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学案

陈广宏 徐隆垚

章培恒先生于1934年1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进入私立上海学院。1952年秋因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从贾植芳、朱东润等先生问学。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即受胡风案牵连，被开除党籍。1956年10月，担任蒋天枢先生助教。“文革”结束后，胡风案平反，恢复党籍。1979年10月，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归国后相继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查出患有癌症，此后病情反复，然稍有好转即投入工作，直至2011年6月7日病逝。

章培恒记忆超群，勤学善思，又长期身处新旧文学碰撞、对话的中心，能够将古典传统、现代精神熔于一炉。另一方面，他任侠敢言，笔力遒劲，其文学研究格外具有批评家的锋芒；也正因如此，作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中国文学学者，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起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政治、思想局面的波动密切相关。他的学术成绩丰巨，然尤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事业为要。现代文学史学源自欧洲，19世纪末经由日本传入，逐步实现本土化，《中国文学史新著》所展示的实证方法、文学批评和历史想象与文学史学科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堪称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历程的重要遗产。

章培恒作为文学史家的成长可以分为3个时期。1952年至1978年，由于高校院系调整的机缘，他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其间先后亲炙于贾植芳、朱东润、蒋天枢等名师，领受五四一脉的新文学观念，同时掌握了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是为准备期。1979年至1998年，一方面，外部压力的解除、学术氛围的活跃促使其早年接受的思想理论训练结出果实；另一方面，通过领衔大型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他也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了自己的文献“领地”。在那个思想活跃的时代，章培恒以深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眼界参与文学史的“重写”，学界惊叹“石破天惊”，是为成熟期。1999年至2011年，先生身罹癌症，在倍感学术生命之紧迫的同时，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为总结期。

一、准备期

章培恒与文学的因缘可以追溯至在建承中学读书的时代。根据其自述，当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是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他最早熟悉的文学作品，是鲁迅、闻一多、钱锺书、张爱玲、苏青乃至武侠小说等新文学；最初吸引他的思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传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1952年院系调整，章培恒进入当时群星璀璨的复旦中文系求学，朱东润、刘大杰先生的古典文学课令他印象深刻，但实际上他真正用力的方向是贾植芳先生的现代文学，这显然与他中学时代的文学经验一脉相承。

章培恒跟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的时间，自1952年算起，至1955年胡风案发生为止，只有短短的3年。然而这3年对于他作为文学学者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如陈思和教授所言，贾先生所给予的人文熏陶是多元的，章培恒身上的“积极的社会责任”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都与贾植芳的言传身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①陈思和：《思和文存》第3卷第1辑“精神的家园”，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45页。仅就文学批评的学术谱系来看，以贾植芳为中介，章培恒领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同时也就接续了鲁迅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而恰恰是这样一个思想谱系塑造了章培恒文学学术的许多基本质素。

举其大端，即是将主体性作为文艺理论思辨的核心命题。章培恒曾自述：

在贾先生的熏陶下，我认真读了胡风的八本文艺论文集，我认为胡风所反对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其实就是对人性的扭曲。所以那时就有了人性与文学发展密切关联的看法。②章培恒、马世年：《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风怀着对导师鲁迅的无限崇敬，在左翼文坛大力倡导鲁迅的未竟之业——国民性批判，吸引了一批文学青年的追随，贾植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胡风一派的文学批评其实有明确的“对手”，即是被胡风视为“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作家群。关于两派的文艺理论特色与分歧，有学者分别以“注重社会革命的‘政治左翼’”（茅盾、姚雪垠、陈白尘等）和“注重文化思想革命的‘启蒙左翼’”（胡风、路翎、舒芜等）概括之。③解志熙：《胡风问题及左翼文学的分歧之反思——兼论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不管是站在对方还是胡风自身的立场上看，他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都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即将主体对客体的突入力、拥抱力而非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性——甚至是与领袖的政治号召的契合度——作为评价文学成绩的首要标准。不必说，这自然是章培恒自接触贾植芳以来，在文学研究中终身贯彻并不断深化的文学批评原则。

1954年7月，胡风上《三十万言书》。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案，是月15日，贾植芳入狱。同年11月，此前“仕途前景看好”（吴中杰教授语）的章培恒被定为胡风分子，并被开除党籍，调到图书馆期刊室整理资料。次年10月，由于受到校党委书记杨西光的保护，章培恒得以重回中文系任教，并担任蒋天枢先生的助教，研修先秦两汉文学。

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后记中，章培恒曾提到蒋天枢为他制订的“三年计划”：

研究古代文学必须有历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先生为我制订的前三年计划是：第一年读《说文》段注和《通鉴》，第二年读《尔雅注疏》，校点《史记》，第三年读《尔雅义疏》，校点《汉书》；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从《书林清话》直到《汉书·艺文志》。①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

