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命运之门
——毕飞宇小说《玉米》中女性命运解读

⊙刘亚娟［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广州 510630］

引言

如同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另类的毕飞宇与毕飞宇的另类》，毕飞宇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晚生代作家中是如此的与众不同。穿越先锋文学的迷雾，超越新生代小说物欲、性欲、金钱欲的欲望化写作，毕飞宇的叙事显得相对明朗与清晰。尤其是读他的中篇，那些失意的找不到自己的女人们，那些在城市和乡村间苦苦挣扎的女人们和那些在命运之神的大手摆布下无处可逃的男人们，个个在毕飞宇的笔下鲜活呈现。毕飞宇那么用功地去描述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而对生命却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最后成为一个无力的问号——明天遥遥无期？如果明天遥遥无期，那么今天的女人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才是毕飞宇关注的重点。

现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无论是当下，还是20世纪70年代平原上的王家庄，叙述的永远都是现实的事，而观照的却是历史，是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寻找现实，寻找对现实产生影响的某些东西：文化、伦理、历史。于是命运悲剧成为毕飞宇小说的一个母题。尤其是女人的命运悲剧与历史相照，与现实成影，更进一步地显示出一种平淡中的苍凉意味，一如在日初的地平线上，回望身后的荒原，亘古的朔风吹过遍地石砾飞沙的荒原，在阳光下的视野里，变得灼热而沉重。

看《玉米》的时候，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大平原上一望无垠的玉米地。那种浓密的植物如铜墙铁壁一样矗立在平原之上。从列车上望去，如同一座座城墙。平原上的村庄淹没在这些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秋天，场地上堆满着黄澄澄的发着金光的玉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发出清香的味道。等这些高秆植物像列兵一样整齐地卧倒在平原上时，人便浮出水面，一点点地显示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点点高大丰满起来。带着乡村的泥土的气息，迎面扑来，那兴奋、欢乐、悲哀让人猝不及防。

《玉米》里，毕飞宇是精心地选择这种北方常见的植物参照主人公的命运，一种朴实的常见的植物，荒年可以充饥，丰年可以成为农民的经济来源，所以它可以作为故事的主角，可以成为生活的陪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被遗忘，最后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而毕飞宇描写乡村小说中的女子，无论是玉米、玉秀，还是柳香粉们，都成为不同的佐料来滋养男人这口欲望的大井。这在《平原》中，红粉、端方妈、三丫等女子也一样，一个个都能找到自身的参照。有的上得厅堂，有的落入猪槽，有的烧为灰烬，有的随风飘散，有的变作粪池里的一堆农肥，也有的变成工艺品展览在都市的大厅之上，出现在现代人的头上脚下。命运的捉弄使她们面目全非，而落入权力场中的女人，更见面目狰狞，可憎之中又带着可怜。

一、权力之争：两难选择的玉米

玉米无疑是《玉米》系列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她年轻，漂亮，有心机，原本是纯朴的乡村少女，具有乡村少女特有的情怀。她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中，从当支书的父亲身上，她看到的是无往不利的权力对人的支配。然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玉米和所有的村民一样无知地在权力的淫威之下变得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之时，玉米也深切体会到了权力对自己及家庭带来的伤害。她和她的母亲施桂芳不得不面对无耻父亲王连方在村中的丑恶行为。她不得不面对父亲与其他女人之间的龌龊性事。少女玉米同情母亲，又恨母亲无所作为。王连方权力带给她最大的意外莫过于与飞行员彭国梁的短命的爱情，但权力并不是总能带给她温情。权力带给玉米的温情如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一夜之间倒塌，并倾覆了玉米的爱情与梦想。王连方的倒台和随之而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齐涌来，使玉米无从招架。先是父亲的出走，玉米无奈之下撑起家庭；后是爱情幻灭，再是两个妹妹被恶意强奸。生活以迅急的速度将灾难倾覆在少女玉米的头上。如果说，权力的罪恶是加在玉米身上的魔鬼，那么这个魔鬼的潘多拉盒子打开的起源则是对权力的欲望。生活的一系列突变使玉米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她需要选择一种方式来平衡生活的倾斜。玉米迅速地选择了最快的方式：婚姻，以身体换取权力，以权力重振王家在王家庄的地位。“不幸的女人都有一个标志，她们的婚姻都是突如其来的。”①毕飞宇认为，婚姻是玉米不幸的一个源头。其实，玉米的不幸应该是王家庄里人与鬼的争斗，玉米心中的鬼终于把自己仅存的那些纯真吞噬。玉米对王连方说：“给我说个男人。”“不管怎么样，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②

