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中的统一
——《复调婚姻》中的“母亲”于巧珍形象简析

⊙赵 勤［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 030012］

王旭东长篇小说《复调婚姻》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我的母亲”于巧珍。这个形象的独特性在于，她既不同于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贤妻良母”，又不同于人性本恶的“泼妇悍母”；既不同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又不同于投机取巧的骑墙分子；既不同于胸襟宽广、“大爱无疆”的达士，又不同于“小肚鸡肠”的村妇。作为主人公的于巧珍，她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的矛盾，而作为一个文学典型的于巧珍，恰恰达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一、叛逆与传统

“我的母亲”于巧珍一生经历过四个男人。与“我的父亲”始终是婚姻的遗弃者不同的是，“我的母亲”总是在男人们还没有厌倦之前，首先抛弃了对方。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追求、对人格的维护，特别是在婚姻的破坏性上，集中地体现了于巧珍的叛逆性，把传统文化、传统礼教“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规范狠狠地踩在了脚下。

家境贫寒的于巧珍，七岁就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童养媳的窘境与生活的艰辛是我们今天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于巧珍“心灵手巧，决不偷懒”“能吃苦，能干活，在村里是有名的……这点，连前夫家里的人也承认”。但“就是不能接受他们的无端侮辱，于是还嘴，反唇相讥，以矛对矛”。打倒，爬起来继续对抗；又遭大骂，直到他们打累了，于巧珍依然坚定地站在他们面前，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怒视着他们。最后，她反出了婆家，逃回了娘家。当她父亲不想“毁约”，试探性地要“完璧归赵”时，她指指脚下五十米深的山沟：“你们实在要我回，也行，我立马跳下去。”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于巧珍获得了“第一次解放”，但同时也被贴上了“悍暴之名”的标签，在方圆几十里声名狼藉。之后，她母亲动员了全村女人对她进行“传统教育”，使她明白一个女人应该恪守的妇人之德，但几乎毫无作用。

第二次婚姻中，于巧珍依然充满了叛逆色彩。在遭受大伯子、二伯子意图非礼之后，于巧珍打定主意要离开丈夫，离开这个家庭，结果迫使丈夫决定与婆婆、小叔子分灶过日子。其间，于巧珍瞒着丈夫和婆婆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丈夫参加八路军并牺牲后，在组织的劝导下，没有恪守“从一而终”的古训，离开了婆家。

第三次婚姻中，于巧珍主动揭发了丈夫“给共产党丢人”的事情。于巧珍反应激烈：“你还算个人，还算个共产党员，你给我们共产党败兴呢。你是我们共产党的败类呢。”在对待丈夫腐化堕落的问题上，于巧珍把作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的“亲亲相隐”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规范的“三纲五常”统统地弃如敝屣。

于巧珍身上又体现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从处理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到处理子女与配偶的关系，都体现出于巧珍身上剪割不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的影响。她的八路军丈夫牺牲后，她也曾忍受着婆婆无休止的咒骂，多次断然拒绝上级领导劝她再嫁的好意：“我活是任更生的婆姨，死是任更生的鬼。”大女儿要离婚，她觉得丢人，不同意：“离什么呀，凑合着过吧。”对离婚之后独自抚养幼子活得艰辛的大女儿，一直在探视和不探视的矛盾中犹豫着，最后还是采取了不探视的立场，尽管内心充满了忧伤和牵挂。

扼杀三儿子的初恋，是于巧珍传统观念的最集中的表现。光华和父亲前妻的女儿杨萍相恋，尽管杨萍并不是自己父亲的亲生女儿，但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于巧珍的当头棒喝：“天下死得没人了，你找她的女儿？”对于光华“我喜欢杨萍”的争辩，于巧珍根本不屑一顾：“狗屎！”“你要找她，先从这个家里滚出去！”“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于巧珍自认为她的理由是充足的：“你怎么就不想想，你们若成了，矿上的人会用唾沫星子淹死你，淹死我的。我和你爸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得知小女儿胆大妄为自做主张找了对象，于巧珍像是遇到了民族存亡的大事一样，当即气得跳了起来：“她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就找下对象了。”她首先感觉到的是，她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谁找对象，必须我说了算”是于巧珍的郑重的声明。

