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意蕴到道义旨归
——《聊斋》医道小说论

⊙吕 艳［枣庄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60］

弗洛伊德说：“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①蒲松龄打造《聊斋志异》（后文简写《聊斋》）幻境，借鬼狐神笔对封建文士的命运做了全景式的改观，使失路彷徨的书生复归体面和尊严。但蒲松龄不沉溺幻境，而是于幻境中把握现实，重构现实，以清醒的判断力构建了一个自足而有意义的人生境界。《聊斋》医道小说最为生动神奇，也最能体现蒲松龄的普世理想以及对美善人生的追求。这类小说荒诞怪异、玄机重重，施治者多为妙龄仙姬、鬼女狐魅，也有僧道巫医，其中所涉医术千奇百怪，可割痈除疮，可换首易容，可医精神疾病，甚至可化痴为聪、起死返生，瞬息治愈，无痛无惧。而且这些怪异疗法已经涉及现今临床医学的外科、内科、神经科、美容科和针灸推拿等中西医门类，甚至还包括动物医学领域，甚为壮观，颇有意趣。

一、医仙合道的外科疗治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实践的结晶,也是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言：“乃知今日西医所长，中国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鹊之治鲁公扈、赵齐婴也，饮以毒酒，两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为易置，投以神药，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张仲景之为医也，则尝探胸而纳赤饼矣。《后汉书》言华佗精于方药，病结在内，针药所不及者先与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中平复矣。”②传统中医外科在周代已有记载，汉代已成一门独立学科，唐宋时期医术成熟，著作鼎盛。后经长期医学实践门类更加齐全，且施治广泛。所以蒲松龄笔下异彩纷呈的外科医术虽有颠覆性的虚构与挑战，但也道有可依，法有可循。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罗夫斯基提出：“作为素材的一系列事件，即‘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化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运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③不管初衷如何，蒲松龄确实以“陌生化”的手法开启了全新的艺术视野，《聊斋》外科手术神秘莫测，如睹异境。《董公子》④中董公子夜睡被恶仆断首，关公得其头为之续首，但闻“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已而人头接续，“死而生者不自知”。相比死后封神成圣的关公有此起死回生之术，陆判更甚，《陆判》里陵阳朱尔旦因缺少一颗慧心，作文不快，好友阴界陆判官，于冥间拣得佳心一枚，趁朱醉寝，为其破腔易心，自此朱某文思大进，过眼不忘,陆判的易心术堪比现代医学上的器官移植。蒲松龄的想象不止于此，“心肠可易，面目想亦可更”。朱尔旦因嫌其妻头面不甚佳丽而求助陆判，陆判夜持一美人首至，出白刃切夫人首，急取美人首合项上,早起夫人“则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朱尔旦的贪求之心固然可憎，但陆判移花接木的易首术，确也启迪医术，有先导之功。不仅作为神祗鬼灵的关公、陆判可以突破禁忌实现超越，狐女亦能治病救人，《鸦头》中的王孜脾气暴烈，“误触之，则恶声暴吼”，狐母鸦头夜伺其睡，捆绑其手足，以巨针刺其踝，用刀掘断踝、肘处拗筋，由此王孜脾气柔顺，温和如处女。这里王孜的病症有点像现代医学上的神经官能症，外科手术可为其治愈。

抛开理性与道德评价，蒲松龄心构臆造的这些荒诞疗法，大都虚实相绕，率意而为，庞杂仙家巫术，不能与医学实证并论。但作为蒲松龄言志达意的载体，除其阅读的美感，其活跃而灵动的遐思，充实而美好的创构，恰如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矣”，人生之美可想可得。

二、传统中医的辨证施治

中国传统医学讲究辨证施治，以方剂、推拿和针砭等手段祛除机体病邪，调理人体正气，以达阴阳协和。《灵枢》卷七《病传》：“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饮药之一者。”⑤这里提到汤药、针灸、按摩、导引等几种中医疗法。《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经上》：“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⑥可知隋唐时中医疗方大体为汤药、针灸、导引、咒禁等，此后直至明清，中医的主要疗法也大抵如此。

