渐思想的影响，杜威的分类法开始在中国得以应用。1905年，黄秉修负责罗氏藏书室时期，时任顾问的华格教授（M. P. Walker）就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对所藏图书进行编目，这可能是中国较早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先例。到1912年戴志骞开始负责罗氏藏书室之时，继续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对罗氏藏书室的图书进行分类，尝试制作图书的卡片目录，并且将中文图书全部改为西式装订。

美国公共图书馆实行开架借阅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不过根据《美国图书馆发展（1600—1899）》一书的记载，时间应该早于1891年。1891年10月，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上，克里夫兰公共图书馆馆长布雷特、明尼阿波利斯公共图书馆馆长普特南和丹佛公共图书馆馆长达纳分别做了实行开架利用的报告。达纳宣称图书馆对公众所犯的最大的罪孽就是拒绝公众利用图书[8]。1897年，针对一些人担心图书遗失而反对开架借阅的思想，达纳强调开架管理方法应当成为公共图书馆的特征，图书的遗失和损坏不应当成为公众和图书馆之间关系的一个障碍[9]。中国图书馆实行开架借阅的最早时间，若以1910年韦棣华建立的完全按美式公共图书馆的模式运行和管理的文华公书林的建立时间算起，也晚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中对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有如下叙述：民国三年（1914）以前，清华学校图书馆的图书概不外借，只可在阅书室阅览；1914年8月戴志骞到任之后，积极改善图书馆的图书流通与借阅制度，准许图书借出，规定每人每次可借书3册，借期两周，若无他人需要，亦可续借，大大方便了读者；对外开放时间也比之前增加了两倍；开始使用书架来替代书橱以存放书籍，并在书架上标明书籍的种类，方便读者查找；1916年秋，清华学校图书馆一改之前闭架借阅的模式，采用开架阅览，允许学生直接到书架中取书借阅，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在图书馆规章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也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的普遍做法。例如，1917年《清华学校一览》中所刊登的《图书馆规划》规定：“取出之书籍杂志如逾期不还，则每天每册应罚大洋一分。”[7]86；“在馆内阅书时，不准谈笑喧哗及其不规则之行为，违者得由图书馆主任停止其享用图书馆之权利。停止时期之久暂，应由图书馆主任酌定。”[7]86从这些规章制度中我们可以得知，为了维护图书馆的利益，保护读者的权益，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早已制定了许多先进的规章制度。

在图书馆组织机构建设方面，《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亦向读者提供了1920年清华学校图书馆组织法：图书馆委员会参与图书馆事务的组织与管理；馆长之下开设参考部、目录部、借书部、购置部、杂志部、装订部和庶务部共7个部门[7]116；目录部之下又分中文和西文二组，借书部之下又分长期、短期和参考三组，购置部之下又分收入和购置二组[7]116。据郑锦怀的观点，清华学校图书馆设立的参考部是中国图书馆史上所设立的第一个参考部门，具有引领风气之先的重大意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在新图书馆运动的叙述方面，郑锦怀开辟专门的章节讲述戴志骞与民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的关系，字里行间处处展现了戴志骞在新图书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为了宣传美式图书馆思想，戴志骞积极在清华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演讲；为了推进图书馆学教育，戴志骞设想建立图书馆教育传习所但并未实现，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暑期讲习会的讲师，撰写《图书馆学术讲稿》，倡导学习美国式图书馆思想[7]238。除此之外，戴志骞还积极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提交《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案》并获得通过[7]229-230，创建北京图书馆协会并当选为会长[7]231-232；成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在协会的第一届年会上代替蔡元培致辞，成为民国时期新图书馆运动的杰出领袖人物[7]233-234。

3 美国图书馆发展史的窗口

《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一书虽然主要讲述戴志骞的生平事迹和事业成就，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戴志骞留美学习期间的史实时，向读者奉献了为数不少的有关美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事实，对于国内图书馆史学者认识和把握美国公共图书馆史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成为广大学者了解美国图书馆发展史的窗口。

