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二元对立下的记忆与人性
——韩国小说《亲切的福姬》评介

⊙闫钰卓［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 130033］

朴婉绪，1970年以作品《裸木》登上文坛；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引领当代韩国文坛的作家，陆续创作了反映六·二五战争、南北分裂问题和揭露物质万能主义的社会风潮以及女性问题题材的小说，其文学语言锋利辛辣、一针见血，隽永清新、细腻周至。短篇小说《亲切的福姬》在文学题材方面，聚焦男权社会下性别的二元对立，不仅在韩国当选为2006年“百名文人最喜爱的作品”，而且在中国也引发了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这验证了余秋雨对伟大作品的概述：“在真正伟大的作品面前，一切读者、观众都是无法‘安全’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人相关，又永远也解决不了。”

一、职场女性的自我牺牲与价值重构

当福姬来首尔找工作时，告诉同村的小伙子自己想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小伙子流露出不屑的神情。福姬的职业期许在男性看来，显得不自量力。福姬随即在“大都市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期望中陷入自我反思，放低身段并真心诚意地在杂货店后厨帮忙。福姬的职业定位充满随机性，职业选择具有很大随意性,而随后的职业经历具有满足性与反转性。

“老板似乎并不是一个坏人”，“哪怕是干白菜酱汤也要多做一些，让大家都吃得饱”，这是福姬对杂货店老板的第一印象，这让福姬觉得“老板很伟大”，为能帮上老板“感到自豪”。即便在厨房忙得焦头烂额，即便手背皴裂如刀割，但初入职场的福姬依然乐此不疲，其成就感主要源自对老板的人格认同。福姬职场上的陶醉感源自一位大学生，福姬因为“他是老板已故妻子的亲戚”，才对那位大学生格外关照。与福姬的功利性不同，大学生不经意间为福姬涂抹护手霜的关爱之举，真诚而单纯，这让福姬第一次知道除了物质之外，人的表情也可以是高贵的。福姬不再是那个手背皴裂如刀割也浑然不在意的女子，对自己身体的关注与珍爱油然而生。这是福姬“神秘体验”后的情窦初开，抹不去的是对爱情的憧憬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女性主义的萌生。这种对身体润泽后的自我沉醉，让福姬不能自拔，但却万万没有想到，接连遭遇老板强暴与占有，福姬蒙受了身心上的奇耻大辱。

“要么生存，要么毁灭”——福姬将自我定位于“血液里流传牺牲精神”的穷人家女儿，即便遭受羞辱与鄙视，也保持着他人意想不到的态度——不卑不亢，既不傲慢也不谦恭，从不起眼的后厨丫头，到明媒正娶的老板娘。明明对家中寄住者的详情了如指掌，却装作憨头憨脑，不动声色地帮助老板弥补疏漏、裁员安置、兴隆生意，得到老板前妻母亲信任并养育五个儿女、辛苦当家、帮衬娘家、咬牙坚持。一切的职场牺牲，不过是为了“让妈妈听别人说女儿没有嫁错”，他人的评价左右了福姬的自我价值认同。在自我奉献与牺牲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价值得以重构。同样，福姬也在“善良到连条虫子都不敢弄死”的他者评价与期望中，逐步建立起趋利避害、顺水推舟般的自我认同。这与曾经跟男孩子们一起抓蚂蚱、抓青蛙烤着吃的童年福姬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女性骨子里的男性气质也在男权社会的评价体系中，莫名隐匿。福姬的职场形象也随之变得愚笨憨实、软弱可欺，女性成为他者眼中的弱者形象，屈居从属地位。

二、金钱哲学下母爱的异化

“像狗一样挣钱，像宰相一样花钱”，看似老板的人生哲学，其实也是福姬的哲学，这一点连福姬自己也承认。十九岁的福姬在被强暴后，“依然能够抬头挺胸地从他的房间里走出”，与其说是因为有似乎能够保命、护身、复仇的铁盒子，不如说与清白之身相比，生死之躯更为重要；与肚子里的新生命相比，得到金钱更让福姬疯狂。

小说中没有过多地描写父爱，仅以福姬的视角，初次发现老板在晚年半身中风时居然也有与子女交流的渴望。福姬通常只把老板当成赚钱的机器，而自己仿佛是机器的背后操纵者与驱使者。

福姬对自己孩子的培养充满目的性，力求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到最优秀，渴望着哪怕只有一瞬间，“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为一株被滋润的紫荆树的奇迹和欢悦”。福姬记忆里的大学生如此俊俏而敏感，温暖而善意。然而，这样的一瞬间只有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惊喜转瞬即逝，遗憾随之而来，高贵细腻的表情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也没能复制，成为不可再现、无法超越的存在。为了将来能在自己孩子们的脸上见到那种表情，在福姬看来，要想不让孩子们受苦，要想把孩子们送到名牌大学，要想塑造孩子们高贵的修养，就要从小学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投资。在“没有钱是办不到的”这一金钱万能观之下，福姬不停地怂恿逼迫异常贪婪的老板赚更多的钱回来，无形中福姬已被曾经的异己同化，拜金愈演愈烈。母爱也随之演变为功利性的期待，所谓高贵修养的打造，不过是为了重温那一抹旧梦，抑或唤起身体里隐藏的令人陶醉的能量。