二、性格与命运

于巧珍这一辈子，是在性格与命运的抗争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她的形象，就是命运与性格对立统一的完整而又不和谐的共同体。她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轨迹和状况，是这样的命运与这样的性格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于巧珍的命运即便不能说是悲惨的，但至少是坎坷的。出生在1934年介休山村里的于巧珍，家里十分贫穷，十口之家仅有五亩旱地，一年中有多半日子生活在半饥半饱之中。父亲除了侍弄庄稼什么手艺也没有，他解决生计危机的办法，便是不停地卖儿卖女。十二个儿女，除了死去的两个，送出去六个。

七岁那年，于巧珍被父亲卖给了日子略微好过的人家做童养媳。于是，于巧珍从忍受饥饿转化为忍受侮辱打骂。第二次出嫁，她被性资源严重缺乏的有着四个光棍的人家抓阄嫁给了老三任更生，先后遭到老大、老二的非礼企图，并导致老大、老二离家出走。婆婆居然因此怨恨上了她：又不是外人，都是自家兄弟，动动你就咋了，你也当个事嚷嚷个不停。丈夫老三又是柔弱奸猾的游手好闲之辈。参加八路军牺牲后，婆婆更是对她深恶痛绝，整日不停地谩骂诅咒她，从太阳出山骂到太阳落山，她连死的念头都有了。

第三任丈夫李长林倒算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是一个性格十分暴躁且心地狭窄、喜好猜疑的人，两个共产党员时不时地大打出手。尤其是李长林的腐化堕落、作风奢靡，极大地伤害了于巧珍的自尊心。

嫁给第四任丈夫——煤矿工人刘家富后，除了在婆家饱受歧视外，生活的窘迫也使这个家庭充满了艰辛和无奈，以至于整天唇枪舌剑，硝烟弥漫。“贫贱夫妻百事哀”几乎伴随着于巧珍的一生。

于巧珍性格执拗、争强好胜、心高气盛、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她不会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反抗不公平命运，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给家庭生活带来无尽的紧张和浓浓的火药味。做童养媳的几年，于巧珍执拗的性格特征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不是容不得前夫和婆婆呵斥，容不得诬蔑轻视，能“低眉顺眼”逆来顺受，那么，以她干练、麻利、不偷懒的个性，想必境况会有所改善。但这不是于巧珍的性格。

在与李长林的婚姻关系的处理上，于巧珍展示了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的性格特征。

在与刘家富的家庭生活中，集中体现了于巧珍心高气盛、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自作主张拖儿带女来到矿上安营扎寨，刘家富束手无策；汾河滩开荒种地，谁劝也阻止不了；家里大事小情，唯我独尊。子女有意见几乎提都甭提，甚至对丈夫的意见也是嗤之以鼻：“你爸爸说的是个屁！”“你懂个屁！”“用你多嘴？”“滚你的，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起初，刘家富也曾进行过抗争，但在同于巧珍的较量和搏斗中，一直处于失败的境地。屡败屡战，终于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懒得再战。结果多年磨合后，于巧珍成为家庭“话语权”的执掌者。其实，何止“话语权”,“财权”“教育权”等，都被于巧珍把持在手，刘家富彻底沦为家庭“奴隶”。事实上，于巧珍也挚爱着丈夫，挚爱着子女，甚至视他们为自己的生命，失去他们自己将痛苦得难以存世，但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她必然会有这样的选择。这样的结果，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安宁与祥和。不仅仅是刘家富对自己的地位颇有怒言，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而且随着子女的逐步长大，家庭纷争与日俱增，时不时鸡飞狗跳，还摔碗扔瓢，杯盘狼藉。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于巧珍的个性能再柔和一些，这个家庭虽然在经济上不会更为宽松，但在氛围上会更加融洽和谐，幸福指数会提高些。

三、忠诚与盲从

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带着一种朴素的情感和认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加入尚在“地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于巧珍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