蒋天枢的学术渊静博雅，大多为实证性的考校，绝少主观上的阐释或者批判，无论是研究《楚辞》时作屈原生平、屈赋系年，还是治清代学术史时作《全谢山先生年谱》，抑或为恩师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都体现这样的特色。细读蒋天枢为章培恒制订的这份研修计划，清代朴学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段玉裁、郝懿行的著作属文字学、训诂学，叶德辉的著作属版本目录学、藏书史。而校读史籍一方面可以熟悉史事，另一方面更能在校勘、释读、考证的综合实践中培养学者的文史功底。例如，《通鉴》卷一百九十四提到唐太宗、柴绍中夕秘谋机要，长孙皇后扶疾以从，最后病笃而死。章培恒在校读过程中心生疑窦：太宗与柴绍在半夜里全副武装、紧急会见，究竟所为何事？在参考其他史料之后，他推测此事与李渊之死相关，并将这些思考写进读书札记中交予蒋天枢。不料蒋天枢对此并不满意，评价说：“你读书细心很好，但你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疑点，这些疑点都可作别的解释，所以你的推断目前无法成立。”②章培恒：《我跟随蒋先生读书》，陈思和、龚向群编：《走近复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蒋天枢于章培恒习作中最满意者，是一篇题为《〈通鉴〉成书经过》的读书报告，报告只是查考具体问题，如主编、编写者的分工问题等，甚至为刘攽编了年谱。③章培恒：《我跟随蒋先生读书》，陈思和、龚向群编：《走近复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

在1956年至1979年的20余年间，章培恒在蒋天枢谨严的古典学术训练下渐窥古代文史研究之堂奥，其间的代表作应属1979年出版的《洪昇年谱》。该书实际编撰于1957年至1962年间，乃效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而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践，以史料富赡、考订详备为突出特征。例如，康熙十年（1671年）年谱正文有“时遭‘天伦之变’，情怀怫郁”一句，该句注释长达2000余字，系对洪昇27岁时“家难”问题的考索。④章培恒：《洪昇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3-118页。前人多认为“家难”是洪昇的父亲洪武卫被诬遣戍，章培恒通过排比诸家史料并进行辨析，从而确定其可信程度的次序，最终得出“家难”是为父母所恶、无罪见斥的结论；其中对魏坤《倚晴阁诗钞·赠洪昉思》“足践清霜怨伯奇”一句中古典与今典的释证，尤具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风格。

章培恒这段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并不都是“资料性”的。《不京不海集》所收年代最早的一篇论文是与刘大杰先生联名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关于金圣叹批《水浒传》所云“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为淫妇，亲动心为偷儿”，章培恒最初理解为：“他所谓的‘动心’，是指作者动笔描绘某种人物时，必须将作者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化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深入到人物的思想感情中去。”①章培恒：《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这种阐释的内在理路其实是胡风的“突入说”，在文艺与意识形态紧密纠葛的氛围下，这种阐释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故而刘大杰出于保护章培恒的目的，在发表时对这个观点的表述加以修改润色。30多年后，章培恒在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1996年）撰写《前言》时又着重引用了金圣叹的这段批评文献，以证明“虚构作品（小说、戏曲——引者按）的作者必须经验其作品中各种人物的感情，而且必须与处在作品所写的种种境遇里的人物所可能和应该具有的感情同样真实而强烈”的观点。②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显然，“鲁迅—胡风”一脉的文艺批评带给章培恒思想上的刺激，没有因外部政治形势的震荡和自身学术兴趣的转移而少衰。它就像章培恒学术性格中一股执拗的潜流，在史料和时势的缝隙中蜿蜒而行，待到时机成熟，这种现代思想质素与古典学术传统的摩荡就会迸发出奇崛的学术景观。

二、成熟期

（一）赴日讲学

1979年初，胡风案平反，政治压力随即解除，章培恒得以恢复党籍。当年10月，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赴日任教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于神户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次年9月回国，提升为正教授。1983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章培恒赴日讲学的效果堪称轰动，神户大学校长须田勇写信给苏步青校长要求延聘，社会、学界很多媒体都表彰先生为祖国和复旦争光的事迹，此行在他职业生涯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清晰的拐点。然而较少为人们所公开讨论的是，章培恒实际上以赴日讲学为契机，与时值健旺之年的日本文学学术界开始了持久而深入的互动，这对于他作为一位文学史家的成长来说无疑是强劲的动力源。

章培恒曾表露过赴日时的真实感受：

当我在那时（讲学日本——引者按）读了日本学者在战后的若干论著以后，既多少了解了他们的汉学研究在那30多年来（50年代以后——引者按）的迅速的进步，开拓了眼界，也进一步看清了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左”的干扰下的问题所在。③小野四平：《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施小炜、邵毅平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日本汉学家对章培恒的影响在文学批评和实证研究中都有体现，而观念层面的刺激尤为强烈、显著，吉川幸次郎（1904—1980年）、伊藤正文（1925—2000年）两位学者也许是其中最典型的个案。①日本汉学界与章培恒保持密切往来的文学学者还有很多，例如小尾郊一、森濑寿三、冈晴夫、井上泰山等，邵毅平《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中有更为详尽的介绍，兹不赘述。参见邵毅平：《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27-630页。从日本回国后，章培恒组织李庆、骆玉明、邵毅平等学者协作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这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界可谓开风气之先，而章培恒本人也从中获得启发。例如，吉川氏将李梦阳作为明代古文辞之“平民精神”的典型，肯定其创作中接近民间文学、返归于文学之抒情本质的成分；②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23-340页。章培恒撰写《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时则转化了这一论断，以李梦阳诗文的“真情”为基点导出其反理学的特征，再对“真诗乃在民间”加以阐释，将晚明文学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了弘治朝。③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伊藤正文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师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等汉学耆宿，章培恒在神户大学讲学期间与时任该校文学部教授的伊藤正文相识，《中国诗史》就是这段深厚学谊的结晶。④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辑刊发伊藤正文的《日中文学比较研究》，这是一篇9万字的长文，分别以“风雅”“幽玄”和“雅俗”3种诗学范畴来概括日本古代、中世、近世的文学批评史。而由于日、中在文化史上独特的亲缘关系，这既是一部日本文学接受汉文学观念的历史，同时也是日本文学逐渐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历史。以伊藤氏最为重视的“风雅”为例：它在《毛诗序》中的原初含义是指与政治、道德相关的文学，从平安朝初期的《古今和歌集序》（10世纪初）开始至南北朝初期的《风雅和歌集》（1346年），日本文学批评界在移用《毛诗序》“六义”说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使得“风雅”一词最终指向一种非政治化的、风流闲雅的歌风。而这种文学批评范畴的“变容”与日本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日本的歌人与中国诗人表面上都依附于朝廷，其实际的政治处境却大不相同，和歌者明显具有疏远政治权力的倾向，即所谓“诗歌乃朝廷所习玩，弓马乃武家之修为，此风由来既久”。而在江户时代，“雅”与“俗”的审美区隔则成为儒学与市民阶层对立的表征，而后者则被伊藤氏视为积极的“人性主义的文学观”。

