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笑姿态下的多元个性
——泛谈鲁迅《野草》中的“笑”

⊙李 苒［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510631］

一、承认与理解鲁迅的“笑”

鲁迅的文学工作始终是以“抗争”为核心的，其目光凛冽，笔锋尖刻，总显出一副“战斗的愤怒相”。他留给公众的印象，往往如其笔下的“过客”般，“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又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看上去“严厉可畏”。这固然是鲁迅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他战士精神的直接外化，也符合社会对其“民族脊梁”形象的期待视域，但鲁迅的另一种更隐秘、更冷静的生存方式——笑，却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是刻意绕避，这影射出大众对鲁迅的某种潜在的误解。即使是在最压抑时分创作而成的《野草》，也装下了他形形色色的“笑”，而只有正视、理解这一面的鲁迅，才能更完整、多元地领会其精神内涵。

许广平在回忆鲁迅生活时，提及他们常坐汽车去看电影，而当时人们对鲁迅仅有的这项娱乐也总感到“失望”，往往“以为鲁迅的生活应该更苦些才是”，只“希望他最好像老僧入定般不眠不食，光是做工才觉满意”，许广平由此体悟到“社会对他的残酷冷遇”。这种“残酷”实际上来自于人们对“鲁迅精神”的虚构期待和维护心态，中华历来讲究大雅正声，要求英杰们把拯物济世的重担全写在脸上、行为上，好似抱负越大就越该不苟言笑、苦大仇深；若一旦承认了鲁迅的幽默和嬉笑，便仿佛减损了他的力量和威严。实际上，这恰恰落入了鲁迅所憎恶的“为尊者讳”传统思想，无形中将他神化、架空化，以至于当代青年一说起鲁迅，总有些不痛不痒的尴尬，仿佛在谈一个活在传说里的远古战神。近代学界已经开始更多地从平等的视角去认识鲁迅，关注他作为“人”的那一面，对他的生活和个性怀有更强的包容度。但这种转变也可能导致人们滑入另一极端：一是对其生活经历探究得过度细致，导致这类研究陷入无谓的琐碎，甚至同化成纯粹的史料学究，鲁迅的精神本质反而被置之一旁，以至于“浮滑，稀薄”；二是因长期习惯了仰视姿态，一朝变为平视，便不免生出些预期落空后的失望，对其所谓的“凡人面貌”感到不满甚至是不屑，形成逆反的嘲贬心理。我们应该看到，鲁迅身上的“自然人性”既是个人发展的主观产物，更是时代背景所造就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典型状态，它集中了中国转型期人们的情感波动与心理诉求，并通过“冷处理”加以升华，从而超越一般性情绪，凝练为独一无二的“鲁迅精神”。它的重要性绝不应停留在简单的批判臧否上，而应是对“性格形成”背后的过程性研究，将鲁迅这一个体与民族的、世界的人类个体对比观照，才能真正挖掘其社会意义，延续鲁迅精神中的现实主义与实践性。

另一方面，鲁迅的“笑”常被看作是刻薄的讽刺，予人以“尖刻”“无情”的印象。事实上，在鲁迅眼里，“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他在面对那些真正值得被“无情”对待的事物时，总是连嘲讽的笑都不屑于发出，连那“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也无意从中获得。鲁迅“笑”的对象，往往正是他热切关心、汲汲于拯救的对象，其中蕴含着的依然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悲悯精神和牺牲态度。但他作为一位前卫的先觉者，与落后的庸众在思想层面上具有深刻的隔阂，以至于长久得不到理解和认可，反而屡屡遭受“杀戮”般的残害；这种不对等关系所带来的失望、孤独、愤怒，迫使鲁迅从“哀其不幸”走向“怒其不争”，从退让的容忍态度升至主动的鞭策行为，以狠狠的“笑”变相地抒发内心喷薄的热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面对无知民众时，往往只会表露出同情，到近代革命时期，则发展为训导式的所谓“启蒙”，始终停留在“我主你客”的牵引关系上，不免反映出其内心的自傲与空浮；鲁迅的“笑”，在这种传统眼光看来似乎是扭曲的、冷酷的，但它实际上是以唤醒民众对自我主体性的认识为内在目标的，只是外裹了一层曲折的自我保护手段，这种“笑里藏针”的怒叹，体现出他对大众所抱有的平等态度，和对其潜力所赋予的前所未有的高度期待，以及自身“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的深刻奉献意识。而且，他的“笑”并没有抵消或替代他对愚众的深沉挚爱，反而是在两种情感的相互作用中推向了各自的极致，形成了“爱憎并存”的复杂统一体，并由此反向深化了自身的牺牲精神。

