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西方音乐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及其影响

吴婧瑀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120）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方式

（一）非主动接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音乐对中国的传播方式更多的是一种强制性的植入。如为了缓解我国当时紧张的国内局势需要在外交活动中争取到西方各国的支持，西方音乐就成为一项有利的工具，他们希望借用西方音乐与西方国家达成艺术审美上的共识，而接受统治的民众盲目跟从统治者的选择，也加入了欣赏、传播西方音乐的队伍中，将其作为追求时尚、身份高贵的一种象征，西方音乐一时间在中国炙手可热，受此浪潮驱使，国内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西方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音乐的传播。

（二）主动学习

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增多，不少传教士留在中国进行传教，他们带来了当时西方的教会音乐，利用音乐对教会信仰进行传播，西方音乐也因此得到和平扩散，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众主动学习西方音乐奠定了基础。民众对西方音乐的认识了解逐渐深入，自身的审美取向发生变化，对西方音乐的态度也逐渐从被迫接触转变为主动学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文化发展虽然稍有停滞，但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仍旧存在，在交流的过程中，受众开始主动选择学习西方音乐。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学生外出留学，接触并学习了西方音乐文化，受到西方音乐熏陶的同时，对其了解与认识更加深入，回国后也为中国民众主动学习西方音乐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并为西方音乐的学术研究和形式创新提供了契机。

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产生的影响

（一）加深了对中西音乐关系的认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音乐的社会功能愈加受到重视，围绕“是否要汲取西方民族乐派的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乐派”这一问题，各派音乐家展开了持久的论战，持肯定态度的派别认为中西方音乐文化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希望能借此改变当前传统音乐陷入的瓶颈局面。而在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范围逐渐扩大、程度逐渐加深后，新的音乐观念逐渐成型，主张“新音乐”的派别队伍日渐壮大，他们开始灵活、创新地应用西方专业的音乐手段，创作出了许多备受欢迎的新型民族音乐，如《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等，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糅合了西欧进行曲的音乐风格，充分彰显了这首乐曲的战斗激励作用。这表明，音乐家们在接触、学习西方音乐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协调性，西方音乐自有其精髓之处，批判性地借鉴、吸收西方音乐理论与技法，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音乐的发展。

（二）促使大批优秀音乐家涌现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促使了大批音乐家的涌现，这批音乐家在西方音乐理论层面具有较高的造诣，他们将西方音乐形式引进国内，并在民众中普遍推广开来，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音乐创作层面，将西方的作曲技法和理论知识应用其中，开辟了对新时代中国音乐的探索之路，诸如冼星海、谭小鳞等；在音乐表演层面，将西方演唱技巧、乐器演奏技巧等应用到表演中，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马思聪、周小燕等。除此以外，还有部分音乐家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后，在创作乐曲之余，还编纂了数量可观的音乐类著作，系统全面地对西方音乐加以介绍，著作中涉及西方音乐作曲技法和理论知识的论述，为中国音乐实践创造了新局面，如陈仲子编写的《近代中西音乐比较观》、萧友梅编写的《乐学概论》等。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中国音乐家的音乐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升，为中国近代音乐创作提供了人才力量。

三、结束语

近代西方音乐的传播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加深了对中西音乐关系的认识、促使大批优秀音乐家涌现，加快了中国传统音乐近代化的进程，对我国音乐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