其实，这篇文章是伊藤正文1981年9、10月间在复旦大学讲学时的同题讲稿。熟悉章培恒的读者对于这篇文章的部分前提假设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例如主张审美本位的文学批评，将肯定人欲视为近世文学的本质特征，批判性地看待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等。那么在学术思想性的层面来看，章培恒与伊藤正文在文学批评观念上的相契并非偶然：章培恒在50年代初即接受“鲁迅—胡风”思想谱系的熏染，那种含有启蒙色彩的观念质素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被迫夭折，此际与日本汉学界“同道”的深度互动无疑激发了自身五四文学观念的复苏。

（二）古籍整理与研究

1983年教育部设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同年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1985年，章培恒担任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

80年代以来，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政治高层的重视和支持，“七全一海”大型文学全集的整理出版便是文学古籍整理事业的重中之重。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之初，即负有一个艰巨的任务：编纂《全明诗》。在章培恒的主持下，复旦大学古籍所与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兄弟单位合作，推进《全明诗》的编校、出版工作，并培养相关人才。此外，这一时期章培恒还担任古委会重点项目《古本小说集成》的编委，并策划、主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等。

自近代以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文学进化论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么多运动与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两千年的工夫也够长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①《闻一多全集》第1册《文学的历史动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03页。不唯闻一多，新文化运动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菁英，如鲁迅、胡适、郑振铎等都持有类似的文学史观，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文学史观的生成与20世纪初欧洲、日本的汉学圈有相当微妙的关系。②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7-136页。因此就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史来看，不管是受政治浩劫严重干扰的大陆，还是学术现代化进程并未中断的我国港台地区及日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学研究几乎都是以词曲、小说为主，诗文文献的整理以及相关实证研究则相对迟滞。这当然是现代社会学术权力转移而导致的知识生产效应，若揆诸历史实际，宋元以降的文学体裁固然极其丰富，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雅文学仍然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主流话语。如果当代文学学者因为观念上的惯性、实际操作中的难度等主客观原因，继续将近世诗文文献束之高阁，那就相当于放弃了建设中国文学、文化史的学术责任。

其实类似的想法朱东润先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时就已经提过，③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大学课程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因此即是讨论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到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11世纪以后的著作，几乎逸出文学界底视野，这不能不算是骇人听闻。”开明书店，1944年，第4页。类似观点还见于《和湛若讨论中国文学的一封信》等。但近世诗文文献的整理和实证研究一直要到80年代国家推进“七全一海”工程以后才真正形成规模。章培恒和复旦大学古籍所正是这一百年学术使命的荷担者，在《全明诗·前言》中，章培恒开宗明义：“在我国历史上，明代与汉、唐相比较，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但作为研究对象，它却具有与汉、唐同样的价值。”④《全明诗》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在章培恒的引领、指导下，当时复旦古籍所的研究生莫不以严谨、勤恳的态度整理明代诗文文献，在参与《全明诗》编校工作之余，又承续蒋天枢编《全谢山先生年谱》的传统，为明代诗文大家如杨维桢、杨士奇、李东阳、沈周、祝允明、康海、王世贞、钟惺等编撰年谱，由章培恒主持编成《新编明人年谱丛刊》于1993年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果，在后来得到持续的扩展和丰富，继而成为当下明代诗文研究界颇具影响力的专题著作。①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章培恒本人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明清小说领域。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长篇小说的版本、作者、年代研究领域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考证文字，其中最为学界所称道的，恐怕要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1983年）及后续论文（1986年）。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这是自胡适《〈西游记〉考证》（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赵景深《〈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1936年）以来为学界所熟习的文学常识。在与章培恒同时而稍早的日本汉学界，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等学者就发出了质疑《西游记》作者的声音。章培恒以回应日本学界的争论为起点，逐条批判五四学者所使用的证据：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不足据，因为《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也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未必是小说；胡玉缙《山阳志遗》和阮葵生《茶余客话》俱以《淮安府志》的判断为前提，亦不足据；经过方言层面的辨析，胡玉缙所说的“书中多吾乡方言”也站不住脚，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②章培恒：《不京不海集》，第224-262页。这样逻辑缜密的论证在章培恒的小说考证之中比比皆是，究其方法论的枢要，就是以目录、版本、语言等方面的证据为基础，重新评估前人所用史料的可靠性。不难看出，蒋天枢指导章培恒撰写的《洪昇年谱》中就已蕴含了这样的方法。

