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歌剧发展理论研究

王立和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我国歌剧发展是以最初西方歌剧为蓝本不断地改进后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剧形式。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歌剧，之后的歌剧具有明显的逻辑进程和特征。本文主要从“他者构建理论”“自我构建理论”“对话中的主体构建”三个理论基点进行研究，从而对改革开放后的歌剧发展厘清思路。

一、“他者构建”理论在改革开放后的歌剧发展研究

歌剧属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伴随着武力一步步渗入国内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力大大增强，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对歌剧最初的认识也开始慢慢扭转，并且逐步认识到了歌剧的“他者”属性。“他者”理论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经典理论，作为一种终极伦理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他者”是对自我的消融，是对自我的瓦解，改革开放后国内研究界逐步认识到歌剧所承载的西方文化内涵带有强烈的主体性原则，因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阶段开始提出民族化的歌剧这一说法。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音乐戏剧传统，如果能将其发扬光大，再借之西方歌剧的形式，无疑对国内歌剧的发展具有好处的。列维纳斯说，伦理是原始意义上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质言之，他强调“他者”是绝对的他者，是不容置疑的他者，西方歌剧此前的那种带有殖民色彩的文化属性应该被抛弃掉，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化的歌剧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国内研究界开始抛弃那种经典的程式化的歌剧发展道路，转向了以自我为主体的歌剧发展道路。

二、“自我构建”理论在改革开放后的歌剧发展研究

歌剧在经历了“文革”的萧条局面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苏，各种创作发展理念、技巧层出不穷，各类实验性歌剧也开始出现。例如80年代的《原野》、90年代的《苍原》都是当时的创新歌剧。总的来看，当时的歌剧发展分为两种类型：雅化和俗化。所谓雅化歌剧是指沿着严肃大歌剧的方向继续深入开掘,把歌剧综合美感在更高审美层次达到整合均衡作为主要的艺术探索目标；另一种是俗化趋势,即把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作为参照系,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

这种繁荣是表面上的短期繁荣，大多数歌剧都昙花一现，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倒是让人们对歌剧有了更多的陌生感。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是将歌剧流行化；第二是将歌剧抽象化。如果说前一种理论是对西方歌剧的过度褒扬，那么后一种理论就是对自我构建的绝对夸大。于是第三种理论应运而生。

三、“对话中的主体构建”理论在改革开放后的歌剧发展研究

社会学家赛义德认为，将西方作为东方的“异己”并与之对抗，是行不通的，反之亦然。他强调应该秉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话模式进行研究。另外一位学者霍米·巴巴也多次强调“商讨”（negotiation），他要求多方多边合作才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我国歌剧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后，开始走上了对话中的构建道路。理论背景是“主体”的建构，需要与“他者”的对话，没有“他者”，就无所谓“主体”了。

我国歌剧中的传统文化属性包括一个民族在时空当中所创造的一系列精神价值体系，这种体系具有稳定性、延续性等重要特点。随着现代歌剧的发展，如何将西方歌剧文化与我国歌剧文化进行融合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按照上述理论，当前的歌剧必须要坚持对话模式，不仅要和西方的理念进行对话，也要和现代生活理念进行对话，多关注现实生活需要，关注老百姓故事，利用歌剧拉近距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后的歌剧作品真正体现了一种对话的精神，也就是说将后现代文化的对话精神重新注入了歌剧文化里面，利用这种方式全新地演绎出了不一样的歌剧，让更多的人在接受新鲜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传统文化。这种对话才是具有意义的，真正的对话不是一味地颠覆和反对，而是有条件地扬弃、吸收、批判。

四、结语

歌剧属于舶来品，在异质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我国歌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要求和实践需要。改革开放后，这种变化愈加明显。本文主要从“他者构建理论”“自我构建理论”“对话中的主体构建”三个理论基点进行研究，对改革开放后的歌剧发展进行了理论研究，希望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