二、“笑”与“人生苦”的共生关系

谈起旧社会的情绪，鲁迅最憎恶的便是“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充满中规中矩的端持和小心翼翼的防备，明明只剩下无情的麻木，却还要为迎合他人而作一番表面文章。这种“笑”不但空虚，还帮衬了自我欺骗的心理，为社会矛盾掩上了一张虚假的华布。至于革命时期再谈起“笑”，人们就容易回忆起曾经在“笑”面具之下的荒芜，于是便联想到空泛的理想主义，进而把所有“笑”都归入逃避现实的那一派里，不作区分地一律加以排斥。其实鲁迅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向排斥“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头文学家”，反对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思辨与实践相脱离的陈习，他最赞赏的始终是“埋头苦干的人”和“拼命硬干的人”，以及他们身上积极探索的行动力；鲁迅本身的行事风格，与他所推崇的生存方式也是一致的，即“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姑且走走”，从不停滞于苍白的理论。面对拥有强大实践品格的鲁迅的“笑”，我们是要对其可能存在的“超脱思想”进行慎重评判的。

鲁迅是敢于承认与直面“人生苦”的。他清晰地认识到“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这表明他是将人生苦难常态化看待的，并摒弃了现实中任何可能逃避苦难的退路。在《风筝》中，鲁迅想象中的哥弟二人“嚷着，跑着，笑着”放风筝的情景，便超离了现实苦痛，获得了纯粹的安宁与轻松，“笑”在此处是温情脉脉、毫不带杂质的；但他终究选择“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宁可让“我的心只得沉重着”，也不愿沉沦在“故乡的春天”里。这种对往事、故土的回望和诀别，体现了鲁迅在历经挣扎后抛却幻想，坚决正面审视和抗争“人生苦”的态度，而一边“惊异地笑着”，一边“说谎”的周作人，选择的终是另一条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之路。

鲁迅的“笑”正是与“人生苦”共生的。在外界压力较缓和的环境里，鲁迅往往反而会“憎恶寂寞”，抱怨“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而一旦处在“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的残酷压迫下，他却抒发出“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的激情宣示。鲁迅的“笑”，不但不是背向苦难的退缩，反而是迎向苦难的激流，它不会被“人生苦”冲击消弭，反而随着苦痛的加剧而愈发浓烈，形成一股新型的斗争力量。我们应该认识到，与死亡式的“生命的沉酣欢喜”不同，“笑”并没有达到圆融的极致状态（鲁迅本身也是反对“极致”思想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止于至善”观念一直抱有批判态度，对现代革命者思想中的绝对的“黄金世界”也颇为质疑），也即不属于某种“结果”，而仍然是一种行为、一个过程，属于“在途式”的战斗手段，是持续而高昂的“实践”本身。这一特殊的抗争手法，通过对其他具体反抗方式的结合，逐渐上升成为鲁迅的一种生命特质，即在绝望中斗争的乐观主义，和逆传统而行的创新精神。此时的“笑”早已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简单的“欢乐”，而是融入了多元情感的辩证之“笑”。

三、“笑”的纯爱一面

将“笑”作为批判武器，是我们对鲁迅的普遍认知。《秋夜》里的蓝色深空发出“自以为大有深意”的“微笑”，却“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道貌岸然的虚伪状暴露无遗；而“细小的粉红花”在夜空的蛊惑下，即使“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也依然笑着“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充满了无知的怯懦与自我瞒骗的软弱。《颓败线的颤动》里的老妇人呕心沥血地将孩子哺育成长，换来的却是“冷骂和毒笑”，那伟大的牺牲在冷血的反噬面前显得孤独、悲哀，却又愈发崇高、壮烈。同时，鲁迅也将“笑”作为自省工具。如当《秋夜》里的“我”正陶醉于欣赏枣树树干对夜空的钻刺，“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于是“我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在这里，鲁迅将心中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外化为“一阵笑声”，尽管还没有足够的力气唤醒所有麻木的灵魂，但仍然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并将自己内心另一角落中的迟疑、退缩情绪通通驱离干净，警醒着自己尽快斩清多余思绪，重新投入切实的斗争实践之中。