玉米嫁了，嫁给了死了老婆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她成功地走进了魔鬼设下的圈套。这个圈套从此封了她的青春、梦想和少女的清纯。一个庸俗的乡镇女人从此诞生。她曲意迎合丈夫，讨好继女，难为妹妹，一系列的生活场景纷纷上演。毕飞宇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上。”③“鬼”占据了心，“在人上”的鬼占据了玉米的灵魂，罪恶的是社会、男人，还是人性？无论是什么，背负这个悲剧命运的是女人，是这些原本叶饱汁满的女人们。

不难看出，在《玉米》中，毕飞宇希望通过对权力的思考来反思在官本位的情况下对权力的一味追求对人性的摧残。社会对人的压迫是多方面的，对玉米而言，在生活的一系列变化面前，她面临不同选择，来对抗既定的命运，是以婚姻换取权力或者漠视权力。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的命题。如果她不选择，她会和柳香粉、三丫等人一样，被肆意侮辱，被草菅人命，被淹没，被遗忘。她选择了权力，则成为权力欲望之下的牺牲品。当她放弃自己的婚姻作为权力的交换，表面上鬼占据了心，事实上，权力对玉米而言是生存权。玉米的选择可以看作是她对命运不公的一个无声的呐喊，是想要发声的欲望，是被囿的女人的生存突围的一种方式。选择一条自己的路，走出普通农村女人的生活常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追求权力造成的罪恶通过玉米反映出来的则是乡村女性的一种无意识的自觉抗争。

二、生存之争：没有选择的玉秀

除了对盲目追求权力的批判之外，毕飞宇对女人命运悲剧的揭示也是极为深刻的。王家庄及断桥镇的数十个女人之间的斗争一直不断，相互诋毁，深刻地反映了毕飞宇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历史文化层面的思考。在社会大背景中的“玉米”们，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可选择的生存方式是极其有限的。

在《玉米》系列里，男人不是主角，但有几个男人如王连方、郭家兴、魏向东等却是在无形中主宰着小说里全部女人的命运。王家庄的女人们，玉米、玉秀、玉秧等，无不在这些男人罪恶的手掌中被蹂躏得面目全非。一个个赤裸裸地展现在生活面前，承受着女人最为痛苦而耻辱的生活经历，所嫁非人，被强奸，未婚怀孕……

这些男人，凌驾于权力之上，掌握着女人的命运，无耻而无知地制造着女人的耻辱，而他们却高高在上地继续着他们的生活。王连方几乎睡过了王家庄老中青三代的女人们，他曾说：“反正每年都有新媳妇嫁过来。”仅仅从这一句话里可以看出，王连方俨然是王家庄的土皇帝，女人在他眼里只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他自己的妻子只是生育的工具。所以，玉米、玉秀们对权力的渴望与盲目崇拜，她们与男人之间的斗争，也是对自己命运把握的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对生存权的争取。然而可悲的是，玉米可以打败王家庄的女人们，走出王家庄，走进断桥镇。然而她的生存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毫无意义的，她只是从父亲统治的王家庄，走进了郭家兴统治的断桥镇。几千年来父权的统治一直笼罩在女人的头上没有改变。其实不难想象，王连方下台之后王家庄在新一任支书的手中会是什么样的面目。历史的发展何其相似，玉米和她的姐妹们难免不沦为柳香粉等女人们一样的下场，成为另一个李连方、张连方权力棍下淫欲的奴隶。女人的生存状态仍然无法得到改善。因为在这里有反抗却无革命，即使走出王家庄，还有一个断桥镇，还有一个比王连方更罪恶的郭家兴。《玉米》中的郭家兴老婆还在医院躺着，已经开始物色上了少女玉米，而后又在家里形成一个独裁天地。玉米的权力之争胜利了，她借助郭家兴的权力形成了自己在王家庄、妹妹玉秀甚至在父亲王连方面前的权威，但是她的生存之争却无法出头。相比之下，生存之争的意义在玉秀身上具有更为明显的意义。

玉秀是因在王家庄无法摆脱的耻辱而出走，投靠姐姐玉米来的，迎接她的是新一轮的生存之争。她和姐姐之间的斗争水火不容，如果说玉米为生存而放弃了婚姻，选择做郭家兴的填房，玉秀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却是建立在虚无的爱情之上。她的女性意识比玉米更为强烈，她希望通过爱情占有生存领地，但是聪明伶俐、漂亮的玉秀却被生活和爱情蒙住了眼睛，使她在生存之争中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她最后只能在玉米的骂声中生下儿子。应该说，相比于玉米，玉秀更为可爱而令人同情。如果说玉米的结局带点自虐性质，那么玉秀则完全是被动地承受生活施加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