（三）“重写”文学史

1987年，章培恒承接为全国自学考试编写文学史教材的任务。1989年至1992年，章培恒在《上海文论》开辟“古典文学新论”专栏，亲自执笔，并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参与重估文学史的思潮。

80年代中后期开始，章培恒的学术兴趣逐渐从诗文、小说文献的实证研究转向关于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估和阐释。1987年国家教委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派章培恒编写一部自学考试的文学史教材，这可能是他由“考史”转向“作史”的直接契机。

当时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有3种：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等的《中国文学史》。这部新编教材由章培恒统稿，青年学者集体编写。根据章培恒自己回忆，撰写之初考虑到普及性文科自学教材的性质，预计按照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文学史观来编写；但随着撰写过程的推进，不论是参与的青年学者还是章培恒本人都觉得传统的框架“很难体现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决定改弦易辙，“重新写一部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③章培恒、黄理彪：《如何重写文学史——访章培恒教授》，《文史哲》1996年第3期。

根据骆玉明的追忆，其实早在1987年正式承接国家教委任务以前，章培恒就已经在酝酿重新勾勒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计划。1984年至1985年间，时任中文系讲师的骆玉明不时表露出对通行文学史模式的不满，也许正是这种在旁人看起来有些“骄傲”的态度引起了章培恒的兴趣，故而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该书当时拟名为《中国文学的路》，“从书名大致可以推想它应该有更多的理论分析，而不一定提供系统和完整的文学知识；如果写出来，跟大学教材的模式当有较大的距离”。①骆玉明：《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文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考察章培恒此前的著述，虽然上至《楚辞》、下至鲁迅都有涉猎，但是极少有以宏观视角提炼文学史纲领的文字，而在架构、内容上与这一写作计划最为接近的一次学术实践，是翻译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一瞥》。该文由章培恒亲自主笔，是论文集《中国诗史》的首篇，其性质相当于文学史导论，内容与大陆通行的学术形态相去甚远，②邵毅平教授当时是翻译团队的一员，他后来记录了此书的出版内情：“还记得1986年，《中国诗史》译稿交到出版社，编辑看不懂了，来信质问：这是‘中国诗史’吗？这能叫‘中国诗史’吗？‘中国诗史’能这样写吗？章先生的反应倒也干脆：道不同不相为谋——派我出差，千里迢迢取回译稿！”见邵毅平：《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第626页。其中有两个颇具特色的命题：第一，吉川氏基于中国古代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长期悬隔的状态，判断中国文学具有重形式的特征，“文学这样重视表现的技术，甚至到了散文也复如此的地步，这意味着如下的意识较其他的任何文明都要强烈：文学首先必须在其表现的技术上是上乘之作”；③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11页。第二，吉川氏以作家的情感表现为依据，将宋代作为文学史的分水岭，此前的诗人极力抒写“悲哀”的情感主题，此后“怀疑在进一步减弱，对于人类的乐观一般地在增加”。④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11页。在章培恒看来，“文革”以前的文学史过分贬低追求形式的文学潮流，更缺乏对作家情感的透辟分析，吉川氏的诗史观无疑是一剂能救“社会政治功利观念”之弊的良方。

章培恒写作团队的“重写”事件与现当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具有潜在的同步性。1988年炎夏，由徐俊西挂帅，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实际策划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上海文论》（即现在的《上海文化》）推出，其核心内容是关于现代文论家、作家的评论。这些文章言辞辛辣，笔锋大多直接指向“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文学正典，如批评赵树理、柳青、“别、车、杜”、姚文元等；即便是谈五四时代走来的作家，如丁玲、茅盾、郭沫若、何其芳、曹禺，也主要是反思他们过分迎合政治标准而导致的艺术滑坡。1989年5月21日，《上海文论》又开辟了“古典文学新论”专栏，刊登章培恒的《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这篇文章与同时期的几篇在学理上相互连贯，向外界展示了他崇尚自我意识和文学形式的文学观念以及重新评估《诗经》《离骚》至晚明文学的学术抱负。⑤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章培恒：《明代文学与哲学《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7月。相比“重写文学史”专栏在1989年底因遭遇政治压力而夭折，“古典文学新论”专栏要幸运得多，该专栏一直办到1992年底《上海文论》改版，而专栏的作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章培恒当时及此后修订文学史的重要合作者，如骆玉明、谈蓓芳、陈正宏、邵毅平等。⑥骆玉明：《为艺术与为人生的统一 ——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上海文论》1989年第4期；谈蓓芳：《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陈正宏：《李白诗歌与齐梁文风》，《上海文论》1990年第1期；邵毅平：《道德意识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及其他——以女性美的描写为中心》，《上海文论》1991年第1期。

1993年，经徐中玉、郭豫适、齐森华、邓绍基、王水照等先生审定，章培恒的文学史通过了国家教委的评审，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学界惊叹“石破天惊”。

在初版文学史中，章培恒本人用力最多的大概要数卷首导论部分，而作为其文学史观第一次集中而清晰的展示，这篇“导论”有一些极具辨识度且饱含新时代气息的思想观念。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新诠释，即将“一般的人类本性”作为文学史的目的加以强调。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中确实颇为罕见，但是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文知识界的全局，徐中玉、钱谷融等理论界前辈早在50年代时就讨论过文学与人性的关系，而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之内，人性论几乎一直是哲学、文艺学的核心知识话语。①白烨：《三十年人性论争的情况》，《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而就章培恒所引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而言，其实历来就有“普遍人性”和“阶级性”的两派截然不同的解读，②前者见于王淑明：《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后者见于蔡仪：《人性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洁泯：《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如果否定“普遍人性”，那么文学对人性的表现就不得不接受所处阶级和政治立场的拘囿，这基本上是复旦版文学史问世以前中国文学通史所接受的前提假设，也恰恰是章培恒和他的团队所不能接受的。

