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方言”

文/何光渝

先说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一次外出几十天，听了多日听不懂的闽南粤语，说了几十天别腔变调的“普通话”。在飞往贵阳的班机上，突然听到邻座两位老人正在用贵阳话交谈，心中大喜，竟不顾礼节地用贵阳话“搭白”插了进去。没想到，两位老人竟来自台湾台中市，40余年未回故里，猛听见我这口地道贵阳腔，一时间竟然颤不成声……

我对他们说：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老人对我说：“听见家乡话，才算到了家……”

家乡话，就是方言，就是乡音。“听见家乡话，才算到了家”，这就是方言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我自己在绝大多数场合，都说我的贵阳话。记得有一次在贵阳开会，全都是贵州人，我自然用贵阳话发言。还没说两句，一位官员就打断我，说在场的某某领导可能听不太懂方言，请改用普通话。这位领导也在场。我就问他，你调来贵州多久了？他说一年多一点。我说你在贵州当领导，这么久你还听不懂方言，如何下去调研，如何接近群众？ 如何当领导？ 听不懂，就应该多听，我说慢一点，你慢慢听，会听懂的……

我不是不会说普通话。我年轻时在北京混了若干时日，普通话难不倒我。我还会说点老北京话，真正的北京人（京片子）哪有说普通话的？京片子的特点是入声消失，有大量儿化音。出门在外，我说普通话；但是，在贵阳，在我的家乡，我就只说贵阳话。

我们推广普通话已有许多年，但方言消失了吗？现在要求公务员和教师等职业人等在公众场合必须说普通话，我不反对。但在非公众场合，我以为不必加以限制。民间交往，一群贵阳（贵州）人在一起聊天，都操一口“普通话”（贵普话），会是什么滋味？我想想都肉麻！

现在人人都在说“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你离开了就会想念的你的故乡，就是原乡意识和寻根意识。原乡，主要是指祖居的故乡；寻根，主要是寻找自己的根脉。你一个人，家乡话都忌讳说、不愿说甚至不敢说，还谈哪门子“乡愁”！

在许多外地旅游者听来，贵阳话（贵州话），与四川话、云南话没什么区别。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云、贵、川同属于汉藏语系汉语中的七大方言之——官话中的西南官话区；说不对，则因为贵阳话在贵阳人听来，与川话、滇话有很大差别。《礼记·王制》所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是也。

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在文化现象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作为语言的变体，方言不能脱离一定地域的文化而存在，也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这一方水土，这一片地域，决定着这一方人的生活面貌、风俗传统，这一方人的语言习惯就会保留并传承下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贵阳的方言也在发生着变化，一些方言语汇被渐渐遗忘了，而一些新的方言语汇又渐渐流传开来。比如，“茶叶”一词，在今天的贵阳方言语汇中，已不仅仅是指饮用的茶叶，而另含有“假冒”、“骗人”之类的意义，如同上海人所说的“大兴”一样；再比如“灰豆”，成了“难堪”“碰壁”的同义词；而同样含有“完结”、“结束”之意的“归一”和“冒烟”两词语，在贵阳的方言中都有不尽相同的语感和情绪。

不少贵阳话，有着明显的贵阳特色。比如有两句“歇后语”：“大十字的标准钟——四方合”，“大十字的标准钟——各玩各”。其间就有“典故”。上世纪40年代中叶，在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中华路与中山路的交叉点中心，有一架四方都有钟面的“标准钟”。刚开始时，这“标准钟”的确标准，东西南北四面的时间相互吻合，分秒不差，于是就有了前一句：“大十字的标准钟——四方合”。可是，渐渐地，这“标准钟”越走越不标准，东西南北四个钟总是合不到一个时刻上，于是便有了后一句：“大十字的标准钟——各玩各”。顺便说一句，贵阳人把“说歇后语”说成“展言子”，想来这个词组本身就含有了展示语言特色的含义。

贵阳人能用从一到十的数字，把十个“言子”排列起来，如数家珍。当然，其中有些字，在外地人读来并非同音，但用贵阳方言读来却其味无穷。且举一例：“沙虫怕鱼”（鱼读作yī，同“一”），“皇帝怕二”，“烂扇子怕煽”（煽读作sān，同“三”），“有钱人怕事”（读作sī，同“四”），“文人怕武”（武同“五”），“帽子怕绿”（绿读作lù，同“六”），“瞎子怕骑”（骑读作qí，同“七”），“马尾巴怕拔”（拔读作bā，同“八”），“烂衣服怕扭”（扭读作jiǔ，同“九”），“白纸怕湿”（湿读作sì，同“十”）。

依我看，这样活生生的方言，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它就这样地潜移默化于民间，生动活泼于乡土乡人。它是有源头的活水，是不死之鸟。就算是现代化、全球化、“地球村”，也是拿它无可奈何的——除非你这个“人”没有故乡，是无根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