《聊斋》涉及中医疗法甚多，并富神异色彩，方剂一般为灵药、灵水，疗效神奇快捷。《粉蝶》里阳曰旦海上遇仙姑得灵药，医祖母沉疴之疾；《秦生》中的秦生误饮毒酒，狐仙以瓯水灌之，豁然顿苏；最为离奇的是《马介甫》中所记“丈夫再造散”，杨万石妻尹氏泼辣悍厉，堕妾胎，殴翁，杀弟，逐妇，鞭打孤儿致死，因万石无丈夫威势，唯雌伏而已。好友马介甫授之于“丈夫再造散”，“饮下少顷，万石觉忿气填胸，如烈焰冲烧，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妇未及诘，万石以足腾起，妇颠去数尺有咫。即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嘲哳犹詈。万石于腰中出佩刀。……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方欲再割，妇哀鸣乞恕。”此情节写得极其快意，杨万石以暴制暴，再整夫纲，重振家威。这里且不言男子惧内的复杂病因和调制之难，单凭小说对悍妇恶魔化的极致塑造，以及对“丈夫再造散”功效的过度渲染，就已显其反讽意义：封建男权意志下对女性认知的歪曲和蔑视。

《聊斋》医道小说对针灸、导引也多有涉及。《顾生》里的顾生患眼疾，疑似白内障，太医“两指启双眦，以玉簪点白膏如脂，嘱合目少睡”。醒后目疾若失，幻象消除，此处玉簪颇似针灸用的毫针。《邵女》中的金氏患气蛊、心痗症，反复发作。精通医理的邵女先调之以方剂，治其“气蛊”症。对于心痗症，邵女先是以银针按穴刺之，疼痛顿止。十余日复发，复刺；但病症反复，邵女即以烧灼之法为之祛病，此法疑为艾灸。此外《青娥》篇也记有艾灸疗法，霍桓奔走百里为病母求购鱼羹，以致“两足跛踦，步不能咫”。孝情所感，遇一叟，“敲石取火，以纸裹药末熏生两足讫。试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矫健。”这类疗法现实效果令人质疑，但读来赏心悦目，导人向善。

《梅女》《花姑子》等篇则展示了按摩的神奇功效，梅女为封云亭按摩“以侑清梦”。“女叠掌为之轻按，自顶及踵皆遍；手所经，骨若醉。既而握指细擂，如以团絮相触状，体畅舒不可言：擂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则沉沉睡去矣。”以掌按压、以拳细擂，自顶及踵，使封云亭骨醉体酥，舒坦安睡。《花姑子》中安幼舆“得昏瞀之疾，强啖汤粥，则喠咯欲吐”，花姑子“乃登榻坐安股上,以两手为按太阳穴。安立觉脑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数刻,忽觉汗满天庭，渐达肢体”，后又进食蒸饼，“三日饼尽，精神倍爽”。这里花姑子按摩术施治的是肠胃积涨症。此类医道故事以预设的实效模式，同样浸润、鼓舞着大众的阅读欲望，客观上也唤起大众长生久视的心底愿望。

三、民间偏方及旁门左术

《陶庵梦忆·雪精》篇曾记载白骡尿医噎嗝病的民间疗方⑦，但纯粹的医道验方需要专业的阐释。而一入艺境，《聊斋》里的偏方就不具备这种可验的实用性，却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与欣赏趣味。蒲松龄博学多识，又加收罗万象，民间偏方、左道巫术在他的叙事语境中获取了新的张力和表达空间。《巩仙》里惠哥与尚秀才在道士（巩仙）衣袖内定情、生子，“产血溅衣，道门最忌”，道士将旧衣赠尚秀才，言：“旧物勿弃却，烧钱许，可疗难产，堕死胎。”后求者踵接于门，罔不效。此药引的生成颇具偶然性、荒诞性。