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干预和庸俗社会学在当时可谓是极有感召力的思想潮流，但在此旗帜号召之下，各派学者所主张的人性论其实形态各异，人性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理性与非理性都在不同学科本位的透视下得到凸显。放在同时代的文学语境来看，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章培恒的人性论有两个鲜明的个性特征，而此两者恰好都可以在胡风那里找到源头。

第一，相比于道德实践能力等理性范畴，章培恒的人性论更侧重于人性中非理性的方面，如男女之欲、生活享乐、显露生命力等。胡风终其一生都在与庸俗社会学统御下的现实主义抗衡，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是他所倚重的理论资源之一，③胡风曾说：“二十年代初，我读了鲁迅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涤了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生命力的跃进”“突入说”“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理论话语显然受到厨川氏的启发；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都以《苦闷的象征》为中介，影响到胡风以降文学启蒙潮流的思想构成。④关于这一点，现当代文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可参见周燕芬：《多元融合与创造性转换——胡风文艺思想构成解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王向远：《胡风和厨川白村》，《文艺理论批评》1999年第2期。章培恒晚年修订文学史时在导论中即曾引用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的一段话：“如果艺术家能‘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我们就能感受到美；至于美的程度，则是由‘情感所引起的观念’的丰富程度及其所蕴含的‘感觉和情绪’的程度决定的。”⑤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第二，强调人性追求自由解放的本质及其与异化环境的冲突，从而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胡风本人对现代主义的接受是复杂多面的，他试图调和厨川白村的“苦闷”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这个‘苦闷’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也就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决不能只是生物学性质的东西。”①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胡风全集》第7卷，第259页。普遍人性及人的自由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是现代美学的核心问题，而如何将人性的解放——尤其是综合了自然性、非理性内涵的人性——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就成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大事因缘”。从1996年版“导论”第三节的表述来看，章培恒其实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有关异化的理论中找到了能够为文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所共享的语言，如“自我克制”“外化的生命”等。在文学史叙述和文学批评的实践中，章培恒又为这种“自我克制”的异化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源头，例如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以《诗经》为代表的重视道德理性和群体利益的文化，再如汉帝国所扶持的以维护皇权为目的的儒学，又如明王朝前期持续贯彻的高压的思想文化政策，甚至包括刚刚结束不久的“文革”及当时余波未息的极左思潮。

“导论”中另一个亮点是对“文学之进步”的诠释，即将人性的自由解放视作中国文学史的演进方向，人性的自我异化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相违背，最终将被克服和超越。这样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理论界并不鲜见。王元化先生是章培恒景仰的前辈，1984年章培恒主持系政时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在王元化的关照下展开的，1999年复旦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培恒又邀请王元化担任名誉主任。据同为少年布尔什维克，又同样在胡风案中遭遇不幸的王元化回忆，黑格尔的《小逻辑》在那个昏暗的年代“具有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②王元化：《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王元化集》第2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63页。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③《王元化集》第1册“总序”，第7页。章培恒在50年代至70年代没有留下多少理论文字，但从他后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熟稔程度来推测，黑格尔、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思辨以及关于人性本质的洞见在这30年中也曾给过他莫大的鼓舞吧。

当章培恒将这种文学史观落实到历史书写的实践中，文学史的图景可以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变化最为显著的大概有3个板块：梁陈、北宋和中晚明。

我们今天在提到梁陈文学的时候，宫体诗恐怕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但在余冠英主编的文学史中没有专门讨论宫体诗的段落，只在开篇的概述中附带提到了一句：梁陈诗坛在作家空虚的社会生活和永明体余风的影响下显得极其贫乏，“特别是萧纲所开始的宫体诗盛行以后，靡靡之音便充斥了诗坛”。④余冠英等：《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70页。游国恩主编的文学史没有完全忽略宫体诗，却仍将其视作南朝贵族用诗词歌赋来满足君主和贵族荒淫享乐之要求的产物。⑤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78-279页。复旦版文学史在讲述这一节时则认为，从帝妃贵族的私生活入手评价宫体诗并不明智，而从当时的文学和思想背景来看，萧纲等人反对儒家伦理以求文体新变的文学实践其实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

在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文学史的北宋文学章节都倾向于表彰士大夫文学“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反映贫富阶级尖锐对立”“反映人民生活”的一面，与此主旨相配合，它们将西昆体至北宋诗文革新的文学潮流叙述为现实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克服和超越，在证据选择的层面亦倾向于选择含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政论文、纪事诗、咏史诗。这些诗歌题材的兴盛确是此一历史阶段的新变，它们与北宋士大夫新的社会处境和责任担当密切相关，但复旦版文学史却对文学与政治相趋近的现象保持冷峻的批判态度。编者在“概说”中阐明：门阀的消失、科举的完备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他们的思想状况一方面直接受到宋王朝意识形态的束缚，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中理学的流行表明“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①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中卷第5编“宋代文学”，第296页。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所排斥的是宋代诗文篇什中那些缺乏真情实感的、“悲天悯人、冠冕堂皇的表述”，但并没有否认士大夫面临国家危亡时由衷而发的忧患与激情，在编者看来，前者是“规范化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的外化，而后者是作者内心人生欲望与情感的真实勃发。