福姬意识到“想要在这个没有文化的家庭里培养出像那个大学生一样高贵体面的人，光有钱做后盾是不够的，想要登峰造极，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紧跟孩子们的读书步伐，虽也找到了自己想读的书，提高了自身修养，但主要是为了在讨论世事人生的时候，也能和那些普通大学出身的人有些共同语言，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可见，这种心态与做法也建立在他者的视角，并非兴趣使然的自我吸纳、精神与境界上的提升、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所以事与愿违——即便孩子们都上了大学，那个大学生的脸孔已在记忆中渐行渐远，期待中的成就感荡然无存，人性的美好与记忆的温存退却，内心涌出无尽的迷茫与悲凉。

晚年的福姬原本对孩子们一视同仁，直到二儿媳定下定期轮流探望的规矩后，福姬开始根据儿媳们的举动来区分对儿子们的好恶，恶毒而尖锐的表现除了偏爱的快感、模式化探望的排斥、孙子装模作样的表白，还有母爱的异化。

三、两性关系的冲突与幻灭

当福姬心目中曾经慷慨伟大的老板成为性的施暴者与占有者，福姬在这一遭遇下，并未选择逃离是非之地，而是逆来顺受，息事宁人，被动恭顺地迎合性欲旺盛的老板。以福姬为代表的女性对性侵害没有维权意识，将男权社会下蒙受的侮辱演变为榨取钱财和维系生计的手段。以老板为代表的男性则将床事的满足感与生意的成就感相关联。他们的性都与爱无关。

与大学生为福姬涂抹护手霜时，福姬的自我陶醉与欣赏相比，老板与福姬的一次次接触，让福姬觉得自己的身体肮脏恶心，偶尔感受到些许的快感，却会以静音方式抵抗，以维系自己最后仅有的一点自尊。在福姬看来，“像第一次那样”是绝望中挣扎的咒语，是不可修复之殇；在老板眼里，却是疯狂的满足与性欲的狂欢。福姬把自己比作“为了赚取一天口粮而筋疲力尽的苦工”，如同两性与金钱的交易。这便是两性关系的巨大冲突，是两性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

老年时，半身中风的老板依然无法按捺强烈的性欲，无论是要求福姬对自己下体的清洗，还是费劲心力书写“壮阳药伟哥”，在福姬看来，无比恶心恐惧。从女药剂师的难以启齿，到不知情的“开导”、不得已的“规劝”，对福姬而言，都是莫大的羞辱，足矣萌生杀意。在同为女性的药剂师看来，福姬不懂隐忍与节制，老年人的性显得非分多余，不合时宜。老板扭曲的笑意、痉挛的呼喊、扭曲的爱意如噩梦般如影随形。男权社会下的性别二元对立使人际沟通存在断层，性欲不等于爱情，误解终成宿命。

那个“善良到连条虫子都不敢弄死”的福姬，又有多少次拿出装有鸦片的死亡盒子？从“虫子”到“盒子”，亲切的福姬究竟是活在他人的眼中，还是将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里？生之念，一次次被唤起；死之意，一次次被复燃，在生死的抉择与抗衡下，进退两难。微小的死亡盒子如同人的生命个体，与宇宙的浩渺相比，又能激起怎样的涟漪？幻灭后的两性关系，释然而欢愉。“幻影中一个穿长裙的女人紧紧地搂住男人健硕的腰肢”，任灵魂自由凌空，以人生最高潮的瞬间冲破种种遗恨，刚柔并济中，摆脱屈辱，解放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束缚，俨然女性主义的乌托邦世界。

一抹心动，一帧记忆，于神殿中徜徉，恰如大学生与福姬；一番错爱，一帧记忆，从神殿到地狱，却是老板与福姬。挥之不去的是记忆，泯灭又重生的是人性。福姬的“亲切”充满反讽意味，表面上柔弱憨实，骨子里却精明功利、敢爱敢恨。社会中的两性不平衡现象以及女性的生存困境的突围，除了社会结合女性诉求融入更多的换位思考，东方女性自身更需要从自我觉醒与自我建构做起。只有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才能从性别的二元对立走向性别的多元化认同。正如余秋雨所言：“对艺术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让人们因苦恼而高贵”；“伟大作品的一个重大秘诀，在于它的不封闭。不封闭于某段历史、某些典型，而是直通一切人；也不封闭于各种‘伪解决状态’，而是让巨大的两难直通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