《聊斋》也有以旁门左术来化解夫妻矛盾的。《孙生》中的孙生与妻子辛氏婚初既面首相背，彼此憎恶。后一尼剪春宫图中人，“又针三枚，艾一撮，并以素纸包固，外绘数画如蚓状”，私下放入夫妻枕中，由是夫妻移憎为爱，再无角口之事。夫妻失和、妻妾争宠是封建家庭的痼疾，有深层的社会、家庭甚至心理原因，一剂一贴岂可解之？解构文本，更可以理解人类生存的荒诞与困境，而小说的颠覆意义在于提供了更为人道的生存理想：尊重、平等、宽容、和谐。

此外，《聊斋》中还记载了割肉合药疗病的医方。《连城》里连城与乔生两情相悦，连城病重，沉痼不起，有西域头陀开方，须男子肤肉一钱合药医治。连城父放言能割肉者即以连城妻之。乔生自出白刃， 肤合药于连城，三日服尽，连城病疾尽除。除了割肉愈知己外，《聊斋》还有割股疗亲的故事，《孝子》篇写青州孝子周顺亭，“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昼夜呻”，亡父托梦“此疮非人膏涂之不能愈”，于是周顺亭以利刃割胁肉，烹肉持膏，敷母患处，痛截然顿止。这里为爱为亲牺牲自我，至情感人，但切肉割股为残身伤身之事，既为孝子节妇，也为人情所不忍。但小说的终极意义不在蛊惑,而是要肯定和强调道德情感、人性美善的社会价值。

四、精神心理疾病的调治

封建婚姻向来是不平等的，男性对女性具有不可争议的专属权、管辖权，女性心理的压抑扭曲不可避免。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曾指出：“人们通过追求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自卑感。有些人对自己个人能力、生理素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缺陷不安，深感自卑，因而对异性实施伤害，以发泄被压抑的性本能和心理紧张，在控制和伤害异性的过程中自己的优越感似乎得到显现与证明。”⑧《聊斋·江城》就是最好的例证。

江城与高蕃自幼青梅竹马，长大后“两情恋恋”，高家“择吉迎女归，夫妻相得甚欢”，本是美满的姻缘。但婚后“女善怒”，开始时对高蕃“词舌嘲啁”，进而“挞逐出户”，惩以长跪，视之若仇；甚至怨怼公婆分立门户；此后施以暴力，“生面上时有指爪痕”，后棍棒相加，“生不堪挞楚，奔避父所”，但江城横暴益甚，忤逆公婆，气死父母。后又对招妓的高生“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因怀疑高生与婢女有私情，“缚生及婢，以绣翦翦腹间肉互补之”。对高生“厌弃不以人齿”，“生日在兰麝之乡，如犴狴中人”。江城如此暴虐令人费解，细考江城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授童蒙于市肆”，且江城生得明眸秀齿，艳美绝俗，何以婚后即变身为一个悍厉狠毒的恶婆娘？且江城的二姊“貌不及江城，而悍妒与埒”，姐妹相逢无他语，都以施暴驯服男人为傲。江城与高生的婚姻原本出于两情相悦，即便在江城施暴，被公婆逼令大归时，高生在岳家见到江城，“夫妇相看，不觉恻楚”，既而复合如初。后高生因戏谑二姐丈葛生遭二姐暴打，江城爱夫护短，忿愤然操起大棒，把亲二姐打得“齿落唇缺，遗失溲便”。可见江城对高生是深爱、真爱的！唯其如此，她对婚姻的要求不容瑕疵，于是就有了不虞之隙、求全之毁！况且高生的不专情，又屡屡令她失望：与江城分居不过半月，高生就两度“纳妓斋中”；继而又对陶家少妇的双翘小足念念不忘；文友相聚，彼此“以闺阁相谑，颇涉狎亵”；文社之上高生又与名妓谢芳兰连肩并坐，色授魂与，“榻上胭脂虎，亦并忘之”，这时被江城抓个正着，自然不免一顿鞭扑臭打。所以反观高生、葛生、王子雅此等毫无廉耻的“龌龊贼”，“不宜打煞耶”！