中晚明是文学发达的时代，不管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还是诗文等雅文学都有大量经典作品传世。历史事实固然如此，但如何向当代的读者叙述和阐释这些作品则取决于文学史家的理论关怀。以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的诗文流派为例，早期文学史的叙述往往以“拟古”和“反拟古”的争论为主线，拟古者的作品大多被斥为脱离现实的陈词滥调，而反拟古阵营内各派的个性和分野又得不到凸显；复旦版文学史在这一块延续了关于唐宋文学转型的思考，将“拟古—反拟古”的话题置于次要位置，而优先关注古人发表理论见解时的价值追求，进而提炼出“载道—主情”的主线，这样一来，读者不仅可以绕过拟古论调的纠缠，看到前后七子与汤显祖、公安派在追求自我表现、个性解放上的呼应关系，也可以看到唐宋派与主情文学潮流的对立关系，进而探知：明代诗文流派的演进史相当曲折而复杂，不能用拟古即退步、反拟古即革新的旧有模式来笼统概括。

主张人性解放、反对自我异化的文化批评还会在文学史叙述实践中外化为一种情境化的剧情模式：追求文学之美的人类恒久地处于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关系之中。以屈原、司马迁、曹植、李白等文人形象的塑造为例，章培恒在进入其作品之前首先强调作者对自我生命力的珍视甚至自负，接着在具体的作品分析中解读这种强劲而自由生命力与异化环境相碰撞而产生的情感势能，这种异化环境在屈原是昏聩的楚王和苟且的“党人”，在司马迁是“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和“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②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卷“秦汉文学”，第205页。在曹植是与裹挟着兄弟反目、骨肉分离之痛的政治压迫，在李白是以皇帝和贵族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任何历史书写都难以避免叙事性的成分，这一叙事结构看似是遭谗去国、怀才不遇、诗能穷人等古谚的老调重弹，但与“文章九命”（王世贞《艺苑卮言》）所刻镂的文人群像相比，章培恒的文学史视角显然更具有思辨的深度，也更能表达极“左”政策威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

从1979年赴日讲学，到1983年领衔整理《全明诗》，再到1987年着手编纂自己的文学史，直至最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问世，在这17年中，章培恒由一位思维活跃的青年教师转变成一位功力深湛的文学史家。其间，既有同青年学子论文谈艺、激荡思想的愉悦，也有与海内外同道把酒论议、纵横捭阖的畅快，当然也有青灯古卷、校书考史的清静。幸运的是，章培恒已经把这些对国族命运的思考，以一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质，熔铸在了《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中。

三、总结期

1999年，章培恒组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同年被查出癌症。2006年起，复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被批准自设“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二级学科博士点，由章培恒亲自担任博士生导师。2011年1月，《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问世。

（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章培恒最后10年里的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建设和文学史的修订展开的。关于“古今演变”，章培恒在1999年首先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理论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另一篇是《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这两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长期的隔绝状态作了深刻的反省。

关于章培恒倡导古今文学贯通的举措，前不久陈建华教授在《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①陈建华：《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文汇报》2018年1月5日。一文中已作了精当的阐释，那就是以文学史的整体观为基点，重新思考“中国文学”这一主体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和方向。陈建华也提到，章培恒晚年的文学史修订除了深化了1996年版原有的文学史观和分期结构，还着力贯彻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新命题，以期探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血脉联系，《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就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例如在增订本“近世文学·嬗变期”部分，章培恒格外注重阐释《儒林外史》《红楼梦》、袁枚和龚自珍诗文中所蕴含的“人性解放”的力量，并认为这种文学史动态与世界现代文学潮流具有趋同性。

在2007年的一次学术访谈中，章培恒对编辑透露出自己对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规划：

关于20世纪的文学是否全都属于现代文学的性质，在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我认为从20世纪开始中国文学就进入了现代时期；但现代文学之奠定坚实的基础则是在新文学的阶段，也就是从文学革命开始，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的这一阶段，这是为现代文学确定方向的时期。从1937开始，因为抗战，文学的发展就不能不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这个也就是陈思和先生他们一直所说战争对于文学影响的问题。从1937年以后，文学的发展所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一面是沿着新文学以来前20年的方向不断地往前走，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干预。比如像巴金的《寒夜》、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等等，就都是沿着新文学前20年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作品；但是此后，由于“左”的干扰，这一倾向受到了抑制和否定，这种情况大概到“文革”期间发展到了顶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又逐渐往新文学前20年的方向回归，并且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90年代，文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一面是文学个人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同时，文学商业化的倾向也在进一步发展，但是新文学的基本精神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进一步地深化和扩大。譬如余华的作品，我想就是这样的性质。①章培恒、马世年：《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结合章培恒进入学术总结期以来的若干文章可以看出，②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以上这段叙述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如20世纪初、1937年）和几桩影响文坛面貌的重要历史事件（如鲁迅之死、抗日战争、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凝结着章培恒长时间的理论思考，且与《中国文学史新著》中“近世文学·嬗变期”一章的叙述互为语境。可以想见，如果不是章培恒晚年身罹病厄，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现代学术史上首部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通史”。

