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军人魂”思想刍议

⊙吴 昌［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 浙江 临安 311300］

⊙李旭青［浙江省昌化中学， 浙江 临安 311300］

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人，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新儒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乃因儒家之道未行，而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核心”①，“应为一切改革之原动力”②。抗战之际，他指出：“国防论之最高峰，即为中国之军人魂。”③“军人魂”是张氏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学界对此鲜有涉及，故本文就此做相关探讨。

一、“军人魂”的提出

“军人魂”是张其昀基于儒家文化和社会现实所提出的思想。他看到“中国军队的腐败，中国政治的堕落，中国民族精神的消沉，以致中国的国防遂达到破产的地步”④，呼吁建立真正的国防，而“国防之可贵者，莫贵于精神国防”⑤；“军事胜败的最大关键，非系乎武器装备与兵数多寡，而实深有赖于精神教育的成功，民族大义的发扬”⑥。精神国防和精神教育重点就是“军人魂”，具体来说是以“智、仁、勇、信、严”五德为核心思想，既是国魂，也是民族精神。为什么提倡五德（军人魂）？他明确指出：“真正的武力实为一国之文化精锐。”⑦“实为培养民族精神之沃土，而为不可磨灭之精神遗产……永为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⑧。五德（军人魂）是能抵御侵略的长城，是可以战胜日本的，是“建国的根本力量，也是战争最有效的武器”，而“一切精神教育之真谛，不特为军人之仪表，亦为学风之正鹄”⑨。以“军人魂”塑造民族精神，又弘扬民族精神，建构精神上之伟力。将帅有了军人魂，“当战事万分危急之秋，能以一纸命令，鼓舞士气，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如长江大河，沛然莫之能御”⑩。在抗战之际，提倡和发扬“军人魂”（国魂），就是以儒家五德对国民进行精神教育，这是救国之出路。可以说，提倡“军人魂”意味着儒家文化的振兴及其现实价值之所在。他曾说，“中国之学术与政治，均将受军人魂之洗练”，此乃“中国建国精神最可爱的新辉”。[11]

二、“军人魂”：五德

在《中国军人魂》一文中，张其昀具体阐述了“军人魂”，即五德：智、仁、勇、信、严。五者相互包含共为“军人魂”这一整体而存在，缺少其中任何之一或有所偏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魂”。

军事学识和哲学修养统一为军人之“智”。这个“智”既具有儒家的德性，又具有实践意义内容。张氏首先指出“智”在军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军事斗争以“智”为上，军人要有全局和长远之“智”，这是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的凭借和保证，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人首要了解的就是军事学识，能善用有形力（如气候、地形、粮食等）和无形力（如军纪、士气、战略等）。在二者基础上，要能善以辨别（益辨）和判断（为断）。而正确的学识和知己知彼，就是要军人有“诚”，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如此“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12]。好学深思既是达到智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智的表现。张氏进一步提出，军事学识在外，具有哲学思想的军人，“虽纷纭交错，而是非不昧，虽瞬息万变，而清明在躬，故能独来独往，出奇制胜”[13]。一如阳明之学，军人当“心存万物”且“万事皆明”，这是圣人（军人）应有的道德修养，也是有智的内在依据。军人要能自觉选择道德的行为，不断提升道德能力（智），并发挥智，用知识、智慧去治理天下。智还是自知与知人的统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智”的要求，应有之义。无论是军事学识（博约）还是哲学修养（致良知）目标都是成就真正的军人；抗敌制胜，只是后者站在更高度上去规范前者。这里的“智”是“仁智合一”的，真正的“智”也已然具有了其他德性内涵特征。

仁，就是爱人、不嗜杀、喜和平、能舍生取义，有实现国家独立统一、民众安康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志士仁人（军人），可称得上民族英雄，也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战争的成败。首先，他对仁与智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智者必有仁”。有“仁”无“智”意味着不能辨别善恶是非，有“智”无“仁”则不能有大作为。战争不可避免会有伤亡，这与“仁爱”是冲突的，但真正“仁”的军人是不嗜杀、能宽待敌人的，这样的军队“所向披靡”。“仁”是从正面去爱护人，尊重生命；“智”是从反面（全局、长远角度）去对待人，消除妨碍成“仁”的一切，包括战争本身。“仁”与“智”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爱人和合乎道义的。进一步看，军人应不贪生怕死，要死得其所，合乎礼，才能算仁。张氏通过列举古今对“仁”的不同看法指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死以害仁。国家当危急存亡之秋，忠义之士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捐躯殉国，视死如归，愿牺牲个人以保障民族之生命”[14]。如此，“军人魂”就是要强调军人有“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于此，可看出儒家所重视的个人价值和国家责任感。这样，中国的抗战是仁义之战，中国军队乃是仁义之师，中国抗战为实现“仁”，中国军人皆可说有“大仁”之德。