但另一方面，鲁迅还有一些毫不尖锐的“笑”，展现了他对赤诚、纯爱的追求。鲁迅在迫切的革命形势面前，不得不构建起坚强而冷静的战士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无爱”的，相反，他对那种将无产阶级斗士看作是冷漠无情之人的论调感到十分担忧，明确地提出并始终身体力行地践行着“革命的爱在大众”这一观点。也正是鲁迅的“战士”身份，使他和整个社会之间形成了厚重的隔阂，为他带来了如立荒野般寂静的孤独感，这种体验无疑会加深他对爱的强烈渴求：“世界竟是那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

即便是在气氛沉郁压抑的《野草》中，我们也能窥见他内心星星点点的大爱。在《过客》中，“过客”因过久地行走而“脚早经走破了”，面对孩子递上的纱布，“过客”犹豫推辞再三，最终还是在老翁的“哈哈”声中收下了。鲁迅对爱他者的“布施”，总是带有感恩和警惕两种矛盾心态，既难以自禁地被这罕有的诚爱所吸引、触动，又担心自己被他者的期待和“维护”所拖累；但他终究是将孩子送的布片带在身上，准备“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满怀感恩地接收下这份难得的同情和支持。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过客”的目标是“野百合野蔷薇”之后的“坟”，更是“坟”之后的“不知何物，不知何路”。鲁迅不但将爱他者所赐予他的力量，转化成前行的动力，为他们的期望做出了一份承诺，更决意将这诚心的爱寄寓、存放在未来的光明美好之中。而选择独身走向“坟”和“坟”的背后，这既表现出他对爱的珍惜和保护之情，也体现出他强烈的个性主义，命令着他脱离“爱的枷锁”而获得完全的生命自由。但在另一层面上，这种走向“坟”和“坟”背后的责任意识和革命目标，本就是一种牺牲小我，福泽大众的“大爱”精神。

四、“笑”的叛逆精神与主动姿态

鲁迅的“笑”，就其形式而言，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反叛态度。历经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华民族，早已习惯了那副“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的沉默“死相”，普通大众的个人情感被无视甚至抹杀，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走向“木偶人”一般的死寂，还以“中庸之德”的美称对此陋习加以妆点。令鲁迅担忧的是，这种“聋哑”状态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同感同情日渐消弭，以至于造成了人性、精神层面的麻木无情，助长了扭曲的民族性格。接受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鲁迅，无疑会对这片“沉默的荒野”感到万分震惊与失望，终于发出了字字带血的怒吼：“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因而他的作文用字，骂得最狠，怒得最厉，又笑得最狂，爱得最纯粹，始终将自我的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力图用积极的发声来洞穿这道人际间的“高墙”，挽救那日日加剧的衰之势。鲁迅以浓墨重彩的激昂和张扬，冲击了历来恪守“和谐”，保守谨慎的中华传统文化，为革命和发展之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科学性的可能范式。

除了对抗“沉默”外，鲁迅的“笑”还指向了一种更深层的精神理念，即面对历史事实时的主动姿态。在《失掉的好地狱》中，鬼魂们为人类的胜利而“一齐欢呼”，迎来的却是“威棱且在魔鬼之上”的“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从此遭受更为尤甚的折磨；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奴才通过出卖试图帮助他的傻子，获得了主人的夸奖，于是便“大有希望似的”“高兴”起来，但最终却连“在房子上开一扇窗”这最卑微的愿望都无法实现……这些看似完满实则悲凉的“乐”，都建立在主体性丧失的被动局面之上，他们的情绪由个体之外的力量所操控、带动着，因此永远是沉浮不定、逆来顺受的，没有任何实际的变革能力。而鲁迅的“笑”，则是在理解历史进程的挫折性与发展性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他能在革命低潮期看到隐含的希望，也能挖掘巅峰状态下的潜在危机，完整地将现实主义与乐观主义相融合、补充、促进，构成了一种从容的、进退有度的人生态度；因此无论是面对何种境地，鲁迅都能以舒展的“笑”来应对，在掌握历史主动权的自信下将“笑”化作革命实践，不留情面地向敌对势力开炮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