玉秀一出场，就注定了被钉在命运的十字架上，她的选择不是婚姻或出走，而是生与死。而生往往比死更难，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有着同样命运的女人还有婉怡和小金宝、小桃红。玉秀、婉怡的生与小金宝、小桃红的死形成强烈对比，不仅突出了女人无法左右的命运悲剧，更突出了生之艰难。要生，只有忍受着社会的戕害，承受着面对人性丑恶的全面爆发。对于乡村女子玉秀来说，她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玉秀最可贵的地方就在她即使如此，仍在对命运做着无意识的抗争。她所做的第一步是走出王家庄，她希望外面的世界会有新的出路，如果说是在21世纪的今天，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创建自己的人生，她的出走，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玉秀却是无可选择。投靠姐姐，终归不是一条归路，更为可悲的是，她将爱放在一个虚弱的男人身上。她的悲剧相比玉米对权力欲望的追逐，更具有社会的、历史的因缘，是社会男权伦理制度造成了她的悲剧，玉秀在命运的洪流之中完全是身不由己。她自己救不了自己，试图依靠别人也救不了自己。只能在人生的苍茫之中沉浮。这是一个令人深深叹息却又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对女性的伤害摧残着一个又一个如花的生命，而我们却只能旁观，束手无策。只能如玉米一样发出悲怆的提问：“谁？是谁？”

是谁？我们知道是谁，又能如何？生存之争，尤其是女人的生存之争之路又是何其漫长，何其艰辛？

三、无知与蒙昧之争：新选择下的玉秧

李敬泽在《玉米》（序）里说：“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的确，在玉米系列里，玉秧是易被忽视也是最具亮点的一个角色。作者对玉秧命运的关注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平庸，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在玉米和众姐妹中，玉秧是走得最远的一个。不仅是地域上走出了王家庄，走过了断桥镇，直接走进了师范学校。还是在身份上，走进了师范学校的王玉秧，因而具有了小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正因为如此，她比玉米与玉秀越发显得无知和愚昧。

玉秧的主要特征是平庸、痴纯。她的学习经验就是背书，也正是背书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在平凡的生活里脱颖而出，最终走出了王家庄。这在王家庄人的眼中，是多么令人羡慕，令人向往。如玉米所想：“还是玉秧大出息了。这丫头谁都不靠，完全是靠她手里的一支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④

说玉秧有新的选择是从她所处的时代来看的。1982年对于玉秧来说，是幸运的，她生在一个有书可读的时代，知识改变命运，并给她冠上了无限荣耀的光环。在王家庄的日常生活之中，玉秧是被人忽视的，然而，正是在被忽视的情况下，玉秧的成就才显得意义重大。但这种突变的生活并没有改变玉秧的命运，相反，更使得她的悲剧平添了几分悲怆。玉秧的悲剧仍无法摆脱玉米的模式：一是对权力的无知和对权威的盲目崇拜；二是自卑，面对男性霸权的生存之争；三是缺少知识分子的觉醒。走出王家庄的玉秧仍处于一种极其蒙昧的状态之中，社会的转变，身份的转变，环境的变化，都对玉秧的生活与心理造成极大的冲击。凭借着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试图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因此她在城镇的空间中东奔西突，找不到出口，处处显得格格不入。生存环境局限与性格局限，加之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女人之间的盲目战争，最终导致她似乎无可避免的命运悲剧。

需要反思的是人性，社会的压抑可以抗争，命运的不公可以改变其偶然性。而人性深处的东西如何改变？这是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在新世纪的今天，仍然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之一。为何在经历了中国数十年的革命之后却在今日的人物身上如此鲜明而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在快要被物质化淹没的现代社会中，这种蒙昧以这样一个女子的身份出现。带来的结果是令人震憾的，触目惊心的。

在中国当代社会，有多少玉秧们的存在？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在挖掘人性深处的缺失之后，该如何去改造它，完善它？毕飞宇给了我们一记 鞭子，这个警钟是那么的响亮，那么的震耳欲聋。只是遗憾的是，毕飞宇给我们展示了这些，但并没有给玉米、玉秧们指出一条解放之路。

小说中另一个女人庞凤华也是同样的命运。作为同样为无知与盲目主宰着无法自我承救的女人，她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权力与权威的无知崇拜，因此，在她们原本已经有新的选择，逃离农村女人的既定命运，过更好的生活时，却是以更悲剧的命运呈现在人们面前。

女人命运悲剧无处不在，这些命运来自女性内心的欲望，男性伦理的社会话语压迫，人性的无知等。毕飞宇对这三个平凡的女人一一展现。正如名字所蕴含的意味一样，成熟的玉米，正在成熟的玉秀，还有成长中的玉秧，这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乡村到城市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人们从女人的斗争史。奋斗的过程是充满艰辛和血泪的，斗争的结果是惨烈的，而这又是每个女人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生存的必经之路。

①②④ 毕飞宇：《玉米》，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第76页，第193页。

③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