3.1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

关于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方面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从《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一书中找到许多有趣又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在该书的第5章“首次赴美留学”的开篇，郑锦怀翻译了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与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分别于1917年5月和6月向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校长詹姆斯·怀尔（James I. Wyer）推荐戴志骞的信函。周诒春在信件中向怀尔校长提及了美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英文拼写改革家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几年前，我曾作为杜威博士的朋友，当面问过你有关拼写改革的问题。” 麦维尔·杜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杰出的公共图书馆运动领袖之一[10]，而且也是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创始人。周诒春在推荐信中有意表露他与杜威的友情，无疑将增加戴志骞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录取的机率；而这封推荐信，也向读者传达了杜威在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最有趣和有价值的事情当属郑锦怀展现给读者的那一份戴志骞亲笔填写的“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书”。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要求入学申请者认真回答24个问题，学校将依据入学申请者的回答情况而做出是否录用的决定。这些问题包括：姓名、住址、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病假频率、身体缺陷、入学推荐人、受教育情况、语言、专业研究、图书阅读情况、期刊阅读情况、速记法与打字技能、专业训练或专业工作经历、其他工作经验、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初衷、图书馆职位的预期薪酬、影响图书馆事业成就的品质。在第12个问题“请列出你在过去两年间读过的12本书”中，戴志骞列举了3本图书馆学英文著作，包括鲍士伟博士（Arthur E. Bostwick）撰写的在1910年代享誉美国图书馆学界的教科书《美国公共图书馆》（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11]、格林（Samuel S Green）撰写的有关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第一本专著《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1853—1893）》（The Public Librar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853-1893）[12]和希契勒（Thersa Hitchler）撰写的《小型图书馆编目法（修订版）》（Cataloging for Small Libraries, Rev. ed）[7]91-92。在初次赴美留学之前戴志骞即看过这些书的事实表明，上述几本书不仅已经享誉美国图书馆学界，而且已经在遥远的中国图书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图书馆学者争相阅读的经典著作。

而在第23个问题“从图书馆学校毕业后的最初三年，你可以接受多低的薪酬？”（这个问题跟录用与否无关。答案可以帮助我们建议那些期望从一开始就获得高薪的申请人不要攻读一门极有可能令其失望的课程。）中，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当时美国图书馆界的待遇还相对较低，图书馆学还是一个冷门专业，图书馆职业还是一个冷门职业。

除此之外，郑锦怀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小史”一节当中，介绍了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前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营学院（Columbia College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的历史，使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专业图书馆学校的历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郑锦怀从怀尔校长于1 9 2 1年在《图书馆杂志》（T h e Library Journal）发表的《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一文当中，发现了从1887年以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营学院和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历届正副校长的名单及其任期，对于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者来说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与史料价值。

3.2 美国公共图书馆人物

《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一书暗藏了许多有趣的美国图书馆人物史实，其中包括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先驱、著名的图书馆学期刊出版人鲍克（Rechard R.Bowker）和美国著名图书馆学教育家、普拉特图书馆学院的副院长劳士波恩（Josephine F. Rathbone）。