勇，张氏称为“勇气”，是有“仁义”、有“智慧”、能坚持到底、有任重道远之感的勇气。有“勇气”乃“军人魂”内在要求和理所当然之事。张氏首先区分了“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小人的勇敢是没能正确认识到死亡的价值，而行为暴虐；士君子（有学问而品德高尚的人）的勇气，是合乎儒家之道义的，不屈服于权势，不计个人利益，在任何利益面前也不为所动。“仁”在先，“勇”在后。面对利与生死，真正的军人深知利害，不改意志，“能执其中而为正，任重致远，恪尽天职”[15]。真正的勇是意志一以贯之，能坚持到底，时刻保持坚定意志，毫不松懈，能越挫越勇。勇还是有“智”之勇。这种勇是内在的修行，非匹夫之外在之勇。内在勇与外在勇的统一才是真勇。真正的军人必须是那些亲自指挥、敢于上战场的人，这样的勇才是行军之高之原则，才能彰显“大仁”。这一切都需军人明辨义理，从平常做起，从精神和行动上引领士兵和军队。倘若将领和士兵都有这样的勇气，军队便能上下一心，融为整体，就是在物质武器不如敌人时也必能征服一切困难。最后，他再次强调了仁义、生死、勇力以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有礼义与勇力的关系。以“仁义”为基准，便能正确看待生死，生果敢之心，行果敢之勇，国家人格与民族才能存于危亡，渐而真正革命建国。

信，张氏称之为“信心”，分“对上为信仰，对下为信任，对友军互助互信”三个层面，以“仁”为基础，统一于“诚”以达到“和”（军队上下一心，团结）。[16]张氏强调“信”的内在精神规范忠（心）与外在行动（信）的统一。信由忠（心）出，忠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情感和具有真诚自觉性，这是军人“信”的基本精神和目标。“信”我们也可理解为“忠心”，合乎人本心本性的“忠”与儒家“仁”以本心本性为基础是一致的。言与行相一致，就是“信”，“忠”与“信”的统一则为“诚”。实质上，就是军人通过人心修“诚”转化为外在的“信”（军纪）。“信”其实就是典型的儒家诚信观作为一种心性伦理，作为“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之道，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17]就是要做到军事训练与精神教育相结合，要使军队有进取心、创造力、奋发有为，富于攻击精神，有判断力。治军时，军人要有真诚言行，言可信，任用人要信任他们，不能起疑心、有疑虑。同时，军人要抚恤部下士卒，这重在真挚诚恳，这也是“仁”（爱兵）的表现。对于友军也应以和为贵，以诚待人，平恕待人。如此，军队间能协同、持久，越战越强，转败为胜。

严，即在儒家纲纪学说框架下的“严”，在这里就是军纪，是内在自觉的纪律精神和外在纪律规范的统一。使纲纪（军纪）严，就是要使其合乎“礼义”，这与“信”的目的是优良的军纪一致的。“严”要有法度，法令作为行军治军的规范，但更要有内在的自觉性和自我约束，能够敬畏军纪，才能达到军民合作的目的，才能动员民众抗战。纲纪的确立首在明赏罚，并能坚决执行、公平对待，才能取信于全军，团结一心。对于功过，军人赏罚要分明、有度、合宜，不可一概而论。这样将帅才能获得威信，军人才能行军纪，克敌制胜。这二者之“严”都可归为要求军人遵守外在之“礼法”（军纪）。此外，还要有内在之“礼法”（军纪），让军队感受到仁和恩信。这是将领对部下严格要求之下的关心和爱，无论要宽严相济、宽严爱憎、好恶赏罚，均应源自人内心至诚无伪的仁爱之心，也与军人仁、义、勇、信等的内容是相契合的。军人之“严”还应“质朴”，这为军人本色。此为要求军人内在品格修养和外在行动的持久性，具体点就是在意志层面，持谦虚之精神、克制自身可能带来的欲望和冲动，以防触犯军纪，具有明显的自抑性。

三、“军人魂”的本质

“军人魂”是与儒家精神实质“内圣外王”相一致的，实质上就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转型，即“新儒家”所指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内圣外王”所注重的是内与外、圣与王、身心修养与经世致用、精神境界与建功立业的统一。张氏的“内圣”就是通过“智、仁、勇、信、严”之五德提升军人品格，以发挥民族固有的“军人魂”。五德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而智乃是核心，其每一种品德都必须联系其他品德才能尽显其义。“外王”就是通过实践将“内圣”用于实践，即抵抗侵略，完成中国革命。而“内圣”与“外王”统一基础就是五德，五德是前提，途径就是教育（精神教育），方式就是社会实践，目的是“平天下”，即抗战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不过“军人魂”更多的是对高级将领、军队统帅的要求。“内圣外王”者，“要有高深的学问，高尚的道德，和自由的思想，创造的精神，故其人必兼资文武，执笔执剑同为一人，一面尽力喻中国文化之复兴，一面尽力喻军政制之改革。渺然一身，于战场为勇士，于书斋为儒家，时而驰驱于血瀑魂风之警，时而沉酣于高文典册之中”[18]。这并不排斥普通民众的地位，只是将高级将领摆在更突出的“楷模”位置，将其作为民众精神的引领者和追求的目标。

①③④⑤⑥ 张其昀：《张其昀先生文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版，第553页，第 5479—5480页，第 5320页，第1799页，第5522页。

② 张其昀：《教师节与新孔学运动》，《时事公论》1932年第15期。

⑦⑧⑨⑩[11][12][13][14][15]张其昀：《中国军人魂》，《杂志》1939年第3期，第34页，第37页，第34页，第37页，第5479—5480页，第34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

[16][17]丁原明：《儒家诚信观及其在当代的运用》，《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36页，第47—48页。

[18]张其昀：《国防问题丛谈》，《中央时事周报》1933年第3期，第11—12页。