章培恒晚年对“通古今之变”的不懈追寻，既是他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领域长期积淀所使然，也呼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当时的情形，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和新的学科体制发生作用以来，学者们已经习惯性地将1917年或1919年作为隔断新、旧文学的“界标”，进而将1840年至1917年视为处于古代、现代之间的“近代文学”，这无疑是将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混淆的学术生产。诚然，今天我们再回顾章培恒的倡言时已经不觉得格外震撼，那是因为国际学术交流日渐加深，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理论自觉亦相对提高，我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缺乏贯通古今的眼光和实践。但恰恰是当下这样的学术语境，才更便于我们静下心来梳理章培恒晚年的学术成果，从而把这份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学术动态密切相关的宝贵经验充分地释放出来。

（二）文学史的修订

复旦版《中国文学史》问世以后，学界普遍反响热烈，同时也不乏理性而中肯的批评声音，比如章培恒本人十分重视并反复引用的孙明君教授的学术评论。③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和瞻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该文主要指出1996年版文学史的两个不足：第一，人性论的文学史观不能准确说明文学艺术的特质；第二，文学史分期仍然取决于王朝更替，而不是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为了回应学界的批评，同时也为了追求学术的新高度，章培恒与骆玉明等编者对旧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2007年《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2011年又推出增订本，至此长达25年的文学史编纂事业终于画上了句号。

2011年增订本与1996年初版相比，显著的转变之一就是在历史叙述中充分展开了“文学形式的演进与人性的进展同步”的命题。关于文学形式的演进历史，最有名的观点莫过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的“文体代胜”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但是“文体代兴”只是一种对客观现象的描述，王国维既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学者，也没有详细阐明这种文体变迁历程的内在逻辑。而对于此后的文学史家而言，如何解释这种“文体代胜”就成为一个十足考验功力的课题了。

实际上，1996年版文学史“导论”第六节曾集中讨论过“文学形式与人性同步”的命题。“导论”在主张文学形式的演进与人性的演进关联起来之后，以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变为例，对王国维“文体代胜”的话题作出了回应。章培恒当时的观点大致如下：首先，审美意识是人性与文学形式的主要中介之一，这里说的审美意识主要是指特定时代、族群的集体文化心理；四言诗的感情、音节组合、乐调总体上是“庄重”“舒缓”的，这样的形式与先秦时代的审美意识相适应，那个时代“群体对个体的束缚、个体对群体的依赖”都很强，其时的“人性”趋向于这种利于保持团结和平衡的审美；到了后汉时期，个体和群体之间相互绑缚的局面松动了，人性中尊重个体的因素也相应提高，故而人的审美也发生变化，“较四言的句式灵动多变，从而与较为强烈、起伏较快较大的感情相适应”①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卷“导论”，第47-52页。的五言句式也就获得了此时审美意识的肯定。

尽管1996年版文学史已经具备注重文学形式的意识，但确实没有将文学史叙述的重心放在形式的演进史上。在修订文学史的过程中，章培恒直面以上不足并作出检讨：“必须说明了在怎样的内容要求的驱动下，以怎样的形式上的已有条件为基础，词和曲才分别成长为文学的主要样式之一，这才是说明了诗、词、曲之间的形式上的演变过程。”②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原序”，第3页。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1年增订本对“文体代胜”的叙述完全贯彻了1996年版“导论”解释“四言变为五言”时所示范的文学史观。杜甫以降直至晚宋是“中世文学·分化期”，所谓“分化”有两层内涵，一是雅、俗之分，二是雅文学内部重自我和重群体之分。就雅俗分化而言，这一时期“虚构性的叙事作品”（如俗赋和变文等）、词、曲等新兴文体都是首先由民间孕育，然后才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进而把特定的文体雅化。就雅文学内部而言，从韩、柳古文运动以至北宋中期，文和诗先后转向重群体而抑个人的路径，否定南朝以至盛唐的文学潮流，而到南宋末时“风雅比兴”的要求也进入词体当中。概括地说，在“分化期”这一编内，文学形式演进的总体方向是趋新、趋变的，人性的要求则是相应地趋于强烈和复杂，章培恒将这种历史演变的动力归结于唐、宋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虽然加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联系，但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个人来说，却获得了较多的活动空间，其个人意识必相应增长，群体对个体的束缚不得不相应放松。”③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第4编“概说”，第5页。与“文学”演进的方向适相反，重群体的文学由文曼延及诗，由诗而及词，其背后的思想驱动则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理学。

前文已经提到过，“文体代胜”说古已有之，学界普遍将此说追溯至元代的虞集或罗宗信。然而严格来说，虞集所列“宋之道学”与文体无涉，罗宗信那一句“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又过于简略，而明清笔记、序跋的吉光片羽又难说有多少严谨的论理态度。目前似乎仅有焦循《易余龠录》卷十五有一段足够致密的文字，可视作一种文体演进史的叙述。①周勋初：《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然而，尽管焦循表现出对这些“一代绝技”的好感，②“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但他和王国维一样，都仅止步于描述而未作解释。倒是《四库提要》词曲类总目的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思考：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7页。

四库馆臣首先将词、曲定位于“文章”和“技艺”两极的中间，认为其作品的文体地位和作者的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只不过是一些“才华之士”凭借“绮语”相互攀比罢了，接着就描述了“四言—古诗—近体诗—词—曲”的代胜现象。虽然这段话以“莫知其然”收场，但很明显，“层累而降”一句蕴含着一种近似于退化论的文学史观：《三百篇》最古且文体地位最高，曲最新且文体地位最低，越古者越接近“文章”，越新者越接近“技艺”，文体增殖的文学史其实也是一种文学价值递降的历史，而推动文体迭代演进的作家群体是社会地位低下、惯以绮丽言辞相互攀比的“才华之士”。