鲍克是美国图书馆学界著名的出版人，是《图书馆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在当时的美国图书馆界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在1951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75周年之际，为了表彰那些为美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美国图书馆协会与《图书馆杂志》联合主办了美国“图书馆名人堂（A Library Hall of Fame）”评选活动，委托20名熟知图书馆史并对图书馆感兴趣的业界人士担任评委。由于评委会规定这个荣誉只颁发给仍然健在的图书馆员，虽然鲍克在美国图书馆行业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获得了众多评委的提名，但是由于他不是一名馆员而最终落选[13]。然而事实上，我们在入选“美国图书馆名人堂”的40位人士中，仍然发现了一些人只短暂担任过馆员，其主要的成就集中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从《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表5-4“1917—1918学年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讲座讲师一览表”中我们得知，鲍克曾担任该校的讲座讲师，讲授“作为一种职业的图书馆事业”（Librarianship as a profession）[7]102，从这个意义上说，鲍克也不完全是一名出版人，他还是一名图书馆学兼职讲师，一名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他的落选可以说是美国图书馆史上令人遗憾的事情。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劳士波恩女士。1938年，时任普拉特图书馆学院副院长的劳士波恩给1939级学生做了著名的演讲“图书馆事业的先驱（Pioneers of the Library Profession）”，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人物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在评论杜威时，劳士波恩既对其高度赞扬，也指出其存在的诸多缺陷 ：“杜威先生首先是一位组织者，其次是一位教育者，而不是一位读书人。我并不是说他从来不看书，但是我从来没有印象听他谈论过书。”[14]劳士波恩为什么敢下如此的评论？这与她博览文学著作、长期从事教育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从《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表5-4 “1917—1918学年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讲座讲师一览表”当中，我们得知，除了担任普拉特图书馆学院的专职教师之外，劳士波恩还担任其他学校的讲座讲师，而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即是她兼职教学的其中一所学校。劳士波恩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讲授的课程是“19—2 0世纪现代文学的运动与趋势”（Movemen ts an d Tendencies in Moder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iteratures），若没有进行过大量的文学著作的阅读，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是不可能也不敢讲授这样的主题的。劳士波恩是一位敢说敢做、性情率直的人，而《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也为我们了解这位在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提供了线索。

3.3 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

戴志骞留学美国的时期正是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他亲身体验了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加入美国图书馆协会并参与了两次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投身美国图书馆协会战时服务，亲眼见证了美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这些重要的历史和事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一书中找到。

1917年9月，当戴志骞首次来到美国并进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就读时，卡内基图书馆计划已经进入了尾声；而当其1924年9月再次踏上美国前往爱荷华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博士时，卡内基图书馆计划已经圆满结束[15]。经过这一黄金的发展阶段，美国图书馆事业繁荣昌盛，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成为各国争相学习与效仿的楷模。美国图书馆协会从1876年成立开始，就不留余力地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公共图书馆在民众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公共图书馆思想深入人心。而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从1887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图书馆经营学院起，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已经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图书馆建设人才，助推了卡内基图书馆计划的实施和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戴志骞也根据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需求，以图书馆学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完成了题为《论图书馆员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A Proposal for a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

在美国留学期间，戴志骞积极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会议，投身于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当中。1918年7月初，在即将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毕业的前夕，戴志骞参加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在萨拉托加温泉召开的第40届年会，随后加入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成为正式会员。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戴志骞响应美国图书馆界的号召，加入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战时服务队伍，担任美国图书馆协会在纽约州萨福克县亚普汉克建立的厄普顿军营图书馆（Camp Upton Library）助理。1919年6月，戴志骞参加了在阿斯伯里公园市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第41届年会，协助美国图书馆协会展示战时服务的成果，亲身见证了美国图书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传播运动[16]。

4 结 语

《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是中国图书馆学界近年来涌现的优秀图书馆人物研究专著，也是民国图书馆史研究乃至中国图书馆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作。郑锦怀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戴志骞在各个阶段的个人档案资料，分阶段生动而详细地考察了戴志骞的生平、求学、工作经历，叙述了戴志骞对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选译了戴志骞博士论文《论图书馆员职业教育》的部分章节内容，并在文后附录了戴志骞及其夫人戴罗瑜丽的简历以及戴志骞的个人著述，使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先驱戴志骞的形象得以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虽然该书是研究戴志骞个人生平事迹与专业成就的著作，但书中描述了大量有关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学术团体的历史，也阐述了不少有关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美国图书馆协会活动和美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事实，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历史的缩影和透视美国图书馆发展史的窗口。2018年5月11—14日，在河南新乡召开的中国第三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颁发的“第一届中国图书馆史志优秀图书”一等奖（并列）[17]。《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图书馆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必将在中国图书馆史人物研究和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注 释：

①1879年创办时称圣约翰书院，1896年起改称圣约翰学校，1906年起称圣约翰大学。

②据郑锦怀考证，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当时称为“罗氏藏书室”。现在，学界普遍称之为“罗氏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