于巧珍的入党动机是相当单纯的，就是帮助共产党做些事：“唉呀呀，你这是给部队上做呀，你咋不早说。要早知道，我就多帮你做几双”“觉悟不觉悟，人家们打日本，辛苦着哩，咱帮着做鞋算什么”。

正是因为这种单纯的动机，从入党那天开始，于巧珍便有了一个明确的信念，有了一种朴素的信仰，有了一份真挚的情感，便从内心深处甚至灵魂深处产生了对党的忠诚。凭着这种忠诚，于巧珍担任了村妇委会主任，开始了她的组织生活和工作。“我是共产党员哩”这句话是她在对待党的号召时的口头禅。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她失去了第二任丈夫；揭发丈夫的腐化堕落，她失去了第三任丈夫；说服本来就因“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而心疼十五块钱的满腹不悦的丈夫多捐了十块钱，使矿上再一次掀起了捐款的高潮。她的先进事迹还赫然登上了《山西日报》。对于别人说自己是没缴纳党费的“假党员”的“揭发”，于巧珍委屈得失声痛哭。千辛万苦拿到了入党证明书，捧着那张三指宽的纸条，于巧珍泣不成声，几乎昏厥过去，随即把三百一十元巨款缴给了党组织。

四、狭隘与博大

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山村妇女和矿工家属，在那种特定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下，于巧珍的心胸是比较狭隘的，谈不上宽广，更不会宽容。在她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一丝误解、容不得别人犯错误的性格特征。

锁柱老汉喜欢逗逗人见人爱、被称为“俊才神童”的小光华，在突然间被小光华搞得不尴不尬之后，恶作剧地宣称光华的母亲是改仙而不是于巧珍。刘国富知道后，仅仅来了一句“别听他们瞎掰”了事。于巧珍的反应激烈得多，当即瞳孔放大，眉毛炸起，拖着小光华找到锁柱老汉，一步跨过去，指着他的鼻子，就像英雄人物指着反动派那样，斩钉截铁地说：“徐锁柱，你娘才是改仙呢，你娘才是没人要的臭货呢。”临走还不解恨似的朝锁柱啐了一口。

在与丈夫刘家富争斗的过程中，一旦陷入被动局面，于巧珍总是通过揭对方的底，重新占得上风。但是，于巧珍的情怀又是博大的，她的爱也是真挚的深沉的，体现了一个山村妇女的质朴与善良，甚至以德报怨。

对刘家富，尽管几十年争来斗去，但内心是十分认可、亲近和有温情的。她从来没有向子女抱怨过他们的父亲，也没有懊悔过这一次婚姻。她训斥前夫的女儿：“你爸哪点对你不好了？你再胡闹，你爸也没对你说过一句硬话么。”面对如此公正和高度的赞扬，本来正准备逃跑的刘家富脸上居然出现了一丝阳光。在物质生活极端窘迫的时代，于巧珍也尽量体贴照顾刘家富，让他吃得饱一点，哪怕是自己稀汤寡水省出来的。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她总惦记着给丈夫买一瓶酒喝。她冷若冰霜的面孔下面，总是掩藏着脉脉温情。

李长林，那个叫她抬不起头的前夫，几十年后讨饭讨到了她的门上。李长林的穷困潦倒让她的怨恨一扫而光，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家里半年也难得改善生活而煮出来的一锅饺子，在于巧珍的几次劝说下，几乎让李长林一扫而光。于巧珍甚至还塞给李长林一把碎币。虽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次轩然大波，甚至导致了夫妻二十多年的分居，但她并没有为此而后悔。

对那个刁钻的、蛮不讲理前婆家，于巧珍以德报怨。在女儿探亲的时候，她还惦记着爱吃甜食的婆婆和爱抽旱烟的小叔子，亲自挑选了水果糖、点心、旱烟丝给他们捎过去，感动得曾经与她水火不容的前婆婆，居然哭了起来：“你妈还记得我，你妈这个人呀，要说也是个好媳妇子，你妈哎。”

叛逆与传统的糅合、性格与命运的互动、忠诚与盲从的并存、狭隘与博大的共容，几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使得于巧珍这个文学形象，丰满、典型，独立于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