章培恒文学史观的来源当然不是《四库提要》，双方对于新兴文体之价值的认知几乎截然相反。但是在这样的诗学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共性，两者在阐释同一段文体史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似的解释进路：文学形式的演进并不是内指性的、封闭的，它与作者的超越私人性的集体意识相关，同时也与作者的社会阶层相关。

（三）文学史家的自觉

《复旦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发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以下简称《宏观》），此文可能是章培恒学术生涯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此文以前，章培恒的学术成绩主要在于“考史”和“作史”；自此文而后，则逐渐表现出对文学史编纂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原理的自觉求索。

《宏观》一文首先对“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进行定义，即“在众多纷繁的现象中，发现共同的、本质性的要素，探究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勾勒其发展的轮廓与线索”。④章培恒：《不京不海集》，第569页。以此为起点，他展开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当下文学学术史的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政治意识形态左右的学术实践足够“宏观”，但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就此而言，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还没有开始”。那么本土的现代学术史中就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典范吗？非也。章培恒认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就是学术史早期出现过的“局部性的宏观研究”的杰构，这种宏观研究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王国维本人对诗、词、曲的卓越鉴赏能力，更在于鲁迅、王国维等学人群体的背后尚有一支深厚的文学观念谱系，即“吸取西方美学的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非主流派的观念，在主张‘文学者游戏的事业’的同时，将严羽所提出的‘兴趣’、王士禛所标举的‘神韵’发展为‘境界’、‘意境’，从而以文学本身的特征作为考察元杂剧的依据，故能获致重大成果”。①章培恒：《不京不海集》，第571页。章培恒提到，王国维等学者的学术来源有两重，一为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二为西方美学的成果。

2001年，章培恒为李庆《日本汉学史》作序，提到顾颉刚、鲁迅等学者与日本学术界的纠葛，并总结道：“到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不能避免外国的影响；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②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页。2010年《日本汉学史》修订本出版，卷前序仍出自章培恒之手，文中提到张之洞所主持“奏定大学堂章程”与日本现代学术转型之关系，以及日本汉学对林传甲、黄人、曾毅等所撰早期文学史的影响；接着章培恒引用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所载《王观堂先生挽词》，该诗叙述王国维早年游学东瀛的经历，其中有一句：“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原注：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由此阐明“王国维在清末如此努力地研究宋元戏曲史当是受了藤田丰八的启发”。③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在《宏观》一文中，章培恒以反思学术界之现状为起点回眸学术史，为自己当下的文学史编纂事业找到了一个足具典范意义的标杆，即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换个角度来看，正是以推进文学史书写实践这一艰巨任务为契机，章培恒才开始认真反思中国近50年文学史学界某些现象的历史根源，并开始了以中国文学研究为本位的学术史思考。随着章培恒对学术史的认知逐渐加深，他对民国学术典范如鲁迅、王国维等也产生了新见解，故而最终能够在西学、日本汉学与本土传统的交互关系中重新构建《宋元戏曲史》的学术源流。除了王国维、鲁迅之外，章培恒晚年学术文章、访谈、序跋中经常提及的文学史家还有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④参见黄理彪：《重写文学史——访章培恒教授》，《文史哲》1996年第3期；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序一”，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2页。由是推测，章培恒在晚年应该已经在意识中建构出一个现代文学史学的系谱。

我们认为，章培恒作为文学史家的成绩足以与上述先贤、前辈比肩。纵览西方19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史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最深远影响的莫过于泰纳（Hippolyte Taine）、朗宋（Gustave Lanson）、佛里契（Vladimir Maksimovich Friche）、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诸家。当代文学史学家戴维·帕金斯（David Perkins）在《文学史是否可能》（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中归纳出文学史学科奠基时期的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文学作品由历史语境塑造。第二，文学总是发展式地演变。第三，这种演变是某种观念、原则或者超个人实体（suprapersonal entity）的展开。①Perkins, David,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2.实际确实如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受上述欧洲文学史家的影响，中国文学史已经成为一种与哲学史、精神史、社会史、政治史纠葛不清的著作体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批评”的风行颠覆了以往文学史的面目，韦勒克拒绝接受任何外在于文学的文学史，在他看来能够作为文学史主体的只能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读者、批评家以及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头脑发生变化”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的动态审美结构。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有“文学史”一节，他们意识到历史书写有可能落入价值判断的自我循环，却仍然承认文学的“进化”，也承认文学进化的“目的”。可见，虽然韦勒克没有写作文学史，但他并不否认文学史的可能性，而且还预言文学类型史（The history of genres）将会成为“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③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改革开放之初，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遭遇不同程度的“理论荒”，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棘手的问题可能就是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严重失衡，“新批评”为代表的诸多形式主义流派恰好成为国内研究界摆脱庸俗社会学的精神武库。在“文学形式与人性演进同步”的主题下，章培恒20余年中坚持不懈地修订文学史，使得形式演进史从文学史叙述的支线变成了与人性演进史犄角相峙的主线。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章培恒并没有像韦勒克那样将文学史与社会史、政治史对立起来，他在文学史之主体、动力等理论关节上都保留了独立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将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视为“新批评”在中国本土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变容。

从接受五四新文学精神到传承乾嘉朴学，从80年代接触日本汉学到2011年文学史最终定稿，章培恒的文学教育经历和文学史编纂事业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之艰难探索的缩影。而以寰球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学史新著》又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学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世界文学史学在中国本土结下的一枚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