《聊斋志异》里尹氏、江城的家暴虐夫行为，都有一定的时空契机，尤其是江城的行为既是出于对钟情男子的占有欲望，也夹杂了女性对婚姻的求全心态，可以解读为初为人妇的女性对身份逆转、自我定位以及新的家庭形态的本能恐惧而表现出的自我保护行为。而这种行为既具有自我捍卫的性质，也彰显着女性对传统意识、夫道权威的蔑视与挑战。

异史氏曰：“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蒲松龄以僧人“清水一洒，更人腑肺”之法来医治江城之疾。但倘有此法，仙家“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这不仅是一个社会机制、家庭伦理的问题，也涉及女性的社会身份、经济地位以及婚姻的法律依据，还有男性的道德自律、女性的心理健康机制等。即便现代的婚姻家庭，也无法完全克服疑、妒、恨甚至演化为家庭暴力的怪圈。所以蒲松龄以释放因果、清水洒面的方式让江城释放心魔、复归孝妇贤妻的疗治方式显然是非理性而过于乐观的。

五、动物伤病的医治

医者被赋予崇高与悲悯的职业情怀，《聊斋》中的神医奇术不仅可以救人于即死，也施之于他物，对虎狼牛马等的疾患加以救治。《牛癀》里的陈华封不慎从六畜瘟神耳后巨穴中放出牛癀，不久百里之内牛瘟大作，陈华封既用六畜瘟神所传的苦参秘方加以施治，果然灵验有效。《毛大福》里的疡医毛大福，专治疮、痈、疽、疖等症。一日道遇狼，狼口吐重金，曳毛大福入狼穴，医治一狼顶巨疮，毛将其溃腐处拨剔净尽，敷药如法，安然离去。《刘全》记载牛医侯某曾以瘟方医治马瘟疫病。《二班》里的殷元礼以艾灸之法为一母虎除去口角两赘瘤，得二虎鹿肘相酬。这类行医记载虽有机械、乏味的痕迹，但从中也闪烁出万物相生相克、同生共存的和谐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要做到“天人合一”，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一切生物的生存权，《聊斋》中对各种动物伤病的医治在深层上契合了这一传统理念。

六、结语

20世纪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家克林思·布鲁克斯曾说：“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至于作者的真实意图，我们只能以作品为依据，只有在作品中实现的意图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至于作者对创作的设想及他事后的回忆都不能作为依据。”因此过度解读《聊斋》医道小说反而失去了它在整体构架中的存在意义，《聊斋》医道小说作为一个互相连接的有机整体，每一类型的安排布局，不可能与其他类型完全割裂，它是具体的个别物，但又包含在《聊斋》整体的架构中。《聊斋》医道小说以丰满、立体的观感，传递着它独特的阅读价值和历史文化信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代志节之士的人生企望：为良辅贤臣，为政立国匡天下；退而求其次为救病良医，博施济众泽万民。拯世与救人殊途同归，一是通过科举步入庙堂，一是通过医道行迹于江湖，不做官亦要做事，二者都具普世的价值取向。《聊斋志异》对两条路径都有评估选择：科举仕途既已为贪腐利禄所阻，那儒家的博爱情怀就落在了施救万民于病困的层面，何况治疗悍妒、惩治败行、割骨疗亲等在儒家伦理道义上也具有“振兴世教”的意义。虽然蒲松龄所展示的医道医术带有文学叙事的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但在相对落后封闭的封建时代，长生久视的渴望与老衰病死的抗衡恰恰在蒲松龄的表达里显示出了充分的张力和暗示性的积极意义。

① 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南粤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② 邵之棠：《中西医学异同考》，《皇朝经世文统编》第99卷，上海宝善斋光绪辛丑年石印本。

③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④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本文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⑤ 河北医学院校释：《灵枢经校释》（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⑥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

⑦ 〔明〕张岱：《陶庵梦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⑧ https：//baike.so.com/doc/6788314-70049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